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民 张芈卡

 

华北解放区在革命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较为严重的疫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乡村社会危机。中国共产党依托华北人民政府对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疫情进行防治，在转变理念、建立体制、依靠人民群众等方面进行了重要探索，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与宝贵经验。这种发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变过程中的疫情防治，虽然因时代局限而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突出体现了党和政府面对突发性危机时所具有的治理思维和治理能力。在新时代，回溯历史，考察70多年前党和政府疫情防治的理念与实践，对我们梳理百年以来党在疫情防治上的整体脉络，汲取历史经验，提炼历史智慧，在当前危机治理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深化了政党与革命、治理与制度、动员与反应、人与自然等重大问题的讨论，然而就华北解放区①来说，无论是从区域视角抑或是时代环境的疫情防治研究，皆未引起足够重视。②实则华北解放区的疫情之重一度影响到了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革命进程造成了冲击。危机面前，中共领导华北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防治举措，不但赢得了与疫情斗争的胜利，而且影响了国内整体局势的变化，彰显了党日益高超的危机治理能力。这种革命年代形成的危机治理能力与时俱进，使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建设、改革时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新时代。新时代既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存在着可以预料甚至未知的困难和挑战，如2019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无论是大规模暴发前的应对，抑或阻击战中的斗争，还是疫情过后的深度治理，皆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考验。党如何在危机治理中交出令历史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对历史经验的汲取和历史智慧的提炼，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华北解放区疫情特征

疫情虽然是突发性、偶然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一旦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防控，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华北解放区的疫情，不仅仅关系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影响着中共控制下的乡村格局及社会秩序，呈现出三个极具时代背景的特点。

（一）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多年来华北地区疫情不断的“常态”

近世以来，在西方列强入侵及天灾人祸的影响下，中国各地经常性暴发疫情已成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说，华北地区的疫情也可视为近代社会动荡的一个特殊符号，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之际尤为明显。1920年，清苑县壁阳城村“霍乱流行，百余人罹病，死亡50人”；1932年，温仁村“霍乱大流行，患者甚多，死亡百余人”。［1］(P398)类似情景在华北区域社会中不断闪现，构成了近代以来华北地区疫情时空分布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追求自身政治诉求不可回避的社会环境。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华北地区是重要的战略实施区域，需要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风气。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影响，特别是日本侵略者长期的残酷“扫荡”，华北地区本就不容乐观的医疗卫生防线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再加上灾荒的破坏，导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的疫病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活。1938年，冀西一带暴发了恶性疟疾，由于当时未得到有效防治而导致形势不断恶化，到1942年几乎成为太行区令人闻之色变的恶疾。由于人们的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又有长期以来邻里、亲戚之间人群流动的习惯，疾病常出现聚集性特征，1943年冬，灵寿县24个村子的7400多人中，患病人数达814人，几乎每户均有患者。1937—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因各种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日军放毒、自身染病等缘由）而患病者达1200万人（其中病重而死者8万人），占“边区全体人口2,800万人的42.86%”［2］(P674)。疫情严重地区的死亡人数触目惊心，1945—1949年，北岳区患严重疾病者10万人，病死者仅“盂县平山就1万多”［3］(P736)，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死亡气息。由此而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形成了影响极大的政治问题。疫情发生本属自然与社会多重因素导致，抗日战争结束后医疗卫生环境的改善只能是一个逐步过程，显然必须用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审视华北解放区疫情的发生及其防治。

（二）疫情错综复杂，多种疾病常相生相伴，接踵而至

华北解放区疫情的发生并不是某种疾病的单独肆虐，而是多种疾病相继流行，此起彼伏，冲击着本就十分薄弱的医疗卫生防线。在太行行署1948年9月、10月份的工作报告中，直接以“今年疾病之发展，比往年为甚”来概括疫情的严重性，指出四专区最严重时“害病者六万人，占人口总数7.48%，病死者400余人”，其中“沁阳全县得病者25000人，温县十个村的病人统计占人口70%，辉县五区统计害天花者占人口10%”，而疫情的复杂性令人头疼不已：“各地人畜普生疾病，有天花、瘧疾、黑热病、流行感冒、白喉、大头疾等病，以天花最普遍，严重者一个村三百个有一百人生天花（昔阳黄路山村）。”［4］（P252）疫情一旦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防治，其蔓延势头的遏制难度将会与日俱增，1948年冀中地区的麻疹暴发后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以上，患病者中2/3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成了人们既惧怕又“无可奈何”的顽疾。同时间天花疫病的发病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太行、冀鲁豫、太岳等地的“黑热病人已统计者有二万余人”［5］(P4),冀中区高阳河间等地的29个县市“发病十万零二百零六人，死七千七百七十九人”［6］(P1)。大批重病及死亡者令不少人心生恐惧，使得“没染上病的人，连家里也不敢住了”［7］(P1)，全家外出避难者不在少数。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导致不少地方哀哭不断，丧葬竟然成了不少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家境富裕者争购棺材，导致一些棺材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敝公司为酬谢主顾起见，反而廉价大贱卖”［8］，家境贫寒者只能以草席等裹卷尸体下葬，草草了事。传统社会棺材兼具死亡与重生的双重象征，其“热销”的状况不难窥见当时疫情的严重程度。当时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以及错综复杂的疫情冲击，给中共在华北解放区的乡村治理及社会动员带来极大挑战。

