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透视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期
作者：韩宇瑄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0 引 言
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横跨现、 当两代的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并以其求索的实绩与命运的沉浮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深沉的反思。 其农民本位的写作立场、 浓郁的“问题意识”与现实主义精神、 以启蒙为目的的善意批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仅空前， 恐亦绝后，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求索心路中的独特一支。 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与脉络不仅聚合着“五四”以来多种文学文化思潮交融和消长的合力， 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偶然和必然。
1 “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命名
“山药蛋派”一般来说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 以赵树理为中心， 以马烽、 西戎、 束为、 孙谦、 胡正等为代表，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的“为工农兵服务”精神指引下， 在民族化、 大众化旗帜下催生和产生的作家流派。 与以往文学流派成员以组织、 刊物、 沙龙相聚合不同， “山药蛋派”的形成完全是赵树理创作在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后， 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受到《讲话》的感召， 并在“赵树理方向”的影响下， 超越空间限制， 自觉向赵树理创作风格靠拢， 并由共同的地域文化、 政治生态背景与艺术追求形成的流派。
该派作家长期生活在山西农村， 以之作为其创作原乡， 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与民族特色，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特色。 除此以外， 该派作家与主流政治话语联系紧密， 自觉承担时代需求和社会命题， 将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启蒙任务、 问题意识和现实主义追求融合于左翼—延安—解放区政治话语之中， 并以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体现出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艺术实践方面的直接实践者， 而获得崇高的政治、 思想和艺术地位。 建国后， 该派作家继续保持高产， 并对建国后文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山药蛋派”作家先后回到山西工作， 并先后担任山西文艺界高级领导职务。 他们以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火花》为阵地， 发表了一系列较有影响力的作品， 表现出大体相近的艺术趣味和文学主张。 在1958年《文艺报》第十一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 不仅对该派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总的评述， 也对一些作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单篇作品发表了专门评论文章， “标志着新中国文艺界第一次将他们有意识地作为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 然而， 随着政治生态和文坛生态的恶化， “山药蛋派”开始遭到极左思潮的批判与责难， 其中心人物赵树理更是遭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 一个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的文学流派就这样在极左政治影响下的不正常的文坛生态中夭折了。 直到新时期， 伴随着对于文艺界的正本清源、 拨乱反正， 有关“山药蛋派”的讨论才重新浮出水面。 1979年， 楼肇明和刘再复在全国当代文学讨论会上提交论文《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 标志着对于赵树理身后“创作流派”在学术层面上的指认与研究； 同年， 李国涛的《且说山药蛋派》标志着“山药蛋派”这一概念在沉寂多年后重新浮出水面。 1980年， 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上， 关于“山药蛋派”的话题引发与会者激烈讨论，为此《山西日报》于当年5至10月开辟“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山药蛋派”逐渐作为一个通用的文学史概念走入研究者视野，引发研究者连绵不绝的讨论兴趣。
