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云南人口是“夷多汉少”还是“夷少汉多”
古永继
明代的云南人口是“夷多汉少”还是“夷少汉多”
古永继①
摘要：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明代的商屯为军屯、民屯之外移民进入云南的重要途径之一，洪武时沐英、沐春父子先后携带400余万移民入滇，明代史籍《滇略》、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当时的云南土著者少、外来者多，入滇军士全都带有家属等等，因而明代的云南汉族人口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但依据确切的史料进行分析，此种说法难以成立。出现这种认识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资料在客观上的误导，二是人们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偏差，从而导致了对明代云南移民人口数量估算的夸大。
关键词：明代；云南人口；夷多汉少；夷少汉多
有明一代，大量外省籍汉族移民入迁云南，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极大。近年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史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明代的商屯为军屯、民屯之外移民进入云南的重要途径之一，洪武时沐英、沐春父子先后携带400余万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入滇军士全都带有家属；当时的云南的人口格局是“夷少汉多”，明代汉族人口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 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相关说法如：方国瑜：“从明初到万历初年, 约二百年的时期, 根据记录, 全省户口, 汉族已占多数。”(《彝族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20页)；尤中：“明朝……通过各种形式，把大量的汉族人口从内地迁入云南少数民族中进行屯田垦殖，汉族人口开始在云南逐渐占居多数的地位……云南的土著民族这就逐渐成了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2页、368页)；林超民：“云南‘夷多汉少’的状况到明代有了根本改变。汉族人户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土著民族，而且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云南土著民族则从多数变为少数。”(《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等等。但依据确切的史料进行分析，则可知此种观点难以成立；而其产生的原因，一是文献资料在客观上的误导，二是人们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偏差及忽视，最终导致对明代云南移民人口数量估算的失实和夸大。
一、文献资料的误导
(一)虚空而无处寻觅的云南商屯
商屯之说，始于《明史·食货志》：“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明史·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5页。按照这段文字的记载，开中即等于商屯，商屯也就是开中。学界对商屯的理解，基本按此思路且将之与军屯、民屯并列，用以说明某地的商业移民或土地垦辟等问题。但据史料分析，明代中国北方边地确有商屯存在，而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则仅有开中而见不到商屯实际踪影。
所谓商屯，即由商人出资经营招募农民耕种以收粮输纳的屯田，乃明代前中期实行盐法开中时衍生出的特有经济形式。《明史·食货志四》云：“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开中，又称中盐，指官府召盐商至指定地点交纳粮米，再据其道里远近、纳粮数量及时价的高低而酬以相应食盐运销权的制度。明朝建立伊始，开中法即推行于全国不少地区，商屯也随之在明前期的辽东、宁夏、甘肃等北部“九边”重镇地区大量出现，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及支持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开中法的实施，云南是一个重要之地，从洪武至弘治时的百多年间，中商纳粮非常活跃，但不同的是，人们只能见到商人为开中运粮在各地的奔忙，却不见其招民屯种的丝毫痕迹——也就是说，明代云南地区的开中，并没有导致商屯的产生。长期来，人们在《明史》误导下，将开中与商屯视同为一，见到开中就认定是商屯，用开中的实行来表明商屯的存在，但实际上谁都未能拿出哪怕一个具体的实例作为明代云南存在商屯的见证和依据。这不仅仅在云南，同为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也是如此。*此部分内容详情，参见古永继《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明代西南地区商屯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 期。
可见，廓清明代云南无商屯这一事实，可消除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误解，对探寻当时外来汉族移民入滇规模的真相，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一闪之后不见踪影的400余万入滇汉族移民