（三）疫情常与陋俗恶习相关联，无形中增加了防治难度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受限于科学知识及医疗卫生条件，人们对自然界及人体自身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对疫情时常不能做到科学认识和应对，甚至把疾病归结为天谴神罚，导致在思想及心理层面极易产生一系列的变化。“灾难诱发的社会恐慌和普遍紧张，往往伴随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求神拜佛行为，如打醮念经、游神赛会等等，人们试图借助于这种方式以消弭灾难，并由此获得一种必要的精神心理方面的救援”［9］(P274)，但实际上不但于事无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疫情。除了类似迷信行为外，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些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认识和习惯，例如“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俗语，“医不自治”与“医不叩门”的传统，“大病要养、小病要抗”的误解，“偏方治大病”的错误认知，都与疫情的发生及防治息息相关。我们不妨从“生与死”的不同视角来进行简要回顾。华北解放区不少地方在妇女的生育上缺乏科学认识，多是依赖于传统接生婆的经验接生，导致孕妇在生产时存在一定的危险，甚至出现产妇和婴儿死亡的事故。冀鲁豫地区孕妇生产时接生不当，婴儿因“脐带风”死亡的平均率高达65%。产妇既有不幸去世者，也有因旧式接产不卫生而发生产褥热等妇科病者，太行医院门诊1948年的诊病数中妇科病占到了32%。耐人寻味的是，哈里逊医院门诊部妇科室统计，农村妇女来看病几乎百分之百是为了生育，这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人们思想认识里对疾病的态度。尽管各地风俗不尽相同，但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了小殓——报丧——奔丧——停灵——守灵——大殓——出殡——下葬的基本流程，以达到死者入土为安的目的。其中的重要环节——停灵的时间不等，多因风俗、经济、地位等因素而异，“三日、四日、五日、七日、九日、十数日、二十余日，约在一月之内”［10］(P277)，但很少有3日内下葬者。尽管环境、温度、死因等因素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人死后24小时即会出现尸体腐败，并产生大量带有有毒物质的气体、液体，极易造成传染而引发瘟疫。当时人们错误的思想观念与长期的陋俗恶习相互交织，无疑增加了疫情科学防治的难度。

二、华北人民政府的防治机制

华北解放区疫情复杂多变，给中国共产党的总体战略部署和治理实践造成了极大冲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依托华北人民政府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推进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变的进程。华北人民政府对疫情的防治，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疫情防治的重要内容，既有体现长时段疫情防治整体进程的特征和价值，又呈现出此时中共从战时状态向和平环境转变、从乡村游击向城市建设转变、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的独特印记，特别是在防治机制的制度建构等方面体现出中共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一）成立组织机构，制定相关章程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即对华北区多年来疫情暴发的经常性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体现在卫生部部长人选的考虑上极为谨慎，最终医学博士殷希彭的就任也证明了这一点。殷希彭兼具医学工作管理经验和医学专业知识技能，他和相关专业行政人员将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置于时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建立了关于组织机构、安全管理、药品生产、防范治疗、人员培养等各方面的制度条例，努力创设制度氛围。当时华北解放区的卫生行政机构状况令人堪忧，335个专署、县单位，除太行区外只有21个卫生科。行政组织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卫生行政人员、医护人员的极度缺乏，全区工作人员仅有78名，甚至一些地方没有专业卫生行政人员，如“冀东、绥远在卫生工作方面，堪称一片荒地”［5］(P2)。实际上，华北区医疗卫生人员的缺乏是个历史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前，冀中地区定县“有119村每村内有1个医生，有52村每村内有2个医生，有27村每村内有3个医生，有18个村每村内有4个医生，一村内最多之医生数目为9个”，但1937年以后定县医生急剧减少，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有226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10］(P345)。定县的情况在华北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华北人民政府对此种历史与现实叠加的医疗困境已有一定的专业认识，采取了公立私立并举、医院诊所齐办、合作合股经营等多种方式，推动全区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至华北人民政府结束使命时，全区从事地方卫生工作的人员有2952名，公立医院182家，床位5732个，公私合办的诊疗所130所，医药合作社176处，群众合股经营的在300所以上，防疫队13个单位。其中，冀东、绥远地区的“荒地”经过开垦后发生极大变化，冀东“建县医院九处，在一个县建立了卫生科，其余各县指定民政科一个科员负卫生专责，另外组织医联会十二个，分会八十六个”，绥远“建立了五个县医院，同时医药工作上装备了二十八个新医院”［5］(P2)，医疗卫生事业规模趋势初步呈现。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在平山县进行卫生实验，4个月时间内成立了县、区、村三级卫生委员会，县、区中西医研究会，建立了两个区和一个村的医药合作社。在党的领导下，平山县医疗卫生行政机构从各方面开展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实验与示范性作用（如表1所示）。

