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荣平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水族水书研究发轫于咸丰年间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至今已有160多年。水书的研究从文字开始，逐渐涉及语言、文字、民族、文化、历史、宗教、教育等相关领域，是水族人民社会生活的经验总结和未来生活的展望，最终被视为水族人民的“百科全书”，这是百年来的历史认识。水书神秘的面纱，在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下，逐层被揭开，逐渐走向大众、流于社会。经各方研究论证，水族水书终以“水书习俗”纳入国家文化的行列，成为多彩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员，为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家园增光添彩。

在过去的160多年时间里，“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如影随形，影响着水族社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水族人民的传统节日、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营建造屋，乃至日常的吃穿住行，都有“水书习俗”的影响。“水书习俗”依旧陪伴着水族人民，继续以“去灾除害”的信念为水族人民服务，对现代农村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水书习俗”肯定有其适应社会的功能，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社会功能呢？尤其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水书习俗”该何去何从？怎样定位“水书习俗”的当代价值？在水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又有何贡献等，都需要对“水书习俗”的功能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本文将依此问题逐层展开讨论。

一、水书习俗

“水书习俗”作为一个概念，其理性义/概念义最初源于水族文字、水族书籍。“水书习俗”是新文化理念的概括，最初是学界关于水族文字和书籍的整理与研究，在研究文字和书籍的过程中，发现要较为全面表述水族文字和书籍必须借助“习俗”的阐释，即水族文字与水族书籍离不开实践性质的“水书习俗”，于是才引申到其关涉的习俗或民俗。作为一项学界逐渐关注的科学研究，有必要对其内涵和外延作一界定。

水族水书的科学研究，一直到新世纪之初才趋于规范化，与水书一样，“水书习俗”早期的研究也存在界定不一的情况。例如本世纪之初，对于水书这个名词的所指，有的加书名号《水书》，有的加双引号“水书”。语义上有的指文字，有的指书籍或载有水文字字符的物什，容易造成混淆。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本世纪初水书的研究得到较为规范的研究，例如，2002年韦宗林教授以水族文字形体为依据始分水族古文字与今文字[1]，2004年曾晓渝教授对“水书”与“水字”的界说[2]，汇为2012年“水字楷变前后分为‘水族古文字’‘水族今文’，以及‘水书’具体语境语义”。[3]经过近20年的研究，现在论及水书，在没有特殊语境要求下，加在水书头上的书名号及双引号基本“脱落”，也说明了学界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水书，其内涵主要指的是载有水文字/水字符的物什，主要载体为水族书籍。因为水文字可以写在纸张上、皮质上，可以画于棺木上、牌坊上，可以刻于石碑中、竹简中、器皿中、建筑中，也可以印于衣物上或装饰品中，还可以绣于鞋帽等衣饰物件中。水族文字/水文字/水字指的是水族固有的文字符号，水族文字与水族水书二者共用一个水语的语音形式“le24sui33”(泐睢)。但这些语义严格来说都是狭义的定义，因为在水族人看来，“le24sui33”的义项中“水书、水字”只是基本义，这是基本的常用的义项，在水族社区语境下，在此基础上，一般还推演引申有“通晓水书水字关涉的诸多民俗事项”义。例如在水族社区有人问“谁通晓水书”？答曰“man24haːŋ55/o42le24sui33”，译为“他通晓/知道水书”，也既含“他通晓和掌握水书关涉的诸多民俗事项”的语义，就是说“水书与其使用者及使用习俗”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所以，这也是水书先生应有的概念义，懂一些水文字而不知其运用事项，是不能算水书先生的。

可以说，对于水书的研究，前期摸索阶段已暂告一段落，现在逐渐趋于规范化和专题化。在水书的全面收集及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中，水族水书及水族文字性质基本清楚，学界逐渐明确了研究对象及其内涵。研究水族水书与水族文字，需要使用习俗进行解释与佐证，在这种水书使用语境下，“水书习俗”概念应运而生，符合水书研究发展规律。但在初始阶段，还是免不了带上特殊语境的帽子。2005年，水书研究专家潘朝霖研究员亲历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始末，项目名称从申报的“水族水书”变为文化部公示的“水书”，最后国务院批准认定为“水书习俗”。“水书有独特的文字符号体系。水书是水族民间知识综合记录的反映，涉及天文历法、原始信仰、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水书具有实用的操作性，广泛运用于民间婚丧嫁娶、生产生活趋吉避凶等诸多方面，对水族社会影响深远。水书奇特的文字符号和记忆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民间传承的神秘性，反映了水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及特殊价值”。[4]这是潘朝霖研究员摘录专家组论证当时《水族水书》为非遗项目时的意见，最终根据这些共识定为“水书习俗”。

