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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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承恩寺 五百年的神秘，五百年的等待
2019-04-09 05:03
寺内的明代壁画
承恩寺山门
明武宗圣旨复印件现保存在首都博物馆
作者：孙炎
承恩寺位于北京西部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上，远看并不特别显眼，却因为“三不”“三高”和“五绝”，被称为北京最神秘的寺庙之一。
它到底神秘在哪里？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协会副主席门学文和承恩寺办公室主任张新荣，一边陪着我参观，一边娓娓道来。
“三不”成谜
承恩寺是明朝武宗正德八年（1513）建成的，主持修建的是司礼监大太监温祥。而温祥，就是承恩寺的第一个谜。
司礼监是明朝一个官署，最初只是督管皇城里的礼仪、刑名之类，后来逐渐发展成掌管国玺、代替皇帝批阅奏折、搜集情报、充当皇帝耳目的重权机构，甚至能与内阁暗中抗衡。它同时还掌管着宫内的书籍、绢布等各色物品，主持当差、听事等各种役事，称之为“第一署”毫不夸张。
明朝太监的口碑一向不佳，能管控司礼监的大太监中也有不少阴狠角色，例如时常在古装剧中充当大反派的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好在温祥的名声没这么糟糕。关于他的记载极少，翻阅史书，我们只知道他在一起诬告案中秉公执法，还帮太后平息过一场权臣叛乱。由此可见，他不仅深得太后信任，应该还掌控着特务机构锦衣卫。而他主持修建的承恩寺，更因为种种古怪迹象，被推断为特务机构在京城外的重要据点。
门学文老师说：“我们提出这个推断后，基本上没有专家反对。”那么，他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除了温祥本人的特殊身份，承恩寺还有不少奇怪之处，只有把它归为特务据点，才解释得通。
我们都说深山藏古寺，承恩寺却偏偏建在车水马龙的京西古道上。模式口大街现在不太起眼，当年可是交通重地、驼铃古道的重要一段。它东距京城四十里，西邻古隘口，无论北方的人，还是西山的煤，进京都要由此经过；皇亲国戚的祖坟多在上风上水的西部，他们祭祖也要路过这里。京西山美水美寺庙多，文人来览胜、香客去进香，通常也走这条路……总之，承恩寺的位置不利于僧人静心修佛，但搜集和传送情报却很是方便。“万历年间，门头沟的煤矿工人要去城里示威，结果人还在路上，消息就传到了宫里。为什么呢？他们去天安门得从承恩寺前面经过啊！”门学文老师说。
建在大路边，承恩寺却坚守奇怪的“三不原则”，即不开庙门，不受香火，不做道场。和尚是靠香客供养的，与香客“划清界限”，这里的和尚何以为生呢？一是靠建寺时就拨下的巨大庙产，承恩寺拥有大量田产、宅地和翠云庵等数座小寺小庙，一街之隔、面积颇大的北京市第九中学，当年只是它的菜园子。另外，和尚们很可能还拿着朝廷的俸禄，这自然不是因为他们会念经会打坐。
“三高”规格
除了“三不”原则，承恩寺还有“三高”规格。一是工程级别高，它是由国家“第一署”的“一把手”亲自督建的皇家重点工程；二是住持级别高，普通寺庙的住持通常由类似现在佛教协会的民间组织选派，承恩寺的第一任住持宗永，却是温祥从大功德寺直接调来，同时任命他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僧录司的左觉义，这相当于由组织部直接派国家宗教管理局副局长兼任寺庙住持，这级别，实在是高。之后有史可查的住持，背景也大多深不可测；三是地位高，明武宗朱厚照亲赐“敕赐承恩寺”匾额，他还特别下旨，告诫当地政府、驻军和周边百姓人等，“不得干预承恩寺内外大小一切事物”。这道圣旨的复印件现在保存在首都博物馆二层的北京历史展厅内。
承恩寺占地约1.9万平方米，布局严谨，由南向北有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法堂四进院落，最后面的小院里有温祥的供堂。这些都不奇怪，但它们的四周，又整齐地围着一圈房屋。这种回字形布局，在寺庙中极为罕见，与故宫倒有几分相似。史料记录，明朝万历皇帝游览京西时，曾在寺里居住，不知他是否觉出这格局有点儿熟悉。寺里的一位僧人，据说是太子朱常洛的替身僧。朱常洛后来成为明光宗，可惜福浅命薄，在位一个月就一病不起，很可能是明朝血腥宫廷斗争的又一牺牲品。
到了清朝，承恩寺被皇帝赐给礼亲王做了家庙，先后有四代礼亲王葬在寺庙附近。清明节扫墓时，礼亲王通常就住在法堂后面。
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打江山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辅佐皇太极也是功不可没，但辉煌不是永远的。承恩寺在清朝进行过三次修缮，后两次都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那时大清国力已衰，亲王家也没了余粮，修缮难免有些凑合。大雄宝殿的房顶改成低级别的硬山式，琉璃座件被取下来，琉璃瓦也没了踪影。
“五绝”镇寺