表1 1949年平山县4个月卫生实验成绩表

在有效防治疫情的基础上，1949年1月，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区卫生工作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总方针，以及积极进行防疫、加强医疗工作的中心任务。此时正处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华北人民政府此举包含着工作重心即将发生转移的意蕴。会议提出要有步骤地完成下列任务：第一，广泛开展卫生运动，实施卫生教育，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防疫宣传，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养成卫生习惯；第二，加强防疫工作，加强传染病的卫生行政管理；第三，从妇婴卫生着手，开展农村卫生工作；第四，大力推广供销型医药合作社；第五，建立健全卫生行政机构，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管理；第六，培养医务人员，整顿医疗场所秩序，建立多种形式的医疗方式。从会议内容看，涉及领导管理、机构建设、宣传教育、人员培养等多方面，初步展示了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上的治理格局，以独特视角诠释了华北人民政府为党进京“赶考”所做的准备工作。

（二）成立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

正如前文所说，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面临的一大严峻问题是卫生干部及医护人员的短缺。华北解放区党政机构对此有着清醒认识。1948年9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关于灾害情况与抗灾经验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瘟疫流行的原因除了战争、农村卫生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药铺关门，“人畜有病，均无抓药治疗之处”［11］(P522)，从另一个视角指出了医疗卫生专业人才缺乏的严峻形势。华北人民政府在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培养上，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针对性措施，较为迅速地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如作为专业的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单位，华北医生学校成为卫生人员系统化专业培养的基地。华北医生学校设有培训时间不等、培训内容相异的医生班、助产士班、针灸班、卫生行政班与保育护士班，规定“学员之讲义文具等由学校供给，服装伙食费均自带，毕业后保证送回原地区工作”［12］(P1)。同时，华北医生学校特别注意了妇幼卫生人员的培养，尤其是考虑伦理和心理的需求尽可能招收培养女性学员。1949年5月毕业的207名学生中，女生占比达到了62%，虽然很难说解决了各地妇幼卫生人员尤其是女性工作者的极度缺乏问题，但此种迹象确实反映了专业意识不断增强的影响。这207名卫生工作者，分配给“冀中二八名、晋中一四名、冀南二二名、察省二一名、太岳三二名、太行三七名、石家庄四名，其余四九名留在本部防疫队”［5］(P3)。这些卫生工作者来自农村，了解农村，又回到农村开展卫生工作，以事实证明了专业人才培养对群众卫生运动的重要性。

颇能代表华北地区过渡工作性质的是，在尚缺乏正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环境里，当时的卫生学校里集聚着中医、西医、司药、护士、从医多年的医生、中学程度的知识分子以及粗通文化的农村妇女等人员，堪称群英荟萃。同时，这也为多类型的医疗培训机构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如冀南区“创办农村接产训练班，每期15天”［13］(P382)就极具代表性。尽管一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五六四名接产妇与九百四十九名村的卫生员”，以及大批的卫生行政工作人员，但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清醒地认识到“各级卫生组织不健全，报告不及时，力量薄弱，医药困难”［5］(P4)，在各类型人才的培养上依然任重道远。凡此种种提醒我们，实际上除了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外，医疗卫生领域中能够发挥体制功效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承载了制度的实践并进行回应与表达，是观察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的重要视角。

（三）开展防疫工作，创新方式方法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发展和改造着自身，同时“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4］(P145),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创新方式方法的内涵。针对华北解放区大范围的严重疫情，华北人民政府的防疫工作首先在宣传教育上用力，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树立科学应对疫情的信心。华北解放区多地运用了方言俗剧、幻灯展示、乡村广播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并在庙会、赶集及婚丧嫁娶等群众聚集的时候，组织医疗队进行富有乡土气息的宣传与医疗工作，促进群众从不解、不积极向积极应对转变。同样，妇幼卫生工作也有所创新，除利用新式接生法极大减少了妇女婴儿的患病和死亡外，女卫生员送医上门、服务到家，在家长里短中了解孕妇的心理生理情况，在谈笑风生中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和帮助，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服务于人们的实际需求。

