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学铨
 

摘要：如何理解酒与人的真实关系，是酒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本文认为，酒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人的生命中有酒，人的生活离不开酒，酒中有人生。酒与人的自由和创造力密切相关，当饮酒处于微醉状态时，人的整个身心处于放松和兴奋的状态，从而使人摆脱了外在压力和功利意识，回归本己，涌现出激情，激发了灵感与想像力，焕发出潜在的创造力。以礼饮酒规定了人的角色和身份差别，赋予了酒和饮酒以深刻的政治与道德意味，但将饮酒变成了体现人的社会等级和道德要求的过程，压制了人们饮酒的自然欲望，遮蔽了饮酒给人带来的快乐。酒也是体现生命意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与人物。

关键词：酒;酒与人;酒的存在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2-0020-07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中，酒是人可以用各种器具和方式随意饮用、消遣与赋能的东西;同时，酒也是满足人们某种心身需要的东西。历代文人写下了很多赞美酒的诗歌，有许多关于人与酒的名人轶事，也有不少专门谈酒和酒文化的文章，但大多与上述日常生活和意识中的观点类似，说的都是人对酒的使用和支配，人饮酒的方式与风格以及人的各种酒后状态，涉及的主要是人对酒的态度和酒对人的作用。至于酒自身是什么、酒与人的关系究竟怎样，一直以来似乎很少有人触及和思考。

正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艺术作品的本质》中讨论什么是“物”时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史上通常将“物”看成是属性的承担者，或者是多种知觉的集合，或者是被赋予了某种形式的质料，这些解释都是把物看成了人的知觉对象与产物，是传统认识论的对象性，这不但没有说清物是什么;相反，物自身的存在性被人的知觉经验遮蔽了，物自身消失不见了。上述这类日常生活和意识中关于酒的观点，同样如此。倘若转换认识和解释酒的视角，从对酒的对象性认识转换到对酒的存在论解释，也许可以把握酒与人的真实关系。

一、酒与人的生活和活动

关于酒的出现，现代科学有酒是天然产物的说法;中国古代则有煮熟了的谷物，在一定自然条件下自行发酵成酒的说法：“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又云杜康。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江统《酒诰》）被酒业界奉为酿酒鼻祖和酒神的仪狄和杜康，传说是夏代人。据考古发掘，距今约4000—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许多陶制酒器。受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至少在殷代已有了谷类酿酒，甲骨文中出现酒字和与酒有关的醴、尊、酉等字，便是佐证。尽管如此，中国造酒业始于何时，最初为何造酒，却已无从确切考证。

然而在中国，酒很早就伴随着人的生活，与人同此在了，这是有记载可据的，《孟子·离娄下》中有言：“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禹的时代，距今有四千多年了。《诗经》有“彼有旨酒，又有嘉肴”（《小雅》）和“即醉以酒，即饱以德”（《大雅》）的诗句，《诗经》距今亦有三千多年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论酒者，大概是四千年前的大禹。据《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于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大禹下过戒酒令，也曾以酒宴会诸候，共商朝政。此后，对酒的葆贬之论延续至今。葆酒者赞之为天地之美禄，扶衰养疾，和神定人，以济万国，谓其可“惨舒阴阳，平治险阻”（朱肱《酒经》）。贬酒者恶之为祸水毒物、变惑情性、夭年乱志、亡国之物;断言“其益如毫，其损如刀”（《魏书·高允传》）。

