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课题组

我国当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在再生产所有环节都能现实地、制度化地体现并实现集体意志、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经济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仅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创新能力。通过深入调研体会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广大农村的基石，不仅是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而且是嫁接社会主义文化的最佳土壤，更是巩固、完善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农村文化 农村集体经济 就地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

课题组执笔邵鸿烈，男，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教授，原浙江财经学院（今浙江财经大学）副院长（杭州 310018）。

一、三农的挑战与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就进入了近现代以来的第三次历史大变局之中：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与信息文明转变，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这是一次历史性大变革，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在，这一大变局正处在转型升级、深刻变革的关键性历史节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发展战略和治国理政新思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勾勒好了蓝图。这对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各个产业，尤其是农业，是历史性的巨大挑战和机遇。挑战在于，“三农”如何适应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需要，如何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需要。

城市与乡村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及其深层的文化。“双中高”的经济新常态需要相应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国民素质，其基础和难点则在“三农”。农村生产方式变革、文化转型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由此推动农民文明素质提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而适应历史性大变局的根本途径。

通过对浙江、河南、河北八个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庄（浙江萧山航民村、奉化滕头村、台州路桥方林村，河南临颍南街村、新安县土古洞村、新乡刘庄，河北晋城市周家庄乡、滦平县周台子村）的深入调研，课题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获得极大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现经济实力巨大提高的同时，已经大部分建成了融汇城、乡和三大产业要素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综合体，他们自力更生地基本完成了新型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实现了生产、生活和文化的转型升级，为广大农村提供了一个范例。

二、农村集体经济： 持续的发展，强大的生命力

浙江、河南和河北八个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农村的现实以及大量相关统计资料表明，当下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具备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全部内涵并展现出了强大生命力。

目前农村的集体经济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筹本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决策、集体组织生产经营、劳动成果集体占有、集体统管生产成果的分配、销售和生产资料的购置事务的经济社会组织。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外化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透明的按劳分配具体制度并得到认真贯彻；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则属于与之并列的分配制度，基本是在全村内公平分配。其中以周家庄乡详细具体的劳动定额制及其执行监督机制最能体现集体经济中按劳分配方式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巨大进步。

这种生产资料占有制度和分配方式的社会主义性质确定无疑，它成为促进农村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动力，也就成为保障全体村民共同富裕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八个村集体对所占有的全部生产经营性资源均进行了优化配置，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显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本不具备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达不到的产业结构层次。各村均立足农业、跳出农业，构建了相对合理的产业结构，从而把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决策和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到较高的层次。非农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和规模效益均明显提升；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村集体的经济实力雄厚强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非农产业产值早已远远超过了农业产值。南街村农业产值每年几百万元，仅占全村总产值的千分之一；浙江三村种植业产值的比重也都在5%以下，航民村则微乎其微。

总产值与利税是经济实力的决定性标志，也是决定村民社会保障水平和集体福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2015年，占地不到2平方公里，300多户农民，1200多口人的航民村国民生产总值134.8亿元，人均1100多万，是全国人均数的224倍多。利润7.4亿元，上缴国家税金4.89亿元；滕头村社会总产值90.75亿元，利税共9.81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6万元，是全国人均数的近6倍。①本文中所用的统计资料和数据均来自七村一乡支部（党委）、村委会文件或实地调查收集并经当地农村有关负责人核实。

经济实力以及积累的雄厚使村民达到了很高的共同富裕程度。我们所到这八个乡村中，有七村均对本村村民实行了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就业到养老退休，从医疗到丧葬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供给。其中滕头村、南街村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均由集体提供学杂费；各村对考取国家重点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均有4千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方林村最高，为3万元。住房的集体供给最有代表性。七村一乡均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住房，多数村的住房均已进入第三代的独门独院三层小楼。刘庄和南街村甚至连主要家具、彩电、空调都基本由集体提供（款式自主选择），村民只需拎包入住。在方林村，男60岁、女55岁及以上者免费入住老年公寓，户均住房面积超过290平米，户均拥有小轿车1.38辆。南街村在村民高水平社会保障基础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工资、福利两项）超过2.5万元；刘庄2015年发放给村民的工资福利两项超过3.7万元。浙江三村更高于这一水平。七村一乡家家都是富裕户，村民均没有外出打工者且每年均有几百甚至几千外来务工者。

