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朴民，诸葛瑞强
 

中国的古代历史与相应文化，有其内在的大趋势与总规律。概括地说，或存在三条主线，即：政治格局与地理形势的演变上，是由东西之间的对峙逐渐转变为南北之间的角逐；学术气象与思想体系的嬗递上，是多次由分至合，又由合至分的循环往复；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是由“尚武”到“崇文”、由阳刚而阴柔、由积极进取一改为消极守成的历史转型。笔者不揣谫陋，将在本文中对第三个问题谈些自己不尽成熟的看法，尚希方家不吝郢政。

一、“尚武”精神，先秦文化的基调

先秦是中国历史的少年时期，它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崇尚果毅精武，富有阳刚之气，积极有为，锐意进取。这首先在社会审美上有鲜明体现。

具体地说，当时社会氛围可谓是普遍推崇“尚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戎”，也就是军事，乃是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成公十三年，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149页。。前者，是用以沟通天人，从君权天授的角度，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后者，则是统治得以维系与延续的基本物质保证。没有强大的武力，没有巩固的国防，一切的统治权益皆失去存在的可能与价值。《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春秋左传正义》卷37，第4318页。，这里的“政”，第一属性就是军事。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军事民主制”双头政治(祭司与军事首长共同治理)的孑遗在中国先秦历史上的残痕。很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1-3，《周南·兔罝》，第590页。，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顾颉刚先生曾作过考证，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注]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注]《春秋左传正义》卷28，成公十六年，第4164页。

这种社会普遍“尚武”的风尚，在当时的婚姻择偶观中也有具体反映。《左传·昭公元年》所载郑国贵族徐无犯之妹婚姻故事，就是生动例证：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注]《春秋左传正义》卷41，第4390页。

可见，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舍弃衣冠楚楚“盛饰”、扭眤作态的公子黑(子晳)而最终选择“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蛮劲。追求阳刚之气慨，鄙视阴柔之美，其“尚武”之价值取向，可谓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推崇勇敢，赞美果毅，乃是当时人们的特殊嗜好与强烈追求，《国语·晋语》记载晋国卿大夫郤至自称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子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注]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雲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4页。这里，“勇”，是为“三伐”之首的，“尚武”之风貌，可谓跃然纸上！而像《诗经·秦风·无衣》这样的诗篇，更是将“尚武”精神弘扬光大到了极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注]《毛诗正义》卷6-4，《秦风·无衣》，第794-795页。

由于“尚武”精神风行弥漫于当时整个社会，因此，贵族们都特别重视尊严，将个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动辄决斗，遵守规则，讲求信誉，视死如归，这就是“尚武”风尚在贵族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反映。换言之，提倡“信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武”精神在道德范畴上的必有之义。因此，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一书，在阐释“将有五德”问题上，将“信”列为将帅必须具有的五项素质中的第二位，其地位仅次于“智”而高于“仁”“勇”“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篇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页。，“言必信，行必果”，云云，遂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连孔夫子也将“信”这一道德伦理范畴，看成为治国安邦的先决前提与根本条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注]《论语译注》，《颜渊篇第十二》，第181页。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记载的宋国两位贵族的决斗，非常典型地透露了当时贵族在“尚武”精神熏陶下的规则意识：即，决斗交锋之正大不诈的原则。两个宋国的贵族一事不合，发生冲突，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尊严，他们决定以射箭决斗的方式来最终解决问题。两人各自驾着战车，射箭决斗，其中有一位名叫华豹的先射了一箭，遗憾的是，他未能射中对方，按“军礼”的要求，接下来该轮到对方射了，华豹当时心急火燎，还想射第二箭。对手公子城发现后忍不住高声大喊，“不狎，鄙！”[注]《春秋左传正义》卷50，第4558页。你怎么能不讲规则呢，这太卑鄙了！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该轮到我回敬了。华豹一听，觉得非常惭愧，于是就停止了射箭，傻傻地呆在那里，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这就是当时“尚武”之风弥漫下，人们对信义的自然皈依。不但，私生活领域如此，即便是在战争这样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呈示了这种“尚武”精神引领下的诚信原则，所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注]王震撰：《司马法集释》卷上《仁本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7页。，所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注]《春秋左传正义》卷15，僖公二十二年，第3937页。，等等，皆系“尚武”精神浸润之下的自然产物！