不论爱酒者如何赞美酒，恶酒者怎样贬损酒，古往今来，酒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中，一直陪伴着人们的生活，人的不同生活状态和情绪状态，都离不开酒。换言之，酒存在于人的不同生活状态中，是构成不同生活状态的重要内容和元素，同时也表征着人的不同生活状态。对酒与人之间此种关系的描述，在历代文人的诗词中随处可见：“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时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行香子·述怀》）这里说的是，酒是他们所向往生活的重要构成内容。“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高翥《清明日对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自遣》）这是说酒还同人生观密切相关。“有诗有酒有高歌，春色年年奈我何。”（司空图《有赠》）在这里，酒又是构成奔放生活的重要元素。人的各种情绪状态同样与酒密不可分，酒表征着人的不同情绪状态：“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从这些优美的诗句中可以看到，酒敞开了人的愁思，酒伴随着人的愁思状态;酒还伴随着寂寞孤独的情境：“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黄公绍《青玉案》）“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酒也表征着纵情豪放的情绪：“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四首》）“日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思念与惜别的情绪同样离不开酒：“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酒更是友情的体现与媒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白居易《寄殷协律·多叙江南旧游》）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诗人的语言不免夸张，然而夸张的语言却真实地描写了酒与人的关系：酒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人的生命中有酒，人的生活离不开酒。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历史上众多著名文人的各自人生，其人其诗其文，乃至其个性品行，大多都因为酒的印记和刻画而在历史上定格、扬名。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也最为典型的是晋代竹林七贤和盛唐八仙。竹林七贤生活于即将被晋取而代之的魏末，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斗争残酷，远离政治，超脱功利，饮酒以避官场风险，以代逍遥游乐，是文人们基于现状所作的一种生活选择。当然，或许与当时人们普遍喜酒的状况有关。其中酒之于刘伶，更具有特殊的生存和生命意义。刘伶的个性特征和诗性品格可以说就是由酒造就和刻画的。他行无踪，居无室，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或停或走，酒不离身，惟酒是务，未知其余，喝醉了就睡，醒来亦是恍恍惚惚，一生只与酒相伴。在其妻求他少饮而不得不跪在神前立誓时，他竟然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晋书· 列传十九·刘伶》）酒就是他，他就是酒。刘伶的生命是在与酒的共存一体中展开和度过的，他的生命境界，也是通过酒而通达的。唐代大诗人辈出，可是他们几乎个个亦以好酒著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以直白形象的诗句描写了贺知章、李璡、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盛唐“八仙”们超越常规的行为、自由不羁的个性和醉后夸张的形态。尤其是对李白与酒之关系的描写堪称传神：“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只要有美酒，李白便可“天子呼来不上船”，就能“长风破浪会有时”。李白从自己的爱酒，推及天穹和大地亦应爱酒：“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月下独酌四首》）翻开李白的诗集，便可见在他的经历和生活中，几乎处处有酒。李白醉酒傲世、藐视权贵的故事，也成了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津津乐道的话题、各种雕塑雕刻的题材以及酒店酒楼的名称，乃至成为一种酒与人一体的文化象征与符号。何止李白，“八仙”的生活也离不开酒！杜甫自称是嗜酒之人，晚年更宣称“诗酒”是自己人生的全部内容：“我生性放诞，……嗜酒爱风竹。”（《寄题江外草堂》）“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独酌成诗》）韩愈坦言自己“遇酒必酩酊”。白居易别号“醉呤先生”，称自己“一生耽酒客，五度弃官人”，不仅喜欢狂饮，亦善于酿酒。苏东坡放言：“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獵》）欧阳修自号“醉翁”，饮少辄醉，写下传世文章《醉翁亭记》。陆游爱国情怀浓烈，喝酒亦是讲究酣畅淋漓，其两首《饮酒》有“万事聊须付酣畅”和“对酒不醉吁可哀”之佳句。

不仅诗人文士的一生与酒有不解之缘，历朝历代的官宦、商人、市井百姓的一生，也大多与酒相伴，与酒共此在。当代画家黄永玉说得通俗明白：酒与人类共存亡，只要一天有人便一天有酒。酒无孔不入：忧愁要它，欢乐也要它;孤独要它，群体也要它;天气好了要它，风霜雨雪也要它;爱情要它，失恋也要它;诞生要它，死亡也要它;恶人要它，善人也要它;当官的要它，百姓更离不开它;有文化的要它，大老粗也爱它。显然，酒不仅如同食物和水，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酒还是人们悲伤、喜悦、友情、诉求、愿望和祝福的最好和最终寄托。在汉族的民俗风情中，结婚时的“交杯酒”，孩子出生后的“满月酒”“百日酒”，盖新房时的“上樑酒”，庄稼丰收后的“庆丰酒”，朋友离别前的“送行酒”，生离死别时的“送别酒”，出战迎敌前的“壮行酒”，凯旋而归后的“庆功酒”，一些地区迎来送往时还有“上马酒”“下马酒”，等等。无不表明，酒不仅是人创造的一种特殊饮品，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酒与人的自由和创造

