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学民

学界关于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对官方档案的大量梳理和使用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特色，并仍然是未来推进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即讨论戊戌变法史基本文献中的一个小问题，《清史稿·翁同龢传》的意义。

翁同龢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学界多有关注和研究。近年来翁同龢相关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极为出色，大量新文献和重新整理的文献使得翁同龢研究有了丰厚的史料基础。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资料也值得重视，清史馆纂成的《清史稿·翁同龢传》就是这样一个文献。《清史稿·翁同龢传》是官方记载翁氏生平的重要文献，涉及翁同龢本人形象及对戊戌变法与其他晚清史事的书写。该传多年来深得学界重视，对其意涵和史事多有解释①，其中谢俊美先生的讨论尤具卓识。但《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一个重要的论述，涉及对晚清某些重要史事的书写，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认识“翁同龢传”的价值，需要结合该文献的形成过程来进行。“翁同龢传”的纂修跨清末民初，经历了不同的纂修制度，有记载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不同版本，而这些“翁同龢传”的纂修过程学界并非全然了解，由此影响到对这些记载的理解。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结合“翁同龢传”纂修过程讨论不同版本“翁同龢传”记载的意义。

一、清国史馆《翁同龢列传》的纂修

今日学界熟悉的“翁同龢传”是清史稿中的版本，但这并非该传的唯一版本，也不是国史馆《翁同龢列传》的最早面貌。《清史列传》卷63《已纂未进大臣传二》中的《翁同龢》②，学界对其纂修过程并无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翁同龢传包传稿》提供了重要的纂修情况，基于此，可知《翁同龢传》的纂修经过。《翁同龢列传》是清国史馆的作品，但其纂成时间已经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

《翁同龢传包传稿》中有《翁同龢列传》两种钞本，一是带有批阅修改痕迹的钞本，此外一种是字迹工整的清缮本。另外还有题名为《翁相国履历》的事迹册。这些文献说明了《翁同龢列传》的纂辑经过。

《翁同龢列传》的封面有“协修官 商 大人 老爷 印衍鎏 纂辑三年五月初一日 领 八月初六日交” 以及“纂修钱骏祥 覆辑”等字样，说明了纂修情况。根据这些文字，我们可知，《翁同龢列传》是1911年5月28日，即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纂修者领受了任务，开始纂修。到1911年9月27日，即宣统三年八月初六日完稿。14天后，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

《翁同龢列传》的纂辑者是商衍鎏。商衍鎏(1875-1963)，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为广州驻防正白旗汉军人籍，民国后改称广东番禺人，著名学者、书法家。1894年甲午科举人。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商衍鎏得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成为清末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曾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编修、实录馆总校、文渊阁校理等职。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翁同龢列传》的写法基本依照清国史馆成规，纂辑者据来自吏部的履历或者事迹连缀成文。同一传包有《翁相国履历》一册，封面写有“刘登瀛交馆”，另有整理时的编号：(1990-3)。此刘登瀛，可能是桐城派后学，字际唐，一作际堂，南宫县刘晒村人。15岁时被吴汝纶选入信都书院就读。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乡试第一，授巨鹿县训导。曾随吴汝纶在保定莲池书院就读。后被直隶省学校司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初任省视学，后任保定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教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授山东知县，坚辞不任，其后二三十年，历任河北大学、山西大学教授，致力于教育事业，深受学生尊崇。著有《伦理讲义》《刘登瀛诗文集》等。

此《翁相国履历》未题时间，但同一传包有《吏部覆片》，说明刘登瀛在1909年8月4日清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前完成了《翁相国履历》，提交国史馆。上有“满提调 松 汉提调 谢 阅 七月初一日 恽 阅 七月初一日”等字样，另有“宣统元年陆月二十九日”。两位提调待考，但从签名的时间说明《翁相国履历》确实按期完成了。

《翁相国履历》按年逐次记载翁同龢职衔升迁，没有臧否。《翁同龢列传》全文共约1800字，基本是在《翁相国履历》基础上写成。清廷国史馆纂成的大臣传，往往篇幅在万字左右。《翁同龢列传》相对较为精简。通观全文，该文乃依照清代大臣传的基本程序和工作方法，由纂修官根据户部提供的大臣履历，逐年接续事迹，纂辑而成。这样的记载基本是任职的流水账，详于职务升迁，于具体的事功较少记载，点评也少。这在翁氏两个重要经历的记载方面表现突出。

