大理的脉络
《大理文化》杂志 2021年3期 作者：王峥嵘
三十年前，大理在绝大多数人想象中还是偏远的蛮荒之地，是密林和毒虫的自由天堂。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云南和大理本地的考古工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大理的历史认知已经逐渐有了定论，脉络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大理这个名称
大理是地名，也是国名，从历史上说，国名出现在前，地名出现在后，也就是说，当大理成为地名的时候，国已经不在了。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国名的时候，地域广阔，而当它成为地名时，所涵盖的面积已经不大。
大理这个名称存在有一千多年了，它从何而来呢？有些学者说是最早来自于南诏国世隆王的国号“大礼”，到段思平建国时参考了，改作“大理”。以段思平的聪明智慧和雄才大略，加上他的丰功伟绩，他不可能去参考世隆的“大礼”这个国号，理由很简单，世隆是什么人？作为南诏国的第十一代王，世隆已经和皮逻阁、阁罗凤他们完全两回事了，横征暴敛不说，还到处侵略人家，打了四川打贵州，打了缅甸打越南，与唐王朝的关系也极度恶化，唐朝直接就不册封他也不承认他。你想嘛，你取个名字，竟然一次性地用了唐王朝最英明的两个皇帝的名字，唐太宗叫什么？李世民！唐玄宗叫什么？李隆基！也太欺负人了！所以段思平不可能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与世隆沾上半点关系的。可以相信的是，段思平在建国时，大理地区经历了南诏国后期的腐败以及短命的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个民不聊生的政权后，是决心以大治理来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所以“大理”应该是大治大理、调理各方、开拓创新的意思。
有些人牵强附会地说，“大礼”和“大理”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只是用的字不同罢了。在少数民族语言流行的地区，你以汉字和汉语的发音来解释名词的来由，不合逻辑。相反，如果你以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和汉字的记录来说明问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比如：洱海（不是现在以讹传讹的形状像耳朵所以叫洱海，而是白族话以前把洱海叫“矮稿”，就如下关白族话叫“矮国”一样）。当然，民间还有个传说，说大理这个名称，是当年段思平和段思良两兄弟被杨干贞的部队追得无处躲藏时，被江尾一带的白族渔女所救，渔女告诉段思平，我救了你后，你可以立国的，希望你建立国家叫“大理”，今后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国强民富。段思平被救后果然立国，所以把国名定为“大理”。这当然是个民间传说或者故事而已，但它透出的是大理国在建国时的民众基础，也就是说，它是人民拥戴的。
大理做为国名时的地域范围要比做为地名时的涵盖范围大得多。尽管大理国的疆域远没有南诏鼎盛时那么大，也根本不可能占据到“四川贵州一部分、缅甸越南北部”之类，但也宽广到除了吐蕃势力范围外的几乎云南全境。西汉时曾在今天的祥云一带设有云南县，所以在元以前，史书上说的云南一词，一般都是指大理国的范围，而在元以后，云南是指云南行省，大理指的是大理路（明代是大理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理就是指大理专区、大理州，现在在大理人口中，大理就直接指大理古城。
有文字记载前的大理
这个得分两个方面讲，一个是没有人类出现之前的部分，一个是有大理先民出现之后而文字还没有出现之时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关键词是“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和“大理冰期”。
大约距今3000万年前，从南方大陆分离出来的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不断与欧亚大陆碰撞和挤压，在两个板块交接处，陆地不断隆起，不仅产生了地球上的制高点珠穆朗玛峰，也生成了地球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屋脊由西向东缓降，就如人额头上的皱纹一样，一道道的褶子，其中比较大的一道褶子就是横断山脉，横断山脉延伸到苍山之后，就突然掉下去了，褶子都变得细而淡，所以，苍山又被称作是地球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屋檐。这就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大家都知道地球经历过三次非常漫长的极寒期，全球被冰雪覆盖，当然这都是因为太阳的光辉照不到地球上，温暖没有被我们的星球感受到。这中间有过短暂的好时光，比如恐龙成为霸主。后来到了人类刚刚出现时的第三冰河期的“第四纪冰河期”，一直延续了两百多万年，这个时期，除了人类的始祖外，地球上的生物中，有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猛犸象这个大动物，这个是现在全球禁止买卖象牙之后成为很多文玩爱好者的替代物的生物种，它们消失了，人却在进化中不断走向新时代。这个冰河期一直持续到距今七、八万年前，活动的主要范围缩小到苍山山脉一带，所以被叫做“大理冰期”。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一直到“大理冰期”，苍山一直在上升，洱海一直在下降，从苍山到洱海之间的斜坡，一直在变长，坡度变得越来越缓，洱海水一直不断下降，斜坡露出水面成沃土的面积越来越大，然后，和我们现在的人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一群人在两只吉祥的白鹤的带领下，在斜坡上拓土开荒，定居下来。这个就是大理创世纪的传说“白鹤拓疆”了。
考古验证和科学实证表明，“大理冰期”随着时间的流逝，冰雪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小，但冰期并没有结束，只是不断向苍山上退缩而已，有碳-14测定表明，苍山顶上的冰碛最后一层的年代是距今1200多年前，也就是說，“大理冰期”最末可能延续到南诏国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苍山顶上的白雪时，心中总是充满敬畏，在形容它们的时候，用的词句是“亘古不化，经夏不消的古雪”，而玉局峰和马龙峰顶上的古雪总是有白云相陪伴的，那云我们叫作“神云”。就是因为有了苍山的古雪，洱海才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注入，也才清澈透亮，如明珠般镶嵌在彩云之南的这片神奇之地。
第二部分的关键词是“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洱滨人”。
剑川有个象鼻洞，宾川有个白羊村，这两个地名近几年越来越出名了。因为考古发现的不断出新。所谓的“石器时代”，通俗意义上是指开始出现人类，人类在某个地区进行生产和生活，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所指的是那时候的人用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的，用树枝与野兽打架，用石头砸坚果，石头是地上随意捡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类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会使用工具，而这个时期的工具，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所以是旧石器时代，而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在生产生活中，一些聪明的人开始把天然的石头敲打磨制成小薄片，用来割东西，或者把敲打成尖状的石块绑在树棍上去刺杀野兽，这时候就是新石器时代了。人开始动脑筋发明创造了，人类文明开始有了萌芽。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开创了云南田野考古调查先河的吴金鼎等人就在苍山缓坡上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期人类的活动遗迹，证明在一万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之后，至少在五千多年前，这些人已经开始用打制的石镰割稻穗，用骨针织渔网下洱海捞鱼了。在剑川甸南镇合江村象鼻洞发现的那些被人用过的纯天然的石器，证明这是旧石器的中晚期，距今一万多年，离它不远的东边，在剑湖边，则是闻名中外的海门口，这个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四次大规模发掘（到现在其实是进行了七次，最近三次是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由云南省考古所和四川大学共同进行的，范围更广但是是对前四次的深度拓展），证明不仅是新石器时期人类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且有大规模的干栏式建筑，有大批打制石器、陶器、骨器等，有稻种，有青铜器，年代大致2500至3000年前，与它呼应的，是洱海东面银梭岛贝丘遗址和再往东的宾川白羊村遗址的大量新石器时期器物的出土，也都有相关的青铜器以及炼渣、铸范，证明洱海流域在这个时期普遍进入了青铜初期，文明曙光初现，而在此再往东的祥云大波那青铜棺的出土，以及云南最出名的两个青铜考古发现地——楚雄万家坝东周古墓群（铜鼓）、玉溪江川李家山（牛虎铜案）（晋宁出的是滇王金印），都与大波那时代相仿，这时候是中原的战国时期，2500多年前。这样看来，自西往东，从剑川的象鼻洞经海门口到洱海至宾川再到祥云、楚雄、玉溪，云南本地人类活动及文明初创期的轨迹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候，山高水长，交通阻隔，作物物种乃至青铜冶炼术，都不可能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应该是本地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摸索出来的，而现在已经确定的在海门口生活的“洱滨人”与在祥云大波那生活的“昆明族”都是当时的本地土著，在云南之西这一小范围内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发展，人员的短距离迁徙是会存在的，所以，结合历史学家和民族文化学者的研究提出的“昆明”是“昆弥”，“昆明蛮”是古白族语“苟弥苴”（白族语：临水而居的人）的发音的说法，在苍山洱海范围内当时生活的人，统一称作“洱滨人”是较为恰当的，尽管初期在剑湖边生活的人和洱海边生活的人以及在祥云坝生活的人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但后期在往来的过程中，有交集和融合后，在西洱河畔的人群，被认定为“洱滨人”是不突兀的，也由此，后来说的“洱河蛮”被确定为苍山洱海间的土著，是科学的。
