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艳阳天】三河作家浩然第一篇创作体会:《我学习创作的点滴体会》(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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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惠民书:恩师浩然          (天下口碑数据库插播)

我学习创作的点滴体会
 
浩然
 
 
    编辑部的同志来信,要我谈谈创作经验,我很惶恐。习作生活刚刚开始,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正在摸索中,实在没什么经验可谈。为了得到同志们的指正,我愿意把个人在学习中的点滴体会写下来。
    我的文化底子很浅,而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业余写作。这几年来,尽管怕人的困难一个接一个,我一直没有动摇,满怀信心地写下来。那么,这种写作热情从何而来呢?首先我感到这个工作重要,我从小生长在农村,跟我的乡亲父老们,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一段艰难、曲折、伟大的路程。我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他们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生产力解放斗争中,人们的精神面貌的解放更为突出,耳闻目见的新鲜事物感动着我,我不能不写。而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蓬勃前进的潮流里,也还有一些人的思想里,留恋着和残存着旧的东西,这常常危害着集体事业、影响着他们进步,我不能不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向自己身边和头脑中的落后东西斗争。第二、写作工作本身,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兴趣,使我感到文学工作,是我们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说明问题,让我回忆一件小事情吧。一九五七年我根据知识青年大量下乡,知识青年和劳动农民结合中复杂的问题,写了小说《夏青苗求师》。过些日子,一个社主任对我说:从通州中学到他们社落户的几个中学生,过去跟队里的干部关系一直搞的不太好,并且怨农民对他们不热情,他们看了你的小说,都表示要向夏青苗学习。从那以后,他们对农民尊敬了,关系也渐渐搞好了。看到自己的劳动对工作、对旁人有了帮助,更鼓励了我的写作热情,我就下定决心要多写,写一些好作品。总的说: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不是为个人而写作,而是为革命、为广大读者写作。写作是出自一种政治责任感,你的写作热情就一定是永久的、长在的,不会因一时成功失败而左右;同时,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工农兵中间,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创作源泉也就大大开阔了。
    我经常接到一些不相识的青年朋友来信,他们向我索要“搜集小说材料的办法”。有一个同志到水库工地去,他说:“我想这回一定能搜集好多材料,带了好几个笔记本。可是到那之后,觉得又没有什么可写的,找人谈吧,他们只能说政治口号,一点故事也没有,也好象有点不愿意谈……”我告诉他:发现生活,认识生活,这当然要靠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尤其应该具备比一般人丰富的社会生活知识。这话讲起来常常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做到。首先,你要想真实地反映生活,就必须关心生活。关心生活就要关心人,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仅关心,还要亲自下手给他帮忙,如果你对这些是真心真意地去做(而不是单单为了从他们身上猎取材料),久而久之,会在你不知不觉中获得你平时用采访、用谈话或其他方法所不能得到的宝贵的社会生活素材。你把这些素材写成文章,最能反映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所欢迎。我再举一二个小例子。一九五六年春天我住在一个农家里,一天邻村演戏,房东老大伯兴致勃勃地约我跟他就伴看戏。八、九里山路,好不容易赶到了,戏已经开演,节目是宣传“婚姻自由”的。老大伯在台下站了会儿,就扭头要走,说什么也不看了,使我非常奇怪,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推说身子一时不舒服才回来了。第二天我跟他的老伴谈起此事,她说:“我们这边一演戏就是婚姻自由,就是骂当老人家的是个老顽固,好象闺女儿子不是他爹妈身上的肉,谁瞪着眼让他骂呀!”当时,我对他们这种感情还不能十分理解,甚至认为他们落后,但我把它记在心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村干部的女儿婚姻观点不正确,随便搞对象,见面就妥,过了几个月就离婚、退婚,连续搞了四个。村里人不仅指责这个青年,还有的骂他的父母。我对青年的父母问起这事,他痛苦地说:“孩子翅膀硬了,管不了啦!咱是个干部,管紧了不就违犯婚姻法了吗!”在我不知不觉中发现这两件事情之后,开始注意起来,比较仔细地做了研究。对第一件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在党的婚姻法颁布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限制儿女婚姻自由?想拿女儿换一笔金钱?有没有拥护婚姻法的老人?对第二件事:我们提倡婚姻自由,是不是不要父母过问?儿女走入歧途,为什么做父母的不敢过问?有没有按着婚姻法积极帮助儿女处理婚姻大事的老人?拥护婚姻法的,帮助儿女处理婚姻大事的老人,比起那些留恋旧的婚姻制度和对婚姻法领会不正确(不过问儿女婚事)的人也许是少数,而我们搞文学工作的人,正是应当把这些萌芽的新东西挖掘出来,表现出来,给人们树立一个榜样,推动他们前进。经过许久考虑,我写了《喜鹊登枝》。可惜我没有写好,甚至离我想的相距很远。另一篇小说《金海接媳妇》,是我在京郊一个工人疗养所休养时,帮助一对经常吵架的青年夫妻处理家务后写成的。那时我身居客人,常往家属宿舍跑去劝架,有的伙伴就说我多管闲事,也确实找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是我很为他们不和睦担心、焦虑,所以就不辞辛苦地要帮助到底。最后,对他们果真起到一点帮助作用,我同时也获得了一篇很好的小说材料。
