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登枝》后记
浩然
我生长在冀东盘山西一个农村里，当过儿童团长，做过区干部。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十几岁的无知孩子，党像慈母一般，哺育我长大成人。当我对写作发生兴趣时，我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给了我难以用数字计算、用语言形容的关怀和帮助。我有了进步，他们鼓励我，我遇到了困难，他们支持我，我有了缺点，他们批评我：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生长起来，而今还在这里生长着。如果说，我今天有了一点一滴的成绩，那都应当属于党、属于人民的。
我正式学习写小说，是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开始的。那以前，我在《河北日报》作记者，而河北农村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那些日子里，我从万里长城脚下走到渤海湾，从太行山麓走到冀中大平原，惊心动魄的新鲜事件，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我的身边。我发现合作化之后，几千年的旧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它的上层建筑，也来了个剧烈变化；譬如，人的精神面貌，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心一时一刻也不能平静下来。我写新闻，写通讯。在深夜的油灯下写，在行进的火车上写；一天写两篇，写三篇，写也写不完，真怨自己为什么不长出三头六臂来。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写小说，或是搜集一点创作素材。
过些时，回到机关工作。坐在办公室，农村的那些人物和故事，还是时刻缠绕在我的脑子里，心里越发不能平静。于是，有了用文艺形式表现这些感受的要求。我想起一个人物或一个故事就写下来，发表了，心里高兴；不发表，也不苦恼，还是继续写。现在，送到读者面前的这十几篇东西，就是我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到一九五七年年底习作的一部分，都在杂志上发表过。这些东西，比起当时的运动，比起运动给予我的感受，实在太渺小了。我常常因为自己没能写出多一点、好一点的东西而自愧！
这个集子，和作者一样，是非常年轻和不成熟的，毛病和缺点也相当的多。但是，我还是有信心把这个集子作为一个开端，一个新的、好的开端。我一定永远不自满、不骄傲，勤勤恳恳地写下去，和我们祖国一块儿跃进！
我热切地、焦急地等待前辈作家和同辈的伙伴们对我批评和指教！
一九五八年春，友好报记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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