本是全寺中心的大雄宝殿建筑级别降低了，它前面的天王殿倒还保留着更高规格的歇山顶，更难得的是殿内那六铺明朝壁画保存下来，成了承恩寺的五绝之首。
这些壁画总面积约42平方米，东西山墙上，分别绘着青、白、黄、绿四条彩龙。四条龙不仅绘得威武生动，好似在云中飞腾，而且都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五爪龙。“四爪是蟒，五爪才是龙。知道这些后，我现在到哪儿见到龙先数它有几个爪儿！”承恩寺办公室主任张新荣说。北墙大门两侧，绘的是明孝宗朱祐樘（下旨建寺的武宗的父亲）与皇后“放生”和“放飞”的情景，他们与仕女满脸虔诚，姿态却各异，充满生活气息。“古代皇帝都是后妃成群，明孝宗却只有这一个皇后，可以说是皇帝里的模范丈夫！”张老师告诉我。
承恩寺壁画与附近著名的法海寺壁画风格一致，都是明代中期的作品。“它没有法海寺壁画那么细腻那么奢华，但略加挥洒，反倒更灵动、更飘逸、更鲜活。而且，法海寺画的是神，是宗教的，在天上；这里画的是人，是世俗的，在人间。相比之下，这里的壁画人文价值更高。”门学文老师说。
有权力绘制五爪龙和帝后生活，体现了承恩寺的高级别，也说明它与皇室的紧密关系。这里对香客大门紧闭，却经常迎来达官贵人，甚至皇帝亲王。他们或他们的随从，经常是骑着高头大马前来的。因此，山门殿外，专门备有两块上下马石。这是寻常寺院没有的，也是承恩寺的第五绝。
下马，穿山门，细心的人就会注意到，天王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倒转角房，房上分别建有钟鼓和鼓楼。晨敲钟暮击鼓，这是寺庙惯例，可把钟鼓楼建到屋顶，绝对罕见。这是承恩寺的第三绝。
为什么这样？因为第二绝古碉楼，占据了本该建造钟鼓楼的地方！
承恩寺的四角，各有一座碉楼。寺院不是城堡，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攻防功能的建筑？有人怀疑是为了方便寺里特务监视周围特别建造的，但门学文老师说，碉楼比承恩寺建得更早。“你看，建寺用的是砖，碉楼用的是石头，建筑材质不一样。而且砖到现在保存完好，更坚硬的石头反而严重风化了，说明碉楼的建造时间肯定更久远。”
南面两座碉楼底长12米，宽约9米，残高8.2米，推测完整时高度应该超过10米。它本来是三层，现在只剩下两层。张老师指着东南碉楼上面探出来的巨大枝干说，“这棵大槐树得有二三百年了，已经把一层完全占满，人根本进不去。”
碉楼不是为特务建的，但特务用它做什么，却让人很是好奇。很多百姓都说碉楼下面有地道。有人说，九中某位老师曾带学生进去过，还发现四个碉楼之间的地道是对角线交叉的，只是中途遇水没能走完全程。也有人说暗道通到山上，或北辛安，或首钢小东门。但人们试探着挖过，没有找到。“文革”时这里挖过防空洞，也没有发现地道。“没发现，不等于没有。据说民国时军阀张作霖曾经在碉楼里存放军需用品，撤退时还运了很长时间，这说明底下肯定有很大的空间。”门老师说。“反正说有地道的不是一两个人。那么多人都说有，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张老师补充道。
承恩寺东北和东南的碉楼，形式大体相同，只是更大一些。这两座碉楼中间，也是承恩寺中轴线的最北端，有此寺的第五绝——人字柏。
据门老师讲，人字柏是把幼柏的根部劈开后种下，成活率极低，全国也只有故宫、中南海等几处地方拥有这种奇树。可惜因为“三不”原则，能有幸欣赏到它的人很少。500年过去了，这棵人字柏从威然傲立的武士，变成从容淡然的老者，目睹了无数的朝代更迭、明争暗斗。
不过人字柏看得最多的，是眼前这片空场。有人说这是特务的演兵场，但门老师说根据残存地基推测，这里其实有过建筑。
民国时期，除了给张作霖做过军用仓库，承恩寺还当过监狱。不过更多时候，它仍旧是寺院，只不过失去了特务机构的神秘，也不再有亲王家庙的显贵，里面的和尚一边吃斋念佛，一边看着墙外的风云变幻。
建校掏洞挖土
1949年，承恩寺迎来新中国，一直到1958年，它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管辖。不知人字柏前面那片空场上，是不是有过战士们操练的飒爽英姿？
1958年，解放军撤出，承恩寺移交石景山区政府。1961年，它成为街对面北京市第九中学的教师与学生宿舍。
一年后，承恩寺里成立石景山中学，为此整个院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很多古建的隔断被打开，门窗被替换，改成教室。一些损坏严重的古建被拆毁，然后原地盖起教室。后院改成操场和游泳池，院东侧增建了锅炉房和伙房。“文革”期间，为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师生们还喊着号子，热火朝天地在古建下面挖了长达300米的人防工事。而寺里的文物，包括古碑铜钟、大鼓铁磬和71尊佛像，在之前的历次运动中已经毁坏殆尽，现今已是荡然无存。1966年，仅存的大雄宝殿铜铸大佛也被红卫兵拉倒砸毁。
