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流传地区的庙会习俗对女书传播的影响＊
李 敏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华文化
女书流传地区的庙会习俗对女书传播的影响＊
李 敏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女书是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主要在湘南桂北流传。当地的庙会习俗与女书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以江永花山庙和道县娘娘庙最有代表性。女书流传区的庙会习俗有自己的特点，庙会上女性祭神、社交活动和女书物品交易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女书的传播。
女书 庙会 传播
女书乃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也称女字，主要在湖南省江永县、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等十余县内的瑶族聚居区流传。“传统女书作品分为书信、抒情诗、叙事诗、柬贴、哭嫁歌、歌谣、儿歌、谜语、祷神诗、译文十类。”［1］祷神诗专为庙会祭祀创作，通常写在纸扇或绣在巾帕上。女性在庙会上读唱女书纸扇巾帕，并将其作为献礼“烧”给神灵，是当地庙会的独特风俗。庙会作为“以祠庙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2］（P15），是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也为旧时代的当地女性提供了最开放的社交空间。男女皆可参加的庙会上，女性常就地结拜姊妹（老同）。庙会具有公共性与广泛性，它最大程度上聚集了当地女性，是公开传播女书的平台。庙会习俗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女书传播。但庙会是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其本质是宣扬封建迷信，这又限制了女书的传播。
一、庙会的神秘色彩及社交功能对香客的吸引
（一）人们对女神的再创造加重了庙会的神秘色彩，吸引了香客
江永花山庙和道县娘娘庙祭祀对象都是女性，都体现了女性崇拜。这种女性崇拜促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女神进行再创造。女神的形象不断神化拔高，庙会的神秘色彩越来越浓，教化功能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香客也随之增多。
江永花山庙祭祀的是谭氏姊妹，当地称为姑婆，姑婆成仙的传说有“采花仙去”与“采药蜕化”两个版本。从当前的文献与调查结果来看，后者应由前者衍生而来。据道光年间的《永州府志》记载：“花山庙，县西七里，相传唐时谭姓二女采花仙去，香火极盛。”民国重修花山庙碑文中记载：“谭七谭八一双姊妹间游芳草优雅之境……姐妹双双轻细步直上山间采取花……”。笔者走访花山庙所在的社下村时，知情人透露姑婆为采花成仙，村中族谱亦如此记载。当地文人蒋云宽，生活在道光年间，他所著的《近游杂缀》中，记载着姑婆成仙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唐时谭氏二女入山采药蜕化”。“采药蜕化”的说法流传也较广。
由此可见，人们在不断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女神进行再度神化和拔高。两个版本的传说相比较，人们更愿意相信女神医术高明，采药仙去，因为人们祭祀的目的往往是去病去灾，一些妇女则为求子。姑婆成仙传说的神秘性是女神崇拜的基础，女神成仙传说的流变无疑是在为女神传说的神秘性加码，这种神秘色彩又加深了人们对女神的崇拜，提升了庙会的教化作用，扩大了庙会的影响力，并最终达到吸引更多香客的客观效果。女书的传播对象随香客的增多也就不断扩大了。
（二）庙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交空间，吸引了女性参与
庙会不仅有祭祀神灵、庙会交易、娱乐身心的功能，还具有社交的功能。“传统中国社会中，恐怕没有一个公共活动像庙会这样具有全民性，因为它不但不排斥妇女，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以妇女为主。”［3］（P242）在女书流传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当地旧时，不允许妇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即使在本族内也要避男女之嫌”［4］（P1875），但遇到庙会，女性却可大方参加，不必避嫌，即使对未婚女子也是如此。在当时，庙会的广泛性、公共性是其他任何场所和活动所不具备的，只有庙会才能聚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群体。女性在庙会上可以得到一个开放的社交空间，这恐怕是庙会吸引女性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地妇女虽有过朱鸟节、斗牛节等女性专有节日的自由，但她们的社交范围仍局限在同村或邻村的女性内。只有在庙会上，她们可以进入一个不同村落的男女共同相处的、开放的社交空间。女书作品《花山庙颂歌》描述庙会上“男男女女去烧香”，说明当时庙会男女杂处，并不避讳。
在这个开放的社交空间里，女性常常就地结拜老同。结拜老同后，沟通交流的需要又会促使女书成为更广泛的人际传播工具。由此可知，庙会上特殊的结交习俗——结拜老同也是庙会吸引女性的重要原因。庙会的社交功能吸引了女性，并使那些从未接触过女书的女性也成为女书的传播对象。
二、庙会的公共性与公开性便于女书向更广地域传播