除了常规的医院就诊治疗外，华北人民政府鼓励使用巡回防疫医疗法，要求各专署市政府及有县医院的县政府，务必“责成各卫生机关与公立医院各抽派若干医务人员组织防疫医疗队，其成员应有医生、护士、助产士等，人数不宜庞大”［15］(P1)，在流动中配合各地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工作。同时，非公立性质的机构也被动员起来，如在种痘时“以动员奖励的方式，委托与组织私立医院等进行”［16］(P1)。冀鲁豫地区创造了药担下乡办法，并与太行地区配合共同防治豫北一带的黑热病，有3000余病人得到痊愈或好转。太行二专区1949年5月份组织了“八百五十名医生下乡巡回治疗”，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队即曾分头出动七次以上巡回医疗，时间二百天”［5］(P2),极大解决了困难患者和特殊患者的实际需求。可见，正规与应急、常态与非常态、领导层与基层等多种方式的结合推动着防疫工作的开展，使得人们在惶恐不安中看到越来越强烈的希望之光，直至取得“战疫”的胜利。

考虑到战时交通不便，以及多数患者自身经济方面的困难，华北人民政府从政策、资金、物资等各方面对医疗卫生事业给予支持，如发布《华北人民政府为文化教育卫生用品及器材准予免税进口令》，尽管尚未涉及私立医院，但对公立医院和公私立慈善机构的支持显而易见。华北人民政府关注贫苦群众和荣退军人等弱势群体，1949年拨给“全区公立医院对贫苦群众免费医疗补助费全年小米一百五十万斤”；符合5个条件的弱势群体还可享受免费医疗，其第一条即为“因疾病不能生产，生活确属困难，患病无力治疗者”，而且特别强调“免费医疗补助费专为开支劳动的贫苦病人的药材等费，绝对不准挪用，徜有挪用以变相贪污论处”［17］(P4)，从法律上保证患者权益。除此之外，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医院在诊治病人时的8项收费内容及标准，既涉及全体患者的利益，如挂号费“一般的免收，但夜诊可酌收烟油费”［18］(P2)，又照顾到特殊患者的需要，如冀鲁豫地区每家医院“每月至少可有二十名群众重病免费治疗”［5］(P2)。从公共卫生视角反映了华北人民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践。

三、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的现代思考

华北人民政府肩负着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为不久后的全国执政进行探索的重任。显然，疫情防治是对华北人民政府治理理念和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面对华北解放区的严重疫情，华北人民政府体现了一个大区政府的责任担当，初步展现了自身治理能力，其中颇多值得深入总结和深刻思考之处。特别是，当我们以长时段历史观加以审视时，不难发现尽管时空背景有着很大不同，但党在理念、制度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共趋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对新时代的危机治理依然有着启发、促进和借鉴作用。

（一）转变治理理念

在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上，华北人民政府展现的基本上是以政治动员为主要特征的战时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优点十分突出，可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社会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危机治理即会产生功效。但这种治理模式的缺陷也十分明显，法治思维、制度意识、专业素质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如工作中存在“不少的主观臆造成份与因袭旧的一套”［19］(P10)，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发挥不够，有时表现出的是招架之功而不是还手之力。受限于革命历史环境的治理理念，在建设、改革时期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并在新时代发生了重大嬗变。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对政府的危机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理念及策略应对危机，才是一个新时代政府的合格答卷。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里，一个坚强有力的服务型政府、一个具有责任感和积极作为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一个有着独立思考与理性行为的民众群体，这三者的协同对危机治理是至关重要的。新时代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从治理主体上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的协同，从治理方式上应该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从治理内容上应该包括日常的常态化和危机时的非常态化。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防患于未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在2019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有效控制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经受住了这次“战疫大考试”。但客观地看，各省市面对的疫情威胁不一样，在防治上反映出来的治理理念亦有着一定差异，表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启动、应对疫情工作组织机构的建立、防治措施的制定施行等各个层面，反映出治理能力的提高还是一些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代治理理念的学习理解与贯彻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发挥制度优势

