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论“山药蛋派”的历史流变

傅书华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文章对“山药蛋派”的历史流变作全面论析，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核定了“山药蛋派”的命名。第二，认为“山药蛋派”由赵树理以及马烽等“晋绥五作家”，韩文洲、李逸民、田东照，张石山、张平等三代作家构成，分析了三代作家的创作特点，剖析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创作上的差异性。第三；将“山药蛋派”的发展分为孕育期、奠基期、高潮期、下滑期、回光返照期五个时期，对每一时期的特点作了分析，勾勒出了各个时期之间内在的演化逻辑，而这一切又是将其置入当时中国文坛的大背景下作出且指明了其与中国文坛的肌理关系。

山药蛋派；代际构成 ；历史流变

一、对“山药蛋派”的命名

2011年1月17日，“山药蛋派”的最后一位主将胡正驾鹤西去。胡正的离世，在形式上，给颇负盛名的“山药蛋派”划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让人不禁想到，在这之前数年，张中行老人离世时，学界纷纷感叹“五四”时代渐行渐远。但前人的“背影”，却永远地昭示着后人的远行。

在1942-1976年间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雄踞于这一过程的主流、主潮并贯穿于其始终，“山药蛋派”则是这一运动、思潮中，惟一的一个公认的创作实绩最为丰硕的文学流派，且与这一运动、思潮有着最为亲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虽然在实际上，“山药蛋派”几近贯穿于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始终，但对它的命名，却有一个由非正式到正式的过程。第一次命名，是在各种公开或私下场合，以非正式的多种称谓形式，如“火花派”“山西派”“赵树理派”“山药蛋派”等名称开始出现并流行，时间大约是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其原因，一是因为赵树理特别是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一大批成熟作品的出现；二是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杂志，因为对有特色的山西作家的推出而在全国文坛名重一时；三是因为1958年《文艺报》12月号推出“山西文艺特辑”，在这一辑中，除对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韩文洲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总体评述外，又对《三年早知道》(马烽)，《姑娘的秘密》(西戎)，《老长工》(束为)，《伤疤的故事》(孙谦)，《长院奶奶》、《兰帕记》(韩文洲)等单篇作品发表了专门的评论文章，标志着新中国文艺界第一次将他们有意识地作为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第二次命名，来自于李国涛先生的《且说山药蛋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国涛先生说：“在社会主义文学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学流派的……以赵树理为开创者的山西作家群，就是其中的一个……过去人们在口头上曾把山西的这个流派称为‘山药蛋派’。为什么称‘山药蛋派’？这是结合着山西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特点，又针对这批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作品有深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些特点而命名的……自从‘山药蛋派’的称呼在人们口头出现之后，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在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应该把发展文学流派的口号响亮地提出，‘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也应该及时地亮出自己的旗帜了。”*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8日。该文虽然不长，但犹如谢冕先生同样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之于“朦胧诗”的社会效应一样，给了“山药蛋派”以正式的书面命名，也标志着“山药蛋派”从此具有了“史性”的意义。这篇文章还有一个耐人回味、深思之处，那就是李国涛先生是江苏徐州人，出身文化世家，旧学根底甚深，而又通外语，西学视野颇宽，血肉里流动着的，应该是民国老派文人的“气”与“神”。他青年时代来到山西工作，所写文字用一位“正统文化观念者”的话说，是“不对味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外来者”一说，李国涛先生可谓是山西文化的“外来者”。但就是这样一位“外来者”，对山西文学中的“山药蛋派”给以了精辟的命名与概括，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可以让人对“山药蛋派”创作的思想资源、创作要素的构成有着更多的思考与品味——“山药蛋派”毕竟不是在本土中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在外来文化风雨的滋润下，在黄土地上长起来的“大树子”。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代际构成

就创作主体而言，“山药蛋派”由三代作家构成。

作为代际作家整体规模在1940年代前期出现。“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的主要代表是赵树理，“晋绥五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以及太行区的刘江、太岳区的李古北等人。但他们虽然同为“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却在创作历程、文学成就上，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赵树理与马烽等人的区别上，这种区别，成为认识“山药蛋派”的一个重要问题。

