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试析夏同龢《状元策论答卷》的政治哲学思想

2023-07-18 17:59 行知部落网  主页 > 名片 > 国土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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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锦言:同龢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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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夏同龢《状元策论答卷》的政治哲学思想

来源:行知部落网     作者: 王路平

 

 
  内容摘要:夏同龢为贵州历史上两个状元之一,其《状元策论答卷》与光绪帝当时维新变法的思想相近,从“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个方面阐述了执政及变法之要,通篇洋溢着爱国、务实、变革、维新的思想,有较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
  关键词:夏同龢 状元策论答卷 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84-87
  夏同龢(1868-1925),字用卿,自号狮山山人,贵州麻哈(今麻江)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举于乡,翌年戊戌(1898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庚子(1900年)典试湖南,其后任北京政法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习,主修经济建设科目。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先后任湖南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佥事、参事、国会众议院议员、江西省实业厅厅长。民国14年(1925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7岁。1999年麻江“夏状元第”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已维修开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同龢在北京保合殿考场所作的《策论答卷》凡两千余言,中心突出,思想深刻,张弛有度,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深得主考官、阅卷官的厚爱,被光绪皇帝亲笔御点为戊戌科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大魁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不用八股文答卷的第一位状元,同时也是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夏同龢的《策论答卷》之所以受到光绪皇帝的青睐,主要是因为所论述与光绪皇帝当时维新变法的思想相近,同时这篇策论从“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个方面阐述了执政及变法之要,通篇洋溢着爱国、务实、变革、维新的思想,有较深刻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此,笔者根据夏同龢的《策论答卷》原文试作一粗浅分析,以就教于同仁。
  一、万事万物皆变化。《答卷》开篇即言:“天下之事,百变不能言也,天下之患,百变不能知也,然则天下将奚治?”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立足于承认天下的万事万物莫不是在变化之中,正因为变化无常,故而有“百变不能言”、“百变不能知”之虞。夏氏的这一思想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易经》哲学的变化观,用矛盾运动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易经》的书名曾被解释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说文解字》引《秘书》),承认万事万物都有阴阳矛盾对立。故自古以来的政论家都主张“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尚书·周书·周官》),要治理天下国家,必须要根据阴阳的变化来作出举措。因此事物的变化发展也就是必然的,是故易一名而三义,变易不易简易也,即变化的道理是千古不易的,也是最简单最清楚的。所以夏氏赞叹光绪皇帝的日新又新的革新变化的立场和作为:“躬圣哲之资,荷艰大业,揆文奋武,日新又新,置特科,吁贤俊,以德礼化干戈,固已四海归心,群黎遍德矣。乃圣怀冲挹,犹孜孜焉,举求才、经武、绥远、理财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当时社会上有变与不变的两种不同发展观的论争。维新派主张维新变革,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易经》的变易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包含着若干“全变”的质变观点。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尽管采取了“托古改制”的形式,但是其内容与传统的改良主义式的变法有所不同。他全面地论证了“天道可变”的思想,在“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进化说的旧形式中增添了近代进化论的新内容。康有为的这种变化观为当时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他在《上皇帝第六书》云:“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而谭嗣同则阐述了“天地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的”猛进思想。显然维新派的这些思想对夏同龢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效法后王,与时俱进。根据光绪皇帝求才、经武、绥远、理财四大块变法内容,夏同龢阐述了自己“法后王”的政治主张。既然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那么怎样来治理天下国家呢?夏氏认为“法则治”,即依法治国。那么是依何法来治理天下国家,历史上有两种观点:荀子曰“法后王”,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那么到底根据那一种方法呢?夏氏支持荀子的观点。在历史上荀子针对孟子“法先王”的思想,提出了“法后王,一制度”的主张:“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一般来说“后王”是指当时有所作为、雄才大略的君王,“法后王”的思想正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历史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被历史上很多追求改革、谋求变法的思想家所首肯和发展。如韩非子认为:“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提出根据盛衰存亡之理来“变古易今”,古今异势,因时变法,反对法先王,指出上古之先王离开当今社会几千年,没有可供参验的资料,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措施也要作相应的改革,显然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夏氏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言为治不必遵成法也”,“圣人立法,不能知其弊于万事之后而豫防之,恃有因时补救之而已”,“古今异势,张弛宜然”。正因为如此,使夏同龢比起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拥有更开阔的眼界来观察和探究国家的兴衰本末,从而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开出自己的药方。
  三、循名核实的识人之道。夏同龢认为要治理天下,贵在选得人才,而求才之道又贵在循名核实:“时议即变,果遂不至空言乎?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试以时艺而人才自兴;不能责实,虽制度日更,于造士终无所益。昔臣如舒赫德等,亦曾以废时艺为言矣。而列圣终未之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是以责实,亦未尝不可得人,则莫如循名核实之为愈也。我皇上登明选公,量能授职,即可举中,何尝不可收奇杰之士哉?”苏轼的责实思想实际上是根据韩非子的思想而来的。韩非子认为,君王要治理国家,必须考察臣下的才能,要“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这是人君督察臣下的方法。君主授予臣下官职的职务是“名”,任职的人是“实”(也叫做“形”或“刑”),君主按照官职之“名”的职责,来考察在职官员的工作情况(“实”),名实相合则赏,不合则罚,这就是韩非子的“刑(形)名之术”。夏氏接受了这种思想,主张循名核实,不尚空谈,甚至在当今之世“臣工不必侈言变法,惟事事综核名实,奉法而力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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