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审美感受
《山花》杂志 2009年22期
作者：牛永惠
赵树理是一位公认的来自人民的作家,他的小说真正做到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茅盾说过:“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段混在别人的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的确明白晓畅、生动活泼,是真正的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能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
笔者试从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内容美、形式美、社会功用美三方面展开论述,谈谈它给读者带来的审美感受。
一、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内容美
文学的价值在于用美的形式完美地体现美的内容。马克思说得好:“如果形式不是有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赵树理小说的语言,首先给人感受到的就是从简朴中表现出来的内容美。
1.语言的意蕴美
鲁迅说过:“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其中的意美,指的就是作品语言的意蕴美了。赵树理作品语言表现出的意蕴美,并不着重于整体意境的和谐描绘,而是在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环境描写中追求内在的象征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从而在平实的语言中凸显意蕴的美感。我们来看看他怎样描写环境吧: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起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
作者并未用多么复杂的语言去描绘农村风光,却抓住村里房子的高矮而形成的“从西到东一道斜坡”这样最质朴、最直观的语言点明农村中阶级、贫富的明显的区分,个中蕴涵着极深的意味,给人一种质朴却又不直露的美感。
我们再来看他描写的李有才的窑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窑洞,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人家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送给他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这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像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这岂止是在写窑洞?作者已经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都蕴藏在这朴质的描写中了,读者从这些浅显直观的叙述语言中,读到的,就绝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东西了。
2.语言的生活美
由于赵树理创作的个性心理——农民的审美观,决定了他作品语言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具有一种“本色美”,即“用忠实的,甚至有点刻板的态度,严格地、原原本本地描写生活本来的面目。”而正是由于赵树理小说语言的这种本色美、生活美,充分调动了读者在欣赏心理上的“既知感”和“新奇感",引起了人们的愉悦和向往,从而拥有了远不止农民读者的广大读者群。
《三里湾》中描写“能不够”的语言就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农村里“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生活画面:
她把她做媳妇的经验总结成一套理论讲给小俊……她说:“对男人要先折磨得他哭笑不得,以后他才能好好听你的话。”从前那些爱使刁的女人常用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办法她不完全赞成。她告诉小俊说:“千万不要提上吊——上吊有时候能耽搁了自己的性命;哭的时候也不要真哭——最好是在夜里吹灯以后装着哭;要是过年过节存了一些干粮的话,也可以装成生气的样子隔几天不吃饭”。
康德说过:“美的艺术正在那里面标示着它的优越性,即它美丽地描写自然的事物,不论它们是美还是丑。”赵树理小说中描写正面人物或中间人物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美感,已为人们所共赏。但笔者以为,他描写反面人物的语言,同样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的美丑对照,又何尝不是一种“美的艺术”呢?这种描写方法,同样使其小说语言闪烁着自然和生活之美。
请看《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李继唐的形象:
从庙门外走进一个人来,年纪有二十多岁,披着一头短发,穿了件青缎夹马褂,手里提了根藤条手杖。人们一见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样,不约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气,给他让开了一条路。
赵树理用干净、简约的语言活画出了农村里二流子、滚刀肉这类人的形象。语言运用上的爱憎分明,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就像雨果所说的那样:“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所以,我们并未因为作者描写的事物不美而影响其语言的美感,相反,浓郁的生活气息反而增加了作品语言的生活美感。
赵树理就是这样善于运用语言所隐含的意蕴和生活之美来体现自己小说语言中的内容美的!
二、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形式美
对于语言的表现形式,赵树理有自己的看法:“有的同志问:作品的语言如何才有中国气派?我的理解是:作品语言的选择,首先要看读者对象,写给农村干部看,用农村干部能懂的语言,写给一般农民看,用一般农民能懂的语言。”他还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因而,赵树理小说的语言都力求通俗易懂,结构简洁,在形式上有一种非常独特而朴素的美感。
1.语言的素描美
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指出:“他(赵树理)在作叙述描写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的语言,这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写人物的对话应当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身份,这一点现在是再没有谁作另外主张的了,唯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却好像可以完全任凭作者自由驰骋……沉潜于所谓美丽的词藻,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
没有华丽的辞藻,复杂的语法层次却又与人物身份极为相称,正是赵树理小说叙述、描写语言形式上的特色。
请看赵树理在《三里湾》中的一段描写: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谈起来也很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简洁晓畅,完全是群众口语式的语言,把既交代环境,又点出地主阶级色厉内荏本质的场景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需浓墨重彩,却有画龙点睛的素描之妙!