赵树理的创作成熟于1930年代中期，其标志是长篇小说《盘龙峪》的出现，虽然这一小说在今天还只能看到第一章，但赵树理创作的成熟，却在此得到了证实，发表于1941年的小说《再生录》更是其创作成熟的确证。赵树理创作的高潮期是1940年代中后期，代表作是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郭沫若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一文中说：“赵树理，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株大树子。”*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91页。更由于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等将赵树理在此时的创作，概括为体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代表，从而使赵树理的创作，在此时处于顶峰时期。其后的《登记》《三里湾》可算是这一高潮的延续。1955年的《三里湾》之后，是赵树理创作的下滑期，赵树理在晚年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长文中说：“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78页。孙犁在《谈赵树理》一文中评价说：“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孙犁：《谈赵树理》，《赵树理研究资料》，第296页。赵树理创作下滑期间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是1959年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在这之后，在1962年“大连会议”上的回光返照之后，赵树理的创作即进入了衰落期，以1966年的剧本《十里店》标志着其创作的结束。

马烽等人的创作成熟于1940年代中后期，其代表作是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以及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孙谦的《村东十亩地》、胡正的《“长烟袋”》、西戎的《谁害的》、李束为的《红契》、刘江的《新仇旧恨》、李古北的《大柳庄记事》等一批短篇小说。他们创作的高潮期是1950年代后期、1960年代前期，代表作是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孙谦的《伤疤的故事》、李束为的《好人田木瓜》、西戎的《赖大嫂》等一大批短篇小说，以及胡正的长篇《汾水长流》、刘江的长篇《太行风云》、孙谦和马烽的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1962年“大连会议”之后，他们的创作进入下滑期直至1966年，代表作多为散文及纪实性文字。新时期之后，他们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马烽、孙谦的“农村三部曲”电影剧本《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马烽积50年人生经验与创作功力写就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和胡正的“反思三部曲”中篇小说《几度元宵》《重阳风雨》《明天清明》等。

赵树理与马烽等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前所述，从他们由成熟到高潮、下滑的创作发展轨迹看，赵树理是早于马烽等人整整一个时段的，即赵树理创作的高潮期，是马烽等人创作的成熟期，赵树理创作的下滑期，是马烽等人创作的高潮期。第二，在创作的历史资源上，赵树理也是早于马烽等人整整一个历史时段的。赵树理是站在本土的文化立场上，接受“五四”时代的文化思想资源，马烽等人则是站在本土的文化立场上，接受根据地时代的文化思想资源。就以他们与鲁迅的关系为例：赵树理最初的文学大众化的追求，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在1920年代末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可以说是一种遇合，因此赵树理可以以平视的角度看待鲁迅，抛弃鲁迅小说行文的书面白话语，而改用口头白话语进行小说写作。诚如李国涛在《再说“山药蛋派”》中所说：“鲁迅是白话不够，宁用古语，因为他是要给一般知识分子看的。赵树理是白话嫌文，宁用口语，因为他是要给一般农民看的。”*李国涛：《再说“山药蛋派”》，《李国涛文存》评论上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0页。据马烽等人的回忆，马烽等人是1940年在延安“鲁艺”所属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才知道了鲁迅，是通过鲁迅的弟子如周文、丁玲、张天翼等人以及延安研究鲁迅的专家走近鲁迅的。就是说，马烽等人接受的鲁迅，是纳入了根据地文化形态的鲁迅而不是赵树理视野中的“五四”文化谱系中的鲁迅。第三，在这样的历史时段的落差中，马烽等“晋绥五作家”的创作，在创作形态上，与赵树理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着不同的一面。在创作水准上，则马烽等“晋绥五作家”的创作是远远不及赵树理的。李国涛在《再说“山药蛋派”》一文中，很公允地说：“按照‘山药蛋派’的阵容来看，赵树理和马烽、西戎等人，其实应当算作两代。赵树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成熟，不过当时不为人所知罢了。但是后来统以‘老作家’目之，就把他们看做同一代作家，其实是不很恰当的。不过我们现在仍然沿用这种概念。”*李国涛：《再说“山药蛋派”》，《李国涛文存》评论上卷，第14页。

我们之所以把赵树理与马烽等人视为同一代作家，一是因为赵树理虽然在1930年代已经成熟，但其时却还不为人知，更构不成一个文学流派的规模；一是因为“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奠基、形成期，是因了赵树理创作高潮期的丰硕成果、艺术标高及马烽等人成熟期的艺术成果而共同同时构成的。

