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义成

2020年5月7日，郑州市公布了巩义“双槐树遗址”最新阶段性考古成果。该遗址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在巩义河洛镇［1］200-204，距今5300年左右，面积约117 万M2，现被定名为“河洛古国”。新发现包括，其中出土了用9 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图案（以下简称“河洛九星”），以及家蚕牙雕等［2］。“河洛九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束后，黄帝文化考古中的崭新进展。

此前，笔者借鉴学界关于黄帝时期对应作为仰韶文化中期之庙底沟文化的思路，在石兴邦先生支持下，根据对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的研究，提出杨址即黄帝都邑，首位黄帝逝世于距今5728年，杨址作为都邑至少达753年；而五帝时期（含黄帝、颛顼等）至少长达1654年，结束于距今4073年，即夏朝开国的公元前2054年①。“河洛九星”说明，700 多年的黄帝时代的历史还应分为前后期，后期约300年的历史重心不在关中，而在河洛。

一、张忠培先生论庙底沟文化后期“群雄逐鹿河洛”

（一）“群雄逐鹿河洛”命题

张忠培先生曾提出“群雄逐鹿河洛”命题，形成了对庙底沟文化研究的细化。该命题论证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3］568-602（以下简称“张文”）。文中，张忠培先生有一些观点值得注意：中华史前考古学应研究中华史前历史。中华文明诞生史研究应以陶器为首要抓手。其前提是，中华文明诞生时的主体文化，是陶器为主的仰韶文化。此判定迄今无错，堪供研究“河洛九星”借鉴。深化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最早“统一”中华基本版图的研究，这已是目前中华史前考古学界的“共识”［4］79-106，实际揭示了以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为图腾的黄帝族首先统一了中华版图核心。

他还强调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在关中，并揭示了考古学“文化区”里存在着历史学“亲族文化区”，指出庙底沟时期后段即距今5300年后，在一个历史—文化区里，会产生许多“亲族文化区”，而河南的大河村文化区，就是从此前统一的庙底沟文化区分化出的一类“亲族文化区”，其中“河洛—郑州地区”的“亲族文化区”，又“居于排头位置”［5］229。这就为深解“河洛古国”预制了理论框架。文章还在说明中华史前考古学在确立渭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的同时，也基本确立了“伊洛—郑州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编年”［5］84-88，为今天在研究杨址黄帝纪年的基础上，认识“河洛古国”等豫地各古国纪年提供了时间参照。这次“河洛九星”研究，将参考张先生论断，并沿着石兴邦先生早就指出的“考古学+神话学”模式［6］21展开。张文深入研究“群雄逐鹿河洛”，应聚焦大河村文化区，提出在庙底沟文化前期，渭河流域是中国的先进地区而处于文化中心地位，至庙底沟文化后期，河洛—郑州地区的大河村文化，“已在老官台—半坡文化系统中居于排头位置”［3］516。这意味着在黄帝古国，当时最厉害的地方割据势力集中在豫中大河村文化区，首要代表即“河洛古国”。

但张文未能明确区分“中华文明（整体）诞生”与“中华文明要素诞生”这两个概念，易致误解。现已知，以天文历法为首要标志，“中华文明要素”诞生在距今约六七千年前［7］13-45。随着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深化，“文明要素诞生”与“文明（整体）诞生”，现在已被认为是两个性质不同且须清晰分开的概念［8］323-324。对黄帝历史研究而言，首先应注意中华文明要素诞生时段；故采用张文结论，应以承认它关于庙底沟文化前期关中处于文化中心地位之结论为前提。

（二）“河洛古国”与铸鼎原遗址及杨址关系

关于“河洛古国”与铸鼎原关系。铸鼎原出土晚，张文未论。不过，苏秉琦先生在论述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即关中“中支”时，曾说“中支”里“介于陕县—洛阳”的部分（铸鼎原在其中），其性质也介于“中支”和“东支”之间，且又与晋南文化形成了一个“亚区系”［9］23-24。据此可认为，铸鼎原遗址与大河村文化区属不同亲族区。该遗址也始建于距今5300年左右，鉴于它拥有杨址才有的黄帝都邑标志构筑物祈雨池，应是黄帝族为迎对东部出现的割据，以及北方蚩尤南侵，而向东推进新建的“副都邑”［10］。

