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民间性
《戏剧之家》杂志 2015年21期
作者：周逢梅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5）
赵树理小说十分重视向民间语言学习，这直接导致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民间性。这种民间性主要体现在口语化和可听性、生动化和形象性、简练化和条理性、幽默化和风趣性这四个方面。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既具有类似于民间文学语言的特点，又同时照顾了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的阅读偏好，实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完美结合。
赵树理；小说；语言；民间性
赵树理十分重视向民间文学学习，这尤其体现在语言方面。因此，他的小说语言来自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具有很强的民间性。总的来看，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民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口语化和可听性
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语还正处在创建过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一方面由于生硬模仿西式语言而表现出“欧化”特点，另一方面则由于与民众的生活实践结合不够，表现出“学院化”和“学生腔”的特点。这导致许多作家的作品难以真正走向民间。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则可谓将现代小说在语言上的上述毛病一扫而空，真正实现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
人民群众喜爱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语言特点是分不开的。叶春生先生认为：“民间文学最初就是口头艺术，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它出色的语言。”①赵树理从民间文学中受到启发，深刻地认识到小说“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以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②由于采取这样的写法，赵树理的小说语言饱含着人民大众的口语，尤其是农民口语的原汁原味。在他的小说中，不仅人物对话具有浓重的农民口语的味道，就连叙述和描写的语言，也都是口语化的。如：“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这其中，不仅用词是完全口语化的，如“好笑”，而且用词相当简洁，符合口语特点，如不说“说起来很有意思”，而说“说也好笑”，不说“看起来”，而说“看来”，另外，句中尽量不用连接词，不说“如果从三面看，就会有三变”，而说“三面看来有三变”。
正因为“照着原话写”，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吸取了许许多多的民间口头语言，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地方风味。如《传家宝》里李成娘所说的“不怕别人划她的脊梁筋”，就是山西方言，意思是不怕被别人指着脊梁笑话。再如《李家庄的变迁》中小喜说：“这你不用问！黄河岸上打平和，几时不是吃鳖啦？”“打平和”是大家摊钱吃饭的意思，这整句话连起来，则是一句歇后语，意思是窝囊废吃哑巴亏。还有如《登记》中燕燕赌气对妈妈和媒婆说：“分明是按老封建规矩办事，偏要叫人假眉三道去出洋相！”“假眉三道”的意思是装腔作势。再如：“从表面看来，他们父子们好象不能共事，其实是一窝狐狸不嫌骚。”（《卖烟叶》）“一窝狐狸不嫌骚”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的意思。这些方言俗语点缀在小说中，不仅显示着地道的地方特色，让人有如亲临故事发生的真实场景，又具有强烈的形象性、风趣性和讽刺意味。
正因为具有口头语言的特点，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就像民间文学语言一样，是能够讲唱的，具有显著的可听性。赵树理坚信：文学语言“应做到以下的两点：一是叫人听得懂，一是叫人愿意听。”③赵树理出身农村，他不仅对民间文学非常爱好，也十分精通。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第一届主席，并担任《说说唱唱》主编。他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石不烂赶车》鼓词，充分证明了他的民间文学功底。因为受到民间文学影响，赵树理的小说语言通俗，少用书面语言，很适合讲述。不仅如此，他的小说中的许多段落，还因为文字简洁，韵律协调，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作为演唱材料。如《孟祥英翻身》中这样描述孟祥英婆婆的理想媳妇模样：“头上梳个笤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这些文字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多用对称的句子，连用几个四字句，琅琅上口。《李有才板话》全文共出现13段快板，更是将讲唱性和可听性发挥到了极致。
二、生动化和形象性