当然，从这些推断中，如果要我们对今天大理本地的白族先民以及本地的彝族先民的来源作说明的话，流行的那四种来源说中，我们基本认可的是本地原住民与外来人融合后发展起来的，而纯粹说的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过来、中原汉族充军流放而来、印度和吐蕃辗转而来等，都是不太合适的和牵强附会的。
汉武帝设叶榆县之后
我们多数人都知道，大理在西汉时叫叶榆县，洱海曾经被记载为“叶榆泽”。当然，我们很多人还知道，汉武帝时在大理设了县，有云南县（现在的祥云一带）、比苏县（现在的云龙一带，据说这个名称是白族话，因为那时候云龙井盐出产量大，盐在白族话里叫“比”，咸叫“苏”）、邪龙县（现在的巍山、南涧一带），也就是说，按历史记载来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云南特别是大理，早就归入到大中华的版图里了。
那么，为什么在那样交通阻隔，西汉政权根本顾及不到的时代，汉武帝就已经在云南在大理设置县级的行政机构呢？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张骞的一句话。张骞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我们好多人小时候就耳熟能详了，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感谢他从汉代就开始带了那么多的西方物种来，让我们能吃到很多异域的美食。特别是我们云南人，现在我们这里出产最多的比如核桃、蚕豆、葡萄、石榴，还有吃多了头会晕的麻子，当然还有芝麻、苜蓿等等。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在两汉时代，刘邦和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但从历史影响上说，他甚至超过了开国皇帝刘邦，毛泽东的词“秦皇汉武”里是把他和秦始皇、唐太宗、成吉思汗并列的，他除了国内治理异常出色（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类，还有好多人知道的那个卫子夫大美女，还有卫子夫的弟弟卫青，还有少年军事天才霍去病）外，对外扩张，把新疆一带包括现在的中亚许多地方纳入到汉王朝的统治范围内，全力抗击匈奴，这些其实都为后来盛唐时期中华版图那么广大，胡汉交融，文化交流共生共存共发展打下了最根本的基础。最近，学界出现了一种观点——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印度一样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秦始皇和汉武帝，是他们一直以来不间断地向北和向西的战斗，把彪悍的游牧民族远远地拒之于国门之外，在中华文化还没有完全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时候，坚决地抵制了外来文化的入侵，当大一统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成为最具凝聚力的精神力量的时候，浸入到每一个华夏人的骨髓里的时候，任何外来的民族，即便它在形式上完全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的时候，在文化的推行、统治制度的建立上都只能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否则，无法凝聚人心，也更谈不上有效地运行国家的治理。比如“五胡乱华”时期，乃至元清两朝，甚至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以及后来的大半个中国完全沦陷时的抗战时期，中华传统文化都把中华大地上的人，从心理上从骨子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的，拥有着灿烂的古恒河文明的印度，就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在最早期深度的入侵，完全彻底地打乱和打破了它的文明体系，所以，从孔雀王朝开始，直到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印度文化，一直被吞噬和异化，变得不伦不类，他们最早的文明成果，在后来，都只能从流入国转口返回来到流出国，大家都知道的，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的泰姬陵，是伊斯兰建筑，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和起始点。所以我们说，文化，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鲜明的最有个性的象征。
刘彻把匈奴打得东奔西窜，为了让匈奴无处可逃或者只能向北逃，他决定派人去西域进行沟通，让他们要么归顺大汉王朝，或者至少与汉朝交好，同意不让匈奴逃到他们那里去，于是他招募了张骞，封他为“博望侯”，到中亚一带去做大国外交。结果是张骞回来后，对刘彻说，他在大夏（今天的阿富汗）见到了来自四川一带出产的布帛和竹杖，据说是从身毒国（印度）来的，也就是说，在民间已经有了一条商道，就是从蜀地四川直接到印度的。张骞就建议汉武帝，说这条路虽然崇山峻岭、崎岖险峻，但是比较稳定，不会受军事的变化而中断，最好由朝廷开辟。于是，汉武帝就在西南下力气进行统治，设了益州郡，在益州郡下设了叶榆、比苏、云南等县，标榜汉王朝对这片区域的主权。当然，他还真的派了县官去，县官的作用也不是后来元代后实行行省制后真正的管理地方，而仅仅就是开导当地土著，实行汉文化的教化，与地方权贵结交，让他们听从汉王朝的统治。而地方土著和权贵是有时听有时不听，所以这条西南的丝绸之路，从来都没有成为官家之路，是民间之路。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比较自豪的马帮文化，实际上就是这条一直属于民间的路成了大理人对外文化和贸易交流的主要通道。当然，大家不要仅看到喜洲商帮带动起来的那“四大家八中家十六小家”的富庶，从那首古民谣“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中看出，开辟这条路，很多人是受尽了苦难的。而在这条路上行走的商人，人人都是经受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的。一如南丝路和茶马古道是官方倡导和支持开通的，却一直为民间的所有的商道一般。尽管远在汉代，云南和大理就被中原王朝设置了宣示着主权的郡县治所却一直没有能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一样，大理，一直都是游离于王朝之外的。苍山洱海内外的广大区域，地方强悍的头人们该打仗的打仗，平头百姓该打渔的打渔，山上的人该打猎的打猎，坡地上的人种着地晒着太阳，日子一天天或平静或混乱地过着。当然，东边的王朝有时候不太忙的时刻，也会想到这个地方，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已经认定了这个地方是中华大版图的一个部分。于是，诸葛亮过来七擒七纵了孟获，北魏郦道元寫《水经注》的时候，也能够很精确地写下了我们凤羽鸟吊山的方位。及至隋唐时代，中原王朝的文武大臣们也知道和吐蕃打仗的时候可以把南诏作为一个过渡地带，甚至作为一个屏障，他们双方都进可攻退可守，留下南诏在夹缝里自生自灭，自求多福，自求观音保佑。
南诏国和大理国
先说说这个“诏”字。很多外地人认识这个字，基本上都是因为那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我们云南人特别是大理人，认识这个字，都是因为我们有“南诏”，这个我们发自内心的引以为荣的代表着西南边陲古代辉煌灿烂的文明的地方政权。
那么，这个“诏”字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小国”或者“部落”又或者是“城郭”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倒是没有多少问题。但现在我们如果从白族话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基本认定这是白族话的汉字音译。我们都知道，六诏时代，除南诏外，最出名的一个诏叫“邓赕诏”，也就是火烧松明楼的女主角白洁夫人（后被民间奉为慈善夫人）所在的那个诏，地点就在今天的洱源县邓川坝子一带。在白族话里，“邓”是豆子的意思，代表各类的豆子，“邓赕”的“赕”，在白族话里，指的是野外植物生长得很茂密的田地，“诏”一方面，在白族话里是指山中的平地，同时也是形容词，指果实累累，比如说我们云南话说的梨很结，用白族话说就是“叙利诏”。而邓川坝子，自古以来，都是大理地区以蚕豆和大豆种植为小春主要作物的地区，产量高品质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所谓的“邓赕诏”的意思其实是指“豆子生长茂盛的田野”，同样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诏”，在大理一带，指的是“作物生长茂盛的山间田野”。