有人说，酒这东西充饥不如粮，解渴不如水，造它出来应派的用场就是让人醉。也有人说，醉，是酒的本质，能使人醉，是酒区别于其他液体的主要特性。古人造出酒来是否就为了一个醉字，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与醉相关联的，确实唯有酒。

在古希腊普遍流行一种习俗，叫“会饮”，即在宴会上歌颂诸神和饮酒来庆祝某种好事喜事。柏拉图的《会饮篇》说的就是悲剧作家阿伽松为他的剧本上演得了奖而邀请几个朋友饮酒庆祝的事儿，庆祝会表面上讨论的是爱，实际上是歌颂对爱情的智慧，但参加者开怀畅饮，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会饮的习俗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礼，祭奠者喝得酩酊大醉，载歌载舞吟唱即兴的诗歌，由此便有了诗歌是在醉迷状态中创作出来的看法。柏拉图在另一篇对话《伊安篇》中讨论的灵感，也是在醉迷状态中产生的。

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色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他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给人带来欢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起源归于狄奥尼索斯的癫狂，并在阿波罗艺术与狄奥尼索斯艺术的对照中，追问酒神精神的意义。在尼采看来，艺术是人类生命的最高使命，是这种生命的真正形而上学的活动，艺术的进展是与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二元性联系在一起的。阿波罗艺术是造型艺术。按照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观点，伟大的雕塑家是在梦中看到诸神的迷人形象的，这些形象是清晰的个体化。人的最真实的幻想，总是在梦中向他开启的，梦境的美的假象虽然完满，实际上与无法完全理解的日常现实性相对立。雕塑家和与之相类似的史诗诗人之类的艺术家，沉湎于形象的纯粹观照中，受这种假象的束缚，并且根据这些形象、假象来解释生活，靠着这些事件来历练自己的生活。这种形象、假象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前提，也是一大半诗歌的前提，而它们的完美性与个体的知识程度和艺术修养毫无联系。信赖这样的形象、假象，即信赖个体化原理，是阿波罗艺术的基础。换言之，阿波罗艺术的基础是对梦境中看到的神的完满形象的服从，而这些神的形象是对令人恐惧的现实人生此在的神化，希腊人为了能够生活下去，被强制性地不得不创造了这些神。“在阿波罗阶段，‘意志是如此狂热地要求这种人生此在。”[1]34阿波罗艺术引导人们听天由命。狄奥尼索斯式的艺术家则无需任何形象，也并不遵循清晰的个体化原理。狄奥尼索斯艺术是在个体化原理破碎时从人的内心深处即从本性中升起迷人陶醉时方能创作出来的“非造型的音乐艺术”[1]24，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能洞察到狄奥尼索斯的本质，用“醉”来类比最能让我们理解这个本质。烈酒影响下的“醉”的状态，春天欣欣向荣的强有力的脚步声，都是狄奥尼索斯激情苏醒的表现，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在醉的现实性中，困顿、专横或无耻的风尚，一切传统的东西瓦解了、崩塌了，大地流出乳汁和蜂蜜，自愿献出自己的赠礼，野兽也变得温顺起来，在缀满鲜花的狄奥尼索斯战车的轭下行进;人们激情洋溢，神态中透露出一种陶醉，个人表现一个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个体隐失在神秘的统一感中。唯有在狄奥尼索斯狂欢的日子里，人受到刺激，能够把自己的象征能力提高到极致，所以必须有一个全新的象征世界：首先是整个身体的象征意义，表现在丰满的让所有肢体有节奏地运动的舞姿中，然后是其他象征力量，如音乐的象征力量，表现在节奏、力度、和声中。“为了把握这种对全部象征力量的总释放，人必须已经达到了那种忘我境界的高度，这种忘我境界想要通过那些力量象征地表达自己。”[1]30正是在这种个体化破碎的、陶醉的忘我境界中，生出了希望，诞生了艺术。这标示着艺术创作并无事先的理性安排。席勒（Schiller）曾说：他在创作活动的准备阶段，面前和内心绝不拥有一系列按思维因果排列起来的形象。尼采显然持同样的观点。

