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毓周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地处河洛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深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3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巩义市文物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对双槐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19年8月26日，“第二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举行，会议期间首次披露了双槐树遗址及其相关的荥阳青台遗址的部分考古成果。2020年5月7日，在郑州举行的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多位参与现场实地考察的知名考古学家，根据科学测年结果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性质为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巨型聚落遗址，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毫无疑问，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即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现根据相关研究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笔者就该遗址的几个问题略谈一些粗浅认识，以请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从遗址的布局结构与功能性质看中华文明的核心源头

双槐树遗址位于巩义市黄河南岸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总面积经勘探确认约117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3500多平方米，基本显现出其布局结构。根据勘探和发掘，可以确定该遗址是由内壕、中壕和外壕3条环壕围绕的大型聚落，其中有1处是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遗址区，3处是经过严格规划的夯土祭祀台和13处是祭祀坑组成的祭祀遗迹，此外还有3处公共墓地和4处窑址（见图1）。遗址中出土有丰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精美彩陶以及与丝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雕、纺轮、骨针、石刀等文化遗物［1］。

图1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根据遗址结构图示，该遗址是一个经过周密规划的大型聚落。聚落有3层防卫措施，3个大壕沟把聚落分成由内而外的3个区域。而在中心区域，还专门设立了一道围墙，把居住区与大型建筑、祭台和墓葬隔离开来，形成了一个独立区域。在居住区域既有居住建筑，又有池苑，还有用陶罐组成的九星天象台基，在最南端还有出土蚕形骨雕的小基址。在围墙外是一个比较广阔的区域，最北边是一座有15开间的大型殿宇式建筑，在其南边紧挨着是一处长条形大型版筑遗址，紧挨这个版筑遗址的正中间是一处重要墓葬小区，其中部的东侧是一个祭坛。这个重要墓葬小区和祭坛虽然与内壕中心区域的大型墓葬区相连接，但在整个大型墓葬区内是相对突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内壕与中壕之间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区域，无任何建筑和其他遗址。在内壕与中壕之间位于南部偏西有一条小壕沟相连，而在中壕的北部有一个北门可与外界相通。这无疑表明中壕的功能只是内壕之外的又一道防卫壕沟，其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护卫内壕以内的区域，内壕的中心区域是通过中壕北门与外界相通的。这种结构明显表明，内壕以内的区域是这个聚落最为重要的区域。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内壕以内不仅有丰富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能显示当时思想观念的文化遗物。外壕与中壕之间，目前只在西部和西北处发现两个墓葬区，其中西部的墓葬区较小，但在其附近外壕上设有两个出入的门，使外部和墓葬区相通。西南处的大型墓葬区是一个相对封闭区域。由于内壕外的西北部和中壕北门以北区域目前情况不明，无从判断其内涵，但外壕在西北处明显地围绕大型墓葬区向西外延围绕墓葬区并与西北拐角处延伸出的一个小壕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

如上所述，在中心区域的围墙以内是一个精致的生活区，这里有池苑可以娱情，宫室可以生活休憩，门前以陶罐组成的九星可象征居住者的通天灵性，出土骨雕蚕的地方可以奉祀蚕桑丝织的神祇。这一片大型遗址既是当时权贵的生活起居之所，又是神化权威的精神空间。可以说这片大型遗址已经具备后世宫廷的基本功能。

围墙之外的中心区域里，在宫室外设有一处15开间的殿宇式宏大建筑，应是当时聚落权贵接待外来聚落首领和周围聚落臣服成员的政治活动中心，相当于后世王朝的朝廷。而在其紧挨的南边就有凸显出与整个墓葬区不同的重要墓葬和相关祭坛。可能是聚落权贵的先祖墓葬和祭祀祭台。如果这一推断不误，这一区域的结构已经呈现出类似后世王朝左祖右社的规制雏形。

从该遗址发现的结构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精心打造的大型聚落遗址。其布局显示，所有结构设计都是围绕中心区域内的活动能够受到妥善保护而展开的。从3个墓葬区的分布与整个聚落结构中的不同环境也可明显看出，这是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的聚落。中心区域的大型建筑、重要墓葬与祭坛布局明显地表现出该聚落已经产生了一整套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政治与宗教制度。而围墙内外把生活起居与政治活动的功能区分开来，也使聚落中心有了前朝后宫左祖右社的结构性功能区分。从这个聚落遗址的结构可以看出，社会分层的现象已经形成，聚落中心已出现生活区域与政治区域的分离。居住于围墙以内的权贵已拥有通过政治活动统驭外界的强大能力，其所统驭的社会已经跨入文明的门槛，而且几乎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历代王朝宫室结构与政治、宗教功能相协调的基本形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布局结构及其显现的功能性质的确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源头。