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的这一差异性，又常常让学界得出另外的与将赵树理、马烽等人视为同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结论，即认为赵树理与马烽等“晋绥五作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创作谱系。这一学术见解最初的代表作是戴光宗发表于1982年的《“山药蛋派”质疑》。在这篇文章中，戴光宗从描写重点(赵树理重在写人物，马烽等人主张写新人新风尚)和对待传统的态度(赵树理强调继承传统，马烽等人则不同)两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没有共同的理论主张，因而认为“山药蛋派”并不存在。*戴光宗：《“山药蛋派”质疑》，《山西文学》1982年第8期。其后有影响的代表作是张恒发表于2001年的《一道消失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在这篇文章中，张恒认为：“事实上，却很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只是到了1980年代初，某些‘山药蛋派’理论家为了证明‘山药蛋派’的显赫，才把这位含冤死于自己故乡的作家生拉硬扯了进来。‘文革’前，在‘山药蛋派’作家中，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张恒：《一道消失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对赵树理与马烽都很熟悉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也曾说过：马烽和赵树理不一样。马烽是为党而写农民，赵树理是为农民而写农民。所以，当党和农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他们俩人似乎没什么差别。而当党和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马烽是站在党的一边，赵树理是站在农民一边。*参见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7页。即使是学界大多数论者，虽然是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盟主，但在具体论述时，却也是将赵树理与马烽等人作分开论述的。譬如席扬虽然在论述赵树理、马烽与“山药蛋派”关系时，那么肯定地将赵树理归入“山药蛋派”的“旗手”位置，但在具体论述时，却也特别是将“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中一个独立的特殊存在”，声明自己在论述“山药蛋派”时，“一般不再包括他”*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赵树理在抗战时期，与马烽等“晋绥五作家”是分属于晋冀鲁豫与晋绥这两个根据地的，其时他们互不相识，他们的相识是1949年进京之后的事。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在1940年冬，在延安“鲁艺”与“部艺”学习，在1942年分别听取了对毛泽东1942年5月《讲话》精神的传达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作为他们日后创作源头的第一篇小说。马烽的《第一次侦察》发表于1942年9月16日，西戎的《我掉了队后》发表于1942年10月31日，胡正的《碑》发表于1943年5月26日，束为的《租佃之间》发表于1943年8月3日、4日，孙谦的《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发表于1943年8月5日。可以说，虽然他们日后在创作中自觉地向赵树理学习，且赵树理在实际上亦可以被视为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他们最初的创作却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在根据地的土壤上产生，而并非是受赵树理创作直接影响的结果。建国后，“晋绥五作家”先后回到山西工作与生活，赵树理则是定居在北京而时常回到山西老家体察生活。如此的创作实际，也是常常让学界的一些人，将赵树理与马烽等“晋绥五作家”的创作分而视之并将其不视为一体的重要原因。

“山药蛋派”的第二代作家是韩文洲、李逸民、义夫、刘德怀、杨茂林及在新时期文学中显露头角的田东照、谢俊杰、马骏等人。韩文洲等人的创作成熟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如韩文洲的《长院奶奶》收入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短篇小说选》，《四年不改》受到茅盾的公开称赞，认为“是一篇有意义的作品”*转引自温幸、董大中：《山西文学十五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1页。，《蓝帕记》《天门经理记》分别入选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和《中国建设》。李逸民的长篇《双喜临门》、短篇小说集《初春的早晨》在当时文坛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成果，壮大了当时“山药蛋派”文学的阵容，赵树理就曾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中说：“韩文洲写的小说虽然有他自己的风格，但跟我的风格很接近。如果韩文洲的小说不写韩文洲而换成赵树理，读者不会说不像的。”*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第97页。但这批作家的创作还没有达到高潮，就夭折于“文革”。他们的创作起点不高，处于赵树理创作的下滑期，也是马烽等人创作从高潮开始下滑的临界点，且他们又更多地将“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作为他们创作上的师从对象，更加上当时日益逼仄化的政治文化形态对他们创作视野、创作内容的限制，从而极大地消弱了他们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品格。譬如韩文洲的《芦四梅》写一个女社员不计报酬想尽办法多为公社出力；李逸民的《父子俩》写父子俩爱社如家等等，形象的画面、细节的描写均完全囿于政治理念的框架中。即使那些写所谓“中间人物”的作品，如李逸民的《老木匠》写老木匠由一心为私到一心为公的转变过程，也由于小说中生活场景、细节描写在内涵上完全被束缚于同一政治理念，所以，虽然他们在小说的叙事技巧、结构方式、语言表达等等方面，对“山药蛋派”的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摹仿得惟妙惟肖，但终于等而下之，有其“形”而无其“神”。新时期之后，他们虽然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小说，如韩文洲的长篇小说《五女记》、杨茂林的短篇小说《酒醉方醒》，特别是田东照的《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农家》，以及谢俊杰的中篇小说《悠悠桃河》等，但还是因为没有马烽《玉龙村纪事》中所体现的50年创作沧桑的经验与功力，没有胡正“反思三部曲”中的反思深度，也没有“晋军”对新时代把握的敏锐与深刻，从而成为在“山药蛋派”代际构成中最弱的一代。这不是他们自身的责任，而是时代使然。