关于“河洛古国”与杨址关系。“河洛古国”初建时，黄帝在杨址尚未完成“黄历”校准；此校准完成于距今5214年②，此时“河洛古国”建成已近百年，“河洛九星”标识已立（见后述），故双方虽对峙，但杨址仍为黄帝都邑。

二、“河洛九星”解读

早在25年前，许顺湛先生就基于“考古学+神话学”模式预言，对应“河图”的史前遗址，作出“当在巩义市的洛汭”的判断［11］152。他的预言精准。

（一）河洛神话与黄帝神话简说

河洛神话最早都出自纬书，与最初源自儒家的邹衍学派关系密切，含有历史“素地”③。其主角是黄帝，主要情节是在河洛一带岸边，有大鱼（或大龟）从河水里驮出“河图”之类体现“天命”的宝物，黄帝则接受此“天命”；或者是在河洛一带宫室，有凤凰云集衔图鸣叫，甚至降至庭阶，黄帝则“再拜稽首”而接受“天命”。其主旨均在展示黄帝执政合法性源自“天命”，此即“君权神授”［12］275-276。

梳理黄帝神话，约可分三类：其一由《史记》的《孝武本纪》或《封禅书》转述，是由儒家传承下来的一组神话，以“黄帝荆山铸鼎成功乘龙升天”神话，以及“黄帝迎日推策”神话为骨架，对应黄帝们在杨址一带建功立业的史绩④；其二即河洛神话，不仅其“河图”看来对应着“河洛九星”（详见下述），而且整体上也对应着“群雄逐鹿河洛”史迹。其本质就是群雄寻找“君权神授”证据的神话表达；其三则是“涿鹿大战”神话，对应着关中黄帝仍为该战主力的史实［13］。

（二）在河洛神话和河洛考古成果结合中解读“河洛九星”

纬书中的“河图洛书”类神话，占全部书目的22.8%［12］252，可知河洛神话主意象是“河图洛书”。“河洛九星”即“河图”实物。纬书说“河图洛书”包含着“天文位度之差”［14］499。《后汉书·天文志》更说：“轩辕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15］377认定“河图”即模拟北斗七星（“斗苞”）之象⑤。“河洛九星”是帝王都邑和帝王身份象征。纬书曰：“圣人受命必顺斗。”即帝王接受“天命”，必然会用北斗七星测定时间，以顺应“天时”［14］688-689。这说明，它一方面与我国文明要素诞生首现于天文历法的史情相关，另一方面以北斗星象对应帝王都邑及帝王身份，在以黄土高坡为基本地盘的史前中国定居农业中，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该地史前古国首领的主责即“授民以时”。久而久之，“河洛九星”就积淀成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标志。由此，地上的中心即帝王都邑，就只能对应着作为天上中心的北斗星。也因此，人间的帝王必须用北斗星象征自己的身份。《论语·为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表述的正是这种中华文化特色。于是，“河洛九星”一方面佐证着“河洛古国”即“群雄逐鹿河洛”期间某位割据者的都邑，另一方面也表明“群雄逐鹿河洛”期间的割据者都邑，都会以“河洛九星”图案作为其象征。

“河洛九星”何以比北斗七星多出两星？纬书谓：“轩辕，主雷雨之神。旁有一星玄戈，名曰贵人；旁侧郎位，主宿卫、尚书。”［14］543意指黄帝本来就是职掌雷雨的神祇，故象征黄帝的北斗七星之旁，应有两个星象，一个是武将，另一个则是尚书⑥。这种解释，一方面照应着杨址祈雨池证明黄帝的主责之一即祈雨，故称之为“雷雨之神”，表明“河洛古国”中以北斗星象征的首领，仍承袭着黄帝“雷雨之神”神职；另一方面说明，北斗七星之外的那两个星象，一文一武，代表着帝王的臣工或武备，合理可信。纬书还说五帝都遵循“九星之法”［14］486，显示“九星之法”是作为五帝时期最早“君臣制度”的象征而存在的，可信。