说南诏国和大理国，我们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叫史万岁。
前面说过，在汉之后，包括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一带都是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化外之地。黄河长江流域的君主们忙于内战和抵御北方的民族，基本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个地方，偶尔会派人或者派兵来一下，也是很快就回去了，所以这里都是“强龙”与“地头蛇”的天下。到隋朝建立前后，从中原地区移民过来的一个爨姓家族已经在云南经营了四五百年，大致上已经算得上是统治起了云南，而且分为东爨（昆明、曲靖一带）、西爨（楚雄以西的大理一带），不向中原王朝称臣，当然也不会纳贡，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到隋炀帝杨广时代，这个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血统的暴君看不下去了，恰好这时候他那里也算是比较安定，他不仅有时间修大运河，去江南游乐，也有兵力可以使唤，就决定派一叫史万岁的将领，带兵去云南打姓爨的这个利益集团，重点打西爨。从今天的大姚姚安一带一路打到下关西洱河一带，可以说是把爨家在云南西北部的势力都打散了打乱了，洱河一带的被叫作河蛮的部落们（差不多都是白族和彝族的先民们）都投降了，有一部分甚至逃到了东爨（后来东爨三十七部拥护段思平建立大理国，这中间肯定有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过去的人的后代吧？），杨广算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历史上把这个过程叫作“史万岁南征”。但是，结果大家都想到了，隋朝的兵一走，各部落各就各位，依然像原来一样。有一点变化是，西爨势力的退却，让当地的部落加快了兼并的步伐，一些大的群落开始吞并一大块一大块的地盘，我们后来要说到的六诏，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壮大了。
隋朝灭亡得很快。到唐的时候，中原的统治阶层总结隋的经验，认为化外之地要为我所用，不仅要在武力上征服，更要从心理上从文化上去感化，还要从行政治理体制上去管理。于是就把史万岁时俘虏的爨家首脑放回云南，让他继续代表唐朝管理云南，同时还派了个有文化有见识的文人大臣去洱海流域宣扬唐的文化和恩典，当地老百姓还真的被这个叫韦仁寿的人所感化，纷纷表示归顺，韦仁寿借机在洱河流域一带建立起唐朝的管理机构，设七州十四县，任命当地的豪强为刺史和县令，以夷治夷，从此云南一带年年向唐王朝进贡。
这个时期，云南西北部的吐蕃突然之间崛起。它的势力范围北到突厥，南到婆罗门，西到阿富汗，东到川西，成了唐王朝最大的心头之患。而且，于吐蕃来说，势力范围尽管广大，但都是地广人稀的资源稀缺之地，只有向东向南发展，才是好地方也才是好出路。从此，洱海流域成了吐蕃和唐胶着之地、是非之地。南诏的历史，从军事和外交上说，其实就是不断地与唐和吐蕃周旋的历史。吐蕃为了向南扩张，牢固地控制了今天的迪庆一带，并在维西的塔城建立了神川都督，还在那里的金沙江上建起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铁索桥。以此为基础，攻打下了洱河流域的各个地方政权，让白蛮乌蛮称臣纳贡。而唐朝为了节制吐蕃势力的扩张，也同时向洱河流域渗透，支持南诏统一了六诏，还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这段史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就不多说了，只想说的是，在涉及这段历史时，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在大理地区的民族学者中都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心理问题，因为大家心中认定的南诏是彝族的，而邓赕诏、浪穹诏等是白族的，南诏统一六诏是否是正义的？是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或者说是非正义的战争？十多年前上海越剧院的院长李莉受邀帮大理写作白剧剧本《白洁圣妃》的时候，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在剧中设置了皮逻阁统一六诏的正当理由——洱河地区的统一，就是为了今后我们内部之间从此不再有战争，也是为了从此以后我们能整体地一致对外，在吐蕃和唐中间谋求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应该说，剧作者的这种设计是站得住脚的，历史发展的走向也确实是如此的。南诏大理国之所以在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在不断的战火中能让这一片区域实现生产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这与区域内的统一是分不开的。而且，现代的民族文化研究者们是钻了牛角尖的。什么白族彝族的，那个时候，就是部落，是分布在不同区域内的洱河流域内的居民。如果你非要说南诏王是彝族，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大理地区的风俗，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大理坝子里的白族妇女会相邀着到巍山去“接金姑”，“金姑”是谁？是张乐进求的女儿，三公主，是南诏第一代王细奴逻的媳妇，那么，第一代王之后的那些王，是不是既有彝族的血统，也有白族的血统？
民间有个传说，南诏在统一六诏前，是以阴谋召集其他五诏的诏主去巍山一起欢度星回节为由头，来了个火烧松明楼的把戏，那也成了大理地区“火把节”传说的主要故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火把节”是白族人和彝族人的民族盛大节日，也知道两个民族的这个节日时间不在同一天，问我如何区分，我说很简单，南诏王火烧松明楼的时候，是彝族人的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我们的白洁夫人是第二天下午才得到消息，也才带着白族群众举着火把连夜赶到巍山去找寻丈夫的遗体的，所以白族的是第二天（农历六月二十五）过火把节。这个说法不准确，但可以让大家通过传说的事件来记得两个民族过节的不同時间。当然，我是从情感接受的角度，想向大家表明，我还是很愿意相信这个火把节来源的传说的，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所负着的关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社会人类学的要素等等，都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思考。
白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通俗的说法就是在白族地区，当社会发展到即将出现文字的时候，汉文化已经进来了。当地人发现汉字非常先进，就放弃了自己创造文字的想法，用汉字来做为记载历史和事件的文字。由于那个时候，学习了汉语并且会用汉字作文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所以对当时的历史作记录的情况也就不多，加上时间的流逝，再加上战乱的情形，除了少量的碑文外，如今几乎找不到南诏国和大理国官方的文字记录。当然也有人说这种官方的记录肯定是有的，因为南诏所施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仿唐的，那么它的文字记录工作也肯定会学着唐朝一样做的，不管多少，总会有一些，只是不知道遗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像南诏王陵一样，找不到了。也正因此，所以造成了现今研究南诏国历史的典籍很少，从中国王朝的正史中，仅在《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少量的记载，甚至在《宋史》里，对大理国的记录也是和西夏一样放在外国篇里有零星的记载。在大理本地，多数学者研究时必须读和用的书就两本，一是《白国因由》，二是《南诏野史》，而这两本书，一个以神化传说为主，一个以民间传闻为主，都不能真正地做为实证。当然，在流传千百年的故事中，多多少少地可以知道一些历史的真相。比如，为了说明南诏国立国是正当的，就有了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的故事，还有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传位给细奴逻的故事。现在的白族文化研究学者中，有一部分人认为，白子国是白族最早的国家，而且认为，就像细奴逻被奉为彝祖一样，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白族的始祖的话，张乐进求比较合适。所谓的白子国，传说中是天竺国的白饭王的后裔仁果，到白崖（就是现在弥渡的红岩一带）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头人，汉武帝封他为王，号白饭王，国家就叫白子国。到仁果的第十五世孙龙佑那的时候，逢诸葛亮南征经过，就封龙佑那为酋长，还赐给他“张”姓，国号建宁，一直传到隋唐时代，张乐进求为白子国国王，被太上老君点化了（另一个传说则说的是被观音菩萨许诺成王）的细奴逻受张乐进求所邀在铁柱庙祭天，一只金色的大鸟飞来落在细奴逻肩上，白王张乐进求认为这是天意，就把女儿三公主金姑许配给细奴逻，同时逊位给细奴逻。尽管这些都是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的传说，但从中可以看出来，白子国应该是存在的，张姓可以算作是白族最早的大姓，南诏国也好，大理国也好，那时候不存在什么这个是彝族政权那个是白族政权，就是一个地方不同的部落的人相互团结合作结盟，就成了一个新的大理部落或者国家。
