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凌宇，罗杨帆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重庆 400041）

0 引言

“增长极”的概念是在平衡发展理论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论战中逐步形成的［1］，由佩鲁于1950 年率先提出［2］。此后，增长极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经历了从经济空间向地理空间的拓展。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通过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形成城市增长极，属于传统城市增长极的发展模式。而新型城市增长极的建设需要调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构建更加合理的城市群产业结构，通过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产业关联来促进经济圈高质量发展［3］。由此形成的三大经济圈（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给其他地区的发展带来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产业层面考察经济圈的外溢性影响。如：李惠娟［4］建立三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三大经济圈服务业彼此间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发现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溢出效应大于珠三角经济圈；史学贵等［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三大经济圈90 个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对工业效率的影响，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工业效率有较大的溢出性影响；吴炎芳［6］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三大经济圈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对三大经济圈经济发展均有溢出效应但溢出路径不同；潘文卿等［7］对三大经济圈外溢性影响的整体效应进行了分析，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内陆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三大经济圈对内陆地区的带动作用有限。

三大经济圈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部区域间的经济差距［8］。2019 年中国各省份人均GDP数据显示，三大经济圈的典型省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名义人均GDP 分别为16.29 万元、15.78 万元、12.41 万元、11.01 万元、9.64万元，而西部典型省份重庆、四川、陕西、甘肃的名义人均GDP分别为7.58 万元、7.35 万元、6.66 万元、2.62 万元，两者表现出明显的差距。为缩小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亟需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2020 年10 月16 日，我国正式提出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为中西部首个国家重要增长极。到目前为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尚有较大差距，三大经济圈能多大程度上拉动双城经济圈发展，助力其成为我国第四个重要增长极还有待研究，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从空间相关性角度观察，三大经济圈和双城经济圈之间具有广泛的经济联系。首先，生产要素流动使得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互辐射、相互依赖，从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其次，由于四大经济圈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将给其他地区带来巨大的外部效应，这也是组成经济溢出效应的重要部分。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空间计量技术和投入—产出技术，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其中：空间计量技术在使用中具有便捷性、易操作性和时效性，但却无法处理由于学者主观原因导致难以建构统一分析框架和无法准确测量外溢性影响的缺点；投入产出技术则可弥补空间计量技术的缺点，但它也存在时效性较差的不足［9，10］。在空间计量技术的应用中，潘林伟等［11］设定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毕秀晶等［12］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存在由大都市向周边城市的外溢性影响；潘文卿［13］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了我国31 个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出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刘书翰等［1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三大经济圈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仅在珠三角存在明显的外溢性影响；李想等［15］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用。

投入—产出技术是一种有效分析工业活动的宏观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6，17］。Miller 最早提出运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区域间经济影响，经过不断发展，经济溢出影响被严格划分为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是其他区域最终需求增加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带动本区域总产出增加，而区域间反馈效应是本区域最终需求增加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带动本区域总产出增加。区域内乘数效应是本区域最终需求增加通过区域内产业关联带动本区域总产出增加，是两种区域间经济溢出效应的基础。汪桥红等［18］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我国8 大区域R&D活动的溢出效应，发现主要从高技术部门向低技术部门产生技术的外溢性影响；孙凌宇等［19］利用四川和重庆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四川省和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葛阳琴等［20］使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国内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就业波动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12 年和2017 年两张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四大经济圈的经济溢出效应进行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以研究三大增长极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溢出效应。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三大增长极与双城经济圈经济外溢性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技术考察三大增长极与双城经济圈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次，投入—产出技术相关文章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使用较少，本文对四大经济圈的3 类效应进行了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最后，对双城经济圈所受到经济外溢性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在产业层面考察三大增长极的经济增长对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溢出效应。

1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1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最早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考察区域间经济相互作用的是Miller［21］，后Round［22］对经济外溢性影响进行了乘法分解。由于乘法分解无法完整清晰地将3 种效应区分开来，因此潘文卿等［7］将乘法分解改进为加法分解。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四大经济圈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四大经济圈多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平衡关系式为：

式中：E 为单位矩阵；Lrr、Lrs为四大经济圈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Leontief 逆矩阵对应位置的子矩阵；Lrr表示第r 地区最终需求增加1 个单位带来的本区域总产品的增加量，体现区域内乘数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的总和；Lrs表示第s 地区最终需求增加1 个单位带来第r 地区总产品的增加量，体现区域间溢出效应。参考Miller 和Blair 对Leontief 逆矩阵的分解方法，将其分解为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