“河洛九星”是帝王被授“天命”之证。顾颉刚先生说，“河图洛书”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必要条件”［12］275，理解甚精。河洛神话对此表述颇繁。如谓：“黄帝曰：‘余梦见两龙挺白图，即帝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图乎！’”［15］362在此，“河图”被解释成上天授予黄帝的命令。又如说“圣人受命”必须“张握命图”［14］260，即拿到“河图”并加张扬，就是帝王拥有执政权的最有力证据。再如“黄龙负图，麟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写以示天下”［15］361，指帝王们在接受“河图”后，还应把它展示出来昭告天下。“河洛九星”存世，正是照此办理的结果。

“河洛九星”只对应着“易代”帝王。顾颉刚先生曾说：“凡是一个新天子，或将做天子的，一定要‘临观河洛’。”［12］275故知“河图”是易代帝王才会展示的“受命”证据，因“新天子”要先给自己“易代”执政的合法性寻找“天命”证据，而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只有“河图”才堪当此任。“易代”是准确理解“河洛九星”历史本质的关键。对此纬书记载颇繁，如说：“握命人起，河出图。”［14］205所谓“握命人”，即指“新天子”或“将做天子的人”；“起”即起事“易代”。这充分证明，“河图”只对应易代帝王⑦。河洛“黄帝”们留下“河洛九星”，昭示着他们对黄帝古国而言，只能是“易代”首领。宋衷就发现，他们“继黄帝立者，而史不叙”，因为“非五运之次”［16］82，已触及其“易代”不合儒礼。遵奉儒教的《隋书·经籍志》进而说，河洛神话“纪易代之微，其理幽昧”，“不类圣人之旨”，说得更直接。“河洛九星”的最大历史奥秘，就在这里。

“河洛古国”即黄帝历史后期由河洛一支割据势力所建古国。豫地专家把它命名为“河洛古国”，未纯按河洛神话呼为“黄帝都邑”，体现着学术上的清醒。此定性的旁证，包括“河洛古国”旁还存荥阳青台遗址。它与“河洛古国”存世时间相同，也有“河洛九星”［2］。如果“河洛古国”被定性为黄帝都邑，那么，青台遗址亦然。这样，同一时期的河洛竟然有两个黄帝都邑，不合情理。结合张忠培先生结论看，“河洛古国”和青台遗址，都只能是“群雄逐鹿河洛”中的两位所建古国的都邑。

三、“有熊国”和“轩辕”新探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为有熊。”参与探源工程考古学决策的学者，豫籍史前考古学家，都对“有熊国”一往情深。主持发掘的顾万发先生深信河洛古国与河洛神话对应，其细心使“河洛九星”得以完整清晰现世，给解开此千古之谜，提供了主要依据［2］。

（一）原始巫教中的“熊”与“北斗”

中华远古先民信奉原始巫教（亦称萨满教［17］122）而与“熊”关联。据说东亚史前巫教中心在今俄国西伯利亚［17］361-362，颇近北极，故熊作为东北亚史前巫教崇拜对象也在情理中。史前东北亚巫教徒均有“熊仪式”，它作为“狩猎的巫术和神话有关”。在熊仪式中，先民穿上熊皮，就会获得“一种超人类的存在方式”，并“通过成为这样的神话动物”，使自己“变得比自身更加伟大和强大”，甚至可升天。此遗俗在中国一直流传［18］461-464。此外，古代离北极圈很近的爱斯基摩人，类似中国人，“熊是其萨满教造型艺术中最重要的形象”，主要功能是体现人—熊转换，甚至有“飞熊”［19］365。另一方面，在巫教里，北斗星又被等同于“天熊”形象，于是，从远古就出现了全球性的关于北斗星即“熊星座”的命名，包括在巴比伦和古希腊的神话中都如此［19］383。在中国信奉巫教的少数民族中，迄今仍称北斗为“熊星”［20］71-73。看来，把“北斗”与“熊”对应，曾是基于远古巫教悠久传统的全球性文化现象。

在巫教传承中，如前已述，远古时代中国还产生了把天上“北斗”即“熊星”与地上帝王或祖宗所在相对应的政治传统。纬书就借黄帝之口，把人类所有祖先统称为“有熊氏”［14］1。《左传·昭公七年》和《国语·晋语》都说，禹的父亲鲧死后化为“黄熊”。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楚人还把自己的祖宗视作“大熊”［21］。日本人也把自己的先祖称为“天熊大人”［19］365。从中可知，把天上“北斗”即“熊星座”，与地上的帝王或祖宗所在相对应，是基于东北亚旧石器时代即诞生的巫教传统［17］359-361。这样，我们才可切入对“河洛古国”一带“北斗”与“有熊国”关系的思考。