其实，很多学者都提出过一个相同的研究南诏国大理国历史的途径，那就是从吐蕃的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相关记载，大家都说，除了和唐和宋的关系外，南诏国应该是那个时代和吐蕃关系比较密切的，在吐蕃的历史文献中，肯定有很多关于南诏国的记载。甚至到大理国时，尽管那时候吐蕃已经不再有向外扩张的实力，但从民间交往、商贸往来、宗教交流等等方面来说，大理和吐蕃之间就没有中断过联系，相应地，文字记录一定不少。如果能从现存的大量藏文典籍中认真寻找，会有大惊喜和大发现的。这个想法没错，路径也正确，可惜的是没有人可以走，因为要走这条研究之路的人，至少，一是必须精通古藏文，二是又要精通汉语，即便如西夏一般，有文字，但已经没有人懂。李元昊当初在西夏国创造那个很漂亮的文字的时候，应该是想把自己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流传百世的吧，可惜，一如戈壁上的那个斑驳的王陵土堆一样，正一点点地随风飘散着。
云南历史上或者说在史籍里说到有两个铁柱，大家要分清楚。金色大鸟落在细奴逻肩上的传说的那个铁柱叫南诏铁柱，现在还在弥渡的铁柱庙里立着。另一个在大观楼长联里说到的“唐标铁柱”的那根柱子，现在找不到了，它也是个铁柱，是唐王朝与吐蕃交战时，一直从姚安打到西洱河畔，从西洱河畔打到剑川以北的地方，把吐蕃神川都督府建在漾水和濞水上的两座铁索桥都烧了，所化的铁水干脆就铸了个柱子，立在漾水河畔，以示权威和地界。现在有些学者说这个铁柱遗址就在现在的漾濞縣城南的金牛村一带，不管真假，这个“唐标铁柱”的柱子在历史上是应该存在过的。
南诏统一六诏之后，很认真地审时度势，与吐蕃和唐王朝周旋，皮逻阁被册封为云南王的时候，他还把女儿嫁给吐蕃王的儿子，生下的孩子，还成了吐蕃的太子。和大理国时代不同，南诏国所在的时代，唐王朝比较喜欢打仗，吐蕃又一心一意要向东向南扩张，所以南诏国为了生存，必须也必然要依附于强大的一方，在唐朝没有把吐蕃的势力真正地逼回到藏区之前，特别是天宝战争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诏是依附着吐蕃的，藏王还封皮逻阁的儿子阁罗凤为东帝，号赞普钟（也就是藏王的兄弟的意思），南诏王阁罗凤的年号都叫赞普钟元年，那个时候，整个云贵高原都成了吐蕃的势力范围。到公元796年，吐蕃的势力被唐王朝彻底逼退到丽江迪庆一带，南诏国才真正脱离吐蕃，完全归顺唐朝，这个时候，南诏已经被吐蕃控制了整整125年。
南诏归唐的标志性事件是“苍山会盟”，现在会盟时的重要场所苍山神祠还在。在归唐之后，南诏迎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借着唐王朝指派它平定东爨叛乱而东爨内部又矛盾四起，爨归王遗孀阿姹请求阁罗凤帮助调停的大好时机，南诏国迅速平定并占领了滇东地区，同时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张，现在的昆明城只是南诏国的拓东城。现在的保山，还被南诏国迁了二十万的白蛮人过去。到后期，南诏国的版图已经有现在云南省的三倍还多，北到四川境内，东到贵州的遵义，南到印度的比哈尔邦，南到越南、老挝、缅甸境内，可谓独霸西南。
岔开话题说一下“爨”。在现在的曲靖，最出名的是爨碑，因为这里是东爨的核心区。爨碑有两块，一块叫爨龙颜碑，在现在的陆良县彩色沙林西南面的薛家堡，另一块叫爨宝子碑，在现在的曲靖一中。是魏晋南北朝时的碑，上面的书法字体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一个重要样式和实证，被誉为书法中的神品。爨碑上的字体现在被称为爨体，这可以算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这么多年看各种书法字体，个人认为作为碑刻体，最好的最值得让人细细品味和琢磨的，应该是爨体，每个字，每个笔画，粗看都是笨笨拙拙的，再细细一看，那种力道和天然的东西，让你体会到大巧若拙或者巧夺天工或者道法自然等等意境来。大家如果去过云南省博物馆新馆，大楼上的 “云南省博物馆”那几个字就是典型的爨体。从碑体的角度上衡量，我认为比颜体好，厚重、质朴和自然的同时，还有一点点的灵动。爨碑现在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般情况下是不让人看的，据说很多年前，有些人是可以去拓片的，现在这只能是个梦想了。
在南诏国的十三代王，237年的历史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和掌握的有这么一些事——
首先是六诏的统一，这是大理这一片区域迅速发展，文化很快融合，并与南来北往的文化融合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奠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厚基础使大理地区能够到明代时都可以算作是云南文化中心的要件。
二是南诏国的都城遗址图城、太和城、羊苴咩城、大厘城以及后来修筑的护卫国境的龙首关、龙尾关、三阳城等等，遗迹都是看得到的，让我们现在都能想象往日的恢宏，特别是我们现在依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传到现在的千寻塔、石宝山石窟雕像。文化的力量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壮阔。
三是汉文化的全面进入，让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大理地区甚至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成熟、文化繁荣、军事进步等等全面提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整体上说，南诏时期，不仅官方通用语言是汉语，各种制度和场面上的处理方式，都是仿照唐朝的。南诏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仿唐性、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多源性。正是这些特性，让大理文化，从南诏开始，就充分地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特质，大理也才能在以后，被称作“文献名邦”，也才能成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阁罗凤从四川带回来的汉族县令郑回，被他任命为清平官（相当于宰相），从此，王国的所有行政架构都学了唐朝的，军事和外事的策略也学了唐朝的，王城的规划和建筑，民间村寨的建筑都学习了成都等地的先进技术，田野的耕作方式、作物的选择等等，都学习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经验。大批汉地的工匠的引进，一下子把苍山洱海间的手工技術水平提高了多少代等等。最典型的，就是郑回在天宝战争后，为阁罗凤写的那个流芳百世的《南诏德化碑》碑文，更显示出了南诏国里官方的文化已经几乎等同于中原王朝了。
四是天宝战争后，战败的侵略者李宓被奉为西洱河两岸百姓的本主。它很深刻地揭示了大理地区白族民间的本主崇拜的本质。结合对大黑神被奉为本主，白族民间神话传说中的斩蟒英雄段赤城被奉为本主，凤羽白米村一带的樵夫张宝君（国王的三公主倒骑牛选婿）被奉为本主等等一系列白族本主的故事中，可以深刻地理解白族的本主文化内涵，也可以相对明确地体会白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内核。白族的本主，简单地说，就是“食人间烟火的神”，祭祀本主的时候，要宰公鸡供奉，讲究点的人家，还要供猪头猪尾，也就是说，对待本主，白族人是自己吃什么，也就给本主供什么，把他当作家里人一般，平日里有事无事，都会去本主祠磕个头，向本主报告一下，遇上家里有事，事前会去报告，事后还会去报告，比如要栽秧了，会去点个香报告一声，栽秧顺利结束了，一大家子会去本主祠杀鸡点香报告本主，为他的保佑表示感恩。白族地区是没有城隍庙的，所以本主还承担起了连通阴阳的职责，家里有人去世了，安葬后，要专门去本主祠烧香报告，请本主帮忙给逝去的人在阴间上个户口。
五是南诏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南诏和唐、吐蕃交往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唐高宗到唐玄宗时期，南诏依附唐朝并逐渐壮大及至统一六诏;二是唐玄宗听杨国忠等的谗言，发动两次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叛唐依附吐蕃时期;三是苍山会盟后南诏与唐与吐蕃都和平相处时期;四是南诏吞并东爨地盘后所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时期，这个时候南诏和唐朝是时和时战，不安定的动荡时期。当然，这个时期的最后结果就是同归于尽，都被自己国内的重臣灭了国。南诏国的君主，细奴逻是开国之君，最出名也是最具丰功伟绩的是皮逻阁、阁罗凤、异牟寻，此后有一个人也是值得大家认识一下的，就是丰佑，他是十三代王中唯一一个没有用父子连名的人，他的王位也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是从他哥哥劝利那里得到的，而劝利又是从他哥哥劝龙晟那里得到的，他们共同的父亲是寻阁劝。丰佑很有想法，也想重振国威，但为时已晚，大理五华楼（不是大理古城内的那个，是羊苴咩城内的那个）是他建的，大理三塔中的大塔千寻塔也是他建的，他还送了大量的南诏年轻人去成都学文化学手艺，最高时达到上千人。但这个时期南诏已经进入衰败期，丰佑也是无力回天的。公元902年，写《南诏德化碑》的那个郑回的后代子孙郑买嗣，他也是个清平官，在五华楼下杀了南诏国最后一个国王舜化贞，同时还一下子杀了蒙氏王族八百多人，南诏，被自己的重臣灭国了，五年之后，唐朝也被自己的重臣朱全忠废了。