清朝光绪末年，出现了一份十分雷人的明初云南移民史料——云南留日志士吕志伊、李根源辑入《滇粹》一书而无作者名的《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其言：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云南镇守总兵官沐英入京拜见皇帝，“还镇，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并奏请移山东、山西、江西富民六十余户*按：依上下文文意，“六十余户”当为“六十余万”之误。以实滇。到镇逾年……次年，又奏请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余万实滇，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帝均允之……移民至四百余万，垦田九百余万亩……春镇滇七年，再修屯政，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辟田二百余万亩。”*参见吕志伊，李根源辑《滇粹》，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1年影印本。该记载前后言及洪武时沐英、沐春父子多次从外省移民至滇，数达430(或490)余万，实悖于常理。
沐英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入觐事毕还滇，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病亡，而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国家户籍中云南仅为259 270人*参见《明史·地理志七·云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1页。，所言随沐英父子至滇的400余万移民则不见踪影。在明清时期云南的相关文献中，载有若干沐英去世后为其歌功颂德的庙记、碑铭以及沐氏家族传记等，如沐英父子将数百万汉族移民迁入云南的历史属实的话，那将是当时云南乃至全国之大事及沐氏功勋一件，但是在其他与此相关的历史文献中却只字无提。就全国范围而言，各类史籍中对明代官府组织的移民记载不少，数百户、数千户迁移之事都有收录，而短时内云南如此数百万之众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在《滇粹》之外则了无痕迹，实乃匪夷所思。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针对此即言：明代“在军籍移民之外再组织如此众多的人口进入云南，不是一件小事，在其他文献上不应该没有反映，这一记载显然是不可信的”。*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9页。近来更有台湾学者撰文称：
清末，革命党人为了在云南宣扬革命思想，而由革命党人杨振鸿与李根源、吕志伊、赵伸等出刊《云南》杂志。1908年1月，为纪念《云南》创刊一周年，吕志伊还和李根源编辑了一本特刊《滇粹》，名为网罗云南明朝轶事，随刊赠送，但其内容则系为了排满而恢复汉人统治云南，虚构及夸大史事，并非可读的信史。此书后来甚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是今之学者，因而得见此异书，但如不究其实，而拿之来谈云南相关研究的文章，必有流为野史稗官之说的结果。……此文纯属革命党人，夸大云南受汉人受沐英移来云南的恩典，鼓吹推翻满清，恢复汉人统治云南为目的，而不惜伪造历史骗尽时人，也骗了大部分的现代学者。*刘有恒：《从明永乐年间云、贵历史谈〈南词引正〉系伪造考辨》。详见网络版《昆曲小站》转藏，2015-05-08。
此说未免偏激，但却不无道理，起码从新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该史料产生的时代因素及问世的异常轨迹。
今天，尽管不少学者认为，该史料可能过分夸大而对其持谨慎态度，但在涉及明代云南移民规模或汉族人口的某些统计时，仍有人不同程度加以使用，有的甚至在进行大胆假设和修正后，将之作为论证明代云南人口“汉多夷少”的重要依据：
沐英携江西江南人民250余万入滇，250万应是25万之讹……；如他真带了250万人入滇, 洪武24年的云南黄册人口就不止35万多人，推算洪武以后的云南人口时必须以沐春迁入30万人口后的人口数为基数。这样，洪武31年时云南汉族人口约为667 403人。以此为基数，万历6年云南汉族人口约为164万。……从总体上看，到明代中后期，云南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了原来的土著少数民族。*郑维宽：《明代万历时期云南人口数量考证》，《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此史料无真实性可言，有人却钟情不舍，这是否会对其研究加注水分乃至产生干扰，结果自不言而喻。
二、人们对某些史料的理解偏差及忽视
认为明代云南“汉多夷少”的学者，还有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关史料的理解偏差及忽视所产生的结论误判和发挥。
(一)如何理解《滇略》与万历《云南通志》之言
明朝万历年代谢肇淛《滇略》与李元阳《云南通志》中的两条史料，常被人们作为明代云南“汉多夷少”的论据而使用。如方国瑜先生：