二、“武学”教育，先秦“尚武”精神的载体

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的张扬，是与当时的教育主体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军事科目占有很大比重。当时的“六艺”，并非孔子整理古代经典以后所确立的“六艺”(诗、书、礼、乐、春秋、易)，而是富有实践与操作意义的“礼、乐、射、御、书、数”。 学“礼”，乃是道德行为准则的确立，学“乐”，乃是文化情操境界的塑造，“书”与“数”，则是应对社会事务能力的培养，而“射”与“御”的学习，则是为了军事技能的掌握。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全方位健全人格的人才之培育，而军事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种教育模式，实与先秦时期的“尚武”风尚相一致。

据史料记载，三代时期军队的军事训练与实战演习，其名目称之为“蒐”“狝”，即主要通过“田猎”的方式来进行。当时，一般贵族子弟和上层国人子弟在成年之前，都必须接受一定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据《礼记·内则》记载，他们从15岁开始学习有关的军事技能，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射”和“御”，这是与当时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的特殊历史条件相一致的。

但对“亦兵亦农”广大的普通国人来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乃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即所谓“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是百姓通于军事矣”[注][清]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8，《小匡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3页。；“教以田猎以习五戎”[注]《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17，《月令》，第2987页。。它一般在农闲时进行，这就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注]《春秋左传正义》卷3，第3748页。可见当时统治者每年要进行四次田猎活动来使将士熟悉军事，以车兵、射士和步兵的作战阵形模拟实战进行演习，从而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又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这种以农闲进行的四次军事演练，又有独特的命名“振旅，茇舍，治兵，大阅”，这反映了其在演练上各有侧重点。

在四时田猎习武活动中，尤以冬季的那一次“大阅”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所以《国语·周语上》干脆忽略了其他三季的演练，仅仅把冬季的“大阅”列为军事训练活动，“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注]《国语集解》，《周语上第一》，第21页。。此时，国君、朝臣都要参加，《诗经·豳风·七月》所载即系明证：“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注]《毛诗正义》卷8-1，《豳风·七月》，第833页。郑玄笺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而俱出田也。”所以冬季的“大阅”最为隆重盛大。

随着军事发展的需要，王室和各方国在利用田猎开展军事训练的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娱乐性的成分，使之更适应实战的要求。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对四时的田猎活动，作出了阶段性安排：首先侧重进行基础性军事演练：如阵形排列，识别旗、鼓、金等指挥信号，并且“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注]《十三经注疏》卷29，《周礼注疏·大司马》，第1804页。等单兵队列教练；然后进行狩猎，以野兽为假设敌，模拟进攻行动，演习军阵；最后检查捕获物以论赏罚；仲冬十一月，则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军事检阅，“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注]《礼记正义》卷17，《月令》，第2993页。。

排演练习战斗舞蹈(“武舞”)也是“尚武”氛围笼罩之下先秦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干盾，模拟基本战斗动作，既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观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参加舞蹈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做必要的准备。闻一多先生曾指出：“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说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98-199页。这是很精辟的说法。唯根据实战过程，制为舞乐，“美盛德之形容”[注]《毛诗正义》序，第568页。者，不仅原始部落有之，夏商以降历代均有之；不仅汉族有之，其他民族也有之。

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武舞和射御是紧紧联系的。如《礼记·内则》说：“成童舞象，学射御。”[注]《礼记正义》卷28，《内则》，第3186页。又如《诗经·齐风·猗嗟》也说：“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注]《毛诗正义》卷5-2，《齐风·猗嗟》，第752页。可见武舞实际上就是军事操练的一种形式[注]《礼记·郊特牲》有“朱干设钖。冕而舞大武”之语，意谓手执装有铜盾饰的朱漆盾牌，盛装服晚跳大武舞。也是武舞为重要军事训练形式之一种的重要证据。，是“尚武”精神的艺术写照。它与“蒐狝”活动一起，构成当时军事训练的主体内容，并且在实战中体现出其独特的壮美景象。相传武王伐纣时，在进攻朝歌的前夜，士兵们曾“欢乐以达旦，前歌后舞”[注][汉]伏胜撰，[清]郑玄注，[清]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3，《周传》，四部丛刊景清刻左海文集本。。而在凌晨进攻时，勇锐的巴师则“歌舞以凌”，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

先秦时期还开设各级学校培养人才，在贵族子弟与上层平民中进行军事教育。这些学校，从本质属性上讲，乃是“武学”，王晖教授在其《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注]参见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内容之别》，《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中曾有翔实的论证。他认为，商代的武学堂为“庠”，周代的武学堂为“序”，其就性质而言，乃属于当时的“大学”辟雍，其基本功能，是教学射、御技能的场所，同时在教学射御技能的同时，也进行礼仪活动的教育。这样，《孟子·滕文公上》所言的三代教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序其本字当为“廟”，“榭”为“射”的真实含义才得以清楚明白了。