“水书习俗”名称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先辈学者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先贤们共同努力下，明确了水书的内涵和外延。于是，在上升到国民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关注水书研究专家的倾心投入，最终以更为全面、准确的专名加以理论概括，在2006年获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流行开来，逐渐被学界接受并习用和进一步阐释，例如此后的文章：潘朝霖《“水书习俗”的文化价值》[5]在“水书习俗”框架下进一步阐释了水书、水字的各学科价值，尤其是对水族社会“不可或缺”的巨大影响，可窥见其具有的水族社会功能；欧阳大霖《从水书先生群体状态看“水书习俗”的传承危机》[6]意识到了“水书习俗”的重要载体水书先生群体，水书先生是“水书习俗”的承继者，对水族社区及其治理有积极的作用，必须予以重视。这是乡村振兴在水族社区打开局面的一扇窗子，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蒙耀远《水书习俗及其文化内蕴》[7]深刻阐明其内涵和外延，把水书、水字及其应用者与使用水书的习俗关系进行详细阐释，更加明确“水书习俗”所指；于是，“水书习俗”到底包括哪些构建的研究应运而生——《试论水书文化的传承制度及水书习俗的构建》[8]在前辈学者基础上剖析了水书文化构成元素(下文详述)，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各构件的特点及对水族社会的影响；以及围绕“水书习俗”进行创新性研究的文章等。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科学研究过程，根据水语社区语境实际，这里的“水书习俗”与水书民俗相通。当一项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或规范的科学研究，离不开基础的概念和范围。在水书学界关于水书研究渐趋科学化和水书“学科建设”的追求下，基本的概念要明确。对于水书及水字，前人的研究已经给予其很明确的定义，但水书习俗却未见较为全面的概括，因此，需要一个定义以加强学界对于水书习俗的认识与概括。

根据上述观点，这里可以给“水书习俗”下一个宽泛的定义：指的是水族社区内与水族水书水字相关的水书先生及其关涉的诸多民俗事项或意识行为。这个界定包括了水书习俗所指的“物质”与“精神”，是在新文化理念下适时的总结与概括，较为科学地总结了水族人民在历史中对生产生活的认识和经验，也为后继的水书习俗研究打好理论基础，这是未来水书研究需要培育的意识和应有的学理准备。

这里谈到规范的问题，既然水书研究已步入较为规范的轨道和学界达成了较多的共识，本文认为在上述水书共识和“水书习俗”定义下，学界在论及水书和“水书习俗”时，除非特殊语境要求，不再给其加“帽子”，即加引号或书名号，下文将依此阐释。这也符合研究的深入和规范化的规律，一项新研究在初始阶段加特殊符号以表特殊所指，这是符合认知逻辑的，但一直不加规范任其发展，不利于水书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承续研究，这是一种建议或倡议。毕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需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落脚点就是在深入挖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创造属于民族的学术“话语权”，而这些是基于点点滴滴的改变与积累。

二、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

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究竟有什么关系，关系究竟多大，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借助潘瑶、韩荣培《试论水书文化的传承制度及水书习俗的构建》中的观点，试谈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的关系。虽然这篇文章是以水书文化析解为水书文本、水书先生、水书习俗三个构件，但从认知的角度说习俗也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具体表征之一，从这层面说水书文化和水书习俗是相通的，当然文化的范围要大于习俗，但在这里，前面都有个限定词水书，故水书文化和水书习俗不论从认知上还是出发点上，两者焦点都具有共通性。借用此观点，结合上文水书共识和水书习俗的定义，本文认为水书习俗的构件包括水书(文本)、水书先生和水书习俗。其中，水书(文本)包括载有水字的物什和水字，主要指书籍，与本文水书共识一致，故从简而用水书。水书习俗指上文定义，以从属关系论，前二者属于第三者，是水书习俗的硬核部分，皆沿用本文所指的范围和定义。

水书之于水族社会，论述较多。从“水书是水族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个共识中就可窥见水书对于水族社会的重要性。水书及水书习俗指导着水族人们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与认知，例如水书里诸多正与反的二元对立思想：水书在水族社会里可分“白书”和“黑书”，一黑一白构成了公开与秘密的“正反”认知方式。在水书使用环境里，黑和白是相反的，且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书是相对的，具体在巫事上就是收鬼和放鬼，涉及为攻与防互为“正反”的用事思想。相应地，水书里的条目即鬼名也分公母或雌雄的对立思维。水字中“人”与“鬼”互为倒置，在水族社会中构成了一种“相反”的认知，“伺鬼专书”与“服务民众”形构了一种“相反相对”的认知逻辑。关于水书与水族社会的关系，比较集中谈这问题的如张振江、姚福祥《水书与水族社会——以〈陆道根原〉为中心的研究》[9]，阐释水书各个条目与水族社会的关系，以实际的水族文字用例逐一释读其社会意义与影响，说明水书是水族社会、水族人民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于是，谈其社会功能便是水到渠成之事。这里，以三个构件简单谈谈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的关系。