（二）“河洛九星”“有熊国”“轩辕”

“河洛九星”即“有熊国”标识。《史记·天官书》说：“斗”即“天子之星也”，指古代北斗星图案设置处即帝都。由此，设置着北斗星图案的“河洛古国”，在其首领打着黄帝旗号的意义上，即黄帝都邑。但这存在着疑问，一是“河洛古国”体现着庙底沟文化后期群雄逐鹿河洛，而黄帝却应是中华史前部落联盟势力强盛且形成中华大一统状况的首领，彼此历史面貌大异。二是如前所疑，“河洛古国”旁的青台遗址也具黄帝都邑资格，同时其不远处的郑州西山古城，始建于距今5300年左右，也“必然是一个政治、军事或宗教中心”［11］150-151。这就意味着，仅在河洛，当时就至少同时存在三个都邑，反证着它们均非真正的黄帝都邑，其首领也非真正的黄帝，都只能是逐鹿河洛的群雄之一。既然其中有两处都设河洛九星，而河洛九星就对应着“熊”，那么，根据文献关于“自有熊启祚，故又曰‘有熊氏’”［15］439的记载可以设想，由这两个“有熊古国”代表的逐鹿河洛的群雄，即以地方亲族为基，作为“豫中古国群”形态的“有熊国”；“河洛九星”即“有熊国”通用标识。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豫地的庙底沟文化后期大遗址，“尤其以三门峡、洛阳和郑州一带最为集中，其次是安阳、南阳等地”［22］390。据许顺湛先生说，考古学上的大河村文化，“主要在郑州市辖区市郊、新郑、新密、荥阳、巩义、登封等地区”［11］366，故河洛一带应属大河村文化区。许先生还据此认定，大河村文化区在河洛一带者，即黄帝时期的“有熊国”［11］366，152，它“向南可至禹州市，向东不到开封，北不过黄河，西超不出洛阳”，“新郑是有熊地域的代名称。黄帝的传说、遗迹在新郑、新密最多，也最为集中”［11］368。这样看来“有熊国”即对应张忠培先生所讲逐鹿河洛之群雄的通称，表征着当时在大河村文化区河洛一带称雄的一些“亲族”即地域割据势力的政权形态［11］366-368。

“轩辕”是对“河洛九星”对应着的河洛地域割据势力首领的俗称。《史记》首句说黄帝“名曰轩辕”。“轩辕两字皆从‘车’，字形中透露出运载工具的含义”［19］359，有典籍由此谓“黄帝作车”［15］407，389，438，不合史实。《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具有“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重大作用，故在纬书中，它又被称为“帝车”［14］485或“帝轩”［15］375，并进而讹化为“黄帝名轩”［15］361。久而久之，设置着“河洛九星”图徽的河洛割据者被一律俗称“轩辕”⑧。纬书还记录了轩辕的出生神话：

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15］361

在远古神话里，父子关系往往隐喻对同一文化的继承关系⑨，因此，这一神话意味着，轩辕们并非黄帝，但他们继承了黄帝文化⑩和名号，与他们作为“有熊国”里群雄的真实身份符合。

作为区分黄帝与轩辕的旁证，张守节《<史记>正义》还提出，“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19］360，说明在古代天文学里，“轩辕星座”并非北斗七星，而是后者北边的十七个星，它们是“雷雨之神”的象征。这种区分，也佐证着轩辕并非与北斗七星对应的黄帝。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黄帝即“雷雨之神”［10］；星象学认为轩辕也是“雷雨之神”，暗示着轩辕继承了黄帝神职，也暗示“有熊国”诸轩辕仍打着黄帝旗号。由此可知，许顺湛先生指认“轩辕之丘”就在“有熊国”境内［11］301，应可信。

（三）从嫘祖神话再识“河洛古国”

“河洛古国”出土家蚕牙雕，结合河洛—郑州一带其他同时期遗址也曾出土丝绸遗物及陶蚕看，说明群雄逐鹿河洛之时，河洛—郑州一带蚕业发达［11］145。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作为蚕神［11］145的黄帝元妃嫘祖神话。嫘祖神话记载，“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15］419，445，显示嫘祖活动于今开封一带，与河洛出土蚕事遗存均在大河村文化区“有熊国”境，应可信。但“元妃”何意？“西陵氏”又何指？