谢肇淛《滇略》卷4说：“高皇帝既定滇中, 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 及有罪窜戍者, 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 寄籍者多。”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志·云南府风俗》也说：“土著者少, 宦戍多大江东南人, 熏陶所染, 彬彬文献, 与中州埒矣。”从明初到万历年间，云南有些地区，已是“土著者少, 寄籍者多”，社会经济文化有极大的改变。*林超民：《方国瑜文集》第3辑《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滇略》谓云南人户“土著者少，寄籍者多”，当日之实况如此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33～1135页。
在方国瑜先生的书中都言及“土著者少”，但实际上指的均为云南局部地区而非全省。《滇略》指的是以省城为中心而外来汉族移民比较集中的昆明、大理、临安、永昌诸地，并不能与“全省”画等号，因该书同卷后文还有“寻甸、武定、景东、元江、蒙化、顺宁诸郡，皆夷汉杂处……丽江、广南、广西、永宁，纯乎夷矣”的详细记载；万历《云南通志》中明确指出的是云南府，清晰无误，所以不能把局部地区当做云南全省。
两书所说“滇中”及“云南府”的外来汉族移民已超过当地土著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确反映了当时云南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将其范围扩大到云南全省，则属于对史料理解的偏差和误判，因而缺乏真实性及充分的说服力。
(二)入滇军士是否都带家属
明初军士赴外地屯戍，规定妻室必须同行，即“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明史·兵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8页。，“如原籍未有妻室，听就彼完娶，有妻在籍者……着令原籍亲属送去完娶”。*《明会典·兵部三八·起解》卷155，万有文库本。似乎入滇军士每人都带着妻子而来，即便未成家者，也必须在原籍择妻完娶后随迁。实际上，军士娶妻有多种途径, 除从原籍带来外, 还有在云南就地新找者。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跟随傅友德平定云南并充任总兵官的安陆侯吴复，在时属云南的镇宁州(今贵州镇宁县)，听闻当地僰人(即今天的白族先民)“十二营长官司杨氏女之贤，礼聘娶之。阅三年，复卒，杨氏哀痛切至。明日，沐浴更衣，于灵几后自缢。事闻，赠贞烈淑人，仍树坊旌表。”*诸葛元声纂，刘亚朝点校：《滇史》卷10，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81页。婚后三年夫死而妻殉情，此事在当地广为传颂，杨氏女之行为，成为了官府及民间推崇的封建女性道德标杆。这说明，入滇军士并非人人都有妻小，云南卫所军人存在择娶当地妇女为妻的事实。另有记载，洪武二十年，“命西平侯沐英籍都督朱铭麾下军士无妻孥者, 置营以处之，令谪徙指挥千百户镇抚管领，自楚雄至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以备蛮寇”。*《明太祖实录》卷185，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1962年影印本。这些军营单身汉若要婚娶，势必得在驻地附近解决，而不可能再回原籍寻找配偶。此类人员或许只占极少数，但我们在统计明代云南迁入的军户人口时，不应将其忽略而一味沉浸在1名军人即等于1户多人的简单计算中。
(三)清代仍在增加的入滇移民
继明代之后，清代仍有大量汉族移民入滇。 清初的云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清王朝统治者为振兴云南经济而实行募民垦荒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清廷批准云贵总督赵廷臣奏议：“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清廷在驳回吏部所题在两广、江西、福建等地招民之议时仍下令：“惟四川、云、贵招徕流移者，仍准照例议叙。”*《清圣祖实录》卷1、卷9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从而吸引内地汉族移民纷至云南。乾隆五年(1740年)，进一步开放了边疆垦荒的限制，“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清高宗实录》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雍正时西南地区强制性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清王朝下令招徕外地移民到地多人少之处耕种，并解决资金、工具、口粮等相关问题，省外移民随之大量进入。云南境内，以昭通、东川、元江、普洱、镇沅、开化、广南等府移民最多。乾隆七年，署云贵总督张允随上奏：
镇雄一州，原系土府，并无汉人祖业，即有外来流民，皆系佃种夷人田地。雍正五年改流归滇，凡夷目田地俱免其变价，准令照旧招佃，收租纳粮。……昭(即昭通)、东(即东川)各属，外省流民佃种夷田者甚众。*《张允随奏稿》乾隆七年二月十七日。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2页。
道光《普洱府志》统计府辖四地中“土著户”“屯民户”及“客家户”的大小男丁，作为外来者的后两种所占丁口总体比例，宁洱县为55%，思茅厅为85%，威远厅为61%，他郎厅为52%，都超过了当地土著户。*参见郑绍谦纂修，李熙龄续修道光《普洱府志》卷7《赋役·户口》，咸丰刻本。类似情况在各地不少，仅嘉庆、道光年间，迁入云南山区的省内外农业移民至少达130万人，*参见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这无疑构成了与明代不同而规模庞大的新的汉族移民队伍。