式中：Mr＝（E - Arr）-1，表示第r 地区最终使用增加一单位通过区域内产业关联带来的本区域总产出增加量，测度了第r 地区的区域内乘数效应；Br＝Lrr-（E - Arr）-1＝Lrr- Mr，表示第r 地区最终使用增加一单位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带来的本区域总产出增加量，测度了第地区的区域间反馈效应；Lrs测度了第r 地区对第s 地区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以区域1 为例，其产品投入产出平衡关系式可写为：

式中：M1F1表示区域1 最终需求增加通过区域内产业关联带来的本区域经济增长，考察了区域1 区域内乘数效应的实际贡献；B1F1表示区域1 最终需求增加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带来本区域经济增长，考察了区域1 区域间反馈效应的实际贡献；L12F2表示区域2 最终需求增加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拉动区域1 经济增长，考察了区域2 对区域1 的区域间溢出效应的实际贡献；同理，L13F3、L14F4分别考察了区域3 和区域4 对区域1 区域间溢出效应的实际贡献。

为了分析产业波及效果，更加直观地考察与对比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将表现区域间溢出效应的Leontief逆矩阵加总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在投入产出模型中，Leontief逆矩阵的各列之和表示各个产业部门增加1 个单位产出对其他产业的需求量，为该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该系数较大，那么发展该产业将产生较大的产业波及效应；各行之和表示各个产业部门增加1 个单位产出对该产业的需求量，为该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该系数越大，意味着该产业的扩张潜力就越大。将该理论应用到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中，第r 地区的影响力系数为第r 地区的最终使用增加带动其他所有地区的总产品需求，即第r 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之和；第r 地区的感应度系数为其他所有地区的最终使用增加拉动第r 地区的产品需求，即其他地区对第r 地区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之和。以区域1 为例，区域1的影响力系数为α1＝L21＋L31＋L41，区域1 的感应度系数为β1＝L12＋L13＋L14，α1各列之和代表区域1 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β1各行之和代表区域1 各产业的感应度系数。

1.2 数据来源和区域划分

按照广义划分方法对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行区域划分，其中环渤海经济圈包括三省两市［23］，长三角经济圈包括三省一市［24］，珠三角经济圈包括广东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CEADS中国2012 年31 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42 部门）”和“CEADS 中国2017年31 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42 部门）”考察了四大经济圈之间的经济溢出效应，并着重分析了三大经济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外溢性影响。2012年和201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考虑进出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不完全替代性。

2 结果及分析

2.1 三类效应测度分析

四大经济圈的三类效应在2012 年和2017 年的后向联系测度及其在5 年间的变化幅度如表1 所示。以2017 年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内乘数效应测度为85.486，表示当双城经济圈的42 产业部门同时增加1 亿元最终使用时，将通过区域内产业关联带动本区域总产出增加85.486亿元。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间溢出效应测度分别为3.660、4.416和1.497，意味着当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42 个产业部门各增加1 亿元的最终使用时，将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带动双城经济圈总产出分别增加3.660 亿元、4.416亿元和1.497 亿元。区域间反馈效应测度为0.141，表示双城经济圈的42 个产业部门增加1 亿元最终使用时，通过区域间产业关联带动本区域总产出增加0.141 亿元。

表1 四大经济圈的三类效应测度及其变化Table 1 The three types of effect measures of the four major economic circles and their changes

从表1 可见，区域内乘数效应大小依次为环渤海经济圈（99.587）、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91.676）、长三角经济圈（88.645）和珠三角经济圈（72.210）。其中，环渤海经济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区域内乘数效应测度相近，而珠三角经济圈的区域内乘数效应测度相对较小，说明环渤海经济圈、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较高，产品需求增加有较强的区域内经济增长效应。而珠三角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较弱，与其他经济圈相比，相同产品需求增加带来的区域内经济增长较少。从比较静态来看，四大经济圈的区域内乘数效应测度在2012—2017 年的5 年间均有小幅度下降（- 6.310%、- 3.240%、- 5.436%、-6.752%），说明四大经济圈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随时间有减弱的趋势，对区域内中间产品需求占所有中间产品比例存在一定程度地下降。伴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提高，行政壁垒逐渐减弱，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从而推动了产业联系由区域内向区域间蔓延。

区域内乘数效应测度描述了四大经济圈区域内的产业联系强度，而区域间的产业联系强度表现在该区域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表征该区域经济增长对其他区域的带动能力，测量本区域对其他区域的中间产品需求。四大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差异较大，从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经济圈（20.119）、环渤海经济圈（11.702）、珠三角经济圈（6.781）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876）。由此可以看出，长三角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远大于其他经济圈。相比其他经济圈，长三角的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最高，在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他区域的带动能力最强。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最小，意味着其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最低，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对其他区域的带动能力最弱。从比较静态分析来看，影响力系数变化不一。2012—2017 年的五年间，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分别下降了- 1.572%和- 2.505%，经济带动能力变化较为平稳；珠三角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下降了-40.186%，经济带动能力大幅减弱；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上升了25.000%，经济带动能力大幅提高。相比三大增长极的影响力系数，尽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较弱，但四大经济圈中仅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影响力系数高速增长，表明其具有巨大的区域间经济带动潜力。