其一是，中法战争中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的表现。传文曰：“(光绪)十年，越南事起，法人搆釁。朝廷念国家元气未充，时艰日钜，内外事务丛脞堪虞。而军机处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不能辞咎。严旨切责，将军机王大臣等悉予斥退。同龢直枢廷，适当多事，亦以无所建白，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其中的“同龢直枢廷，适当多事，亦以无所建白，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此段在《翁相国履历》中原文是“皇太后懿旨：……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工部尚书翁同龢甫值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纂修者在其中插入了“严旨切责，将军机王大臣等悉予斥退”一句，指出了当时的情势，有为翁同龢开脱之意。

其二是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一时期翁同龢的事业达到了高峰。“二十年，赏戴双眼花翎，并紫韁。是时，朝日事棘。朝廷意主用兵，畿辅近地，征调云集。命同龢会同恭亲王等商办军务，再授军机大臣。二十一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十二年，充方略馆总裁。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龢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操切酿乱，朝野骚然。二十四年四月，奉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十月，又奉硃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对照《翁相国履历》，原文只讲翁同龢的任职，对于其表现没有评价。而上述记载中的“同龢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操切酿乱，朝野骚然”数句，是纂修者加入。这几句增加的话，指出翁同龢从甲午到戊戌，再度任军机大臣后的作为,一方面是有推动变法运动之功，另一方面是造成戊戌变政的责任人，其罪责是“荐举非人”“操切酿乱”。一般来说，清廷的《大臣列传》记述功业，少有褒贬，《和珅列传》奉嘉庆之命加写罪责属于特例。《翁同龢列传》写传主的罪责，可见清廷高层意见之一斑。但这段记载并未指名道姓，而是模糊处理，算是一种回护。

总之，根据清廷国史馆大臣传纂修的常规工作方法，纂修官在《翁相国履历》的基础上，纂成了《翁同龢列传》的第一个正式版本。

二、重纂《清史稿·翁同龢传》

今日学界更为熟悉的是《清史稿·翁同龢传》，该传确实有重要价值。但只有与《翁同龢列传》的纂修情形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对它的价值才有更多的理解。对照清国史馆时期的《翁同龢列传》，我们能更好地了解通行本《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三《翁同龢传》的意义。后者还存有一些未解之谜。旧说清史馆时期《翁同龢传》由王崇烈纂辑，这是有根据的。现存清史馆档案中，有两个翁同龢的传稿，其中一个档册题写着“协修王崇烈拟”的《翁同龢列传》③，另外一个是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四人一卷的档册④，两传内容略同，都是在清国史馆《翁同龢列传》基础上的改写，沿用了原有的行文架构，增删幅度不大。比较重要的修订是在传记的末尾：

身后萧然，吴中士民，见其忠清。于宣统元年，郡绅翰林院检讨陆懋宗等合词，以同龢三十余年，再为师傅，两预机衡，迹其讲画之劳，宜在矜全之列。两江总督端方据情入奏，疏称：当五洲交通之时代，本中华未有之艰虞，在当时不可宽责备之文，在今日似宜有原情之论。况我朝最隆师傅，同光两朝之圣学，既已垂耀千秋，经筵启沃之世臣，或当掩其一眚，奉旨准开复原官。嗣以前外务部尚书邹嘉来等呈请恩予谥恤，谕旨加恩予谥文恭，以示笃念儒臣至意。同龢淹通文学，熟谙掌故，屡司文柄，两为师傅，侍讲帷者四十年，寒暑风雨，未尝一日请休沐。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陈说曲尽其理。又尝手写夙兴夜寐，箴画沿海地图，进备乙览。两朝有鱼水之契，恩遇优渥，赞襄密勿，尤能直言极谏，造膝事秘，世莫得闻，章疏无存稿，如：请止临幸王府，罢修圆明园省宫，禁一切工程，免外省传办各物；武英殿、太和门灾均力请以停工作；又因吴可读尸谏事关系大统，疏请明示天下，俱得旨允行。生平拘谨坦白，亦多忌者，卒以面对，有“工部主事康有为才具胜臣”之言获罪。及罢斥以后，每念时艰，辄复流涕。其奉旨褫职编管也，是日，军机大臣刚毅独对，皆其所请。于述旨时，军机大臣王文韶肃然曰：朝廷素隆师保，宜籲恩施。刚毅曰：慈圣意也。然同龢戊戌四月既罢官，端午节例赏仍奉特旨颁给，亦可徵圣眷矣。归田后，日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集未定稿二十卷，日记则四十余年，退食之暇，未曾间断，不以示人也。其书法能自成一家，尤为海内所宗焉。⑤