考察“山药蛋派”的形成发展历史， 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一是历史跨度长。 从“山药蛋派”形成到命名， 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 而这十余年， 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开始试图以其思想、 理论和方法有目标有计划地组织、 探索和创新文学实践的十余年。 在这十余年中， 延安文学得以建立， 民族化、 大众化成为其主流追求。 作为这一文学追求方向性的践行者， 赵树理及以其为中心的“山药蛋派”所代表的文学风格与美学追求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政治、 军事上的胜利迅速经典化， 对建国后的文学体制与文学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建国后文坛“一体化”的格局中， “山药蛋派”仍然能够被称为流派， 并得到最终命名， 不仅体现了其本身确有独异的艺术特色， 也为其最终夭折埋下了隐忧。 总之， “山药蛋派”形成和发展的十余年， 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极不平凡的十余年， 而始终处于这十余年文坛中心地位的“山药蛋派”无疑可以作为一条线索， 在观照其建立发展的同时， 考察现、 当代文学之交新文学的历史性转化。 二是思想资源多元。 考察“山药蛋派”形成的思想资源，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涵盖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一脉， 从纵向来看， 从“五四”传统中追求民主、 科学的启蒙主义， 到“文研会”“为人生的文学”与“问题小说”的追求， 从“文学大众化”到左翼—延安—解放区文学资源， “山药蛋派”作家都结合自己的文学观与具体的现实情况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极其难能可贵。 从横向来看， 山西丰厚的三晋文化氛围和传统文化遗存也为“山药蛋派”的“民族化” “大众化”追求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因此， 在这一意义上说， “山药蛋派”的形成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民间的一个缩影。 三是与社会历史紧密贴合， 与社会历史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一方面与其强烈的“问题小说”的现实关怀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其自身在艺术追求上与政治意识形态存在着若即若离、 可开可合的关系有关。 考察“山药蛋派”的形成和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探寻着延安文学建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博弈。 四是独特的艺术追求与文学史地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一代代作家对于如何表现农民、 启蒙农民进行过不断的尝试与求索。 然而， 无论是乡土文学派“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启蒙话语， 还是左翼文学诉诸阶级、 反抗的斗争话语， 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自说自话”， 而以赵树理为中心的“山药蛋派”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不仅为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 而且在当时的农民群众中也家喻户晓， 真正实现了“农民写” “写农民”和“农民看”。 除了内容上的追求， 在形式上， 赵树理化解了“如何对待传统形式”这一自新文学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扰新文学创作的难题， 将启蒙意识、 民主精神注入民间传统艺术中， 创造了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又不落传统文化窠臼的民间语言。 这样着意站在农民立场上为农民写作的艺术流派， 在当时是空前绝后的， 在其后乃至今天也看不到重新出现的希望， 这就使整个“山药蛋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其散发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而存在。
2 “山药蛋派”形成和发展的“大众化”之维
文学的大众化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事文学的一大情结， 也是中国新文学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石。 早在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作家发起“三界革命”之时， 尚未形成的新的文学形态便已经被赋予了大众化的使命。 “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2]283-285， 不论是“新民”的工具寄望， 还是对于“小说具有不可思议之力”的想象， 都可管窥出“三界革命”中人对于通过文学大众化这一形式而“新民” “富强”的厚望。 “五四”以来， 大众化问题更成为逐渐取得领军地位的新文学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只是新文学在“大众化”向度上形式层面的成绩， 那么“平民文学” “民众文学”的主张则在内容上试图建立文学与大众的联系， 但其单薄的人物、 单调的布局、 欧化的语言及其对于“心里化” “诗化”的片面误读使其不仅难于表现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 更与当时民众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需求相隔， 很少能吸引到青年学生与新文学圈之外的读者。 在创作实践上， 鲁迅率先重视农民问题， 以一系列农村题材小说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并启迪了随后以王鲁彦、 彭家煌、 台静农、 蹇先艾等人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群。 但这些“乡土文学”作家往往带着启蒙立场以知识分子身份观照、 审视乡村， 不论在语言形式还是思想内容上远未达到大众化。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界曾提出“文艺属于工农大众”的口号， 并多次展开文艺大众化讨论。 但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影响， 其“大众”往往被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大众化”的内涵也被局限于语言和形式层面。 即使是当时如茅盾、 丁玲、 柔石、 叶紫等一批作家关注农村， 完成一系列在文学史上有较高成就的农村题材作品， 但受生活积累所限， 仍然未能取得广大农村读者接受。 