在华北解放区的疫情防治上，华北人民政府相较先前根据地政府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即在领导体制、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如1949年6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连续发布了《管理成药暂行规则》《管理细菌学免疫学制品暂行规则》《管理医事人员暂行规则》3个文件，为疫情防治提供制度依据。这也是华北人民政府创建制度化政府的重要内容。但也必须承认的是，华北人民政府尚处于准和平的环境，支援前线既是中央的战略要求又是自身施政所需，在制度的建立上依然带有较为浓厚的战时色彩，难以针对疫情的防治充分发挥体制机制所应有的功效。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制度的建立健全对疫情防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包括疫情的上报与信息公开制度，物资的储备、捐赠与使用制度，人员的调配、支援与奖惩制度等。特别要指出的是，制度显著优势的发挥不仅仅要在建立健全上下功夫，更要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才能对疫情防治发挥切实功效。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0］(P325-326)这指出了政党领导下制度及体制机制的重要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在2019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领导，湖北省武汉、黄冈、孝感等十余座城市采取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各省市建立既立足于本地实际又相互呼应的联防联控机制，全国上下一盘棋，切实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同时，国外对中国疫情积极应对的赞赏，以及欧美、日韩等国疫情暴发后对中国经验的借鉴，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三）依靠人民力量

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1］(P1094-1095)这既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不断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是华北解放区在实际工作中的深刻认识。在华北解放区的疫情防治上，华北人民政府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华北人民政府对疫情的防治取得了重大胜利，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开展施政工作，不仅完成了支前任务，而且在政权建设、财经统一、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共和国雏形”的誉称充分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对于人民群众在突发危机中的伟大作用，从革命年代发展到和平建设时期，党对这一点均有着深刻认识。如1958年毛泽东有感于江西省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的喜讯，特意创作了两首律诗《送瘟神》，其二热烈歌颂了新社会人民改天换地、赶走“瘟神”的伟大壮举，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所描绘的景象恰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民力量的反映。人民力量生生不息，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开启攻坚克难的新征程。在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斗争中，医务人员坚守救死扶伤的医院阵地，社区工作者坚守保卫家园的社区防控阵地，党员干部、警务人员、志愿者战斗在一线，一个个“逆行”身影后是全国人民构筑起的坚不可摧的人民阵地防线，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精神。这告诉我们，必须坚定党的群众路线，紧密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精神，构建包括危机防控、交通运输、服务快递、科研攻关、公益服务等内容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群防群治格局，才能在疫情防治以及其他危机斗争中取得胜利。

四、余 论

痛定思痛，居安思危。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以来的大变局大动荡中没有沉沦，就在于我们敢于斗争、善于总结、勇于开拓，在一次次危机中不断反思与成长，推动着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深入。2019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是单纯的医疗卫生事件，而是一场造成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危机，在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得以体现的同时，在一些领域也暴露了治理的短板、弱项和漏洞。但正所谓危中有机，我们只有在教训中警醒，才不会让血和泪白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头前万木春。这次疫情危机所引起的反思是深刻而全面的，从国家层面说，要从思想认知、科学技术、价值关系、法治思维等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治理理念的重大嬗变；从社会层面说，现实及网络的社会结构将迎来重大改变契机，在线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深度将加快加深，在线教育、在线娱乐、在线办公等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从个人层面说，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与监督、对自身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的关注、对人际关系的调整等将发生重要变化，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更进一步地说，此次疫情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下的实际，更要着眼于民族复兴的未来远景；不仅要立足于本国实际，也要考虑“全球共此凉热”的世界格局，在深刻反思与冷静思考中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释：

①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组成华北解放区，其辖区包括察哈尔、热河全省和冀晋边、冀热边等地。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1948年5月至1949年10月以前的华北解放区疫情（当然，为了讨论的方便，在时限上会有前后的适当延伸），以及中共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在疫情上的防治。

②可能是转折年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吸引了大部分的眼光，学术界对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方面的考察：一是医疗卫生视角的研究，如张晓霞立足于大区政府卫生施政的讨论（参见张晓霞《华北人民政府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何燕基于新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回顾（参见何燕《华北乡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起步——以河北省昌黎县为例(1949—1968)》，《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皆对华北解放区的疫情有一定的史实还原；二是中共加强转折年代执政建设视角的研究，如刘建民在对华北人民政府执政全景回顾中的相关探讨（参见刘建民《华北人民政府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贾鸽就河北区域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进行了系列研究（参见贾鸽《1946—1948年河北的疫情及其防治》，河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三是理论范式方面的思考，如杨念群对政治、身体与医疗关系的讨论极具代表性（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上成果为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和整体视野出发，华北解放区疫情防治问题依然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特别是对于疫情防治中制度建构、社会变迁、人的活动等问题的讨论，尚待加强。这也是2019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反思下，本文以治理视阈进行针对性研究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