这段文字一方面指出了翁同龢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明确指出了翁同龢的罪名是举荐康有为。该传还指出翁同龢有四十多年的日记，不过没有公开。王崇烈与翁同龢家有故，这个信息提示很有趣。

但通行本《清史稿·翁同龢传》别有意义，它并非沿用王崇烈的稿本，而是进行了大幅改写。且其修改似乎不可能由王崇烈进行，因为其修改依据的是《翁同龢日记》，而王崇烈在该日记出版前数年已经去世。

清史馆对清朝留下的大臣传等进行了大幅精简，一般是把近万字的传文缩减为二千字左右。“翁同龢传”重纂后有1200字左右，较清国史馆《翁同龢列传》有大幅减省，与其他大臣传的篇幅基本持平。《清史稿·翁同龢传》不少文字沿用了《翁同龢列传》，并作删减，是国史的常规。下面以翁同龢同治年间事迹为例，进行说明。《翁同龢列传》作：

同治元年三月，分校礼闱。六月，升右春坊右赞善。七月，再出典山西试。十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寻父忧归。四年三月，补原官，六月，转左赞善。升右中允。十一月，命在弘德殿行走。五年，升翰林院侍讲。六年，迁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七年，晋国子监祭酒。九年，升太仆寺卿。十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母病，疏请开缺。予假慰留。十二月，丁母许氏忧。赐祭一坛，赏银二千两治丧，异数也。同龢历充实录馆校对、协修、纂修、总纂，国史馆纂修、武英殿纂修，必勤必恪，事皆尽职，屡得优叙。十一年，穆宗毅皇帝大婚礼成，赏头品顶戴。十三年，服阕，命仍在弘德殿行走，授前职。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恭录康熙八年、嘉庆二年遇灾修省圣训进御，复以历代名臣奏议因火灾上言者，于讲案前剀切敷陈，因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乃千圣之格言，祖宗之心法，不可不身体而力行。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答天诫，修实政者，庶几在是。”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方兴工，商人李光昭矇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诤，上不怿。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清史稿·翁同龢传》作：

同治元年，擢赞善。典山西试。父忧归，服阕，转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进讲，于帘前说治平宝鉴，两宫皇太后嘉之。累迁内阁学士。母忧服阕，起故官。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恭录康熙、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方兴工，商人李光昭矇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诤，上不怿。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但是《清史稿·翁同龢传》较之以前的同名传稿，实际有重大的变化，即对本传的许多事迹做了改写。光绪年间，翁同龢的许多事功被增加进入传记。其中之一是，与俄国改约争回伊犁的功绩。“光绪元年，署刑部右侍郎。明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再辞，不允。旋迁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六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荫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

其二是对翁同龢第一次充任军机大臣的记载。“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相较于此前，减去了慈禧懿旨的内容，增加了对翁氏本人在此间事功的记载，大约两处：一是一面进兵一面和议的主张；一是否定刘永福的作用，要求增重兵出关。这个记载否定了前此《翁同龢列传》中关于翁氏无所建白的评价，堪称文省事增。

其三，《翁同龢传》重点记载了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翁同龢的功绩。关于戊戌变法，《翁同龢传》记载：“明年，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硃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其四，关于翁同龢的评价，本传后有简单的总结：“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上述记载中，改动最大的是关于甲午战争期间的记载。相较于清国史馆《翁同龢列传》，《清史稿·翁同龢传》的同名传记基本算重写，增加了很多细节。

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翁同龢日记》，该《日记》提供了很多翁氏个人的记述。清史馆诸人看到此日记，并采用了《日记》的记载。稍引几条，我们即可看出《清史稿·翁同龢传》的依据。

关于甲午战争，《清史稿·翁同龢传》载：“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于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