抗战爆发后， “文协”提出“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口号， 大批文学工作者在时代风云的召唤与亲身生活体验下写出一系列通俗化的宣传作品， 但由于理念先行、 仓促动笔， 加之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也并未对大众化进行深入、 审慎的思考， 这些“新瓶装旧酒”的宣传品不仅未被大众广泛接受， 并且由于较低的文学价值而被遗忘。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 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如果说自晚清以来文学大众化取得的不尽如人意的效果是客观历史与创作主体双重乏力的结果， 那么40年代的中国的历史际遇为文学大众化的命题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客观方面， 当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战争初期时“速胜” “热血”的氛围逐渐转向艰苦的“持久战”， 战时的实际需要迫切呼唤深入大众心灵的、 富有感召力的文学， 一方面深入大众内心， 抚平大众对于艰苦抗战的游移、 痛苦与不安， 另一方面振奋大众精神， 适应战时文化心态， 调动潜藏于民族精神中的反抗意志与斗争意志， 用意识形态规训大众， “组织起来”， 投入救亡无疑成为当时文学的主要任务。 主观方面， 抗战以来， “救亡压倒启蒙”， 在战争中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承担起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 而“五四”以来一直站在智识和道德高地上的启蒙知识分子地位迅速下降， “金字塔式的社会文化结构被颠倒了过来”[3]2。 在标举“大众化”的解放区， 获得初步解放的根据地农民， 在精神上迫切要求获得文化上的解放。 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如何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需要， 实现真正的大众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讲话》的发表无疑表征着文学大众化实现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这一历史节点上， “山药蛋派”应运而生。
“山药蛋派”旗手赵树理出生于农村家庭， 但曾受师范教育的他对于新文化运动并不陌生。 在新文化运动的延迟影响下， 初入文坛的赵树理创作的《悔》(1929年)、 《白马的故事》(1929年)、 《到任的第一天》(1934年)不过是“五四”时期欧化风格的拙劣模仿。 伴随着认识的深入， 赵树理的文学趣味发生转变。 据赵树理本人回忆：“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 其后一直坚持下来。”[4]141那时的赵树理“感到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 群众攀不上去， 最好折下来铺成小摊子”， 并表示“我不想上文坛， 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从那时起， 赵树理便开始逐步疏离“五四”新文艺腔， 而开始了向大众化的探索。此后的《盘龙峪》(1935年)、《打倒汉奸》(1936年)、《再生录》(1941年)等作品中都可见赵树理在大众化方面的努力。 但是，这样的努力甚至在当时的根据地也得不到认可， 在《黄河日报》工作时， 赵树理所编的《山地》副刊因被认为“太土气、 没有艺术性”而被改名； 在华北《新华日报》工作时， 赵树理又被共事的知识分子作家冠以“庙会作家” “快板诗人”的诨号。 赵树理在读到毛泽东的《讲话》后欣喜地说：“十几年来， 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 合法的东西了。”[5]174也正是从那时起，大众化成为当时文艺的方向性主潮，赵树理的努力才逐渐被他人理解、接受。
“山药蛋派”的其他重要作家马烽、 西戎、 束为、 孙谦、 胡正等人对于“大众化”的认识也走过了和赵树理相似的道路。 在当时， 马烽等五位作家都是生活、 战斗在晋绥边区的年轻人， 他们大多具有高小学历， 引导他们走上创作道路的是鲁迅、 郭沫若、 茅盾、 高尔基、 法捷耶夫、 绥拉菲莫维奇等。 这使得他们在当时“工农兵通信运动”中受到青睐， 并迅速成为宣传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在实际的抗日宣传工作中， 他们普遍发现当时的文学作品知识分子腔严重， 普遍脱离群众。 例如， 1943年冬天， 马烽到劳动英雄温象拴村里工作， 晚上给农民读报， 照原文读下来， 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必须重新解释一遍， 这使他感到知识分子办的报纸和写的文章与群众阅读习惯的巨大差距， 陷入迷茫和困惑。[6]而束为也回忆说：“我很少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作， 不喜欢咬文嚼字的文绉绉的语言， 用这种语言写东西唤不起情绪， 我想寻找另一条路， 用群众的活的语言写东西。”[7]从1940年到1942年， 晋绥革命根据地“吕梁剧社”的骨干队员马烽、 西戎、 束为、 孙谦、 胡正奉命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正值延安文艺界争锋如火如荼之际， 这批年轻的工农兵通信员迅速参与到《讲话》的贯彻、 学习工作中去， 以《讲话》为指引， 确立了自己大众化的文艺路向，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45年， 他们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第一次看到了赵树理的《地板》 《李有才板话》， 遂被其魅力深深吸引。 建国之初， 他们在北京与赵树理初次相识， 又陆续回到了山西， 以山西农民生活为创作源泉， 以山西的《火花》杂志为自己的创作根据地， 以“为农民写作”为宗旨， 发表作品、 奖掖后进， 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赵树理也不时将自己的优秀稿件赐赠家乡， 如后来引起热烈讨论的《“锻炼锻炼”》便刊登在《火花》杂志的8月号上。 赵树理和马烽等“五战友”， 虽然地域有别、 年龄有异、 在从事创作的时间和经验上也有较大的差距， 但相似的知识结构、 相同的经历遭遇、 共同的时代背景、 面临的共同问题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极大地推进了“大众化”， 被评价为“突破了文学大众化的难关”[8]。