第一，水书与水族社会。水书通过“可视”的文字符号标识着一种社会文明，在这种符号影响下，规范着其影响下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水族人民的婚丧嫁娶、生产生活都是水书的影响场域即它是水族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行动指南，存在于水族人的日常言行的背景知识中，俨然成为水族人们心灵的“钥匙”，是无可争辩的社会存在。

第二，水书先生与水族社会。水书先生在劳动生产中是普通的一员，但却在水书习俗各项活动中充当着祭祀者或典礼主持者的重要角色，起着“战时指挥员”的担当作用，调解邻里关系和村寨关系，也是水族社会或社区人民伦理道德的标杆，是水书社会教育的一个参照点，这是近代水书先生自然的存在状态。

第三，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水族人们日常生活中有求学问仕、避凶祈福、趋利避害的心灵需求，求助于水书先生，而水书先生通过水书把这世世代代的民俗沿袭下来，不断满足水族人们的需求，在不断承继中，历久弥新，发展为现在的格局，还在继续为人们的幸福生活而发挥它的功能。水书先生把水书和水书习俗衔接起来，水书习俗借助水书及水书先生依旧在为水书社会输出它社会干预、社会治理、社会教育的功能。

鉴于上述水书与水族社会水乳交融的情形，在水书与水族社会话题下，本文拟从学术史及学科建设角度概括一个关于水书研究的概念术语——水书社会。这是应“水书学”[10]学科建设追求而生的学科名词，是适时的学科研究总结与归纳，是着眼于解决“水书学”当下研究存在的“理论研究乏力”问题即水书研究的困境[11]，以及未来科学研究长远的发展。故尝试对水书社会作一初步总结和陈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与补充，具体如下。

查阅水书与水族社会关系研究的历史，从一开始水书就和水族社会不可分割：发起于1943年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认为“此种文字，除鬼师外，普通水家人多未认识。然其应用极广，水家一举一动，均受水书限制，其于水家生活，影响颇巨”[12]；以及1995年刘日荣先生的《水书评述》[13]所言：水书在水族日常生活中，在丧葬、嫁娶、营造中无不有水书的干预，甚至日常出行、修门裁衣、挖厕制药，都要依照水书的规定去择日驱邪；再如《中国水族文化研究》所述“在水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如果没有《水书》，没有水族文字，好像就显示不出虔诚……水文字的功用与地位，和《水书》一样在水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14]；这些有关水书与水族社会的论述无一不在说明水书及水书习俗对于水族社会的重要性，结合前文水书文本、水书先生、水书习俗对水族社会的影响，再综合先辈对水书的论述，我们也可以把水族社会在水书的干预下所形成或塑造的秩序称为“水书社会”。它的内涵可以这样初步概括：水书之于水族社区，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指南，水书及其相关习俗的关系，关涉水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背景知识中，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存在。在水书语境或水书视阈下，即我们在谈论水书及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的关系时，为了说明或彰显水书在水族社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用“水书社会”进行表述，这也是一种学科研究的基础尝试，为更具系统性、层次性的水书学研究打好基本理论基础。

三、水书习俗社会功能

水书社会里，水书深刻影响着水族社区的群体治理与未来发展，这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要有的基本常识。认识了一个社区的特点，在开展乡村振兴时才能“对症下药”，提高工作效率。而这也是水族社区推进乡村振兴诸多问题的交汇点，如法治的实施该怎么处理水书习俗的“习惯法”属性？在如今小康社会的情况下该如何去除糟粕承继精髓，或者说该如何传承和保护？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关乎着民众期望的幸福感，在安全感、获得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精神层面的水书习俗将如何引领水族人民在新时代里继续前行，它的社会功能我们不得不进行一番探讨。下面就是根据水书习俗的三个主要构件，尝试谈谈水书习俗的主要社会功能。