全寺保存下来的，只有天王殿那六铺壁画。有人说那里“文革”时是图书室或会议室，书架挡住了壁画；也有人说是老师用报纸把壁画糊住了，才让它免遭灭顶之灾。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石景山中学率先响应，成为全市乃至全国最先复课的学校，承恩寺又记载了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特别时刻。可惜，仅仅半年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上千名学生从这里奔赴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80年，承恩寺再次归入九中，大殿主要用来开会，小些的房子成了师生宿舍。几天前，我采访了几个1984年入学的九中老校友，他们最感慨的是当年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男生都记得冬天特别冷。“我住在上铺。有一晚觉得冷得不对劲儿，仔细一瞧，屋顶居然破了个洞，月亮光都能照进来！”一个男生说。爱吃零食的女生忘不了猖獗的老鼠，“有一回我们宿舍凑钱买了两斤花生米，才两三天，再去看，被耗子吃得只剩下3粒！”30多年过去了，说起那次的惨痛损失，这个女生仍旧咬牙切齿。
很多同学都记得，那时宿舍老师夜里巡查时拿着一把装有四节1号电池的超长手电，像根棍子。大家怀疑他把手电兼当武器，只是不知道是想用来打坏人，还是怕鬼给自己壮胆儿。“那么大的老院子，夜里一个人在外面转，实话说，还真挺疹人的！”有人感慨。
不过，见过人字柏的同学仍旧很少。“那片空场建起了养猪场，我从宿舍就能看到猪圈……我们的剩饭从食堂运去给猪吃，猪养肥了再运到食堂被我们吃！”一个男生风趣地说。
条件艰难，但承恩寺给学生们留下的，却是美好的记忆。一个调皮却有才的男生，在语文课上曾用《如梦令》的词牌这样描述母校：古刹晨钟暮鼓，建校掏洞挖土，造反小将似虎。风风雨雨，三十八个寒暑。这首词不胫而走，至今不少同学还能倒背如流。
1997年，九中校园里建起宿舍楼，学生们终于搬出承恩寺，不过仍旧去那里开大会，或者只是去玩耍。
他们特别喜爱大雄宝殿前那几棵大银杏树。夏天，它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秋天，一地落黄，灿烂温馨。浪漫的女生会捡回几片，在厚实的扇形叶片上写几个字或一句诗，夹在书中当书签，或互相赠送。有段时间，九中的油印校刊就叫《银杏树下》。
引进燕京八绝
1989年初，九中的教师宿舍和校办厂陆续迁出承恩寺，这里由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接管。第二年，承恩寺成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观念已经比较强了。1992年和1993年，北京市和石景山区政府一共投资30万元，抢修了几乎要倒塌的山墙、山门殿，“文革”时挖的人防地道也被回填。1995年，市区两级政府又拿出25万元，修缮了天王殿和后院配殿。
2001年，北京市政府启动3.3亿文物抢险修缮项目，承恩寺成功入围。市文物局拿出506万元，对它进行了一期修缮。2005年又投资360万元开始了二期修缮。这两次大规模修缮非常专业，既要修复，又要尽可能保留原物原貌，用当时文化委员会一位领导的话讲就是：“如果一根柱子烂了一半，那就留下能用的那半，只把烂掉的那半补上。”经过专业修缮的承恩寺，恢复了往昔的风采，2006年被列入第6批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2010年，承恩寺引进燕京八绝，在寺内建起燕京八绝艺术馆，成为非物质文化的展示平台。清朝灭亡后，服务于皇家的清宫造办处的工匠流落民间，逐渐形成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漆、京绣、宫毯共八种工艺绝技，这就是“燕京八绝”，它们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大雄宝殿被建成八绝的主展厅。艺术馆工作人员王珑彬指着一个金丝镶嵌屏风，自豪地说：“北京APEC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期间，这座屏风被调到水立方，作为习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的背景，见证了两国元首的会面。”那几件花丝镶嵌的艺术精品，则是送给各国首脑夫人的国礼。提到京绣，张老师说，“京绣不像苏绣之类那么出名，只是因为它是皇宫御用的，平常百姓无缘见到。其实京绣工艺非常精湛，皇帝的龙袍都用这个工艺。”
燕京八绝艺术馆可以预约参观。现在，他们正在申报建立博物馆。申报成功后，博物馆会对公众开放。法堂要建成非遗大师工作室，进行八种绝技的现场展演，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艺术品的制造过程。
张老师坦率地说，承恩寺虽然历史悠久，地位特殊，但保存下来的文物有限，能展示的东西很少，因此，他们引进燕京八绝，把与皇家关系密切的承恩寺历史文化和列入非遗名录的皇家工艺文化结合起来。
承恩寺从建成之日起就紧锁大门，经过长达500年的等候，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终于能等到它打开大门，向公众展现真容。 供图/张新荣 周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