“山药蛋派”的第三代作家是新时期文学之初的张石山、成一、韩石山、张平等人，其代表作有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成一的《顶凌下种》等，但这一代作家很快就从“山药蛋派”的阵营中风流云散，转向于新的创作范式。真正能够继承“山药蛋派”衣钵的，用李国涛的话来说，仅张石山一人尔。张石山的中篇小说《官锥》《血泪草台班》以及他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吕梁英雄传》等，真实地体现了中国民间的生存形态、存在方式、精神风采、情感世界，确实得了“山药蛋派”的“真经”，是对“山药蛋派”的突破与发展，只是独木不成林，再难构成“代”的规模了。不过，“山药蛋派”能够以中国民间圣者赵树理为旗帜始，开大格局，以中国民间高人张石山终，精彩呈现，中间流转出中国文坛风云，气象万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足矣。

从“山药蛋派”作家的代际转换看，可以说，第二代作家大大地弱于第一代作家，第三代作家则是“山药蛋派”的回光返照。说来凑巧，“荷花淀派”的代际转换，也是如此。“荷花淀派”是一个在工农兵思潮、运动中，惟一的一个可以与“山药蛋派”相提并论的文学流派。这一流派是否可以成立，一向争议多多，可谓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其第一代作家是孙犁、刘绍棠、从维熙等，第二代作家是房树山等人，第三代作家是铁凝。也是在第一代作家中，孙犁与刘绍棠、从维熙等人有着显著区别，但作为代际作家规模却同处于一代之中；也是第二代作家大大地弱于第一代作家，且也是在继承“荷花淀派”中，有“形”无“神”；也是第三代作家精彩一现，但再难以构成“代”的规模；也是以孙犁为旗帜开流派的大格局始，以铁凝之精彩呈现终，其间也是可以让人一览中国文坛之气象之风云。如此相似，殊途同归，实非偶然，实乃“规律”于其中存焉。

三、“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

如前所述，对“山药蛋派”的非正式及正式命名，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及形成过程后完成的，但在对其给以非正式及正式命名前，“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就在中国文坛实际存在着。如果我们把“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置于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关系中给以考察，就会更加见出其意义之所在。

就创作实绩而言，“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由“山药蛋派”的三代作家交叉构成。

第一个阶段，从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初期，可以称之为源头，或者称之为孕育期，由赵树理成熟期的创作担纲，如《盘龙峪》《再生录》等。在这个阶段，赵树理在创作上承接“五四”文学之后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左翼文学一脉，并为其后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准备了在这方面成功的实践经验。

第二个阶段，是1940年代中后期，可以称之为形成期、奠基期，由赵树理高潮期的创作与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及李古北成熟期的创作担纲，且与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形成期、奠基期同步。

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其最初的形成、确立，理论上的标志，是毛泽东的《讲话》，创作上最初的标志，是《小二黑结婚》的出版，是“赵树理方向”的形成。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由三个文学板块构成，一个板块是进入根据地并被收编、规训的“五四”文学，其代表是从上海来到根据地的丁玲、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一个板块是适应根据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而在根据地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文学，如贺敬之、李季、柳青等人的创作；一个板块是中国传统乡村进入到根据地后，站在农民的价值立场上，体现以农民为载体的中国乡村生活形态变迁的文学，赵树理及马烽等“晋绥五作家”、李古北等人的创作就是如此。与“五四”价值形态与根据地价值形态相冲突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形成期、奠基期，根据地的价值形态与以农民为载体的乡村民间的价值形态，却正处于蜜月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根据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诉求，与农民的利益需求高度一致，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二者在价值形态、审美趣味、情感诉求上的高度一致，形成了政治伦理文化与农村民间伦理文化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根据地也迫切地需要动员农民，作为发展自己的主要的依靠力量。在这样的蜜月期，虽然身处晋冀鲁豫的赵树理与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分属于两个根据地且双方创作水准亦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他们却共同生活于山西且不约而同地追求着以山西农民的语言，以山西农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写山西农民的生活，表现山西农民的审美趣味、价值形态，从而因为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创作方向，符合根据地政治文化的价值诉求，而为其时文坛所瞩目。特别是赵树理，更被视为“方向”而备受推崇，灿烂于一时。

把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放在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视野下给以考察，我们或许会对其历史性意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形态全面崩溃，经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技术革命、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的“三级跳”后，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价值形态更多歧异的西方的资本经济的社会模式在中国初步形成。但这一模式在中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及1929年世界性的资本经济危机，让国人对这一社会模式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与之对抗的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价值形态更多亲缘性的社会主义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所谓的工农兵文学，正是这一模式下国人生存形态、情感形态、价值指向的真实反映。工农兵文学巨大的历史性意义，是在根据地与国统区、沦陷区的“张力”中生成与显示出来的。