从唐灭到宋立，中间有个短暂的混乱时期，那就是五代十国。同样的，从南诏国灭，到大理国立，中间也有个短暂的混乱时期，三十多年的时间，大理地区先后出现了三个政权——一个是郑买嗣灭南诏后，建立了大长和国，26年后被自己的剑川节度使杨干贞灭了，立洱源人赵善政为皇帝，建大天兴国。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杨干贞干脆杀了赵善政自立为王，建了个大义宁国。九年之后，段思平带着自己的弟弟和东爨的一伙人从曲靖杀回大理来，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
段思平是正宗的大理白族人，他的老家在现在的周城村南边苍山脚下的洞塝村，现在那个村里的人大多数都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大理国皇帝的老家。和南诏国开国国王细奴逻的出身故事如出一辙，段思平的出身被赋予了神化的色彩，都被说成是龙之后，他们的族谱中说段氏乃九龙族（九隆）之后。大家到双廊对面的南诏风情岛，一上岛就能看到一个大的雕塑“沙壹母”，那个就是九隆族神话传说的东西，不仅适用于南诏开国，也适用于大理国开国。
和细奴逻是巍宝山下一个耕地的农民不同，段思平生于官宦之家，他们家族在南诏王朝供职的大官就有24位之多，他是天宝战争时南诏的大将、清平官段俭魏（后被赐名忠国）的六世孙。段思平本人在年轻时候就有传说他是未来的皇帝，所以杨干贞就一直在追杀他，他后来做到了通海节度使，在杨干贞时代顺应民意，带着自己的弟弟段思良和通海一带东爨的三十七部拥戴他的人打回洱海地区，灭了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当然，他后来没有杀杨干贞，免他一死，让他去做了和尚。
大理国从段思平开国，一直到段兴智，有22位皇帝，经历了316年，比南诏国多出了近一百年。这22位皇帝中，至少有9位皇帝是出家为僧的，民间的说法是皇帝都信佛，当皇帝久了，觉得不能脱离尘世纷扰，无法一心向佛，就干脆退位礼佛，这是一种很美好的说辞，其实是因为皇权斗争，不得不退位。比如段思平的儿子段思英，当了一年多的皇帝后，受不了自己那个天天惦记着皇位的叔叔段思良的逼迫，干脆出家为僧，眼不见心不烦。当然，大理国皇家的这种出家禅位的做法，是一种非常好的权力交接方式，至少，民不受其苦，国家不受其害，禅位者也能安身立命。这也和大理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基本以和平发展为主的历史脉络是吻合的。
和南诏国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不同，大理国时期，基本是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家看过《天龙八部》，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尽管风起云涌，但总体上还是风平浪静的。一方面，主要原因是大宋王朝尽管不断地受北方的辽、金甚至是西夏的搔扰，但以和平外交和金钱外交为主，确保中原和江南一带和平发展，所以西南方向的大理国没有受到来自中原王朝的侵犯和欺压。另一方面，大理国的君主们，也是信佛的人，内治和外联也是以平和的心态和方式进行，所以基本没有发起什么大的战事。你们回想一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不是到处游山玩水，一路地追逐爱情？他父亲段正淳，是不是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到处追蜂逐蝶、风流快活？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国内的一派平和加上外面大千世界的和平安宁，一个皇子，不可能这么自由自在的。
也正是因为大理国时期的大小环境和平稳定，才使得大理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呈现了与南诏国时期的完全不同景象。有三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佛教盛行。大理自古以来被誉为“妙香佛国”，这个“古”应该指大理国时期，那个时候，大理几乎可以算是万民信佛，元代的云南御史郭松年曾经写到过“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佛教传入大理地区，起始于西汉时代，到南诏国时，在丰佑时大盛，到大理国时，极盛，段思平立国后就“岁岁建寺，铸佛万尊”，不仅他儿子出家为僧，像段誉（实际名为段正严、段和誉）和他父亲段正淳、伯父段正明后来都是出家为僧了的。说到他们三人，有个情况大家要知道，大理国到段正明的时候，曾经皇权中断过，也就是说段正明曾经被国内的重臣高升泰取而代之，立了个国叫“大中国”的，时间不久，内部权力斗争之后，又还位给了段正淳。正因为全国尚佛，所以大理国时期，在千寻塔两旁又建了两个小塔，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崇圣寺，为皇家寺院。从那个时候起，苍山十九峰各个山峰的半山腰，都建有各种各样的寺庙。
二是文化和商贸交流兴盛。大理国全盛时版图几乎和南诏国时相当，有现在的云南省面积的2.9倍，每代国王都不断向大宋王朝写信，表示要归附、要上贡，但宋朝的皇帝们都没有理睬，可能是忙不过来，也可能就是没有把大理国当一回事。大观楼长联中说的“宋挥玉斧”，指的就是杨慎在《滇载记》中说的“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太祖鉴唐之祸，其于南诏，以玉斧画大渡河曰：此非吾土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当然了，后来也有点变化，到宋徽宗时，给了大理一个天大的面子，正式册封段正严（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为表示郑重，还专门派了官员到大理去册封，还颁赐了宋行日历一册，算是正式把大理划为大宋的一部分了。但是总体上来说，政治上和军事上，宋王朝和大理国没有太多的纠葛，宋高宗赵构就明确表示，大理要上贡就不允许了，倒是可以同意他们来卖马。于是，大理国和宋朝的交流，更多的是商贸的往来，而大理，卖了大理马和边地的各种土特产之后，常常会买回大量的中原王朝的汉文典籍回来，史书上记载說，1103年，大理国“使高太连入宋求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本”，1173年大理国使臣在横山寨贸易时一次向宋朝提出购买的百家类书目录就有：“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1202年大理国遣使入宋，得赐《大藏经》1465部以归，置于五华楼中。这些史实都在证明，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而且商贸交流兴盛，带来的是文化交流深入而且广泛，进藏的茶马古道和到天竺、西域、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也都整日里马帮不断，物质和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交融，汉语已经不仅仅是官方用语，也是民间商贸及文化交往时的主要语言，汉文化和北方、西方各国各族的文化在大理交汇，最后被大理国的民众吸纳消化后，形成了大理自己的有特色的文化，大理以白族为主的包含各民族的这种开放包容、善于学习、聪明而低调、含蓄而富于变通的性格特征，在这三百多年的大理国时期逐渐形成，为后来明代时汉文化在大理地区大放光彩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心理基础和民众基础。
三是对文化的尊崇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南诏国和大理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介乎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但随着汉文化的不断进入，社会治理结构和民众心理基础都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质的飞跃，也可以说是大理地区的人民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很快地体会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力量，所以，对文化的尊崇就成了一种习惯。不仅仅是汉字在南诏国大理国时代（这个时候的大理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成了大理地区的通用文字，而且，东方宗教在大理也被广泛地接纳，大理人到现在为止，都是“什么神都认都拜”，“儒释道”三教，在这里和平共处，一样重要也一样受膜拜，“三教宫”这一类的宗教场所，一点都不违和，一点都不突兀，也一点都不稀奇。西方来的三种宗教，大理本地人拜的不多，但从来不排斥，所以，教堂、礼拜寺，在大理地区，心安理得地存在着。民族团结，成了这个地区真正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心理。这种心理，为元朝攻占大理之后全面推行行省制，乃至明朝全面实施土司制，清代施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都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奠定了非常强大的文化基础。甚至于，到今天，很多在汉族地区已经消亡了的汉文化的仪轨、风俗等等，却还能在大理地区的民间找到原原本本的样式，最典型的是白族民间的丧葬习俗。其实，早在元代，郭松年在写大理民间的汉文化特征时，就表达得很充分了，他说“大理之民……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点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