这个观点指明：艺术创作是一种创新，是与清醒的、作为经验实在的日常生活的自我（ich）不同的那种自我（Ichheit）相联系的[1]44。根据尼采的观点，这种“Ichheit”恰恰只是在醉酒的癫狂、迷狂状态时才会出现;此时，人会超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显露和回归“本我”，从而超脱日常的功名利禄和善恶美丑，摆脱许多外在的限制，达到浑然忘我的自由的生命本真状态。这便是尼采说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即酒神精神。酒神精神象征着狂欢和情绪的宣泄，喻示着摆脱传统观念与道德的束缚、回归原始生命体验和实现精神自由，也隐喻着生命力和创造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醉与人的自由和艺术的创造密切相关。

不过，笼统一个“醉”字恐怕难以解释酒何以能够与艺术的创造、创新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

说到醉，以醉的程度可分几种状态：癫狂迷狂、酩丁大醉、微醺微醉。醉到癫狂迷狂，已然是神志不清、乱了心性，如此便使醉者内昏其志，外丧威仪，甚至不省人事。若说此时能够创造艺术，甚或创造传世艺术，大概是没人会相信的。酩酊大醉虽与癫狂迷狂不同，却也会不同程度地降低甚至丧失人的自控能力，导致头痛欲裂，或吐得昏天黑地，或意识模糊、胡言乱语，乃至行为粗俗狂暴，此即所谓撒酒疯、发酒狂。此两种醉酒，实乃酗酒，酗酒与精神境界或人生境界是扯不上边的。经常酗酒无异于摧残生命。可见，所谓艺术起源或产生于醉的癫狂迷狂状态，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诗意的语言表达，一种比喻性的话语。诸如此类的诗意语言在尼采的文本中并不鲜见，正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充满着这类夸张的语言和诗意表达一样。试想，唐寅酒后书写的《落花诗册》，筆法承接晋唐古法，字字规矩严谨，看似简约，却丝毫不单调，细细品读，意蕴无穷，极富韵味。若说这是在他癫狂的醉迷状态时所写，谁能相信！

这样说，绝不是否定尼采关于酒神精神与艺术创造具有天然联系的观点，而是想表明，何种醉能使人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境界，并使创造和创新得以自然地涌现？窃以为，酒不可不喝，但不能喝得大醉，更不可喝到癫狂迷狂，得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应该是微醺微醉。所谓微醺微醉，大概是介于大醉与清醒之间的状态。此时，人的意识虽有点迟滞而尚不模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虽似有愰忽却尚未混乱，对自己言语和行为的自控能力可能有所影响但没有明显降低，更未完全丧失。通俗地说，创造、创新就是说别人没说过的话，想别人没想过的东西，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其根本特征在于差异性、独特性。一般来说，阻碍人们创造、创新的主要障碍是迷信权威、盲目从众、固执经验这类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微醺微醉时，人的整个身心处于放松和兴奋的状态，各自获得独特的享受和体验，都可能达到摆脱外在压力和功利意识、释放自己、回归本己、涌现激情、激发灵感与想像力、与外界环境和他人彼此敞开、焕发出潜在的创造能力。这样的状态，恰恰是迸发创新思维、发挥创造力的基本条件。说酒神精神是悲剧的起源，说艺术与酒不分或醉中产生艺术，其道理大概就在于此。

苏轼曾说：“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欧阳修亦有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酒醉而成传世之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比比皆是，如唐代以来的“醉诗”“醉书”“醉画”。想来这些“传世之作”，不会是醉到癫狂狂迷、心性迷乱或酩酊大醉、意识不清甚至醉得人事不省时的作品，而应该是指借助酒兴或微醺微醉时所作，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凡作诗写字绘画，必以酒佐之，借助酒兴，信笔由之，笔笔生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气象磅礴，笔墨淋漓，笔随意行，境由心生，看似浑然忘我，陶醉其间，实是心情放松、激情迸发。此乃人酒共存一体的美好意境，有此意境，方有书画的醉美、艺术的醉美、佳人的醉美。如“草圣”张旭那样乘醉运笔、即兴挥洒，清醒之后看到醉中写下的字，自己也惊为“神异”，以及如“醉僧”怀素自称“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题怀素上人草书》）。那样的情形，在数千年的文学史上，毕竟寥若星辰。