如是，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当我们认识到形成期、奠基期中的“山药蛋派”，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形成期、奠基期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山药蛋派”的形成期、奠基期中，赵树理的作用、影响力之所以要远远高于马烽等“晋绥五作家”，我们对“山药蛋派”及赵树理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意义，当会有着更为高度的评价。

第三个阶段，从1950年的前期到19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山药蛋派”的高潮期。这一高潮期，由赵树理创作高潮期的晚期作品及下滑期的创作与马烽等人创作高潮期及第二代作家创作成熟期的创作担纲，且与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的高潮期同步，或者说，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高潮期的完成。

1950年代中期，马烽等“晋绥五作家”先后回到山西且在山西文艺界出任领导职务，那时，他们及李古北在艺术创作上也正值自身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以山西文联的《火花》杂志为出版阵地，集中刊发体现他们自身艺术趣味、艺术追求的作品，如《三年早知道》《七月古庙会》《好人田木瓜》《破案》《奇迹》等；时在北京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西老家的赵树理，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贡献于其中，如《“锻炼锻炼”》；而韩文洲、李逸民等一批后起效仿者的创作也蜂拥而至，如《四年不改》《初春的早晨》等等。于是，有领导，有阵地，有作品，又与其时政治文化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相吻合，“山药蛋派”发展到了自身的黄金时代，“山西派”“火花派”“赵树理派”“山药蛋派”等称谓于公开、私下场合广为流传。

于其时，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也达到了自己的高潮期，在收编、规训了进入根据地的“五四”文学形态及以农民为载体的乡村民间的文学形态的土壤上，根据地文学形态及体现这一形态的作家得以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作为对一个历史时段社会形态的沉淀与总结，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倍受重视。由于根据地及其后建国的成功是依赖于长期的农民的支持与革命斗争武装斗争，建国后，尽管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就文化形态而言，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占据着主导位置，所以，农村题材与革命斗争武装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成为工农兵文学高潮的主要标志，前者如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周立波的长篇《山乡巨变》，后者如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1959年出版的“山药蛋派”重要作家刘江的长篇小说《太行风云》，作为惟一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以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也因之成为工农兵文学高潮中的一部重要之作。除了对既往一个历史时段的“史性”体现的长篇小说，作为对新的时代的及时敏锐的反映，同样由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在其时占据着主导位置，所以，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也成为当时工农兵文学高潮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就是赵树理及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的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这正是“山药蛋派”作家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奠基期之后的再次辉煌之所在。

当我们把“山药蛋派”作家在工农兵思潮、运动高潮期的辉煌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下给以考察时，我们同样会对其“辉煌”的丰富性、深刻性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

第一，这一辉煌是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日益一元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时期，原有的根据地与国统区、沦陷区的“张力”关系消失了，相应的，在文学生态构成中，作为“张力”构成形态的文学形态也消失了。原有的国统区、沦陷区的作家或者去了海外，如梁实秋、张爱玲等人；或者因为自己所写的内容、风格、趣味不适应新的时代而自动或者被迫停止了创作，如沈从文、茅盾、萧军、钱钟书、路翎、苏青等人；更多的则是因为与新的时代的隔膜、疏离而创作质量与数量急剧下滑，如巴金、曹禺、老舍、沙汀、艾芜等人。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成就得以成为显赫的存在。马烽曾经说过：“我们就是时代造就的一批作家，如果沈从文、钱钟书他们还继续从事创作，怎么也不会显露我们。”*陈为人：《山西文坛十张脸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学界许多人认为共和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是根据地文学在时间上的延续与空间上的扩展，却没有看到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如前所述，根据地是在与国统区及沦陷区的资本经济对抗的“张力”关系中，显示其历史性意义的。但共和国诞生后，这一“张力”关系就消失了，新的对抗与“张力”来自于共和国内部所形成的新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国家与个人的冲突，新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等等。文学界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冲突的时代性意义并对此给以及时的尖锐的表现，如萧也牧、王蒙、邓友梅等人的作品，但在工农兵文学思潮、运动一元化的过程中，这些位居时代潮头体现新的时代矛盾的作家的创作，也就被整肃而在文学格局中付诸阙如了，“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因这些作品耀眼光芒的消失而益显“辉煌”。

第二，“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在工农兵文学的高潮中，却又并不占据着中心位置。史家均承认，在工农兵文学中，最具经典性的作品是所谓的“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山药蛋派”的作品是不在工农兵文学的“经典”行列的，为什么呢？