这里我们要专门点一下《张胜温画卷》。张胜温是大理国皇帝段智兴的御用画师，段智兴又叫利贞，所以张胜温所画的这幅涉及宫廷以及神仙、国王、鬼怪的长卷，也被称为“利贞皇帝礼佛图”。长卷很长，有十六米多，但很窄，宽度只有三十厘米左右，也就是一张A4纸左右，内容原来就是三大部分，最右的是利贞皇帝带着媳妇儿女和大臣大将们出行的场面，然后就是佛教中的各路神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龙八部那些大神们），第三部分是天竺十六国的国王。后来这幅画卷流传到了弘历皇帝乾隆手上，他喜欢题字，还喜欢盖章，所以长卷就成了四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乾隆的字和章，很多人说乾隆的字写得不好，但和现代人比起来，他的字是真的好，完全可以算得上是书法的。这画卷后来到了台湾故宫博物院，成了像毛公鼎一样的镇馆之宝，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宝贝很多，但称得上镇馆之宝的只有七十多件，这些宝贝平时是见不到的，都是要隔上几年才会展出一次。2015年我们被公派到台湾，专门就是去看《张胜温画卷》，结果没有展出来，说是2016年才轮到展出，好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人对画卷故乡来的人很客气，破例让我们看了他们高清数字化的画卷电子档。大家知道这画卷不大，而数字化之后，人物眼珠的颜色、胡须粗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因为画卷的主要内容是天竺神仙为主，所以在台湾是被称为《梵像卷》的。这个画卷，对于研究大理国乃至南诏国的历史以及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仅被誉为世界佛像界的瑰宝，还被认定为是与敦煌壁画一样重要的珍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民族学价值都是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研究的学科。至少，以我们这些非专业的人看来，和剑川石宝山石窟雕像和《南诏国中兴图传》可以直观地了解南诏国的情况一样，《张胜温画卷》也是唯一的可以直观地了解大理国国情尤其是王室情况的文物。
忽必烈苍山洗马之后
苍山小岑峰下的洗马潭是一个不大的高山冰碛湖，面积大约有4500平方米，水深1.5米，环境十分优美，特别是夏天，四周的高山杜鹃尽情绽放之后，恍如仙境一般。在苍山大索道修建起来之前，能到洗马潭的人不多。2003年冬天，在一场大雪之后，我和同事从苍山中和峰下的白雀寺向上攀登，我们用了整整十个小时才爬到洗马潭上面海拔4092米的小岑峰顶的苍山电视转播台。洗马潭在苍山上的大大小小湖潭中是最出名的，原因也很简单，传说这里是忽必烈带兵攻打大理国，绕道苍山西坡，从山顶直向羊苴咩城之前，曾在这片潭水里洗过战马，所以才有“洗马潭”这个名字。
元朝的蒙古兵曾经三次攻打过大理，最早一次是成吉思汗时代，打到金沙江边后因为情况不熟退回去了。第二次打到了丽江，突然接到军报说大汗窝阔台死了，就退兵回去了。第三次是忽必烈时代，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带兵来打的，当时，大理国的疆域已经不大了，对外防御的前沿已经从大渡河一带退缩到了金沙江一带，蒙古兵从甘肃一路南下，过四川泸州后悄然渡过大渡河，直达金沙江北岸泸沽湖所在的宁蒗县，当地的纳西族首领投降后做为向导带元兵以羊筏子渡过金沙江，占了丽江之后一路向南，打下了鹤庆后很快攻占了邓川，并且以优势兵力打下了龙首关，兵逼羊苴咩城。羊苴咩城自南诏国迁都到此后从来没有被打破过，攻城战打得非常艰难，忽必烈三次劝降都被拒绝，就派一支奇兵绕道苍山西坡。尽管越过苍山顶时，这支奇兵中十有七八都冻死摔死了，但蒙古兵的骠悍依然不减，铁骑从苍山顶直扑大理国皇城，一举拿下了大理国。传说，忽必烈打下大理城后，很愤怒于三次劝降都被拒，下令要屠城，被劝阻了。元军打下了大理国，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烈的，十万元朝大军战后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从此大理归入元朝版图，元军还从大理国当地招募了大批兵士，和蒙古兵混编成一支部队，叫“爨白军”，从昆明一路往东，过曲靖到贵州一直打到湖南，为元朝开疆拓土。这支部队在打完仗后撤回大理地区，有一部分兵士留在了湖南和贵州，就是现在湖南桑植和贵州毕节一带的白族人的祖先了。
元统一中国后，前后历经11代皇帝98年，如果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则是15个皇帝163年，统治时间其实不长。但是，现在中国的版图基本上是从元代开始后被固定和确认下来的，大理也是真正从这个时候开始，全面归属中央政府，没有再出现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了。也就是说，从元朝开始推行行省制的地方统治体制后，云南是元朝的一个行省，大理则为大理路，是一个行政区划。
元朝派詹思丁·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全面推行改革和地方归属中央的集权统治。为使管理能够顺畅，也為了稳定人心，元朝在云南推行的是土官制，即以地方土司、酋长和豪强为地方官员，代表朝廷实施治理。大理国被灭后，大理国国王被任命为大理总管，管辖大理路（实际上包含了云南行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昆明）政务乃至军务。第一个大理路的总管叫段实（也叫段信苴日），是大理国皇室的直系。大理总管共有12代，历126年，基本上与元相始终，最后一个总管叫段世，在明军破大理被俘后押解到南京，所幸被朱元璋免了死罪。元朝在云南设行省，行政上云南由平章政事管理，但元皇帝专门封了个皇族的王在云南坐镇，叫梁王。大理国王室接任大理总管中，最出名的一个人叫段功，被梁王招为婿，娶了梁王的女儿阿盖。后来梁王不放心段功，想杀了他。阿盖劝段功回大理去，段功不听，后来真的被梁王杀了。阿盖悲痛欲绝，把段功遗体送回大理安葬后自己喝了孔雀胆毒酒殉夫。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重庆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孔雀胆》，上世纪90年代初，大理州白剧团以此为基础写了个剧本叫《阿盖公主》，这个白剧获得了中国艺术界的最高奖文华大奖以及文华表演奖、文华舞台美术奖，至今没有被云南的任何一个剧和剧种超越。段功墓现在还在崇圣寺三塔内，在大塔中轴线钟楼前面的草地上。三塔内还有一个墓，是明代大理最出名的文人李元阳的墓。建议大家到三塔时，不仅仅看看塔，也去找找这两个墓，凭吊一下古人，追思一下大理的历史和文化。
展开说一下。段功之所以慷慨赴死，我个人相信不是因为他对梁王抱有幻想，而是因为他太知道梁王的为人了，知道自己就算暂时逃回了大理也是不可能保全性命的，因为以那时候的局势，大理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年代，整个国家都已经大一统地在一个中央集权之下，虽然会有一些大理人拥护他反抗梁王，但最终也是逃不过被剿灭的命运。与其让那么多爱戴自己的人一起送命，还不如一次做个永久的了断。生与死，其实一直都是人类的永久话题，贪生怕死，这是人的本能，是做为动物的一种天然自我保护反应。但是，不怕死，也是动物的一种本性，就看这种死值不值得。《狼图腾》大家看过的吧，母狼不怕死，是因为它必须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后代的生，人不怕死，是一种气概，更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信念支撑。陆秀夫带着南宋的最后一个小皇帝逃到了崖山，面对茫茫大海，再也没有路可以走了，他背着小皇帝毫不犹豫就跳下去沉入大海中，一路紧紧跟随着他们的几万名军士和民众也纷纷跳进大海自尽。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次集体自杀，千百年来，一直让后辈人唏嘘不已，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就是一种气节，是不做亡国奴、死也不和敌人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的信念。
都说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了，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其实不然，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让他更怕，那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比生命更珍贵的。所以，当他必须在生命和那些更珍贵的东西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他自然会选择放弃生命，两害相权取其轻。除了死亡外，他还怕什么？他怕无颜见江东，他怕死后不能进祠堂，他怕苟活之后良心受煎熬，他怕后世子孙以他为耻，他怕因为自己一个人活着却有许多人为他送了命，他怕自己热爱着的这片土地没有未来。怕，其实就是一种信仰，所以，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所以刘胡兰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所以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仔细想一想革命战争年代，多少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中很多来自资本家、地主家庭，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是为当时的形势和政府所不容的，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没命的，但他们依然毅然决然地起来了，想着去打倒自己的阶级，背叛自己的家庭和出身，砸碎旧世界，创造新未来，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人不怕死的气概的来源，人之所以区别于普通的动物，就在于，不怕死不再仅仅来自于本性，更来自于理性。当你真的不怕死了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能被打倒了，就像《老人与海》中说的，你可以一次次地被打败，但你永远不会被打倒。