云南矿藏丰富，矿业开发也吸引着外地人口不断进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藩之乱”刚平，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云贵总督蔡毓荣建议开放云南矿禁，以滇省之财供滇省之需，得批准。*参见蔡毓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9～430页。此政策为全国开放矿禁之先，大批外地汉人跋山涉水而来，出资开矿者“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十百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户政三》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天章书局石印本。。所开之矿以银厂最多，并有铜、铁、锡、铅等矿。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1742年)、十一年(1746年)先后奏称：“滇省田地无多……而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厂度日”；“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张允随奏稿》附录《奏复茂隆银厂情形疏》，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4页。后来随着硐老山空，虽有人返回家乡，但仍有部分留下成为了永久性移民。嘉庆、道光间，迁入云南的矿工及其家属达100万左右；*参见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0～171页。而矿工的配偶有来自本地者，故其作为移民的矿工人数或稍有减少。
清代由外地进入云南的移民，还有在军事戍守方面达38万余人的绿营兵及其家属；*参见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连同相当数量的仕宦任职、商业移民、罪人放逐等等，加上之前明代移民的基础，由此奠定了近代云南各民族的区域分布及汉族与当地民族之间人口比例的基本格局。*有关清代外来移民入滇详情，参见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三、对明代云南“汉夷”人口比例的判断
明代的云南人口，到底是“夷多汉少”还是“夷少汉多”？
明清两代，有关云南民族人口的比例不乏权威性说法。明前期正德《云南志》载：“云南之民多夷少汉，云南之地多山少田。”*正德《云南志·云南府》，载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嘉靖年间, 内阁首辅大臣桂萼说，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明经世文编》卷182桂萼《进舆地图疏·云南图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曾提督四夷馆，后任山西右参政的同时代官员陈全之说：“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陈全之：《蓬窗日录》卷1《环宇·云南》，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万历时云南巡抚萧彦说：“云南设在极边，四面皆夷，而错居其中者，华夷半之。”“云南一省，环处者皆夷，其冠带而临夷人者皆土官。”*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艺文志·疏类》，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40页、第743页。此时期既是官员又是学者的王士性说：“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王士性撰：《广志绎·西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明末天启时刘文征所撰《滇志》言：“官军从大将军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侨寓不归，是曰汉人；并生夷地，是曰夷人。……总计夷汉，汉人三之，夷人七之。”*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天启《滇志·地理志·地图总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页。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亦认可刘文征之言，说云南人口“汉人三之, 夷人七之”*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四部丛刊》本。。直到清中期, 多名地方大员奏疏中反映的云南仍然是“夷多汉少”。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在《查建义学第二檄》中指出：“滇省夷多汉少，鲜事诗书，义学之设，视他省为尤急。”*周钟岳等撰，李春龙等点校：《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四》第6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蔡寿福：《云南教育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7页。乾隆六年(1741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言：“滇省百蛮环处，夷多汉少。”*《清高宗实录》卷14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乾隆二十年(1755年)，代理云南巡抚郭一裕奏：“滇省夷多汉少，蛮倮性愚而直，汉人狡黠者每欺之。”*《清高宗实录》卷49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云南巡抚抚刘藻奏：“滇省二十三府属，或邻外夷，或接夷疆，即腹里地方，亦大率夷多汉少。故言吏治, 必以安静无扰为上。”*《清高宗实录》卷55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此类说法，为时人对云南民族人口结构的大致判断，反映的应是基本事实。但现在有人认为：