三、酒与人的角色化和社会习俗

酒可怡人，亦能乱性。为避免因酒醉而生祸端、坏了秩序，“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礼记·乐记》）。以礼饮酒，宾主须得“百拜”，而非如通常饮酒那样随意海喝豪饮。有了如此程式规范，拉长了饮酒时间，控制了饮酒节奏，即使终日饮酒便也不会醉了，自然可以免生“酒祸”，饮酒也就成了能够促使人们之间关系融洽的“合欢”，变得文明化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对饮酒是否仍需以礼约束的观点迥然不同。秦代法律控酒禁酒，也剥夺了人们本该享受的饮酒乐趣。汉高祖刘邦本性爱酒，灭秦后放纵饮酒，饮酒时随心所欲，无尊卑礼数，结果往往导致秩序紊乱。汉武帝黜百家、重礼教，重提以礼饮酒，将饮酒重新置于礼的约束之下。

所谓“礼”，是用来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近，判断事情的疑似不明，了解处置事情的合适方式，明辨事情的得当与不当。依礼而言，不可说做不到的话，不可随便取悦于人;依礼而行，不得做超越自己身份的事，不得侵犯侮慢他人，也不得随便与他人套近乎。礼应该是上合天时，下合地利，顺于鬼神，合于人心，顺于万物的一种东西，其实质是言合仁义，行合忠信（《礼记·曲礼上》），其目的是“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记·礼运》）。“礼”也以中国封建时代独特的酒文化对饮酒者进行的严格的角色规范和等级划分，并形成了许多流传于后世、规约着人们行为与道德的习俗。这种独特的酒文化，在由西汉戴圣辑录秦汉以前各种礼仪典章论著编纂而成的《礼记》中有相当多的描述与记载。

《禮记·玉藻》中，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该怎样穿衣戴帽，应如何言行举止，循何种先后次序，用什么生活器具，都有十分繁冗的规定。以酒及饮酒而论，天子饮料有五种：以玄酒为上，另有浆、酒、甜酒、粥汤。何谓“玄酒”，早期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说是用来酿酒的水，后世有的礼家说是清晨初汲的“井花水”（《朱子家礼·丧礼》），总之是水。水为酒之本，酒之原初形态，“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礼记·郊特牲》）。古时以水黑，谓之玄。太古无酒，以水行礼，后皇重古，尊为玄酒。玄酒是有史书记载的最早的酒名。现在的人们都把饮用甜酒作为美妙的享受，但在古代祭神时却以清水一杯为贵：“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礼记·礼器》）这是因为玄酒的品质高贵：“尊有玄酒，贵其质也。”（《礼记·乡饮酒义》）周代就对饮酒宴礼有严格的规范，饮玄酒的时间、次序、数量等都极有讲究，场合越隆重，酒礼越复杂。宴请时，不同的人用什么酒，如何饮，乃至用什么东西承放酒尊，都是有规定的。比如，只有国君或君臣饮酒以及在重要的祭祀典礼上，才备有玄酒。“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飨野人皆酒。大夫侧尊用棜，士侧尊用禁。”（《礼记·玉藻》）凡是陈设酒尊，必以玄酒为上。国君宴请臣下时，只有国君才能正对着酒尊。只有在请乡野平民饮酒时，才全部用酒而不用玄酒。大夫或士宴客时，酒尊不能正对着主人，而要放在旁侧的棜或禁里，“棜”是无足的长方形木盘，“禁”则形如方案，都是承放酒尊的木制器具，以示主人与客人共有这一尊酒。递送酒杯时，天子、诸侯的酒杯不用托盘，大夫的酒杯则用托盘，士的酒杯要用高脚托盘。