我们所调研的八个集体化村庄，已基本自力更生地完成了就地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其住宅建设和村内交通、文化等公共设施建设都在村集体董事会的统一领导、规划之下进行。村庄的社区管理、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均与城镇无异且优于城镇。其中多半的“村”仅仅是一个符号，传统乡村社会（亦即“农耕文明” ）的内涵已经所剩无几，各类现代化的生活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全然是一个马路宽敞、小楼连片、街道里巷干净整齐、街巷绿化充分、庭院优美的小镇。所以，七村一乡的大多数已被上级政府在村名后加称为“社区”了。在这里，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优越的体制平台，亮丽的文化小环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包干体制中各自独立分散活动的环境，是一个生产和社会生活达到较高组织化程度的群体。由于村民深度参与生产、分配以及组织内的各项重大活动，既是决策参与者，又是决策及其落实过程的监督者，更是决策实现过程的主人和主体。他们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在集体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培育了社会主义文化之苗，从而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小环境。这株文化之苗，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有体现革命传统的红色文化基因，也有体现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文明基因，她闪耀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光辉。

第一，在这一独特的文化环境之中，村党组织领导集体，尤其是领头人的革命初心、执着地坚持集体化道路的信念、坚守共同富裕的原则，始终发挥意识形态主导作用。

而且，这种信念被提炼为具体化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成为集体发展的内生动力及根本性的凝聚因素，是集体组织里文化生态的鲜活的灵魂。这在分散的个体包干经营环境中很难培育，实际上也不可能培育出来。滕头村集体的“滕头精神”：“一犁耕到头，创新永不休”。土古洞村的“带头精神”：“在群众中，党员带头；在党员中，书记带头”。南街村的“傻子精神”：村党委及村委会30多名主要干部承诺，除了与全体村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外，永远只拿250元月薪。而村里劳动力最低月工资均超过千元，最高5000元左右。航民村：“雷锋精神加市场意识”。周台子村：党支部把“想民，信民，为民，富民”八个鲜红大字标牌竖立在村部大楼的正面楼顶，人还没进村，心就被这八个字震撼了。领头人的理想和精神自然就成为领导班子的宗旨，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全体党员、积极分子乃至村民的思想情操。集体组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小环境就这样日积月累地形成了。

第二，在集体组织内部，依靠集体、奉献集体、维护集体的思想政治氛围和文化精神已经形成并成为文化小环境的主调。

在七村一乡的村规民约和有关制度性规定里毫无例外地都看到了关于集体财产、集体利益至上的表述，以及维护集体财产、集体利益是每一个集体成员神圣职责的条款，这成为机体内部制度文化的核心精神。七村一乡都撰写了本村村史，村史集中了老党员、老土改根子、老农、青年骨干的智慧和总结。村史中毫无例外地都总结了只有集体经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经验；总结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长壮大历程。这是村民的一本集体主义乡土教材。在刘庄的抗日英雄、老书记史来贺带领下，从一开始就坚决不搞分田到户，持之以恒地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思想宣传教育群众，坚持改革完善集体经营管理制度和机制，下大气力建设现代大农业和现代工商企业，使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壮大，村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达到很高水平，成为高水平共同富裕村。在土古洞村，在大包干实践中经过近二十年的比较、鉴别、学习，在村党支部书记郑向东带领下终于在1997年重归集体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郑向东最深刻的体会与经验就在于，以社会主义方向、集体主义精神、共同富裕理想为重点的思想文化建设起着先导、鼓舞、支撑和凝聚的作用。

干集体、爱集体、护集体和集体利益至上的觉悟蔚然成风，主导着群体行为。“大河涨水小河满，小河涨水大河满，小河大河紧相连”成为集体成员独有的义利观。齐心合力投身集体生产，齐心合力奔小康，齐心合力创造共同富裕，这一主题被编成各种文艺作品，以各种形式演出，成为集体经济中一道亮丽耀眼的文化风景线。村里受表彰、受尊敬、受宣传的首先是爱集体、奉献于集体的劳动模范、先进分子；这类奖状、奖杯在家里都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每逢节假日村里都会有参与者众多的演出，其中以集体中的先进分子、先进事迹、集体经济成就为内容的节目必不可少。集体经济的成长壮大是集体成员共同奋斗的结果，集体成员无不予以最高关切并以此而自豪，在与村干部或者村民交谈中这是频率很高的话题，它体现在集体文化生活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这成为村集体成员特有的荣辱观。