让我们再来看看赵树理怎样用语言对人物进行素描的吧: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浅显平易的群众口语形式经过赵树理的精心加工,焕发出一种直观的素描之美。一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
2.语言的温厚美
温良敦厚之美,是“山药蛋派”作家们的创作语言共性之一,但赵树理更为发扬光大罢了。其实,无论是素描美还是温厚美,都不应脱离读者理解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许多作者作了向民间语言民间形式学习的努力,亦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一些作者往往只在方言、土语、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工夫。赵树理则相反,他的作品中,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那些看似平常的语言其实都是赵树理从千万吨“语言的矿藏”中开采出来的,是他长期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语言积累统一熔炼之后的结晶。用老舍的话来说,那是“用很深的思想、感情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掏出来的”。因而他的小说语言虽没有炫目的光彩,却自然地具有一种山西老农的温良敦厚之美。
《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去见区长那段就很有韵味:
到了区上,她趴下就磕头……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笑了。
作者的描写,虽着意于讽刺、批评,但并未显露出尖刻、辛辣之味,而有一种朴实、温厚的劝谕的感觉。《三里湾》结尾时对玉生和灵芝商量如何结婚的情景描写,也充分体现了赵树理语言温厚朴实的美感:
连件衣服也没有做,有什么穿什么吧!一对老熟人,谁还没有见过谁?说到这里两个人一齐笑了。她(灵芝)又想了想说:“这样子好不好?咱们都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最好是不用另立户口,你作的工还记在你家,我作的工还记在我家,只是晚上住在一块;这办法要行不通的话,后天食堂就开门了,咱们就立上个户口,到食堂吃饭去!”……
三、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社会功用美
一个作家的出身、教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情趣对作家的创作个性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杜勃罗留波夫说:“每个作者,都在每一个他所表现的典型身上,表现了一部分他自己的性格。”赵树理小说中一个个鲜活跳动的艺术典型,正是他以独特的个性化且富于民族性的语言塑造出来的。这些形象,均出自作者非常熟悉的山西土地,他们身上跳动着或作者本人、或作者熟悉的其他人的影子,融入了作者特有的审美情趣。因此,无论作者主观上是如何考虑的,他作品语言的内容和形式,总会在客观上给予读者以教育、启示,从而使他的小说语言产生一种有助于社会功用的美感。
1.语言的民族性
斯大林曾指出:“每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并补充了它,丰富了它。”要把社会的、群众的语言变成文学语言必须将民间语言“矿藏”回炉冶炼。这样,才能准确、生动地表现民族生活,也只有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语言,才易于被读者所接受,从而真正地起到文学应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使作品语言在客观上形成社会功用的美感。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相当出色,请看《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到区上去的那一幕:
刚刚跑出去的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太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典型的北方农村语言,浓郁的汉民族色彩,会使民族化的广大读者产生共鸣和通感,让作者对三仙姑的批评表露无遗,从而起到一种隐喻的警示教育作用。
2.语言的教育性
语言的社会功用本身就包含有教育性,即作者运用语言来赞扬什么、反对什么。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指向性都比较明确,颂扬什么,讽刺什么,揭露什么,都旗帜鲜明。
《李有才板话》中写农民听到村长喜富被撤职的消息时的反应是这样的:
“一进门,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元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顺从炕上往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今天?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了!谁说的?”小元道:“章工作员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你村里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
农民们轻松、愉快的对话,鲜明地表露了他们对恶霸村长的仇恨心理,喜怒哀乐、旗帜鲜明,作者语言中的教育警示作用就是这么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对话的表述反映出来的。
曾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扬说赵树理的小说“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比较突出地体现这一特点的当数《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的快板语言。让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
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打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只要恒元嘴动弹!
风趣而有节奏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叭儿狗”、“跟屁虫”的鄙视,其中的客观效果和教育作用不言而喻,充分体现了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社会功用美。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赵树理用以描写、叙述的语言的功利性——即教育作用,稍显直露了些,但作者小说语言的社会功用,由于是依附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合于国情民情、适于乡音之上的,因而可以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便是笔者对赵树理小说语言审美感受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前进》(《论赵树理的创作》).
[2]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3][7]黄修已.《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全集》第一卷第179页.
[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6]赵树理.《李有才板话》.
[8]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第158页.
[9]雨果.《〈克伦威尔〉序》
[10]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1962年11月13日《广西日报》).
[11]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下乡集》).
[12]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13]老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见《出口成章》).
[14]《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第49页.
[1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
[16]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17]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