夏代的史迹尚不是很清楚，但商代对贵族子弟，战车甲士进行射、御训练则已经得到甲骨卜辞的证实。卜辞中有大量诸如“王其学众伐于□方”“学马”“教戍”一类的记载[注]参见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中国台湾：明文书局，1989年，第241-246页。，还常见是否令其人“庠射”“庠三百射”的反复占卜。据王晖教授的观点，“庠”是商代学校的名称，可见当时射手、御者要经过学校的专门训练，而教练的选择多经反复占卜，显得极其郑重、谨慎[注]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1卷《夏商西周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西周的时期的学校军事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在中央设立有“辟雍”“学宫”“射庐”“大池”等学校机构，可以统称为“序”。《孟子·滕文公上》言“夏曰校，殷曰序，周为庠”，王晖认为，这里殷商学校名称与周代学校名称属于互异错讹，而许慎《说文解字》“广部”、《汉书·儒林传》皆作“殷曰庠，周曰序”，乃是与甲骨卜辞、西周金文所述学校名称相一致的。诸侯国及卿大夫采邑，也设置有“泮宫”“庠”“序”“校”“塾”等学校，以保证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的普遍推行。

大致而言，贵族子弟一般从15岁起学习乐舞(包括“武舞”)和射御课程，每名“学士”都要学好射箭和驾驭兵车的本领，这些本领包括“五射”(五种射箭技法)和“五驭”(五种驾车技巧)，由保氏等专业人员负责传授。周代的射仪，规模盛大，据《仪礼》记载，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各有定制，所用的弓、箭、靶和伴奏音乐均不相同，其目的是通过表彰射、御之善者，以提高射、御之术，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其中，大射是在射宫举行的“选射之礼”。至今尚存的周金《亚尊》就是此种射仪上使用的饮器。据《静簋》记载，当时有位名叫“静”的王子，曾遵照“王命”和一些贵族少年在“学宫”习射。两个月后，他们又参加了一次在“大池”举行的田猎，进行实际演习，而周王本人也经常在射宫和猎场亲自发矢操练。这种武学教育体系的确立和武学教学内容的落实，也就成为先秦“尚武”精神维系与发扬的重要制度性保证。

除开展射、御技能训练外，在整个社会“尚武”风尚影响下，当时的学校还从事告庙、献俘、庆赏、饮至等“军礼”的教育。它们和射、御训练一起，构成当时贵族子弟的主要学习内容。通过这一途径，弘扬“尚武”精神，增强武备观念，提高军事技能，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三、“六略”之学：从图书分类看先秦“尚武”之风

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之充沛激昂，还可以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图书分类与学科界定的考察而有所认知。

当今人们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但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振《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呢，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比较科学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回归经典，回归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发隐烛微，提玄钩要。而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汉书·艺文志》，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由之途。

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载了先秦至秦汉学术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是后世梳理、认知、评判先秦及两汉学术最重要的凭籍。因此，还原《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场景，再现《汉书·艺文志》编排的内在逻辑，梳理《汉书·艺文志》论列学术的基本考量，对把握先秦秦汉的学术文化整体面貌与基本特征具有关键意义，而后世对先秦秦汉学术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也往往以《汉书·艺文志》为探讨的逻辑起点与根本核心。套用明代兵家茅元仪评论《孙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前《汉志》者，《汉志》不遗；后《汉志》者，不能遗《汉志》。”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首先是记载“六艺”百家文献的图书总目录，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38种，596家、13269卷。但同时又是体现先秦至两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总成就、总趋势与总特征的理论总结，因为在叙录书目的同时，《汉志》在每种图书之后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后均撰有“总序”，对先秦至两汉的学术文化的源流、嬗变、特色、价值、影响，都有系统的梳理与全面总结。

笔者认为：图书的目录分类，不能单纯地视为目录学问题，而是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状态与特征的综合性、集中性体现。即准确折射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性格”“学科建设”面貌与特色。此特点《汉志》尤甚。所谓的“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是历经荀勗《中经新簿》、阮孝绪《七录》，至《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的。虽说它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但是明显偏重于纯学理的图书分类，与《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体系与学术旨趣有显著的差异。经分析发现，《汉书·艺文志》将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相结合，“七略”实际上是“六略”。它传承西汉刘向《别录》、其子刘歆《七略》而来，在刘氏父子的学术总结基础上集粹撮要，遂成文献总目和学术渊薮。