……明清时期的一些史料所记载的“夷人七之”“夷居什八”“夷居什七”“夷居十之六七”“汉三夷七”等说法，并不能客观反映明代中后期云南汉夷人口的对比情况，因为记录此话的作者并没有科学、全面的调查统计数据，纯系凭感性认识。*郑维宽：《明代万历时期云南人口数量考证》，《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不论这些说法孰是孰非，但可以肯定都是片面观察的结论，缺乏严格的人口统计资料支撑。”*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等等。这些看法未免过于武断。试问，如果这些“夷多汉少”的说法全属仅凭感性认识、片面观察而不可靠，那为何都是一边倒地将汉族往少里说？至少应有部分是“汉多夷少”吧？那么多大臣、学者，难道都是在不调查了解云南人口的基本情况下，一个个信口开河，糊弄朝廷、百姓吗？
另外，因明代某些地区统计赋役、户口，时有“系土司夷民，免编差”“人民俱系夷罗，原无编丁”之类记载，*天启《滇志》卷6《赋役志》记载中，即有大理府属十二关长官司、新化州、嶍峨县、石咢嘉县、亦佐县、沾益州、陆凉州、罗平州、顺州、师宗州、弥勒州、维摩州、元谋县、景东府、元江府、丽江府、永宁府、镇沅府等地为此类地区。现在有的学者就将当时所有列入编户中的人口都视为汉族，这无形中扩大了汉族的数量，形成一种非科学的思维定势，而按此逻辑，对有些现象则解释不通。如大理白族，自唐宋时南诏、大理国以来即分布于洱海周边且为当地人口大多数，至今白族仍占大理白族自治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明末天启《滇志》卷6《赋役志》记载当时大理府户19 501、口24 1776，其中大部分即应当是白族先民，但史载却无民族区分。如果说这24万多人都是汉族，那其中的白族先民到哪去了？实际上，现代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国家及地方官府在编制户口时都无民族区分的特别要求，因这在客观上做不到且现实中也无此必要，它看重的是当地经济是否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否便于将民众编户入籍，是否能对其承担赋税徭役，能否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满足国家的需求。因而直至清代，大量未改流的羁縻土司地区如滇西南的“三宣六慰”之类，差发朝贡之外均无常赋，都未纳入也不可能纳入国家的人口及赋役册籍之中。无疑问的是，列入编户中的人口不可能全是汉族，其中必然有相当部分为社会发展程度已较高的少数民族，上述的大理府即可称明显之例。
明代云南的人口总数史无确载，极盛时估计在350万人以上，*参见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1页。汉族所占比例大致为三分之一左右而不可能太多，否则再加上清代大量的继续移滇者，五六百年后今天的云南人口格局，汉族就不会仅占三分之二，*据2011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云南省普查登记总人口4 596.6万人，汉族人口为3 062.9万人，占总人口的66.63%。(见《云南日报网》，http://www.yndaily.com/，2011年5月11日。)而应当在十之八九才合乎情理。因为从中国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来看，汉族占多数之地，在强势的政治权力及文化影响下，总是汉族逐渐融合、同化其他民族，其他民族则在社会发展中多趋汉化而数量逐渐减少，而非相反，不然就不会有学界熟知的云南在元代以前入迁汉族多被“夷化”、元代以后少数民族多被“汉化”之类说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明代移迁云南的汉族人口数量并非如部分学者所推测的那样多。尽管明代云南腹地众多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但终明一代，云南境内的总人口仍是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要说明代云南部分地区已变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汉族已成为全省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那毋庸置疑；但说明代汉族人口已超过当时全省所有少数民族的总和而成为了云南居民的多数民族，则难以令人信服。直至清代末期，内地汉族移民仍不断入迁云南，从而一步步推高了汉族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汉族真正成为云南总人口多数的时间拐点，应该是在随着新的移民潮到来之后、史料上再未出现过云南“夷多汉少”记载的清代中后期即嘉庆、道光年间，而这也正是康、雍、乾时期在全国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即人头税取消的效果显现后，中国人口数量大爆发的特殊历史时期。
(责任编辑 王文光)
基金项目：①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明清时期汉、白、傣、纳西四族的相互关系及文化变迁”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古永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