(一)社会教育功能

水书习俗的社会教育功能比较广泛，从水书来说，记载的善恶祸福的二元化思维，教育水族人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不可逾越做事做人的度。否则，物极必反，终究害己。水书内容具有的这种约束功用，在新时代法治或善治中可以进一步挖掘；从水书先生来说，每逢重大祭祀或重要水书场合均由水书先生念诵关于本支系或族群的迁徙史及先祖拓荒事迹，这是教育社区水族人民不忘先人及宣传民族文化的功能。这与全社会掀起的“学史”浪潮不谋而合，从传统优秀文化中学经验、悟智慧，也是国家关于文化“在地化”的具体落实与切入点；从水书习俗类别来看，有关于集体的水书习俗和关于家庭个人的水书习俗，无论集体还是个人，水书习俗都是在教育水族人民积极向善，建立符合社会行为准则的价值取向。例如，水书中用于惩戒偷盗行为的念词，就有诅咒偷盗行为必将导致的恶果，从反面教育水族人民不可从恶。这些内容可以结合法治进行创新或整合，促其适应新时代人民的诉求，才能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水书习俗。

(二)道德教化功能

在水族社区中，每村每寨的水书先生，都是一个为人处世的道德标杆，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因为水书先生的存在，人们有了教育子女的方向或参照点。在义务教育未全面实施前，水族社区的教育普及度并不高，人们怎样教育孩子呢？教成什么样的人呢？水书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标杆——为民服务、品学兼优、尊老爱幼、辛勤耕耘等正能量的积极教育功能。这又涉及到水书先生的产出机制等研究，这里只是浅谈其皮毛，将另文探究。水书习俗的这种道德教化作用使水族社区具有一定的“秩序”治理作用，在维护社区和谐的同时，也在起着道德评判的舆论监督功能。一言以蔽之，水书先生随着水族社会存在而存在，也将随着水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如影随形。

(三)文化保护和承继功能

水书先生通过运用水书将水书习俗一代代不断地进行传承和继习，培养后继人才。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掀起的水书抢救保护热引起了水族地区人民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在抢救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水族大众轻视水书及水语的自我认知态度，在这段时间里，水书生态环境也在积极重构。例如《中国水书》的出版，是水族地区全民努力结出的文化之果。水书先生各级传承人的认定以及走进高校图书馆为文化研究服务等，足以证明社会力量对水书习俗文化的重视，在水族社区掀起了一种新的自发地学习水书习俗和传承水书习俗的良好风气。自然地，水书习俗就在这种自发的学习中得到沿袭和承继，在水族社区内积极地发挥其必不可少的文化功能，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

(四)审美功能

这里主要指的是水族文字的审美功能，因为水族文字主要作用不是用来记录水族语言，绝大多数水族民众是不认识水族文字的。于是，水族文字越来越符号化，在书法艺术审美追求中找到了水族文字的一种现实需求。尤其在实现小康社会的当下，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于审美需求中。如用水族文字书写的对联，或绣于衣饰鞋帽上的水族文字，或用于家装修饰的水族文字书法作品，亦或是公共场合(旅游景区、政府牌匾、公共车站等)的水族文字符号等等，已然演变为一种审美追求，这是水书习俗中水书积极适应精神文明审美需求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目前水族社区人民幸福感比较重要和急需的内容，因为它是一群体的精神寄托和美好的记忆，就如很多先辈把民歌放进小匣子里与孩子辗转于城乡之间，劳作之余，那是精神慰藉和幸福回放，是幸福感的一种体现。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任务就是把幸福感具体化。在国家大力挖掘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背景下，对于水书习俗而言，就是要挖掘其当代影响力和时代价值，增进水族人民的幸福感。

(五)精神维系功能

对水族普通民众来说，以往有这种认识，水书和水语没什么优势，水书习俗也仅就标识自我识别而已。这种认识间接降低了水语土语区的方言化和水书通解度，使水族社区民众对族别语言文字的关注度不够。但在国家倡导多元化的语言文化政策下，水族人们在精神迷茫之余似乎又找到了些许归宿。例如，在水族社区，使用水书的场合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较为重要的时刻。在水族社区生活中，这是号召宗族相聚的水书习俗场合，是亲朋好友借以加强联系的精神维系，有增强各群体间交流和达成共识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作用。尤如大批的水族外出务工者在异地他乡过水族节日时亦不忘书写几个水族文字一样，水族文字在符号化之余，已经浓缩为一个族群的精神维系象征。在逢年过节亦或重要场合，无水书不庄重的自我标识中，物质和精神兼具的水书及其习俗已然成为水族人民精神维系的皈依。