二、关于“瓮城”与“北斗九星”性质的探讨

现有研究认为，双槐树遗址中心区域围墙围起来的部分为“瓮城”，认为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1］。这是需要商榷的，笔者认为这道围墙的实际功能是把聚落权贵的生活起居区与政治活动区分开，使权贵的生活起居与政治活动互不干扰。该种结构虽然对于权贵的安全居住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与后世城市或宫城用于护卫的瓮城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后世虽也有用于护卫的瓮城，但瓮城之中并无任何非军事意义的建筑。将该围墙看作是对生活起居的宫室与政治活动的殿宇的分隔，以及对权贵权威的粉饰可能更合乎实际。因此，不能看到有这道围墙就认定其所围起来的空间就是后世的瓮城。

双槐树遗址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遗迹是所谓的“北斗九星”。其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遗址巷道相通的4排大型房址中最大的房址前面的门廊发现的，是一组摆成北斗星形状的9个陶罐。由于其中7个陶罐所摆放的形状与北斗星相似，发掘者把连同其两边的陶罐和这个北斗星形状的陶罐组合称之为“北斗九星”（见图2）。学界已有学者认为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有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并引《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认为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从而推断这9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

图2 北斗九星图（作者供图）

对于该天文遗迹为什么是“九星”目前尚无进一步解释。考虑到这一陶罐组合分布在权贵居住起居区域内面积达220平方米最大的一所房址前的门廊中，应当具有特殊的含义，发掘者推断其是天象中的“北斗”星象应该是很有见地的。联系到在其附近的荥阳青台遗址也有“北斗九星”，可以想见，以“北斗九星”装点门面已是一种文化象征。然而为什么不用“北斗七星”而要用“九星”，确实令人费解。

中华文明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天文观测的文明。由于中华文明很早就进入到农业社会，农业是要根据作物在一年四季中的特定时间进行播种、管理和收获的，而只有通过天文观测才能准确地确定农时，使耕作合乎自然规律而有所收获。因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开创天文观测和记录的文明之一。而在夜空中人眼所能观察到的最能显示季节转换的星座就是北斗星。北斗星是以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7颗星组成的古代斗勺形星座，故被统称为“北斗七星”。由于其斗口的两颗星与北极星在一条直线上，指向北极星，故也被称为“指极星”。北斗星相对于北极星的位置是相对不变的。由于地球的公转，人们观测到其斗柄一年四季随时间变化而指向转动，大致每天旋转1度，一年正好旋转一周。因此通过斗柄指向可以确定季节的变化，从而作为确定农时的依据。故斗柄指向在中国很早就被用来作为指导农业生产时序。《鹖冠子·环流篇》就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就是古代农业社会对北斗星的季节性转动的观察总结。以“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考察季节变化，从而确定农时指导农业生产是中原地区很早就有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数学就是在观察“北斗星”斗柄指向变化中孕育产生的，甚至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元典《周髀算经》中所提出的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定律——“商高定律”，都是根据“北斗星”的天文观察作“四分历”而形成的。

对于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为什么是“北斗九星”，其中的一颗是否为“景星”这些疑问，笔者考证如下。就北斗星而言，古人认为在其斗柄3颗星附近还有两颗与北斗星相关的星，是北斗星的辅佐星，分别被称为称“辅”星和“弼”星。在道教文献《云笈七签》24卷有所谓“北斗九星职位总主”篇称北斗星为“北斗九星”，并引古佚经典《黄老经》说：“北斗第一天枢星，则阳明星之魂神也；第二天璇星，则阴精星之魂神也；第三天机（玑）星，则真人星之魄精也；第四天权星，则玄冥星之魄精也；第五玉衡星，则丹元星之魄灵也；第六闿阳星，则北极星之魄灵也；第七摇光星，则天关星之魂大明也；第八洞明星，则辅星之魂精阳明也；第九隐元星，则弼星之魂空灵也。”并主张分别由9位大帝各主一星，摄理28个星辰［2］179-181。这种“北斗九星”的理念曾经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理念，甚至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著名的中医元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在讨论人体的变化源于天地阴阳变化时，认为天地的阴阳变化是由“北斗九星”和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决定的，在其《天元纪大论》中即把“九星悬朗，七曜周旋”作为天体运行的“天元”根本。后世的数术与占算如《奇门遁甲》等也皆以“九星”代表天时而影响人事休咎进行测算，足见“九星悬朗”对于古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性。

为什么“北斗九星”后世变成“北斗七星”，天文学家的解释是“辅”“弼”两星本是暗星，早期可能尚能看到，后世已经隐去，而组成“北斗”的主星7颗始终明朗可视，因而后世不再称“北斗九星”而以“北斗七星”为其正规名称。前文谈到一些学者把“北斗七星”之外的“星”看作是“景星”，并认为其是历史上的超新星的看法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臆断。所谓“景星”在古代是指突然出现的瑞星，《晋书·天文志》说：“瑞星，一曰景星。”《文子精诚》亦云：“故京城内形动于天，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满溢，海不波涌。”是祥瑞现象的一种。王充在《论衡》中发挥为“古质不能推步五星，不知岁星、太白如何状，见大星则谓景星矣”。认为岁星即木星，太白即金星，均与北斗星和历史上的超新星无涉。故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遗址中的“北斗九星”应是中华文明中“北斗九星”文化传统的渊薮。