与作家文学的语言相比，民间文学语言活泼，富于表现力。赵树理小说尽管属于作家文学，但在语言上具有非常类似于民间文学的特点。他所运用的不少词语在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难以见到，如《三里湾》中形容玉生与小俊不和，勉强维持婚姻关系时，用“一直糊补到现在”，“糊补”一词，非常生动。在描写三里湾的景色时说“又往前走，就看见东山根通南彻北的一条河从北边的山缝里钻出来，又钻进南边的山缝里去”，一个“钻”字，让人联想到蛇，不仅写出了河流蜿蜒的样子，而且让河流动了起来，活了起来。这样的例子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还有很多。赵树理还善于运用比喻等修辞艺术，使小说语言更具形象性。如：“所以想找一点顶门杠子的话顶他一下。”（《灵泉洞》）《李家庄的变迁》对铁锁从牢中回来的邋遢形象的描写，最为传神：“头发像贴在头上的毡片子，脸像个黄梨，袖子破得像两把破蒲扇，满脸脏得像涂过了漆，两肘、两膝、肩膀、屁股都露着皮，大小虱子从衣服的窟窿里爬进去爬出来。”赵树理还善于描写不同人物的语言，许多人物的语言都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在回答区长问童养媳几岁时，说：“属猴的，十二岁了。”属相和年龄看似重复，但从以占卜、算命营生的二诸葛嘴里说出来，却非常自然。
三、简练化和条理性
民间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高度凝练”④。由于民间文学面对的读者或听众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大众，因此语言上的简洁明快是必须具备的特点。由于赵树理明确以农村中粗通文墨和目不识丁的群众为拟想读者，同时也由于他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因此他的小说语言十分简练，几乎达到了惜墨如金的程度。《三里湾》这样描写王申：“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这段话只有三言两语，意思却十分明了，尤其“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一句，两个“也”字连用，即将王申勤俭持家、谨小慎微的性格充分展现了出来。《李家庄的变迁》说到铁锁吃了官司后背负一身债，这样写道：“一月之后，蚕也老了，麦也熟了，铁锁包春喜的二百元钱也到期了，欠福顺昌的三十元也该还了，使六太爷的二百五十元铁锁也觉着后怕了。”作者用“蚕也老了，麦也熟了”点明了时间的流逝，然后接连列举几笔到期的重债，将忠厚、憨直的铁锁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清楚地呈现出来。上述这两段话，如果换一个作者，大概不一定是这样的写法，很可能写得更复杂，却并不一定有赵树理写的这般清晰和有条理。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简省，与一般人现实生活中语言的简单和粗陋并不一样，而是与他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设计结合起来的。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好这样评述道：“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⑤可以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是不可多得的能将十分复杂的事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大师。
四、幽默化和风趣性
民间文学往往是风趣幽默的，很少刻板的说教。熟悉劳动人民和民间文学的赵树理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养料，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幽默诙谐，在轻松的叙说和描写中，显露出强烈的讽刺意味。在他的小说中，幽默艺术通过用词、比喻、反话等各种方式体现出来。在用语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给各种人物取外号，如“小腿疼”“翻得高”“二诸葛”等。将外号与人物性格结合起来，既幽默传神，又能体现主题思想。比喻方面，如形容三仙姑：“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趣味盎然。《“锻炼锻炼”》中，“吃不饱”背着丈夫张信偷吃面条，时常漏下一两根没有捞尽的面条在糊糊粥里。这被爱说俏皮话的队长发现，就打趣张信道：“吃不饱大嫂在哪里学会这单做一根面条的本事哩？”这样的反话生动活泼，让人忍俊不禁。
赵树理不仅大量吸收借鉴民间语言，也在不妨害其民间韵味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加工和创新。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又不是地域性的，不论北方还是南方的读者，都能听得懂。正如汪曾祺所言，是“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⑥。不能说赵树理小说中没有书面语，事实上，他的小说语言是书面语和民间口语的结合。他既照顾了知识分子的阅读需要，又照顾了底层群众的欣赏趣味。在运用书面语时，他力图使用底层群众熟悉和理解的书面语；在运用方言口语时，则避免过于生僻的词句，即使运用，也尽量使得读者能从上下文中猜测出它们的意思来。例如，《小二黑结婚》这样描述三仙姑：“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地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红火。”这里的“死受”“上地”“红火”都是口语化的词汇，但无论何种文化程度的读者，几乎都可以根据上下文轻易地理解词意。可以说，赵树理实现了书面语和口语、可读性和可听性的完美结合，并通过二者的结合产生出新的艺术效果。
注释：
①叶春生：《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②赵树理：《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③赵树理：《语言小谈》，《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④叶春生：《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⑤［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页。
⑥红药：《话说赵树理和沈从文——记汪曾祺先生一席谈》，载于《文学报》，1990年10月18日。
周逢梅，女，湖南浏阳人，中山大学本科毕业，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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