不仅在宴请时喝什么酒有尊卑之分，使用的酒器也分尊卑贵贱。按照《礼记·礼器》中的描述，先王在制礼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要合乎时代环境，其次是合乎伦理，再次是根据对象不同而区别对待，再其次是合乎人情，最后还要与身份相称。比如，礼规定，用品器具，有的以高为贵，有的以低为贵，有的以大为贵，有的则以小为贵。酒器便是以小为贵：“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礼记·礼器》）祭祀时，尊者献祭用较小的酒器爵，贱者献祭用较大的散，觯小于角，饮酒时，尊者举觯，贱者举角;宴请宾客时，瓦甒为最小酒器，是尊者所用，壶大于瓦甒，不及瓦甒尊贵，可放在门内堂上，缶最大也最贱，只能放在门外。

这一些，便是对饮宴时不同人规定的“礼”，不能乱也不可错，不然便不合“礼”。这样的“礼”明确地划分并标示了饮酒者的角色与身份差别，也赋予了酒及饮酒以鲜明的等级印记和深刻的政治、道德意味。以礼饮酒，把酒变成了划分人的社会角色的工具，将饮酒变成了体现人的社会等级和道德要求的过程，也压制了人们饮酒的自然欲望，遮蔽了饮酒给人带来的快乐。现今，这类饮酒礼仪大多已被抛弃，但有一些仍然在流行并无形中规约着饮酒的行为，如长幼主客座位的排序，在农村亲朋乡邻的节日宴请时仍被视为重要的礼仪。

“礼”还规定了许多饮酒习俗。例如，《礼记·月令》规定有这样的习俗：每年正月，天子于第一个辛日祭祀神灵，祈求丰年，又于此后的第一个亥日，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种藉田，仪式完毕，举行宴饮，全部参加仪式的官员陪饮。这次宴饮称为“劳酒”，是庆祝“劳作”的酒。孟夏四月，“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礼记·月令》）。酎，意为味醇而甜，指多次重酿之酒。在四月，天子饮用甜酒，欢宴群臣，既用音乐助兴，又用酒礼正尊卑。何时宜饮酒，何时不可饮酒，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吊丧期间不可饮酒，也不可吃肉。父母去世后一周年祭时，儿女们可以吃蔬菜水果;二周年祭时，方可吃肉喝酒，等等。

天子、诸侯大夫和士的饮酒，有繁冗的酒礼，乡人饮酒也有十分具体的乡饮酒礼。这些古代饮酒的习俗，经过漫长的延续与演化，形成了后世以酒和饮酒为内容的丰富的文化习俗。例如，春节喝的屠苏酒，起源于晋代，是用药材配制出来的酒。在除夕傍晚把几味（有说七味，亦有说九味）药材浸在水中，至第二天正月初一将药材捞出置于酒中加热，然后全家喝了，全年可不生病;也有传说，屠苏酒是在除夕夜守岁时喝的酒，除夕是辞旧迎新之夜，除夕夜喝屠苏酒，便赋予这酒以辞旧迎新的生命意义。农历三月三，在汉文化传统中，既是女儿节，又是“情人节”，也叫桃花节，得喝桃花酒。端午节时是万物生化之际，人需要保护自己，所以要喝菖蒲雄黄酒。中秋之夜，月亮最圆，又正值桂花盛开之时，故中秋节要喝桂花酒，寓意人希望像月亮和桂花一样，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品德。重阳节喝菊花酒，象征着要祝福自己像菊花一样，经历风霜依然绚烂多彩。新婚夫妇在结婚喜宴上喝“交杯酒”，表达“合体同尊卑”、百年好合之意。这类习俗，有些今天仍然流行于世。由于酒与人生活的密不可分，诸如此类的酒文化习俗，无形中规约着人的生活习惯，形塑和检验着人的道德。