(六)激活社区活力功能

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来审视水书习俗在新时代应有的功能，对水族社区来说，水书及水书习俗将在乡村振兴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里简单谈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激活水族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水族人们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接下来就是精神层面的满足。水书习俗关于道德、道义的标榜以及对美好生活愿望的祈祷在新时期乡村振兴中正好可以发挥其精神层面的作用。在区域多彩贵州文化引领下，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因地制宜产出的地方特色文化，水书及其习俗正是水族社区的精神文明结晶，其交流、娱乐功能在繁荣社区文化、增强水族人民幸福感的同时也逐渐使水族人们树立文化自信，号召水族社区人民积极投入家乡建设，为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好自己的优势，利用区域文化优势和国家振兴政策建设好水族社区精神文明家园；其次，激活水族社区社会和谐建设的作用。跨入小康社会的水族社区，社区和谐和法制应该更加健全，而水书及其习俗的辅助社会治理和辅助法制的作用可为此进行积极的引导。长期以来，水书及其习俗对水族广大民众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可以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产业化要求整合社区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协作，组织或政府需要重视水书习俗的执行力或社会协调的作用，这是乡村振兴在水族社区实施中应该注意的社会力量，充分发挥水书习俗动员社会参与乡村建设的作用；第三，激活水族社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国家倡导文化振兴乡村，而水族社区基本上都在农村。区域积极打造多彩贵州，而水族水书习俗是其一彩。这些发展路径是长期的发展摸索出来的符合贵州省情的区域发展战略，所以，水书习俗应积极契合区域文化品牌和创设地区品牌旅游产业，响应区域发展趋势和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特点和优势。在激活水书习俗文化品牌为社区经济服务的同时，传承保护好民族传统文化，繁荣祖国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

就水书习俗内容上来看，水书行文体例中，借自汉语天干地支文字占绝对优势，还有直接使用汉字记录水语语音的现象(此种现象逐渐多见，尤其距今较近的水书)，以及水书习俗与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族群在习俗渊源上的交融互通局面。例如水书习俗的基础五行理论源自汉文化圈的五行理论，这些文化共相，无一不在说明汉民族群体、其他兄弟民族群体与水族群体交流交融的共同成长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休戚与共，俨然一体。在“命运共同体”高度下审视个体传统文化的发展，每个传统文化才会找到方向和富于生命力；从水书习俗的治理效能来说，积极发挥水书习俗在水族社区的“三治”作用，尝试把传统文化嵌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中，发挥水书习俗在文化·社会·人三位一体结构中的辅助治理和秩序维护功用，守望相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水书习俗中，水语是形式，是物质外壳，水书就是内容的载体。水书习俗关涉的对象是水族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和内容，水书习俗关涉的水族人民也是乡村振兴中主要的关照主体，所以，水书习俗对水族社区来说，具有一定的社会干预功能和社会影响力，应予以重视。拥有文字是一个族群文明的象征，水书书写着水族社会的历史，是长久与水族社会相伴而生的，必随水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如今的社会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精神需求显得相对突出，这是未来水族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水书习俗对家庭个体和社区群体来说，应该怎样承继才符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对“三农”的要求，才能较好地传承水书习俗文化价值，才能惠及当地社群并打造较具潜力的旅游文化资源，莫不与水书习俗社会功能息息相关。一言以蔽之，水书习俗把水族的社会、文化与人糅合了起来，在这个三维一体的关系中，描写好水书习俗的社会功能，便可较为清晰的呈现水书及其习俗信仰世俗化、社会化的过程。

关于水书习俗社会功能的历时嬗变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例如水书先生从文化贞人到“亦劳亦主”的角色变化，社会对其有哪些影响；从古到今，家庭抵御风险能力逐渐增强是否对水书习俗社会功能有削弱？水书作用的宗族、家族、家庭各层面的程度又如何，这都是水书习俗社会功能的范畴，日后将是水族社区关注的重要领域。新时代需要新文化，新文化就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脱颖而出的，注重历史传统文化，继往开来，水书习俗作为现当代水族社区的一种文明存在，需要赋予新功能，注入新活力。水书习俗文化铸造水族精神文明，水族的精神文明需要文化的浸养和指引，水书习俗将在构建“小水书-大社会”的模式中打造水族特色的社会格局，满足家庭个体的精神文明需求，构筑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态。积极发挥水书习俗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让这些古老的文字平复现代稍显躁动的心境，关照心灵，从而找到水书习俗的现代精神文明皈依。总之，一直到今天，变的是水书习俗各时期社会功能的变化，不变的是水书习俗与水族社会相伴而生，互不隔离。

水书习俗中的水书是水族凝聚力的符号，是水族的文明象征，也是水族人民的精神信仰，是未来水族社区树立精神文明的希望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有基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水族社区应该注重水书习俗在构建新农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总要求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究水书习俗社会功能及作用，造福社区人民。以上水书习俗社会功能只是其显要的部分，有关其他具体的功能和作用及其相关问题将另文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