从杨址［23］和“河洛古国”墓葬［2］情况看，当时并未形成后世的夫妻家庭制，故当时并不存在黄帝拥有“元妃”事，“元妃”应别有寓意。鉴于神话中的父子—兄弟关系隐喻文化上的继承，故可引伸出，此神话中的帝妃关系，应寓示着庙底沟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上的并列—从属关系。这符合庙底沟文化前期，大河村文化接受其强烈影响的史实。据丁山先生研究，称嫘祖为“西陵氏”，应与古代把蚕神视作“西方神”相关［24］451。文献载“西陵”即“黄帝元妃嫘祖国”，其内有“西陵氏”和“嫘氏”等亲族［15］443也可证之。

关于嫘祖神话的初解。《山海经·海内经》说：“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此“朝云之国，司彘之国”，即统一的黄帝古国［25］。故嫘祖神话，应指最早发生在黄帝前期之事。在史前神话中，母子关系也应寓意文化上的继承，故所谓“黄帝妻雷（嫘）祖”生子，应隐示在黄帝历史前期，黄帝古国曾融合了大河村文化区，像对待“元妃”一样呵护后者；黄帝历史后期，“有熊国”虽崛起，但大河村文化区作为黄帝“元妃”的认知定势骤然难改，于是，“有熊国”里的主要轩辕，作为“元妃”的儿子即“有熊国”成员，仍然不能不极力论证自己以黄帝名义执政系“天命神授”。前述关于轩辕为“黄帝子”的神话，同蕴此义。此即嫘祖神话蕴含的历史原貌。

关于嫘祖两个儿子青阳和昌意的历史真相。《史记·五帝本纪》说嫘祖生了老大青阳和老二昌意，“其后皆有天下”。许多文献记载同此。在黄帝时期和颛顼时期之间，这两个“皆有天下”者，应即“有熊国”中的两位轩辕。鉴于现在发现仅“河洛古国”和青台遗址出土“河洛九星”，故这两位“轩辕”，应即此两个古国首领。这也因为，文献记载他俩“并居帝位”［26］193-194，符合此两遗址同时存世的史实。对其历史真相，须从山东远古文化说起。

首先是大汶口文化和少昊族。与庙底沟文化同时，今山东一带还有大汶口文化。它与前者关系紧密，在涿鹿大战中形成了以黄帝族为首的联盟［13］。早期大汶口文化区内的亲族，主要是“太昊”和“少昊”，后者以今曲阜为中心［26］193-194。但就河洛地域而言，在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如果说早期前者对后者影响较大（即“西胜东”），那么，在距今5300年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则较大（即“东胜西”）［26］194-195。本文的分析恰值“西胜东”向“东胜西”转型之际。

其次是“河洛古国”即源自少昊族的青阳所建“金天氏”易代古国都邑。《国语·晋语》记载青阳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15］333由于这段记载中还有“黄帝以泾（姬）水成”，已被杨址在泾水边出土证明可信［27］［28］，故对其青阳记载，也应重视。从中至少可知，作为嫘祖长子即大河村文化区最强的亲族势力，青阳虽远离少昊故地而西处河洛，却继承着黄帝文化，即在政治上已“归化”于黄帝。《〈春秋〉纬》还说，青阳“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14］649；蔡邕也谓：《易》曰“土生金，故黄帝没，少昊氏以金德继之”，此即“少昊为‘金天氏’”［14］373。这些记载均显示，青阳是在距今5300年左右，当群雄逐鹿河洛时，黄帝族影响在河洛一带下降；作为大河村文化区最强地方割据力量，源自山东少昊族的青阳，便对标举“土德”的黄帝古国进行“易代”，以五行之“土生金”为据，以“金天氏”为国号，建立起了代替黄帝一统天下的“金天氏”古国，青阳应即“河洛古国”主人。“河洛古国”即青阳所建“金天氏”易代古国都邑。

