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末光绪年间，共进行了十三次科举考试，贵州籍两位学子赵以炯和夏同龢大魁天下，成为贵州历史上唯有的两名文状元。然时局跌宕，当时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科举选拔的人中龙凤，无一不面对新形势下的自我转型与嬗变。夏同龢无疑是这最后十三位状元中的佼佼者，他自费东渡日本学习法政，回国后兴办法政学堂，更成为我国行政法研究与实践之先驱。在他的身上既可见传统士大夫的自强与维新，又可见民国肇始之后，士大夫转型为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脉络和新迹。

一

久渴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灯夜，金榜状元归。

——宋·释云岫《偈颂二十三首》

诗中四种境况，自古被国人视为人生乐事。其中的“金榜状元归”，更是千百万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

中国科举制度，启于隋唐，终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历一千三百余载。自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起，至公元1904年，历代王朝共产生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这其中，有饱学鸿儒、有道德君子、有诗文才俊，也有中庸贤良。而能挟时代风雷而动，既为状元、又为留洋学生者，贵州夏同龢，第一人也。

二

夏同龢（1874—1925年），字用卿，又字季平，贵州省麻哈州（今麻江县）高枧村人。其先祖为明初自南京一带来黔戍边的“屯堡人”，定居麻哈州已历500年。至同龢出生时，高枧夏氏已繁衍六代，诗书耕读，广育良才，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高祖夏鸿时，曾任陕西石泉、洛川知县，是晚清著名学者、“西南巨儒”莫友芝的岳父。夏同龢的父亲夏源，历任云南沾益州知州、南宁知县，后赴四川合川县任盐运使。童年的夏同龢，小小年纪便跟随父亲，足迹踏遍了西南三省。

夏同龢

1884年，夏源在四川任上，延聘重庆璧山名士胡安铨为夏同龢的蒙师。胡安铨后来成为翰林，并一度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得到名师的教诲，同龢的启蒙之路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常与学侣赛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少年时已通读四书、五经”。

1887年，夏源因病辞世。13岁的夏同龢远赴广东，投奔兄长夏同彝，并继续就学于名师。1893年，夏同龢回到贵阳乡试，中举人，年19岁。但因故错过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会试。年轻的同龢，继续埋首攻读，等待着下一次大考年——戊戌年（1898年）的来临。

三

戊戌，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个年份。刚刚经历了甲午之败、公车上书的大清朝野，正在“变法”与“守旧”之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年轻的光绪皇帝，痛感丧师割地的屈辱，迫切希望以新政奋起图强。他数次召见康有为，聆听其见解，一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变革即将来临。戊戌大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9日清晨，346名新科贡士步入紫禁城保和殿，迎接最后的大考——殿试。其中便有日后的北洋总理钱能训、藏书家傅增湘、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冯友兰之父冯台异，以及来自贵州的青年才俊夏同龢。

殿试考的是“策论”，问卷围绕着“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个方面展开。夏同龢展卷而书：“臣闻为治莫先于法祖”，挥挥洒洒，洋洋2000余言。整张答卷，夏同龢先后提出了“万物皆有变化”的历史观、“循名核实”的用人之道、“因时制宜”的用兵之道、“先之以威猛”的绥远之道，对于财政的匮乏，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八旗生齿日繁，及直省防勇、绿林增饷所致”。写完最后一段“将英俊之士，可以兴军旅之威，可以振四夷之守，可以固九府之财，可以充斯所为，扬大烈，觐耿光，我国家万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时，紫禁城已是黄昏夕照。

主考官孙家鼐（咸丰九年状元）及昆冈等八名阅卷大臣在众多考卷中发现了这篇逻辑缜密、激情四溢的文章，对其赞赏不已，一致评定为前十名，送呈御览。殿试结束仅仅两天，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帷幕。6月12日，皇榜公布，钦点贵州麻哈州夏同龢为“戊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继十二年前青岩赵以炯大魁天下后，贵州历史上第二位文状元就此诞生。正所谓：“四海喜闻新政日，六街争看状元时。”（丘逢甲诗）夏状元同龢，时年二十四岁。