四、酒与人的生命意识和人物事件

面对永恒的自然，面对复杂的社会，面对短暂的人生，人都会遇到和必须应对各自的生命意识：如何看待人生？人为什么活着？该过怎样的生活？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持有不同生命意识的人，对酒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反过来，酒对持有不同生命意识的人，产生的作用也会不同。酒是体现生命意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有的人希望摆脱各种束缚和羁绊，自由自在的生活，当外来的压力或干扰阻碍这样的愿望时，酒成了他们反抗的理由和逃离的掩护，或者说，成了为自己向现实求妥协、与世俗共沉浮做辩护的媒介，如晋代竹林七贤。有的人参透了人生，看透了社会，悟透了宇宙，虽流离颠簸，却情怀旷达，随遇而安，始终陪伴着他的是酒，酒使其人其诗走向逍遥超越的境界，如苏轼。有的人报国心切，壮志未酬，壮怀激烈，豪饮抒志，乃至纵酒，如陆游。当然，还有许多人，面对稍纵即逝的时光，感叹人生无常，担忧生命匆匆，主张美酒华服，及时行乐，想望和满足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生活，这时，酒便成了实现这种生命意识的工具。“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自遣》）。晋代张翰和晚唐罗隐的这两句诗，更是直白地道出了酒与这种生命意识难解难分的关系。市井百姓整日忙于生计，不像文人那般动不动哼起月啊酒啊诗啊什么的，但忙活累了，不管天上有月无月，也无需讲究的下酒小菜，自个儿烫壶黄酒，独饮独酌，解除了身体的疲乏，也得到了心理的满足，逐渐地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常态、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酒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更显得真实自然。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难和烦，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生存体验。酒，也与人的生存体验共存一体。不是吗？在日常生活中，人有高兴事了，用酒来表示庆祝;人有烦心事了，便借酒浇愁;朋友要分别了，用酒来表达深情与不舍;人有事求人了，将酒作为礼品。文人们想抒发某种与众不同的感情时，便把酒问月或對酒当歌;俗人们当然也有各种以酒抒情、借酒解忧、喝酒助兴的方式和游戏。即便如鲁迅那样意志坚强的文化启蒙战士，也是高兴了要喝酒，苦闷愤懑时更要喝酒;而作为一个在黑暗中不停歇战斗的斗士，苦闷愤懑之日自然要比高兴的时日更多，因而，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借酒解忧浇愁，酒也成了传达他忧愁彷徨的媒介。如此等等，真可谓是酒中有人生。

酒中亦有乾坤。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与酒密切相关，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都刻上了酒的印记、打上了酒的标签，乃至由酒所造就。

酒曾使一些古代王朝由盛转衰，最后走向灭亡，最典型的便是夏朝和商朝。夏朝的末代国王桀，酗酒无度而荒废朝政，最后毁了夏王国。商纣王重蹈覆辙，沉迷于酒池肉林，常作长夜之饮，致使朝纲不整、奸佞当道，百姓苦不堪言，结果败于西周。

酒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和时刻起着不同的特殊作用，因为酒的这些不同作用，又赋予了这些场合和时刻以特殊的文化标识和印记，成为流传后世并让人们能够从中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的历史事件。汉初项刘争霸，双雄于酒宴上斗智斗勇，遂有“鸿门宴”。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于惊雷声中机智脱险。三国江东群英会，周瑜装醉骗蒋干，使东吴赢得大胜。东晋初年，南渡不久的北方名士常于长江边的新亭举行酒会，对前景感到渺茫，在名士王导的劝诫下，众士人振作精神，团结起来，使东晋政权从无到有，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便是著名的“新亭会”。此类因酒而名的历史事件还有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清帝乾隆的千叟宴等。

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就是诗酒发展史。作诗必要先饮酒，饮酒后必要作诗，诗与酒共生共存，共属一体，密不可分。“诗酒”作为一种观念和行为贯穿于整个中国诗歌史。关于酒与诗的关系，日本南山大学蔡毅教授的论文《给想像力插上双翼》做了较详细的论述。他指出：一部中国诗史，同时也是一部酒史。写诗要有灵感，酒是灵感的触媒，酒能刺激大脑皮层，使诗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高度活跃的亢奋状态，从而诱发灵感，激励起强烈的创作欲望，这已为文学史的经验所证实;酒能引导这种灵感向幻想的天国飞升，从而创造出超越日常现实的想像世界，最浪漫的想像世界便是古典诗歌中的“酒月胜境”;酒还能激发文人们潜藏的心理能量，产生外向的雄心和激情，从而制造自由开放的甚至夸张的世界。因为酒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酒成为古代诗歌乃至各种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本素材，成为文人们抒怀言志时不可或缺的永恒主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诗酒文化。蔡毅先生的这些观点，极富启发，笔者也深表赞同。

参考文献：

[1]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酒神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责任编辑：张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