最后是“金天氏”古国纪年的问题。《五帝德》记孔子说轩辕黄帝300年［15］337，较可信。因为“金天氏”在距今5300年左右建立，在距今5000年左右衰亡，其时恰逢涿鹿大战爆发［13］，它代表的“有熊国”诸轩辕在战乱中衰亡，合乎情理。目前已知，涿鹿大战后颛顼在豫中立国于距今4975年①，如以孔子所说300年为据，可推知“金天氏”立国于距今5275年，亡于距今4975年。如果再以河洛神话所载“黄帝五十年七月庚申，天下大雾，三日三夜。雾除，帝游洛水之上，大鱼负图而出”［15］376为据，可推知“金天氏”首领接受“河图”（应即青阳设立北斗九星图案）的具体时间，是距今5225年的“七月庚申”。

余 论

以河洛九星出土和被解读为拐点，黄帝历史研究跃上了新层阶。其学术特征之一，是把黄帝时期分为陕（前）豫（后）两段；黄帝历史研究的“关中说”，和许顺湛先生代表的“河南说”，趋向互补融合。它与探源工程结论兼融。由于“河洛九星”已出土，又鉴于青阳宣布对黄帝“易代”，还曾被视为独立于黄帝的独立朝代［12］3，4，7，故建议河南省考虑，今后在黄帝历史宣传中，实事求是地聚焦“轩辕”和“有熊国”等内容，适时把郑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改名为“轩辕拜祖大典”，时间可选在每年“七月庚申”。

注释

①胡义成《李伯谦先生中华文明“‘探源’学术”简单追踪》，《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3 期；胡义成《西安杨官寨遗址中心广场蓄水池解读——兼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为黄帝族“副都邑”》，《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9年第5 期；胡义成《初拟“五帝年表”》，待刊。②胡义成《李伯谦先生中华文明“‘探源’学术”简单追踪》，《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3 期（其中关于黄历校准完成于“‘甲子朔旦冬至’之日”的文字，系电脑操作失误，该八个字应删去）。③胡义成《庙底沟文化早期关洛三图腾和三神话初探——试论黄帝初期“古国治理”观念的“原型”》，四川师范大学《国学》集刊第七集（巴蜀书社2019年版）。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15 页。④胡义成《黄帝铸鼎之“荆山”考——关于“黄帝都邑”西安杨官寨遗址的神话研究之一》，《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5 期；胡义成《“黄帝都邑”西安杨官寨遗址“少玉”对应的黄帝宗教改革——论史前庙底沟文化发展扩张的主要秘密》，《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8年第3 期；胡义成《华毓对决——史前涿鹿大战新解兼论中华文明的奠基》，西北师范大学《先秦文学与文化》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⑤从《尚书》开始，“河图”与“洛书”均被分开叙述。“洛书”原指“北洛河”河谷今陕西白水县一带苍颉氏整理之刻划符号（即最初汉字）；在巩义汇入黄河的“洛河”原名“雒河”，其“雒”与“洛”异字（刘宏涛：《中华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1-332 页）。在这个意义上，“河洛九星”不是“洛书”实物。此事可再究。⑥后人解释纬书对北斗七星之记时也谓，其旁“加二以佐其用”（赵在翰辑《七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4 页）。《史记·天官书》则谓北斗七星旁“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意指这两个星，在斗之内者名叫“招摇”，在斗之外者名叫“天锋”；它们象征一矛一盾，皆为黄帝武备。这些说明，与纬书极近。⑦《<春秋>元命苞》对此还说，“黄帝受图有五始”，按孔颖达等人解释，此“五始”包括“王者受命之始”（赵在翰辑《七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9 页）。⑧在杨址中，未见标识“轩辕”之迹。在《庄子》里，“轩辕氏”与黄帝也尚未混同（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3 版，第93 页）。现在看，把轩辕与黄帝混而为一者，首先是孔子（同上第89 页，第94 页）。⑨如《国语·晋语》说少典生下了炎黄兄弟，实际表达着炎黄二帝均系信奉拜日者，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408 页。⑩如大河村文化区也出土了内壁绘有类似杨址“十二支陶盘”的陶器（胡义成《“‘十二支’陶盘”：“黄帝考定‘星历’”的物证——“黄帝都邑”西安杨官寨遗址出土器物构筑试解》，《武陵学刊》2018年第6 期），应是其继承庙底沟文化干支纪日方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