感慨的话说多了，有些偏离主题。我们还是回到大理的历史进程中来。自元代开始，大理从行政治理结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交流特征到民族融合共存各方面，都开始与中原成为一体，尽管发展的步子比发达地区慢了很多，但做到了不同步而同频。
98年的元朝統治之后，大明王朝取代了蒙古人，大理很快在朱元璋派遣的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们打下云南全境之后，成为明朝治下的一个府。在明朝的平滇大军攻下昆明、楚雄之后，几次向大理总管段世送去了劝降书，但段世不听，最后傅友德大怒，采用了忽必烈的战法，从苍山西坡石门关一带越过苍山，到斜阳峰直下现在的下关，一路打到大理破了大理守军，活捉大理总管段世一家，然后继续挥师北上，打下了鹤庆、丽江，平定了云南全境。在打鹤庆之前，有一场战役是非常出名的，就是现在洱源三营永乐的上新村东北面山上，有个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之地。佛光寨，于邓川、洱源和鹤庆交界之地，明将沐英他们和最后的元军在这里打了一年多，“久征不下”（徐霞客的话），最后在大理本地土著的帮助之下才打下了这平定云南的最后一个屏障，双方将士死伤无数，据说后来明军把元军在此役中战死的人都集中安葬在大理崇圣寺旁，还大做法事超度亡灵。
现在的大理古城始建于明打下云南之后的第二年，即明洪武十五年，现在的格局和明清两代的格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王城（或者可以说是皇城）的格局，四四方方，外围城墙守护，每一面有一道城门，城内是棋盘式分布。丽江古城闻名中外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到丽江去，并且对丽江古城赞叹有加，对四方街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流连忘返，对木府疯狂点赞。大理人不服气了，就说，丽江古城那算什么呀，最多最多就是一个土司的地盘，我们大理古城，那是王城，是皇城的格局！很大的一股酸味，不过，说的也真的是事实，大理古城，在明洪武十五年建城的时候开始，就一直以王城的形制来打造的。
明统一云南后，改大理路为大理府，全面推行土司制，并开始以设立卫所的军事制度大力推广屯田制，以军屯为主，辅以民屯和商屯。军屯制推行最明显的地方是祥云、洱源和鹤庆，祥云和洱源现在依然有许多地名是带“所”“营”这样的字眼的，洱源的凤羽甚至直接有村子是叫“草甲”“马甲”“屯户”的。祥云县有个叫大波那的地方，那是考古发掘时出土了“青铜棺”的地方，这是战国时期昆明族的王城，金属冶炼术几乎与黄河流域同步。到汉武帝设立云南县之时，这里的原住民以白族为主，在明朝大力推行军屯和商屯之后，变成以汉族人为主。在祥云县，现在比较集中的白族人居住地就剩下禾甸和米甸了，而在鹤庆县，就有“逢屯必汉，名村则白”的说法。现在大理的很多地方，不管白族人还是汉族人，说到自己的祖先或者老家的时候，都说是来自应天府柳树湾，而这个地名，实际上是当时明朝的羽林军军营所在地，沐英平滇时有两万多的兵士是从这个兵营带过来的，所以这些军屯人的后代说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也没有说错。当然，一些白族人也说自己的祖先来自那里，我们可以看作是汉白通婚之后的一种口传记忆。
明统治云南之后，在大理地区，有一些对后世影响特别大的政策推行，一方面，军屯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在明之前，外来的人多数是被白族同化的，至今在大理很多地方，一个村的人都不是白族，却说着白族话，洱源右所镇的腊坪村，全村是彝族，却全都说的是白族话，甚至他们的田地竟然是在凤羽镇的白米村。
岔开话题说一说大理的方言问题。大理各县方言中，公认的最有特点的是巍山话，巍山人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是巍山人了，现在发展到有些下关人要开巍山 肉饵丝店，为表示正宗，都要请一个两个巍山人作小工。巍山人也是整个大理地区不论到哪里都不会改口音，倔强地坚持说巍山方言的。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巍山人从骨子血液中都认定了他们是南诏国皇城根脚下的人，他们的语言代表的是官话，就像北京人到哪里都说北京话一样，他们代表的是官话，是统一的语言标准中的基本音。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要当真。另外一个现象是，祥云米甸人说的汉话，竟然和洱源县城人说的汉话几乎一模一样，就是我这个从小在洱源县城长大，能说最纯粹的洱源县城话的人，也是要很认真地分辨之后，才能分清楚，而这两个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是相隔很远的，没有任何相连的土地。我们只能猜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是一个地方的，后来整体性地搬迁了。很多大理人还分不清洱源话和云龙石门话，说像唱歌似的，很动听。在大理，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语言这个文化的活化石来推断和研究一些历史的情况，再结合文献来作印证，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明代之前，在大理是白族同化汉族，但在明之后，是汉族同化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呈现出了当地各民族以加速度被汉化的态势。汉文化在大理地区的全面推行、汉字和汉语的普及，让大理地区的文人开始与中原王朝“同呼吸共命运”，在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大理地区的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有二百多人中了进士，人数仅次于昆明地区。
二是土司制的全面实施，不仅确保了中央集权制下皇帝的命令比较顺畅地直达各地，政通人和之下，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安定、民族团结。而且也让大理各地各民族的头人们非常直接地接近和接受了汉文化，并通过他们在各自的管辖区和自己的民族内部推行汉文化，这对于一直处于边疆的落后地区来说，是实现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乃至跨越发展的一个保障。土司制的实施起始于元代，在明朝中期已经相当完备，清代继续沿用的同时推行改土归流，以土官和流官相结合，但在部分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以土官为主，真正完全在云南消除土司制是到1956年民族自治政策的全面实施时。纵观明朝统治时期，尽管从主体上说它的僵化制度让中国全面进入闭关锁国、科技倒退、经济滞涨时代，但于云南和大理来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明清两代云南出过的唯一一个状元袁嘉谷说过：“云南有四杰：杨一清、李元阳、师范、钱南园。”这“四杰”中就有两个大理人：大理湾桥的李元阳和弥渡的师范。
三是明初傅友德他们平滇时在大理地区尽焚地方典籍、“灭尽南史，片纸皆灰”，甚至于大量的碑刻和寺庙都被砸被烧，让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在官方记录中难觅踪迹，遍寻民间也几无可能。这一方面固然对汉文化的推行有利，但对地方原住民文化和习俗的流传却是釜底抽薪的。
四是明代大理的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元阳，他进士及第后在各地做官，回到大理后变卖家里的田地，修崇圣寺，在苍山各峰半山腰出资修寺建庙，团结了一大批本地文人一起振兴大理的文化，功不可没。本地文化人施立卓先生在国家项目的支持下，十多年前完成了对《李元阳文集》的校注，其中有许多篇章是关于大理的散文以及历史学方面的记录和思考，现在我们读来，都感到非常亲切，比如《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游石门山记》《游花甸坝记》《游清碧溪三潭记》等等，再加上明代大理文人杨士云的《苍洱图说》、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大理的大量真实记载，我们对现在的苍山洱海和它周边的各种山水人文的留存作比较，会惊喜地发现，时间过去了五六百年，那时候的大理山山水水和庙宇景观、民间民俗，竟然几无变化，特别是文化上的很多东西，在最近这一百多年之中，自然界的变化和消失甚至超过了文化上的变化，这是一个奇迹。