与之前许多以“大众化”为形式点缀的作品不同， “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品格是由内而外的。 在形式层面， 赵树理曾表示：“写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 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 而我只是想在能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未被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9]214马烽也曾表示：“我们都是以描写农村题材为己任， 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农村及农村干部， 自己所写的作品， 总希望一些识字的人看的懂， 不识字的人能够听懂。”[10]为此， “山药蛋派”在遵循业已形成的白话文典范语法基础上大量吸收了中国北方民间口语中的有生元素， 对其中欧化、 拗口的句式进行了重构， 对其中生僻、 粗俗的内容进行摒弃， 对其中不符合中国大众审美取向的语言因素进行了改造， 形成了风格化的文学语言。 这是一种有意味的语言形式， 它不是纯形式的， 它反映着作者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择取。 在“山药蛋派”的作品中， 知识分子的叙事身份自觉退隐， 地道的农民语言登堂入室， 与农民语言相适应的， 是洋溢着农民朴实、 乐观、 机智、 狡黠的轻喜剧风格。 “山药蛋派”的小说， 不仅语言诙谐幽默、 风趣横生， 更借助于这些戏剧性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 尤其是用来嘲讽农村中的消极落后、 封建残余现象。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马烽的《三年早知道》、 西戎的《赖大嫂》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杰作。 李泽厚曾说，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乐感文化”， 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使得广大农民可以在繁重的劳动中得到暂时的解脱和放松， 更在善意、 敦厚的嘲讽中完成了对农村中长期存在的丑恶现象的鞭笞， 反映出“山药蛋派”作家在“大众化”观念下对于广大农民的温情关怀和对于农民文化趣味和生活态度的赞赏与理解。 不足的是， 或许是由于对广大农民爱之深切以及其基本文化立场的局限， “山药蛋派”虽然对于当时存在于农村的违背政策性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揭示， 但对于大众文化尤其是农民文化深层次的潜意识与封建因子缺乏必要的揭露和批判； 其一味地采用口语化的语言虽然令人耳目一新， 但当其风格化、 模式化后往往略显单调和乏味， 尤其是“五战友”对于赵树理作品的语言风格有时存在着刻意模仿的痕迹， 生硬、 刻板之处时现， 这使得“山药蛋派”在“大众化”的普及向度上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 也在“大众化”的提高向度上显示出自己的短板与不足。
3 “山药蛋派”形成发展的“民族化”之维
不可否认，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西方化”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 这不仅是对于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学彻底和决绝的反弹， 更是由于在现代中国语境下， “西方化”往往便是“启蒙化”的代名词。 这样的种子在新文学初始阶段便早已种下， 考察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几位领军人物留下的文献， 不仅胡适将中国主流古典文学几乎全部斥之为“无病呻吟”的“滥调套语”， 提出“不模仿古人”的断裂性方案[11]27-37， 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人的文学》中也将之申斥为“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 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 统应该排斥”[12]4。 在白话文学传统方面， 他们一方面标举新文学应向古代白话小说学习， 以“白话” “口语”为正宗， 另一方面又极力打破古代白话小说的“拟话本”性质， 将其“案头化” “知识分子化”。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倡导者们一方面看中了白话这一语言体式在传播、 启蒙大众方面喜闻乐见、 辐射面广、 深入人心的特点——非此便不能实现启蒙， 一方面又将横断面式的、 “诗化”的、 “心理化”的、 通过纸面印刷传播的案头小说视为新文学模仿追逐的目标——非此便不能开启启蒙。 这样的策略不仅使得新文学在核心动机中便埋下了“西方化”的种子， 更使得本可以厘清恰当关系的启蒙与西化以含混不清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使得启蒙的事业步履蹒跚、 处处碰壁。 事实证明， 在以“五四”为起点、 后长期的文学实践中， 现代小说不是比传统小说距离人民更近， 而是距离知识分子更近， 小说不再是娱乐大众的工具， 而是成为启发民众、 改良群众的武器， 小说越来越远离了大众， 最终失去了它本应面对的读者群体。