关于为什么要把“北斗九星”放在权贵起居区域内面积最大的一所房址前的门廊中，这可能与中国古代关于“北斗星”的另一文化传统相关。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曾根据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认为：“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3］1291-1292可见中国古代有把“北斗星”视为天帝车舆的传统，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中就有“斗为帝车”的画像，画一帝王坐在形似车舆的斗勺之中，斗柄3星恰似车辕，而没有车轮，明显是把北斗星当作车子看待。如果联系到史书中屡屡记有“皇帝居轩辕之丘”的传说，又屡言“黄帝造舟车”，而双槐树遗址和青台遗址都有象征“帝车”的“北斗星”遗迹，那么这些遗迹很有可能是以上传说的滥觞，并为学界认定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族的“河洛古国”都邑遗址提供了重要证据。

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遗址中门道旁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不难想象这个麋鹿与“北斗九星”应有密切的联系。发掘者认为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麋鹿也应有鹿蹻的意思［1］。如果“斗”是“帝车”，这头麋鹿很可能是驾车的麋鹿，其与北斗构成了寓意权贵可以驾车巡游的特殊地位。这种天文星象的装饰显示了权贵阶层借助天文理念树立人间权威的目的。

三、关于骨质蚕雕的意义

在双槐树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即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见图3）。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的丝绸实物一起，证实了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养蚕缫丝。其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蚕桑和丝织早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就已出现，而且已经具备了完整成熟的蚕桑和丝织生产体系，为日后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图3 骨质蚕雕图（引自《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09版）

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已经发现数处裹有蚕丝埋葬着孩童的瓮棺。通过对汪沟遗址瓮棺中的头盖骨附着物和瓮底土样的检测，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1］。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以上发现不仅是自2013年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考古发掘项目对郑州周边相关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收获，而且是探索早期蚕桑文明面貌的重要物证。对于这些发现，有学者认为这种死后要裹蚕衣的葬俗是当时人们希望死后像蚕破茧飞天一样复活，并认为孩童的瓮棺也多为小口尖底瓶，形似蚕蛹，体现了先民对蚕神的崇拜。

通过将现代家蚕的形态与这件骨质蚕雕相比较，可以看出其是对家蚕吐丝时的生动形象的抓取和捕捉。笔者认为之所以要雕刻出这么生动的蚕雕是源于对蚕神的崇拜。而汪沟遗址的出土残片中，有一块“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且经过染色处理。为防止掉色，先民对这块染色罗进行脱胶，生丝脱胶后称熟丝，这块罗也是世界范围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熟丝丝绸织品。毫无疑问，当时的蚕桑农业与丝绸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如果双槐树遗址确为黄帝时期的核心聚落遗址，联想到诸如《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屡屡载有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以及历来都有把嫘祖当作蚕神“先蚕”祭祀的有关情况，该骨质蚕雕很有可能是蚕神的化身，与嫘祖信仰相关。

余 论

双槐树遗址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遗址，近些年来在其周围地区相继发现了荥阳的汪沟遗址、青台遗址，郑州西南郊区的黄岗寺遗址等一系列同时期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共同构成一个大型聚落群，显现出这一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双槐树遗址就其规模和结构及其文化遗迹的丰富度与特征来看，毫无疑义是这个聚落群的核心遗址，具有早期都邑的特点。

多年前笔者曾经根据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的发展与消长变化指出，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就最先崛起了由东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它们之间的联系颇为密切，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文化区域。这从它们所共有的圜底钵、平底钵、三足钵和圜底碗等器物类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这与约略同时出现的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相对孤立发展相比，显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

在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由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向北发展，覆盖到了陕北和额尔多斯地区，并同时沿着黄河向东扩展到今洛阳以西一带，另外还经汉水流域影响到南阳盆地；而地处中原东部的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则扩展到今豫北、晋南、晋中、鲁东北、冀北和内蒙古南部等广大地区。从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两个含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文化因素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激荡和交互影响，最终形成发展态势强劲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形成后迅速向四周地区扩展，北部拓展到河套地区，南端影响到汉水中游和湖北北部，东部已达华北平原的北部，西部伸展到甘肃湟水流域，并在仰韶文化末期形成影响广泛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尽管学界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渊源和性质尚有争议，但在其影响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晋中和晋南这一广大范围内形成了具有比较统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区域。因此不难想象，与周边其他相关考古学文化相比，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当时处于中心的强势文化，而且在与其他各类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中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反映了先民们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在汲取了相邻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后，创造出了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期文明［4］。

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是多源一体的，而非多元一体，就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而言，无可否认，中原文化是处于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5］前言。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起着无可怀疑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