四

清制：“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夺魁之后的夏同龢随即成为翰林院修撰，六品衔，正式步入仕途。不过时势总是强过人意，新科状元在翰林院尚未把板凳坐热，“百日维新”便在守旧派的反扑下宣告失败。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新政悉数被废。踌躇满志的夏同龢，此刻与众多心存社稷安危的朝野人士一样，感到心灰意冷。眼见改良时弊之路已经不可行，他逐渐萌生了远离京城的念头。

1899年，夏同龢再度入粤，与升任道员的兄长夏同彝相聚。在广东期间，夏同龢与同道交游，遍访山水名胜，留下了很多诗文、楹联、题跋。这一时期，状元郎心情较为舒畅，也有更多闲情逸兴。在潮阳，他与挚友丘逢甲同游东山金顶寺，诗赠主持能意和尚：

回出沧桑界，东岩借一枝。

婆心劝说法，慧业解藏诗。

石室容趺坐，念经喜受持。

他年溯灵迹，应续大颠师。

诗中禅意盎然，慧根尽显。晚年的同龢，皈依佛门，此时应是伏笔了。在丘逢甲所居的“淡定村”，夏同龢为之题写书房联贴：“马来西极龙卧南阳”，高度赞扬了丘的生平事业。此外还题写了村名、石刻诗碑等大量墨迹，至今犹存。

五

转眼已是1904年，日本“法政大学”于该校附设“法政速成科”，专门教授清国留学生以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之学。此事在中日两国激起热烈反响，东京《朝日新闻》《法学志林》等报刊广为宣传，上海的《东方杂志》也刊文呼吁“我国向学之士，曷勿奋袂而起，以速收成效耶？”闻讯后，夏同龢上书翰林院，呈请自备资斧赴日游学，获准。以状元身份而出洋留学，夏同龢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人。

1904年5月7日，法政速成科第一期正式开学。计招收中国留学生94人，课程12门，以校长梅谦次郎为首的法学博士8人、法学学士4人担任教习，主要讲授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学制一年。除课堂教学外，还安排参观日本各级公私机构的考察活动。夏同龢后来回忆道：“闻诸先生之讲授，于国法学，见国家社会缔构之原理与政权分立之精神，则可知行政必先树立根据于此；于刑法、裁判构成法、民刑、诉讼法，则可知司法权与行政划分之界限；于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公私法，则可知政界之广远，其相干关系诸法为至繁赜也”。

1905年7月13日，在法政大学毕业典礼上，夏同龢获颁毕业证书并代表留学生致答辞。同月，《法律新闻》还对夏同龢进行了专访报道，当被问及“如何谋中国之改良进步”时，夏回答：“将兴法政学校，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又曰“一切法律以宪法为基本”。可以看出，经过一年的高质量学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科举状元的知识结构和眼界已经和以前大大不同。他们这一批研习经史辞章的传统文化精英，已经开始向掌握近代国家概念、法政之学的知识分子过渡。

8月底，由23名留洋学子所撰写的法学著作丛书在东京出版。计有《法学通论》（杨度）、《国法学》（罗杰）、《行政法》（夏同龢）等22种。这批书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介绍近代法政学说的丛书，后来成为国内各级法政学堂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基础。夏同龢的《行政法》，以日本著名法律学者清水澄博士的讲义为基础编撰而成，全书约15万字，系统介绍了近代行政法学理念及现行日本行政体系，是中国最早介绍现代行政法知识的书籍。即使在今天读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夏同龢等人的表率作用，激发了更多的中国各界精英负笈东渡。前后四年间，先后有2000人入法政速成班学习，除两位状元骆成骧、刘春霖外，还包括了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朱执信、沈钧儒、汤化龙等一批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六

日本归来后，夏同龢回到广东，面见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开设法律专门学校的建议。1905年11月，广东法政学堂诏准成立，是为今日中山大学的前身之一。经岑春煊“奏留”，夏同龢留在广州，担任学堂监督（校长）一职。他主持制定学堂章程，将法学通论、比较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等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还从日本聘请多名学者，来学堂执教；并主持创办了《法政丛志》月刊，刊登法学文章；同时还破天荒地办起了校外补习班，向民众普及法律知识。