“西方化”的狂飙突进所产生的消极效果催生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反思， 并最终唤醒了“西方化”反拨的对立面——“民族化”的出现。 早在“五四”期间“西化”如日中天之时， 便有“学衡派”“甲寅派”试图对“五四”的激进西化态势进行反拨。 而新文化运动退潮后， 部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分化， 倡导“整理国故”， 则无疑包含着对于“五四”时期激进姿态的某种反思。 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主潮——左翼文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激进的“西化”， 因此“民族化”的努力最先出现在左翼文学的对立面便是可以理解得了。 1930年， 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第一次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民族化”的要求， 指出：“文学的最高的使命， 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13]78， 并提出了致力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与艺术的创造、 唤起民族意识、 创造民族的新生命的目标。 这样的宣言， 除了当时致力于建立与左翼文化相抗衡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考量之外， 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合理性， 是对于当时欧化语言、 西化意识的一种反弹。 然而伴随着历史进程的吊诡发展， 这样的“民族化”追求反而被其对立面——左翼文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接受， 并成为左翼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1938年10月， 在当时苏联文艺界“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内容”口号影响和抗日救亡实际需要的情况下， 毛泽东首倡“民族形式”， 提出“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 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号召， 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这就是民族形式。 民族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并提出“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的文化遗产观， 在国统区引发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 论争极大地提升了“民族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方向性意义， 并与“大众化”取得了逻辑上的关联， “民族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成为新文学中与“大众化”并驾齐驱、 具有相同合理性地位的口号。
在这一逻辑中， 新文学有两个必然的使命， 一是追求思想的新颖和深度， 二是追求通俗性， 即要将现代思想落实在对广大的民众的启蒙上， 而当时的“山药蛋派”对民族化的追求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之上。 “民间文化、 地方戏剧、 乡间传说等乡土文化艺术的熏陶， 几乎是山药蛋派作家的共同经历”[14]235。 “山药蛋派”的主将赵树理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受民族文化， 尤其是山西地域文化影响， 对农村风土人情、 风俗习惯了如指掌， 对各种民间艺术形式耳濡目染、 如数家珍。 新式学堂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又使他能够跳出民族文化本身， 从历史的进程中理性地观照民族文化资源， 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必要的扬弃。 一方面， 他深知旧小说、 旧戏曲对农民精神的毒害， 立志要去“一步步地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另一方面， 他看到西化的知识分子话语和民族传统审美取向之间的隔阂， 并深感知识分子启蒙姿态面对大众时的居高临下， 指出“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条条把群众的语言彻底改革掉了， 不能把群众的文艺风度全部扫掉了， 不能因此把咱自己的传统丢掉”。 并指出“那种中国传统只在普及方面有作用， 想要提高就要加点洋味”的想法是“外来文化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 认为民族的传统“并不低级”， “值得学习的地方更多”[15]110-117。 而“山药蛋派”的“五战友”大多也抱有相同的看法。 他们不仅和赵树理一样， 生在农村， 热爱民间传统文化， 并且坚持“以革命为己任、 以民族为原本、 以群众为母亲”， 并表示“中国的大多数群众既然喜欢吃面条、 大米、 馒头， 我们就不必要硬要塞给他面包夹黄油”[16]583-591。 这样的经历使得“山药蛋派”与“民族化”追求之间产生了一种水乳交融的联系。 此外， “山药蛋派”作家都生长且主要生活在山西， 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 三晋文化中敦厚质实、 重利轻名、 俗尚简吝、 性喜聚藏、 其俗刚悍、 其性倔赖的性格， 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 都为身处历史转折中的“山药蛋派”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使得他们乐于拿起自己手中的笔扎根中国大地， 使得其作品“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17]171。
“山药蛋派”对于“民族化”的认定主要体现为对中国传统小说体式以及民间说话艺术由内而外的借鉴， 并在其特有文学观念的观照下， 实现了传统小说资源的现代转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小说曾长期被视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一方面， 这造成了传统文学观念中对于小说的轻视， 但另一方面， 其娱乐性、 亲民性使其在正统文学随封建思想走向僵滞、 堕落之时散发出夺目光辉， 而其口头传播性更使得其获得了广阔的传播和接受空间。 “五四”以来， 小说逐渐脱离广大人民审美趣味， 却忽略了强调故事性、 娱乐性的古典小说仍有其生命力和广阔的接受市场。 与五四以来注重心理描写、 情绪点染的小说作品不同， “山药蛋派”小说作品在结构上注重对于中国古典小说与说话艺术的借鉴， 故事情节线索单纯， 首先交代出场人物与事件缘起， 然后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将情节单元环环相扣， 层层推进。 