    文学作者是用他的思想感情,用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去影响读者,因此,作者本身必须在各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自然,他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在这里,就我体会,最重要的是政治修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新的事件新的人物层出不穷,生活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可是社会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好的坏的、新的旧的往往交错在一起,我们搞创作的人,生活在这样丰富多彩的海洋里,要取出好的加以扶植、歌颂,要人们效仿;取出坏的加以批判、鞭挞,要人们警惕。什么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怎么区别辨认新的旧的呢?这就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政治水平,常言说:站的高才能看的远。提高政治水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很重要,同时,要一时一刻不能放松的是党的当前政策学习和研究。这些是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今天我们的一切生活和事物都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发生和发展着。只有你熟稔了政策,你才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正确而又及时地反映出来。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在农村有些不孝之子,曲解了党的“五保”政策,要把自己的父母推给农业社享受“五保”,而自己落省心,也有些本来还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人,也不肯劳动了,躺在五保政策上图享受。这些虽然是少数,但对发展生产、巩固农业社十分不利。当时我比较认真的学习了这一政策,在生活中就比较顺利的发现一些素材,我写了《雪纷纷》,反映这一革命人道主义政策给老人带来晚年的幸福,表扬一个女青年热心照顾无依无靠老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还写了一篇《老来红》,歌颂一个不甘心脱离劳动、热爱集体的老人,批评一个能劳动又不劳动的老太太。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不关心政治,不了解党的政策的作者,会写出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生活的作品来。对政策理解的越透,文章写的越深,这是成正比的。可惜我在这方面作的还十分不够,我要努力作下去。
    本来,在文学创作队伍里,我是个小小的学徒,写的本来不多又不好,实在没什么可谈。但是,为了和伙伴们共勉,我还是把自己一些零碎的、片段的、不成熟的体会冒昧地写出来了。在这篇文章里,我没有谈写作技巧方面的体会。我知道,初学写作的人是最希望知道这些的,一些朋友向我讨要“写作法”,向我要什么“窍门”,因为我避而不答,还引起许多误解。我之所以不谈这些,一方面固然是没有多少值得谈的体会,实际上,什么法,什么窍门和秘诀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据我理解,初学写作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上边所谈到的那几项问题(我自己这样认识)。把写作的目的摆正了,方向把住了,又能够深入生活,正确对待生活和发现问题,那么,所谓技巧,会伴随着不断的写,不断的生活而产生,常言说,熟能生巧,便是这个意思。反之,不务虚,不把思想摆在第一位,一味的追求技巧,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绝路。我这样讲并非要贬低写作技巧,对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来讲,技巧的磨练,将要我们终生努力。
    以上这些,用事实说话的也好,讲抽象道理的也好,老生常谈的也好,都是我亲身体验过的,也是我真心的表白,因此,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如果同志们有兴趣看它,请批判对待。
 
                                                   1959年5月2日草于北京北门仓
 
发表于《文学青年》1959年第7期。收入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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