第一略“辑略”，即导言、通论，紧接而来的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诗、书、礼、乐、春秋、易，即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文化；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流派；诗赋略，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数术略，近似于现代的“理科”；方技略，颇类似于今天学科体系中的“工科”。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换言之，《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数术”“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但经史子集里却淡化了这些操作性、实践性的东西，取消了兵书、数术、方技三大类图书典籍的独立地位，将它们纳入“子部”之中。《汉志》的图书目录分类，从学科体系构筑上考察，显然更全面、更系统。我们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就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而“六略”之学之所以向“四部”之学嬗递，排除魏晋门阀制度背景下，史部著述数量由于谱牒学、方志学等剧增而至文献积累变化等具体原因外，也与中国文化性格特征、价值取向的转型有内在的关系，这种转型，从本质上来概括，就是由“尚武”转向“崇文”，由阳刚转向阴柔，由进取转为守成。

这种魂魄，至两汉而未改，故张骞敢于横绝大漠，致力“凿空”；班超勇于进取开拓，“投笔从戎”；陈汤能斩钉截铁发出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注][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15页。所谓“汉唐雄风”，其底蕴、其特色，就是对先秦时期“尚武”风尚的传承和赓续！这种“尚武”精神，折射到当时的图书目录分类，就是“兵书略”独立成为一“略”，是一级学科，学科门类，与“诸子略”并列。兵家高于儒、道、法、墨等其他诸子。

汉代传承先秦以来的“尚武”精神，对承载“尚武”意识的兵书高度重视。这首先表现为对兵书的整理与校订。与秦王朝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相对重视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尤其注重对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的提倡。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否，因此为统治者所关注，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注]《汉书》卷30，《艺文志·兵书略》，第1762页。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上》，第1127页。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注]《汉书》卷30，《艺文志·兵书略》，第1763页。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注]《汉书》卷30，《艺文志·序》，第1701页。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二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由国家集中收藏。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

其次，表现为对兵书的分类与学术价值总结。在西汉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分类，“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其中兵权谋家共13家，著作259篇，现存《吴孙子》[注]即《孙子兵法》。《齐孙子》[注]即《孙膑兵法》。和《吴子》等，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共11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兵阴阳家共16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黄帝君臣的作品，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内容。兵技巧家共13家，著作199篇，亦已基本散失。如果做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数量并不亚于同时期的任何一家诸子作品，如据江庆柏《汉初墓葬与汉初思想的儒学特征》[注]参见江庆柏：《汉初墓葬与汉初思想的儒学特征》，《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文中统计，诸凡汉武帝前汉代儒家类著述为8家133篇，其数量尚不及“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中任何一家的数量。先秦与两汉的“尚武”之风高扬，于此即可见一斑。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注]《汉书》卷30，《艺文志·兵书略》，第1758页。。可见这一派主要是讲求战略的，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注]《汉书》卷30，《艺文志·兵书略》，第1759页。。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注]《汉书》卷30，《艺文志·兵书略》，第1760页。。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黄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乃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注]《汉书》卷30，《艺文志·兵书略》，第1762页。。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注]班固《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承其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又源于刘向之《叙录》。，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式与指导方针。但是，在后来“崇文”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趋低落，兵书的总量相对萎缩，兵书略作为独立一大门类被取消，归入“子部”之中，且日益边缘化。这也是“尚武”精神日益萎缩具象到图书目录分类变化，体现学术文化变迁的显著事例。

四、“守文”：“尚武”精神的式微

春秋后期，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瓦解、学术下移趋势的不可逆转，“尚武”风尚也开始悄然改变了。社会上“崇文”的现象逐渐高涨。许慎《说文解字》上有云：“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注][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9页。可见，在这之前，儒，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乃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在当时相当多人的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他们是一群文弱窝囊的迂夫子，是一批混迹江湖的寄生虫。用《墨子·非儒下》的话来讲，即“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注]吴毓江撰：《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9-440页。但随着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儒”就成为了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原儒》中指出的“私名”之“儒”：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伎，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

又云：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再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注]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下，《诸子学九篇·原儒》，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9-150页。