根据地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建国后的17年，原本应该是一个建设的时代，但一是因为革命的成功、革命的刚刚过去，对革命的热情、赞美、怀念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主潮，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在一个本应该是建设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却仍然沿用着革命时代的模式、思维，使建设的时代成为了一个继续革命的时代，而在这样的革命时代，主要接受了法德俄的思想谱系，注重理想、献身、牺牲、激情、突变、浪漫、英雄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等等，并将之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标高，红色经典因此而生成。注重写农民日常生存实际利益及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山药蛋派”的作品，在这方面，自然无法与突出体现这些精神特征、史迹的“三红”“青保林”相并肩，这是自然的。“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之所以总是写不出被当时认可的英雄，总是在这方面受到批评，其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赵树理曾经多次说过大概意思如下的话：凡是读过我的作品的朋友们，都会感觉到我所写的新人物没有我所写的旧人物生动、具体。马烽的《吕梁英雄传》虽然名为英雄传，但他笔下的主人公，相比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在其时所认可的英雄的形象塑造上，也实在逊色得很，“土”得很。就是其被称为写了先进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其形象也更多的是务实色彩，而少有红色经典中英雄的超凡品格、超凡行为。赵树理的作品，在建国伊始就受到胡乔木等人的批评，赵树理在《反思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78页。胡乔木对赵树理的这一批评，也可以视为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对赵树理的基本评价。

不但在表现时代所要求的英雄形象方面，“山药蛋派”的作家难以进入红色经典行列，就是在“山药蛋派”所最为擅长的农村题材领域里，“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包括赵树理反映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也要让位于同样表现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与《山乡巨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在构成工农兵文学的三个文学板块中，根据地文学形态体现的是根据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价值诉求，乡村文学形态体现的是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诉求，在根据地时代，这二者是基本一致并构成了其遇合状态，在这种遇合状态中，是以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价值诉求作为遇合的主要标志的，且因赵树理借鉴“五四”文学谱系的思想纵深、创作积淀与生命扎根乡土的深厚，所以，在根据地时代，赵树理所代表的乡村文学形态比根据地文学形态更为成熟。但建国之后，根据地文学形态顺理成章地体现的是国家的利益诉求，而这时，因为工业化的需要，以及国家对农村生产的计划性管理，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农民的利益诉求二者之间出现了疏离与矛盾。在这一疏离与矛盾中，不再如根据地时代以农民的价值诉求为标志而是以国家利益的价值诉求为主要标志。柳青、周立波是按照国家利益对农民的价值诉求来写农民的命运，赵树理是按照农民利益对国家的价值诉求来写农民的命运，即使勉强写二者的统一，其出发点、立足点也依然是、首先是因为符合农民的个体利益，如是，前者自然容易受到当时时代的肯定，被称为且自身也以体现国家宏大叙事的“史”、“巨变”来作为自己的追求；后者自然容易受到类如前述胡乔木对赵树理的批评，只能被称为且自身也以体现农民个体生存生态的“湾”来作为自己的追求，而且“湾”也因只是体现农民个体当下的生存需求而只有“三里”的规模。赵树理曾经自述过此时自己的苦恼，认为自己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正产生于此时”，自己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83页。赵树理的这一苦恼，正是基于建国后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的疏离而发生，也是对高潮期的“山药蛋派”文学所隐伏的内在的深刻危机的预言。

第三，在根据地时期，“山药蛋派”的主要作家赵树理、马烽等人，分属太行边区与晋绥边区，他们虽然与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气脉相通，实为一体，马烽等“晋绥五作家”还在延安学习过，但他们毕竟不在根据地的权力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这就使得他们不会直接受到根据地权力中心的政治风雨激荡的冲击，有着相对稳定的创作空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虽然赵树理、马烽特别是赵树理，曾经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其主要创作活动却是在山西，这与他们在根据地时期的创作空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即都是在创作内容上，与政治中心有着一致之处，但在创作空间上，却与政治权力中心有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一种创作生态，就使得既在情感上，坚持自己本土性农村经验，又在理念上，追求与政治权力中心一致的“山药蛋派”作家，与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张力”关系，他们既被政治权力中心承认，但又不能居于领导潮头的位置，不能居于文坛的中心位置。根据地时期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关系，建国后工农兵文学主潮与“山药蛋派”的关系均是这样。