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法政学堂的教学实践，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亟需的法律专门人才，影响深远。教师如朱执信、古应芬、汪祖泽，学生如陈炯明、邹鲁等，都是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据资料统计，民国时期广东各地方法院院长和各级检察长、庭长，几乎都是从这所学堂（辛亥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夏同龢的理想——“兴法政学校，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在南粤的大地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同时夏同龢还曾兼任两广师范学堂监督，并兼任广东地方自治讲习所所长。职分所到之处，他都努力普及法政教育，启迪民智，为推动广东地区思想近代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广州期间，夏同龢与年仅21岁的太虚禅师结缘，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太虚禅师（1889—1947年），俗姓吕，浙江海宁人。一生弘扬佛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是中国近代佛教界领袖、近代佛教改革运动的创始人。驻锡广州时，在狮子禅林的“佛学精舍”每周讲佛两三次，夏同龢与当时广州诸多名流居士常前往听讲，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在这样的氛围里，夏同龢的佛学造诣日益精进，并逐渐接触到了佛学中“甚深最甚深，微细最微细，难通达极难通达”的唯识学，并由此奠定了晚年的志趣。

七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夏同龢离开广东和掌教六年的学堂，回到了故乡贵州，退居贵阳团井巷的私邸，每日读书向佛，静看城头变幻。民国二年（1913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夏同龢当选众议院议员。初入国民党，不久后退出，发起成立“超然议员社”，倡导“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同年7月，他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六名理事之一，负责组织起草《天坛宪法》。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夏同龢殚精竭力，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提出了不少具有共和精神和现代意义的法条意见。

时势再度弄人，宪法的起草工作因宋教仁被刺案、孙文发动二次革命而中断。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解散了国会。夏同龢转任政事堂佥事、试验委员等闲职。一腔法政理想，无处实践。此刻的心境，与戊戌年间何其相似！他不得不再度选择了离京，先后担任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制局佥事等职。

1917年，应江西督军陈光远之邀，夏同龢入赣筹建江西省实业厅，并担任首任厅长。在三年的任期内，这位前清状元放下身段，为江西的矿山开采、实业开发、工厂民生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得到赣省各界的称誉，并获中华民国大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八

1919年6月，辞任实业厅厅长的夏同龢回到北京，定居于西城劈柴胡同。从中戊戌年的大魁，屈指已是二十一年过去。由状元而留学生、由科举制精英而现代教育家、由诗书隽才而官场耆宿，一切都已似云烟过眼。如今的夏同龢无官无责，终日课子为娱，闲时潜心学佛，难得清静时光。随后的三年间，他组织京城数十名居士，共同出资为广济寺购置了十顷土地，用于供养寺庙开支，并建“净业堂”供佛事之用。广济寺得此厚援，弘法大业日益蓬勃，遂成海内名刹。（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

太虚大师

1921年，夏同龢邀请旧友太虚大师在广济寺讲授《法华经》，听者云集，传为佛门盛事。1924年，应太虚大师之邀，夏同龢联合梁启超、汤芗铭、李经羲、施肇曾等各界名流共50余人，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旨在发扬佛教真谛、促进世界佛教文化的交流。世佛会于1924年7月13日在庐山大林寺正式成立，绵延至今，为中国佛教与世界的交流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夏同龢作为最初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功德无量。

1925年，夏同龢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劈柴胡同家中，终年52岁。葬于阜成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人曰“状元坟”。墓前华表上，曾镌刻其生前自书“函下无尘海外有谧，鱼游青藻鸟萃平林”一联。历经沧桑巨变，均已无存。贵阳团井巷老宅一带，后人改名为“夏状元街”，以纪念这位戊戌状元、法政先驱。今天，这里已是熙熙攘攘的闹市。故里麻江县高枧村，有“状元第”存世，经过修整，如今已成旅游景点。园内红房青瓦、绿草池塘，错落有致。状元桥上，夏状元自撰的《四足歌》，时时引得游人驻足吟赏：

丑妇是吾妻，休想美貌的、妖娆的，只求她安分守己，但得过贤惠足矣；

蠢子是吾儿，休想伶俐的、聪明的，只求他尊贤敬老，但得过孝顺足矣；

茅庐是吾居，休想华丽的、舒适的，只求它能遮风雨，但得过避寒足矣；

粗粮是吾食，休想美味的、佳肴的，只求它三餐丰盛，但得过充饥足矣；

【作者系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王晓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