《翁同龢日记》相关记载如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廿九日：论及台民死守。上曰：“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诘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唯唯，引咎而已。⑥

正月廿八日(2月22日)：是日李鸿章到京，先晤于板房，召见乾清宫，与军机同起。……见起时合肥碰头讫，上温谕询途间安稳，遂及议约事。恭邸传旨，亦未尝及前事，惟责成妥办而已。合肥奏言：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余奏言：但办得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⑦

晦日(2月24日)：李相赴各国馆，意在联结，而未得要领，计无所出。孙公必以割地为了局，余持不可。⑧

三月十一日(4月6日)：余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⑨

四月初四日(4月28日)：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书斋所论大氐皆极为难，臣憾不能碎首以报。⑩

四月十二日(5月6日)：晨入，见许电，倭复俄以辽地分六段，五段暂押，一段旅顺不还，俄仍驳复也。余创议乘此与日本照会，将换约展期，孙、徐坚不可，至于攘袂。

四月十三日(5月7日)：余力言发电告日本展期换约，与同列争论，声彻于外。又争于上前，乃定议。

四月十六日(5月10日)：晨入，电甚多，大率皆换约事。伊藤电允展五日，旋作罢论，可见做得到，人自不做耳，可叹也！

对戊戌变法相关史事的记述，《翁同龢列传》的文字是：

同龢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操切酿乱，朝野骚然。二十四年四月，……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十月，又奉硃谕：……，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清史稿·翁同龢传》的记载为：

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硃谕：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硃谕：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三十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两者对照，改动有限，但关系全局。首先，翁同龢在戊戌年遭遇的背景，均被指与变法有关。《翁同龢列传》列出了翁同龢的罪名是所谓的“荐举非人”，基本沿用而且再度强调了清廷的说法。而前述王崇烈纂辑同名传记明指翁同龢的罪责是曾言“工部主事康有为才具胜臣”。

《清史稿·翁同龢传》只罗列事实，列出翁同龢革职前后，光绪对康有为的嚮用，并准备变法的史事，而没有强调其罪名。光绪对康有为的嚮用，究竟是光绪个人的意见，还是翁同龢的举荐，从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到清史馆王崇烈的《翁同龢传》，在此问题上基本都是直书，且清史馆王崇烈《翁同龢传》的说法更加直接，明确翁同龢荐举康有为。但是《清史稿·翁同龢传》一改此前记载，为更加含蓄的并列，把解释空间留给了读者，实际上否定了翁同龢“荐康说”，有为翁氏开脱的意味。

第二，关于变法过程，《翁同龢列传》没有解释。而《翁同龢传》加入了“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数字，点出了政变的主要内容。

根据以上的引述可知，对于翁同龢事功的记载，清史馆的《翁同龢传》对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有大幅增加，而将重点确定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这一改动的文献依据是翁同龢日记。但王崇烈1919年已经去世，他虽然曾有可能见过翁同龢日记，然不及见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似不可能据此进行改写，所以该传的纂辑另有他人。

《清史稿·翁同龢传》对翁同龢功业的书写，可视为代表官方的一种评价。与学界指出的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的普遍趋势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翁同龢日记》，实际对翁同龢的作用多所肯定。在翁同龢研究史上，《清史稿·翁同龢传》的地位需要重新评估。

三、结语

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清史稿·翁同龢传》是官方正史对翁氏生平事迹的记载。它们均有所本，在不同制度下纂辑，呈现出不同面貌。

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由吏部提供事迹册，纂修官依据事迹册，纂辑成篇，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清史馆的《翁同龢传》，按惯例沿袭清国史馆本《翁同龢列传》作删改，但民国初年的情势提供了其他可能。1925年，《翁同龢日记》出版，提供了翁氏个人的记载，清史馆纂修者据此进行了改订。《清史稿·翁同龢传》为官方评价的一个代表，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翁同龢日记》，实际对翁同龢的功业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翁同龢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但今日学界更为熟知的《清史稿·翁同龢传》，实际作者不明。由此，在翁同龢研究史上，《清史稿·翁同龢传》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重估。

① 谢俊美：《序》，翁同龢纪念馆编：《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② 《翁同龢》，《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49-5053页。

③ 《翁同龢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6334。

④ 《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7461(1)。

⑤ 《翁同龢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6334，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