自此之后，儒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守护者，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无疑要潜移默化、感化挹注，改变和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精神风貌上的“尚武”转向“崇文”，则是这种改造中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这就是《汉书·儒林传》中所津津乐道的政治文化新气象：“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注]《汉书》卷88，《儒林传第五十八》，第3596页。

当然，这种民族文化性格的转型，是个漫长的过程。如前所述，汉、唐时期，尽管“崇文”的风尚越来越炽热，但“尚武”精神的魂魄犹存，汉唐雄风依然凌厉而高扬。领略“建安风骨”，或者品读唐人的“边塞诗”，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当时人们那种慷慨激昂、遒劲豪迈的阳刚之气，那种悲凉沉郁、睥睨天下的风骨气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诗》)这就是“尚武”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生动诠释！到了唐代，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像“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诸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五》)；“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等等，均洋溢着高昂的英雄主义与“尚武”精神。

由“尚武”到“崇文”的根本转折点是在宋代。众所周知，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片面汲取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一味推行“重文教，抑武事”[注][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94页。的基本国策与方针。在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层面，从根本上决定了“尚武”精神消亡，“崇文”意识泛化的不可逆性。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之下，宋代的人们其身份认同上，普遍以“崇文”为荣，而以“尚武”为耻，反映在个人仕途上，只要有机会，就希望出任文职，而排斥担当武职系统的官员。例如，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经典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尽管兵学造诣精深，又身为武学教授(后晋升武学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曾转求其好友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改换文资”，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何去非的选择，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理，身为文职官员，如果要被改授武职，那怕武职官衔更大、地位更高，也为官员们所不情愿。《湘山野录》“卷中”载：“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对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叼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注][宋]释文莹撰：《湘山野录》，明津逮秘书本。

在“崇文”社会大氛围笼罩下，武将在文官的眼中，简直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草包，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中有关寇淮斥责曹利用不假词色，态度之恶劣，可为佐证：“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注][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武人出身的官员，即使是爬到了枢密使、宰相这样的最高位置，其内心仍耿耿于怀非科举正途仕进，缺乏底气，不无自卑，有时候免不了要发点牢骚。如名将狄青，就是如此，《默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注][宋]王銍撰：《默记》，清知不足斋丛书本。狄青以卓越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却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韩琦，乃是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什么：“东华门外以状元及第唱出者乃好儿。”缘是之故，狄青才有上述的感慨。在这样的“重文抑武”背景下，先秦时期的“尚武”之风已荡然无存！

客观地讲，宋代的“文治”，体现的社会文明程度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已有反映。但是，缺乏“尚武”精神支撑的宋代国防，则是完全的失败，说宋代“积贫”，也许未必，但称宋代“积弱”，则是殆无疑义。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塘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对小小的西夏，也难逞一胜，实在匪夷所思！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粗犷”“原始野性”的成份可谓日益弱化，阴柔替代阳刚，文弱替代武毅，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说到底，这是“尚武”精神一步步走向消亡的结果。到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性，似乎再也看不到刚毅进取的特色，而是成了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中庸”模样：“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注]《鲁迅全集》第5卷，《最艺术的国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5页。“尚武”文化精神至此终于走入彻底的沉寂！这种局面，于今天好像也不曾绝迹：男人，缺乏了粗犷阳刚之气概，动辄成了“伪娘”“奶爸”。

这种唯“崇文”而不“尚武”之风的盛行，从兵书地位在整个文化事业与图书分类中被日趋边缘化，也可以有所感受。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之大，内容之广，确实是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形容为“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毫不为过。许保林先生《中国兵书知见录》曾著录兵书3380部，2323503卷(959部不知卷书，未计在内)，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731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存目兵书1072部，4936卷(228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注]参见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这个统计尚是初步的，刘申宁先生的《中国兵书总目》有更多的著录，达4000余部之多[注]参见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但不管是3000多部，抑或4000余部，中国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兵法大国”，乃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终被收录于清代《四库全书》的古代兵书，仅寥寥二十部而已，像著名兵书《武备志》《筹海图编》《翠微先生北征录》《百战奇法》等，都被摈弃，不予收录。总之，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兵书的数量微不足道，所占《四库全书》全部图书的比重，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须知道，汉代编撰《汉书·艺文志》时，收录的兵书，就有“兵权谋”13家，“兵形势”11家，“兵阴阳”16家，“兵技巧”13家了。一千多年下来，被朝廷认可并收录入皇家图书编目体系的，数量不曾增加，反而呈减少的趋势，这实在是不太正常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归根结底，乃是受“尚武”转向“崇文”这种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之嬗变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