在故事的安排上讲求布局， 大故事套小故事， 小故事合成大故事， 小故事之间有相互关联， 不仅使得原有的线性叙事不显得单调， 反而因期间的单元安排而成为某种“有意味的形式”， 充满趣味和可读性。 赵树理自己曾说：“群众爱听故事， 咱就增强故事性， 爱听连贯的， 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18]85。 这样的故事结构， 无疑与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儒林外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马烽、 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人物叙述方面， “山药蛋派”作家普遍较少直接静态的肖像、 心理刻画， 而是注重在动态中、 言语中、 他人的视角中匆匆勾勒， 通过简单的描写突出人物特征， 与读者“共谋”， 完成人物的刻画。 例如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 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田副局长、 西戎的《盖马棚》中的牛三虎， 作者都未做过多的着墨， 而是通过主客观视角的结合， 描摹出最凸显人物性格的特征， 引起读者遐想， 完成丰满的人物形象的构建。 此外， “山药蛋派”作家将描写对象限定在自己的身边， 根植生活沃土去描摹身边人物和身边生活。 即使是如“减租减息”斗争、 乡村民主化建设、 反封建斗争乃至后来的“合作化运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 “山药蛋派”作家也绝不做大而空泛的论说， 而是将他们的影响投射到身边熟悉的生活和具体的农民身上， 这使得他们在处理“如何描写中国农民”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时， 既不像“五四”时期的作家那样居高临下、 颐指气使， 也不像左翼时期的作家那样勉力而为、 生硬失真， 甚至也超越了其后十七年文学中对于农民形象的一味夸大、 存伟存正， “山药蛋派”笔下的农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 “山药蛋派”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将“民族化”命题与“大众化”追求相结合， 真正实现了时代所热情呼唤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但是， “山药蛋派”这样的“民族化”努力也并非全无隐忧， 当“山药蛋派”的“民族化”品格伴随着政党的推崇和文学界的追随为他们带来巨大荣誉时， 往往在另一个侧面造成了其崇“土”蔑“洋”的作风，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本身的继续发展。 当生活积淀和政治实践能被其艺术水准所包含驾驭之时， 其“民族化”形式尚能保持丰满、 厚实， 但在建国后“山药蛋派”受形势裹挟， 被迫去描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宏大叙事”时， 这样的“民族化”也就被抽空成为干瘪的“民族形式”， 历史似乎又绕了一个圈， 回到了当初“民族形式论争”中对于向林冰、 葛一虹的批判。
4 “山药蛋派”形成发展的“现实主义”之维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三支主潮——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之一， 现实主义的指涉早已溢出其能指。 早在1902年， 梁启超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 便提出了“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区分， 体现出前新文学时代先驱者们对于现实主义的某种敏感与自觉， 但这样的概念不仅仍然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与制约， 而且也仅仅体现为一种文学风格上的流别， 并未进行厚此薄彼式的深入研究与阐发。 正式提出“现实主义”这一口号， 并试图将其作为某种指导新文学前进方向的方针与规约的， 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与胡适。 新文化先驱们力倡观照现实的写实主义， 主张文学关注社会、 关注人生， 不仅将现实主义做了“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激进提倡， 也为现实主义做了“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的注脚， 为此后现实主义的发展流变注入了某种谶语。 此后， 现实主义的影响日盛，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确立了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从而与欧洲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对接， 其与创造社的论战不仅扩大了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影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与自然主义的界限， 使理论进一步深化。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不仅使中国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也使得新文学发生重大的转变， 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五四”。 受当时苏俄理论界“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生活” “拉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以及日本理论界“纳普”的福本主义路线影响， 初起的革命文学阵营开始对原有的以写实主义为主要内涵的现实主义“奥伏赫变”， 不仅全盘接受了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理论， 并且身体力行“拉普”在1930年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用阶级分析眼光来观照和表现现实生活， 试图创造一种“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 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19]353新文艺。 