集体的生产劳动制度、分工协作方式与利益协调机制、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理念和分配方式，培育了集体内部独有的行为规范。这里有全村劳动力一致讨论通过的劳动定额、劳动纪律，确保集体劳动的高效；村民因此养成了集体经济组织中独有的劳动作息习惯，直至形成了新的习俗。

集体利益在村民心目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共同富裕是集体的目标也是集体中每一个成员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就是我们在七村一乡中所体会到的与大包干村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境界。周家庄乡一位70岁老农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质量完全达到乡里规定的劳动定额标准，他说：“一个人干的活就是良心活。其实，三方（即国家、集体、个人）一本账，必须得先国家、再集体、再个人，不能弄颠倒喽。” 这就是新时代集体农民的觉悟。

坚持集体经济方向的主调十分突出。这些内容的文字、图片、书画作品，在村办的广播里、文化大礼堂、街墙上、文化广场上、会议室里以及节庆文艺演出节目中随处可闻可见，所有这些方面都在整体性重塑成员的意识形态和集体的文化生态。

在思想精神与文化生态方面，七村一乡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宗教问题非常简单。绝大多数村没有任何宗教，甚至连烧香拜佛的都没有。仅个别村里有个别的输入性（嫁进本村的媳妇）或仅仅进行慈善活动而不传教的天主教信徒。

显然，包干到户的农民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同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和思想认同存在明显的区别。其根源或基础在生产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上不同，核心是利益关系不同，家庭生活来源的经济依存不同，因此，他们的精神皈依就大相径庭。在七村一乡，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集体主义精神相互衔接、相互融汇、浑然一体，因为集体经济需要它；反之，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它的天然土壤。这是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生动例证。

第三，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创造性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优越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她的传承也必然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需要结构性的传承主体和受众群体，需要一定的平台、机制，需要历史内容与时代精神有机对接融合的内容与形式，其中某些部分还需要特定的地理环境。在调研中就曾发现并同市县乡镇以及村集体的负责人交流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些村因为拆迁易地、弃旧平房而上新楼，没有考虑传统文化的维系问题，打乱了村落原有的组织结构、邻里关系安排新居，导致原有的街巷、里坊关系甚至伦理关系渐行渐远，原有的地域文化、民间习俗难以为继甚至风流云散，乡愁从此无处寻，因为地域文化之根没有了。而在我们所到的七村一乡则完全不存在这类问题。这里已经基本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原有的历史人文积淀、基层组织结构和邻里关系基本维持原状，乡土习俗和民间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社会与文化关系在原有土壤上与新思想、新文化有机对接，顺利成长。所以，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这些乡村能够在较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崭新的农村文化生态的重要社会条件。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农村的文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遵道贵德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而在道德规范中，家庭伦理道德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基础。家庭中主要是父子关系的孝和夫妻关系的和，“百善孝为先”。事实证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集体经济组织对创造性地传承孝道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是其他任何基层群众组织无法替代的。

航民村投资600多万元建成了“航民田园广场”，发掘草根文化，让村民“记得住乡愁”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其道德讲堂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土古洞村多年来定期评选“学雷锋先进分子”、“爱村爱集体先进分子”，“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方林村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定期评选并奖励“八好”：“好公婆”、“好儿女”、“好媳妇”、“好女婿”、“好孙辈”等。孝道、和谐蔚然成风。周台子村在村文化中心专设一个很大的“孝道展厅”，用文字、图片、照片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关于孝的论述，古今特别是本村孝顺人物和孝顺故事。这些村创造的经验证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全有内生动力和创新机制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目前仅占全国农村0.48%的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之所以能顶住长期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坚定不移地在集体化大道上奋勇前进，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他们基于共同理想和共同成就感、幸福感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四、坚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及其文化实践引发的思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广大农村的基石，以其强大的政治能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滕头村人无人不晓的“口袋富了不算富，脑袋富了才更富” 理念，用最朴实的语言道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七村一乡中或者始终没有分田到户，或者分田不久又重建集体经济。曾担任晋城市政协副主席的周家庄老农刘国运道出了其中缘由：一个是当时集体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二个是农民不愿意单干，他们已经亲身体会到了集体力量巨大的优势和从中所享受的幸福生活。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已于2016年10月30日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继“包干到户”后启动的中国农村新一轮重大改革和重大制度创新。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并行，为土地的流转、经营权集中和规模经营创造了前提，为农业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目前农村的1.3万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大包干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它用实践证明自己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土地经营能力以及文化建设能力。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大潮中，培育像他们这样的集体主义性质的新的经营主体正当其时。

责任编辑：孙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