第四，正是因此，“山药蛋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在工农兵文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具有了无法为他人取代的独特的重要位置与意义，那就是当工农兵文学经典作家以观念歪曲、遮蔽了一个历史时段农民的真实生存形态且以国家的声音代替了农民的声音时，“山药蛋派”作家却通过对农民日常生存形态的真实描写、直接呈现，去除了观念对存在的遮蔽，直观事物本质，保存了一个历史时段农民的真实风貌真实存在，让农民有了自己的代言人。那就是当工农兵文学经典作品以“英雄化”构成对“人”的神化且日益远离了“五四”时代“人的文学”时——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言：“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7—108页。“山药蛋派”作家却以自己对农民个体物质生存形态及这一形态的价值认可的卫护，以对非“神”非“鬼”的普通“人”的形象，农民的形象的塑造，延续了“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价值脉系，只是学界对此从未给以相应的重视更遑论研讨。

第五，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探讨，赵树理与马烽等人，马烽与韩文洲等人的差异之所在。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因为是同样出发于根据地形态，血液中流淌着根据地与农民价值诉求相一致的混合体，所以，在建国后，他们都有着面临国家利益诉求与农民利益诉求相矛盾时的困惑，只是如前所述，在工农兵文学的奠基期，赵树理与马烽等人，分别处于高潮期与成熟期，其区别之一就是他们在立足于乡村文学的价值立场上的坚定与深刻之别。这一区别，使他们在建国后的共同性的困惑中，赵树理更多地站在与国家利益诉求相对抗的农民利益诉求方面，并因此日益被边缘化，创作数量与质量均呈下滑态势，而马烽等人则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更多的“共存”空间，创作处于丰收期，并因此在工农兵文学的高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虽然在价值形态上，马烽等人较之赵树理“后撤”“下滑”，但在历史事实形态上，却因为马烽等人创作数量上的优势，质量上与工农兵文学主潮较多的一致，因而“山药蛋派”高潮的主体构成是马烽等人。韩文洲等人，在进入创作起步及成熟期时，均无根据地的历史纵深，他们创作的“根”与赵树理、马烽等人不同，他们是在其时将农民日常生活纳入国家利益的政治文化构架下，写农民的生活。他们较之赵树理、马烽等人的创作，有其“形”而无其“神”，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山药蛋派”创作高潮的最为鲜明的时代性标志，是“大连会议”。在工农兵文学主潮对赵树理长期排斥后，与其时政治上对“左”的指导思想的反思同步，工农兵文学主潮开始了对自身的反思，从而有了对赵树理、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的高度肯定。如其时中国作协负责人邵荃麟说：“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第156页。在这一肯定下，“大连会议”树立了一个标兵(赵树理)、三个样板，而在三个样板中，“山药蛋派”得其二：西戎的《赖大嫂》、韩文洲的《四年不改》。但惜乎对“山药蛋派”的肯定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随着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山药蛋派”的创作失去了自己的理论支柱，终于转入了自己的下滑期。

第四个阶段，“山药蛋派”创作的下滑期。从1963年下滑，到“文革”滑到谷底，由赵树理衰落期的创作与马烽等“五老”作家下滑期的创作及第二代作家成熟期的创作构成。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是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彻底“断裂”后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这一“断裂”，也使试图在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求取平衡的“山药蛋派”的创作，失去了理论上的支撑与现实实现的可能。在这之后，不论“山药蛋派”作家如何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但在逼仄狭小的创作空间里，终于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赵树理在这一时期，在小说《卖烟叶》中，借助对小说中贾鸿年写作行为的批判，表示了对写作行为意义的高度怀疑，并且直言不讳地说：“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五卷，第393页。他的《十里店》一反他往常写作一气呵成的习惯，连续修改五稿而不能完篇，赵树理感叹地说：《十里店》真害死我也。这正是赵树理试图在理性的国家利益的框架下，通过农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情感上维护农民利益的最后挣扎。马烽等人则因此转入了通讯写作或者转入对过去革命历史的写作，如传记文学《刘胡兰》等。马烽曾在事后说过：“三年困难时期，创作上就不大好办了……你歌颂那些共产风吧，觉得有愧于良心。要真正写些实事求是的作品，又不可能发表。所以后来我们就走了另一条路子，就是写通讯、特写。”*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第93页。“文革”中赵树理的惨死与马烽等人停止创作，标志着“山药蛋派”的创作滑入了谷底。

“山药蛋派”创作的下滑，在工农兵文学建国后的演化历程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如果说，1955年对胡风、路翎等人理论及创作上的批判，是工农兵文学对外在于自己的文学思潮的彻底拒绝；1957年对秦兆阳、钱谷融、王蒙、邓友梅等人的批判，是工农兵文学在新出现的社会矛盾中对新出现的现代文明形态的彻底拒绝，那么，“大连会议”后对原本是工农兵文学理论主将的邵荃麟等人“中间人物论”及赵树理等人创作的批判，则意味着工农兵文学对调整自身内在矛盾的彻底拒绝，是对在历史上与自身血缘关系作为密切的能够支持自身的农民价值诉求的彻底拒绝，从而步入了自身发展的死胡同。或者说，“山药蛋派”创作的下滑，是工农兵文学下滑的最后的根本性标志。