五是大理有四个地方是属于在明代就非常出名了，今天也依然出名。前两个是《徐霞客游记》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而且徐霞客逗留了较长时间表达了自己真心喜欢的地方。一个是洱源的凤羽，被他称作世外桃源的地方，他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可能只是个传说，而凤羽是真实的存在，他在凤羽土司尹胜的陪同下，还游了洱海的真正源头清源洞。另一个就是宾川的鸡足山，他在鸡足山流连忘返，久久不舍离去，事实上是他从鸡足山回到故乡江阴不久就去世了。另外两个地方，一是感通寺，这个寺现在依然是大理的佛教胜地，原来寺里的建筑规模很大的，还有个写韵楼，那是李元阳和明代第一大才子、状元杨慎住过还在上面写过诗词的地方。寺也叫蕩山寺，明初住持无极老和尚曾带着白马和山茶树去南京见朱元璋，“马嘶花放”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明代大理著名文人担当和尚的止塔就在寺外不远处的山林里;再有一个是在永平县的博南山中，叫永国寺，据说是清朝灭了明朝之后，桂王朱由榔在昆明称帝，史称南明，但被清军一路追杀，逃到博南山，曾在永国寺（当时叫宁西禅寺）躲避过一阵子。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摧的时代，不仅依然闭关锁国，而且愈发妄自尊大，官僚极其腐败，对百姓的盘剥也更加疯狂，所以战火不断，内乱频发，大理地区就发生了两起在全国都非常出名的少数民族起义，一个是回族人杜文秀起义，一个是彝族人李文学起义，影响非常大，对清朝统治阶级的打击也很大，两次起义历时十六年之久，起义失败之后三十多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寿终正寝。
清代是大理被正式确认和公认为“文献名邦”的时代。所谓“文献”，古人解释过，“文，典籍也;献，贤也。”也就是说，要达到“文献名邦”的名号，至少要有两个要件，一是有丰富的历史典籍，二是要有不断的文人出现。这两点，在明代的大理，都已经是实现了的。早在明朝时候，朝廷首辅（相当于宰相）、云南“四杰”之首的杨一清就说过这样的话——“吾清文献之著称大理”。清代时，云南提督偏图就请示过康熙，得到许可后，偏图亲自书写了“文献名邦”四个大字，刻了匾，悬挂到大理城南门外的文献楼上。后来文献楼被毁，匾被移到城内孔庙前的凉亭上。现在大理南城门上的那个匾，是后来修复南门楼时复制的。
清朝时，大理不再是云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但在清廷眼里，一直是份量很重的地区，是文化中心也是军事要地。整个清代，云南提督府（一个省最高的军事机构）一直设在大理，地点就是现在大理古城内的大理市博物馆，杜文秀起义攻占大理后，就把这个提督府设为兵马大元帅府，2019年，作为兵马大元帅府的这个地方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以云南提督府的旧址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功了。在云南任提督的清朝将领中，多数人都是非常重视大理的文化建设和保护的，比如，诺穆图就修建了鸡足山金顶寺，罗思举就为苍山神祠的钟馗像题了词，蔡标就修补了崇圣寺雨铜观音，而其中最出名的、真正泽被后世几代人的，是杨玉科，他捐房捐田，出资创建了西云书院，书院取名西云，是杨玉科号云阶，取意“迤西云阶”。西云书院现在就在大理一中的校园内，一些建筑还被如实地保留了下来，成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个书院创建之时起，它对大理乃至整个滇西地区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传承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直到民国时期，它都是云南数一数二的书院，作用和地位仅次于昆明的五华书院，清末的时候是云南仅有的三个模范中学堂之一的第二模范中学堂，民国元年，改名为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后来成为云南省第二师范学校。四十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为滇西地区培养了数千名的优秀人才，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它还是大理地下党组织的阵地之一。可以这么说，大理一中是大理地区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民国初年很多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云南人是从这里接受先进文化，然后走出大理、走出云南，到日本和欧洲、到中国南方，投身到滚滚革命洪流中去的。
从民国到自治州的建立
民国年间，大理有两个大的方面是值得牢记的。
一是抗战时期，内地高校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后，有一部分学校是迁到大理的，比如华中师范大学就直接迁到了喜洲。大理在那个年代成了除昆明外，云南最兴盛的教育高地和文化交流中心，时至今日，老舍、费孝通、潘光旦等人在大理的讲学和游学时留下故事和文章，影响深远。
二是大理在抗战后期，成了大后方，也成了前沿，驼峰航线开通之后，大理建有8个军用机场，祥云、巍山、弥渡、大理、鹤庆、宾川都建有机场，最出名的当然是祥云的云南驿机场。同时，大理人民为修建滇西抗战生命大通道——滇缅公路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世界上人工修建山区公路史上的奇迹，让“炸不断的滇缅公路”成了滇西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
革命战争时期，大理最有影响的是中共云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祥云县王家庄的王德三，他们一家三兄弟都成了早期的共产党员，都为革命胜利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大理的解放是由1949年4月2日剑川县打响了第一枪的，起义活捉了伪县长，攻占了县城，解放了几个乡镇，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大理地区的武装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七支队迅速领导、指挥队伍和当地民众很快解放了大理全境。
大理解放后，1950年2月1日，大理地委建立，大理行政公署成立，大理全面进入共和国的统一领导之下，恢复生产，展开土改工作，人民生活很快提升。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理地区行政区划是大稳定小变化，比如原来剑川和鹤庆是属于丽江专区的，云县和凤庆是属于大理专区的，自治州成立之前，作了调整。还有，南涧和巍山原来是一个县，剑川和洱源是一个县等等。对后来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两次区划调整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是大理县和下关市合并，成立新的大理市，这次调整，我姑且不说对苍山洱海范围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就说一点，大理古城原来作为大理县的县城所在地，合并之后，它作为曾经的一个县级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地位被淡化之后，古城在后来近四十年的大开发大发展中，被切切实实地保护下来了，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非常幸运的。第二次调整是洱源县濒临洱海的两个乡：江尾乡和双廊乡被整体地划归大理市，也就是说，洱海周边的所有乡镇村社从行政管辖范围内，都归属大理市，这对于洱海保护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然，洱源县是为此做出了牺牲的。
1956年，全国实施民族自治，巍山于11月9日率先成立彝族自治县，11月14日永建成立回族自治县（后来永建划归巍山，设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11月17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大会在下关召开。从此，大理走向了民族團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康庄大道。
编辑手记：
大理因为美丽的自然风光驰名中外，而大理的人文历史同样值得每位大理人自豪。从剑川海门口遗址、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遗址、大理银梭岛遗址等遗存可以看出大理先民的劳动成果和智慧。地理位置和政治上的机缘巧合，使大理如同西域一样，自始至终是中原王朝关注的地方。横断山脉是亚洲东部与西南部的天然隔断，大理又处于这个天然隔断中少有的交通要冲位置，中原王朝如果想扩展自身的影响力，必然绕不开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冲突和交流，也促使大理地区在很早的时期就接受了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也以此为原点，将影响力继续向外扩展。云南以及大理地区上所产生的文明和政权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融合了中原文化，还在于当中原文化在扩张影响力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加以阻止。
本文顺着时间的线索，从政权交替、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方面，将大理、云南从古至今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相信读者在阅读后，会对大理甚至云南的历史文化形成比较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