现实主义理论在文学创作方面成为一种具有统摄力量的“主潮”与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兴起关系密切。 1931年至1933年， 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的一些通信在苏联《文学遗产》杂志公诸于世， 而列宁在论及文艺时， 也首先强调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现实主义和倾向性党性问题， 引发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 1932年， 伴随着苏共党内斗争的逐渐明朗化， 普列汉诺夫、 弗理契、 托洛茨基的文学思想陆续遭到批判， 苏共党内对于文学界提出了“列宁主义阶段”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 伴随着“拉普”被解散，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被取缔， 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当时的官方定义是：“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 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同时， 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意即在现实主义忠实描写客观人生的基础上， 植入政治功利的思想改造和教育人民的意义， 使之成为一种被政治规训、 为政治服务的现实主义。 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口号中， “社会主义”是世界观， “现实主义”是方法论， 现实主义被加入了有关政治功利乃至浪漫想象的内容而充满了阐释空间。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1933年由周扬首次介绍到国内， 此后一直支配着左翼—解放区文学的创作， 直到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由周恩来确立为“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表述， 对于“山药蛋派”作家而言充满了包纳的磁性。 “山药蛋派”作家普遍出身农民阶层建立起对于农民的深厚感情。 即使在接受新文化、 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之后， 他们仍然与农民保持着血肉联系， 并且对于封建思想对农民大众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一旦能够掌握文学这一有力武器， 能够用手中的一支笔表达对现实的思考， 便义无反顾地投向现实主义， 试图用新文化的力量荡涤封建思想加之于农民大众的创伤与苦难， 用对现实的关照为农民大众照亮改造的路途。 此外， “山药蛋派”作家大多曾接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马烽等“五战友”还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鲁迅等一代知识分子看取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也无疑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他们， 使他们自觉地接受了“启蒙主义” “为人生”的文学追求。 这一切都使得“山药蛋派”在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便具有一种天然的“现实主义追求”。 最后， “山药蛋派”作家脱胎于革命队伍之中， 不论是同情弱者、 关怀现实的天然的左翼冲动， 还是根据地、 解放区的革命教育， 均使得他们较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障碍地接受了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念。 由于自身理论资源的匮乏， 他们不会也不愿去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而“山药蛋派”酝酿期时正是赵树理声名鹊起、 “赵树理方向”被确立为根据地文学的发展方向的时期， 而其酝酿期到形成期也正是政党政策与农民利益相一致、 文学生态较为健康的历史时期， 这使得“山药蛋派”作家与现实主义， 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起双向的吸引。 而其间巨大的张力被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容纳了， 这样的际遇既使得“山药蛋派”在一定历史阶段发展迅速、 声名日隆， 也为其日后命运埋下隐忧。
“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首先体现在他们对于农民立场的坚守。 作为曾或多或少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 “山药蛋派”作家在精神和艺术路向上与“五四”以来的城市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与浓厚的农民意识。 与“五四”以来的启蒙者与意欲输入革命的“左翼”革命者不同， “山药蛋派”没有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厚厚隔膜， 不仅自身和农民打成一片， 在革命上也是自发的生存境遇与革命冲动， 而非启蒙者的鼓动与助推。 赵树理曾表示：“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 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 以后即使向农民介绍知识分子的话， 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 说话如此， 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18]85现实主义是他们沟通农民与启蒙最好的纽带， 也是他们“大众化”“民族化”努力的逻辑落脚点。 