第五个阶段，是“山药蛋派”的回光返照期。从1978年开始到2000年胡正的中篇小说《明天清明》为结束的标志，由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创作构成，且依然与工农兵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拨乱反正时段的回光返照血肉相连。

这一阶段，“山药蛋派”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张石山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的创作，如张石山的中篇小说《血泪草台班》《官锥》等，以《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为人物原型，却从个体感性生命个人欲望的角度，写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写人性与传统文化伦理政治文化伦理的冲突，从而成为新时期回归“五四”“人的文学”的新启蒙文学中的闪光之作。如张石山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吕梁英雄传》试图超越马烽、西戎当年狭隘的阶级意识的历史局限，回归历史的真实。

另一支创作队伍以马烽、孙谦、胡正、杨茂林等人为代表，这一支队伍是“山药蛋派”在这一时段的主要构成。其代表作是马烽、孙谦写农村现实生活的三个电影剧本，马烽的长篇《玉龙村纪事》，胡正的三部反思性中篇，杨茂林的《酒醉方醒》等。马烽、孙谦的三个电影剧本及马烽的长篇，体现了这一代作家试图从农民的生活实际出发，坚持农村集体化共同致富，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存在，而不是从新的观念出发的创作立场、创作特征。胡正的三部中篇，则体现了这一代作家所能够达到的对自身对历史的反思的高度。

新时期较之根据地与共和国27年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是生产形态、社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现代转型。在转型初期，因为原有的生产形态、社会结构的需求，原有的文学范式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新时期之初的作为工农兵文学拨乱反正形式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出现，这也是“山药蛋派”之所以能够回光返照的原因及意义之所在。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工农兵文学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与之相伴始终的“山药蛋派”文学也随之成为过去。犹如工农兵文学在反思自身时不可能以自身的力量达到反思的高度一样，“山药蛋派”也同样如此。或者可以说，自始至终，“山药蛋派”始终是工农兵文学的一个标志、一个标高。

与作家代际演化轨迹相似，“山药蛋派”发展演化的曲线与“荷花淀派”发展演化的曲线仍可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荷花淀派”奠基期与工农兵文学奠基期同步，1956年由其第一、二、三代作家共同构成了其高潮期后，即迅速进入下滑期，而在新时期同样有着一个以铁凝等人创作为代表的回光返照期。只是“荷花淀派”的这一发展演化形态，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代表性上，均远远逊色于“山药蛋派”。

孙犁在《谈赵树理》一文中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歌手，但是，歌手的时代，有时要成为过去。”*孙犁：《谈赵树理》，《赵树理研究资料》，第295页。用此语来评价“山药蛋派”，同样可谓一语中的。

“山药蛋派”虽然成为过去，但在山西文学创作中的影响依然存在。犹如工农兵文学的影响存在于“主旋律”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样，“山药蛋派”小说的影响，也依然在张平、李骏虎、葛水平等人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诸如张平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李骏虎小说中的乡土性等。葛水平文学创作中如同赵树理的以对生活感受的忠实，直观事物本质；甚至从都市现代文明的价值需求出发对葛水平小说的误读，也同“赵树理方向”对赵树理的“误读性”命名，在“误读”形态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这一意义上说，“山药蛋派”文学的精髓已然潜在地融入到山西新时期乃至新世纪的文学创作的血肉之中。

(责任编辑：曾庆江)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Potato School of Writers”

FU Shu-hua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TaiyuanNormalUniversity,Taiyuan030031,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Potato School of Wirters”and contain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verifies the denomination of the “potato school of writers”; the second part clarifies the constituency of the “potato school”—composed of writers of three generations like Zhao Shuli, Ma Feng, Han Wenzhou, Li Yumin, Tian Dongzhao, Zhang Shishan and Zhang Ping—and analyzes the traits of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nd dissects the differences in literary creation between Zhao Shuli and Ma Feng; and the third part, divides the “potato school” into five phases—the induction phase, the foundation phase, the high-tide phase, the slump phase, and the come down phase, analyzing the features of each phase and outlining their respective inherent evolution logic, which is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e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and is indicative of its relations of texture with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the potato school of writers; intergenerational formation; historical changes

2016-08-25

傅书华(1953-)，男，河北唐山人，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