神秘性是庙会的特征之一，体现在祷辞和誓言、经歌和舞蹈、献供的特殊性等方面。［5］（P86）当地庙会的神秘性集中表现在以女书为媒介的祭祀活动中。这种神秘的祭祀活动在庙会这种公开的场所进行，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特别是那些对当地文化不甚了了的外来者。随着他们对女书的记录，女书也就传播到其他地区。
清光绪年间《永明县志》的主编周铣诒将自己撰写的《花山行》收录在县志中。诗中有“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的句子。这是当地文人对庙会祭祀的记述，也是目前能在当地汉字文献中查找到的，对妇女用女书祭祀情况的记录。1931年7月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是最早向公众介绍女书的出版物。调查笔记记述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6］（P56）。这段文字描述的也是当地妇女在庙会上用女书祭祀的情形，还对女书的字形进行了专门描写，并明确说明当地男性不认识这种文字。
女书是当地女性广泛使用过的文字，但当地的文献史料却罕有记载。而庙会的公共性与公开性促进了女书向更广泛的地区传播，但传播目的是猎奇性的，公众接受信息的驱动力也是猎奇性，这种猎奇性质的传播不利于人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女书。
由于当地文化的特殊性、庙会习俗的神秘性，希望向外界传播女书的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认识到这种文字的全貌。他们只能将女书贴上新奇的标签向其他地区传播。通过文字，部分人可能开始对女书有了浅层次的认识，客观上达到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将神秘女性文字与宗教信仰裹挟在一起对外传播，容易让受众误认为女书只是宗教祭祀符号，而不能认识到这是一种由女人使用的文字。这就使得女书不容易被其他宗教信仰地区接受。
三、庙会祭祀中出现的女书物品买卖促进了女书的公开传播
庙会祭祀的需要促成了女书物件的买卖，公开的商业行为客观上促进了女书的传播，影响了女书的传承。对女书素有研究的宫哲兵教授曾对花山庙和娘娘庙做过较系统的调查。根据他调查的结果可知当地庙会前曾出现过女书物品交易。为了祭祀女神，一些不会写女书的妇女，“要花铜币请那些会女书的人做扇写字”［7］。随着庙会影响的扩大，这种妇女之间的私下交易，慢慢扩大为广泛的商品交易，最后形成了庙会前期公开的女书祭祀物品交易。花山“庙会前一段日子，妇女就忙着写女书扇子……还有的人写了到街上卖，另外一些人到街上买”［6］（P55－56）。
为了能用写有女书祷神诗的物品祭祀女神，笃信神灵而不会写女书的妇女们不得不花钱请会写女书的人做纸扇写女字，最后还发展成公开交易。可见，用写有女书祷神诗的物品祭祀这种特殊习俗是这一交易的驱动力。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乡村市场并不发达，但庙会的作用却不容小觑。女书物品交易不仅可能使代写女书成为临时职业，还促进了女书的公开传播。尽管女书物品交易满足的是一些不会写女书的妇女们庙会祭祀的需要，但它传播的对象是广泛的。通过交易，一些不懂女书的妇女接触到女书，而直接用女书与神交流的需要又可能促使这些女性开始主动学习女书。这就促成了信息的内化，达到了较理想的传播效果。
由此可见，庙会习俗是推动女书传承发展的原因之一，庙会的繁荣曾经促进了女书的繁荣。庙会前期，公开的女书物品交易，挖掘了女书的商业价值。现今江永县发展女书特色文化旅游，也是对女书商业价值的挖掘。毫无疑问，在充分挖掘女书文化内涵的同时，开发其商业价值，有利于女书文化的传播。无论是女书特色工艺品及女书书法作品的买卖，还是以女书为线索的女书生态旅游，都有利于传播独特的女书文化，可以让更多的人更细致地了解女书，欣赏她的魅力。但应充分注意到的是，发掘女书的商业价值，必须以保持女书文化的本真，维持她的原有的风貌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开发造成的同质化竞争，才能更好地保护女书文化。
四、结语
用写有女书祷神诗的物品祭祀以及结交老同是女书流传地区庙会的独特习俗。这些习俗体现出的女性崇拜思想和社交文化，影响着女书的传播。庙会曾一度促进了女书的传承与发展，但庙会的局限性最终阻碍了女书的传播。女书的式微与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但与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单性别传承的排他性、依附宗教的神秘性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女书的交际功能随着女书自然传人的谢世已写入历史，但她的商业价值却有待科学地挖掘。
［1］谢志民．中国女书作品的文体特点及其分类［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61－265．
［2］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
［4］谢志民．江永“女书”之谜 下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5］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6］宫哲兵．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7］宫哲兵．湖南省江永县之外的女书重大发现——南京铜币、钟山三朝书、道县娘娘庙［J］．贵州社会科学，2003，（3）：92－96．
K892
A
1671－2803（2011）04－0086－03
2011－05－11
中南民族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女书习俗文化研究”（KYCX100005E）。
李敏（1990—），女，瑶族，湖南道县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洋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