因此， 他们提倡作家要到农村去， 同农民共同生活， 反对“走马观花”或“下马观花”式地体验生活， 主张作家应该真诚地直面现实生活， 从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清醒而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生活。 在塑造人物上， “山药蛋派”几乎将全部精力投放在了塑造农民形象上， 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面对农民的“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也不同于延安文艺整风后许多作家对于农民“高大全”式的歌颂， “山药蛋派”作家既努力表现新生活中的光明面， 塑造新人、 歌颂新生活， 也勇于揭露各种问题， 进行斗争。 由于对农民饱含感情， 又有切身体会， 他们在对于农民的精神弱点的描绘上着墨颇多。 但这样的描绘和揭示， 既不同于鲁迅冷峻严厉的国民性批判， 也不同于胡风真诚但又居高临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而是运用幽默风趣的笔调， 实现了对于农民精神弱点的善意嘲讽。 这样的嘲讽和揭示， 往往是恰切而适度的， 这源于“山药蛋派”在塑造人物时运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原则。 西戎曾回忆自己和马烽一道创作《吕梁英雄传》的过程：“(我们)把收集到的大量英雄人物的素材， 用典型化的方法， 加以集中概括， 然后用通俗化的语言文字， 生动形象地加以描述， 这样既宣传了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 也能增强报纸的可读性。”[20]243“山药蛋派”正是这样， 从现实生活和斗争中寻找原型， 根据表现主题需要和人物性格的可能， 将一些“化了”的素材糅合到其上， 使得人物形象不仅丰满、 真实，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于重大主题的呼应、 对于切实问题的把握。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奉者， “山药蛋派”与当时的多数作家一样， 重视政治功利。 这样的政治功利体现于他们独特的“问题小说”观。 赵树理曾说：“我的作品， 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21]22-23并表示“我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的了的问题， 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18]85考察作品的主题不难发现， “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中， 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种“问题导向”。 例如赵树理的《三里湾》主要是针对土改中农村各阶级的参差状况而写； 马烽的《三年早知道》主要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自私自利问题； 西戎的《纠纷》主要针对当时农村中妇女生产力的解放问题而发， 都有其具体的指向与建设意义。 如果说， 之前的“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更多地包含着一种破坏的指向， 那么当历史演进到“山药蛋派”作家时， 笔端的重心则更多地转向建设， 转向对农村问题的解决。 赵树理曾说：“19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 与当时的社会是对立的， 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刻绘， 但我们今天不同， 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 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 对党负责、 对人民负责。”并表示“遇到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 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义， 不许乱踢摊子！”[22]124这样的表态无疑如许多诟病者所言， 体现了“山药蛋派”在特殊历史境遇下对于政党政治理念的衷心服膺， 但这样的服膺并非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 而是出于对于革命能够为农民带来幸福生活的信任。 因而， 当政党政策与农民利益相一致时， “山药蛋派”尚可游刃有余、 大放异彩， 而当政党政策越来越走向歧路、 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家良知面对选择时， “山药蛋派”作家选择了对现实主义的坚守， 并为此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 这是“山药蛋派”作家对自己理论认定的错位， 也是历史的错位。 “山药蛋派”以悲壮的形式完成了自己对于农民本位的捍卫， 也完成了对于现实主义的坚守。
5 结 语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从酝酿到确立经历了不同于一般社团的过程。 但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历史， 其维度之多、 根基之广， 凝聚着中国现代文学先贤们在不同思潮、 不同维度、 不同方向上的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大众化” “民族化” “现实主义”等诸多方向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产生的回答。 而其在当代文学的遭遇， 则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三种维度在当代文学特殊历史时空中的命运。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消亡又可以折射一段历史， “山药蛋派”正如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虽然稍纵即逝， 照亮的却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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