感应度系数表征其他区域经济增长对本区域的带动能力，测量本区域向其他区域的中间产品供给。感应度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4.671）、环 渤 海 经 济 圈（12.544）、长 三 角 经 济 圈（7.693）和珠三角经济圈（6.300），可以看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被带动能力最强，说明其他经济圈最终需求增加有效扩大了来自双城经济圈的中间产品供给，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双城经济圈产生了重要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中，长三角经济圈（7.362）和环渤海经济圈（4.972）对双城经济圈的经济拉动能力远大于珠三角（2.337）。从比较静态分析来看，2012—2017 年，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感应度系数变化平稳，分别上升0.470%和下降0.666%，表示来自其他区域的经济带动作用变化不大；珠三角经济圈的感应度系数大幅增长53.937%，说明来自其他区域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上升；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感应度系数大幅下降- 34.749%，表示来自其他区域的经济带动能力迅速减弱，这必将不利于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和发展。

2.2 三类效应规模分析

四大经济圈的3 类效应测度测量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联系强度，在此基础上需结合各区域的实际经济规模来考察3 类效应对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实际影响。四大经济圈的3 类效应在2012 年和2017 年所产生实际经济规模及其在5 年间的变化具体如表2 所示。以2017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分别为19.01 万亿元、2.13万亿元和500 亿元。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主要由区域经济规模和区域乘数效应两者共同决定，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中，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相近，珠三角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相近，但远远小于前两者的经济规模。区域间溢出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主要由区域经济规模、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内乘数效应三者共同决定。尽管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规模相近，但由于其拥有更高的影响力系数，因此长三角经济圈影响的经济规模远高于环渤海经济圈。同样，环渤海经济圈的感应度系数高于长三角经济圈，其感应经济规模也高于长三角经济圈。

表2 三类效应贡献规模及其变化Table 2 The scale of contributi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effects and their variations

从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来看，四大经济圈的区域内乘数效应从2012—2017 年均有小幅下降，导致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也有所下降。与三大增长极不同的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规模在同期增长迅速，使得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大幅增加。区域间溢出效应产生的经济影响规模变化不一，从四大经济圈的影响经济规模来看，仅有珠三角经济圈的影响经济规模下降，对其他区域的实际带动经济规模缩小了14.478%，而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影响经济规模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双城经济圈的影响经济规模增长最为迅速，说明其在经济发展中更多的使用了来自其他区域的中间产品。从感应经济规模来看，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感应经济规模分别扩大了64.851%和16.923%。长三角经济圈经济规模略有上升，感应度系数略有下降，导致感应经济规模持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感应经济规模下降了-2.294%，三大增长极对双城经济圈的中间产品需求减少。

2.3 双城经济圈溢出效应分析

2012 年和2017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总产出的组成部分及其贡献规模如表3 所示。从表3 可见：首先，2012 年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对总产出贡献占比高达86.194%，2017年这一占比上升至89.712%，说明区域内乘数效应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起主要贡献和决定性作用，从变化趋势来看，继续加强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保持区域内乘数效应的稳定增长是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的基础。其次，2012 年空间溢出效应（包括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产生经济规模对总产出贡献占比为13.806%，尽管这一比例在2017 年下降至10.288%，说明三大增长极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少，但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所做贡献仍然超过10%，是促进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应不断加强双城经济圈与三大增长极之间的产业联系强度。对双城经济圈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进行来源分解后可见，三大增长极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明显阶梯状分布，2012 年对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贡献大小依次为长三角经济圈（7.027%）、环渤海经济圈（4.540%）和珠三角经济圈（1.990%），2017 年为长三角经济圈（4.578%）、环渤海经济圈（3.823%）和珠三角经济圈（1.652%），来自三大增长极的经济带动作用呈整体性下降。其中，长三角经济圈对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增长贡献下降2.449%，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经济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分解结果Table 3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在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结构分析，考察三大增长极与其42 个产业的关联强度及其变化，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的产业结构组成。三大增长极42 个产业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拉动能力大小的顺序及其变化结果见表4。从成渝地区对双城经济圈具有较高拉动能力的产业来看，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的相应产业较为类似，2012 年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包含少量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2017 年，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系强度较高的产业仍然以重工业为主，但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强度均有所上升。与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不同，珠三角经济圈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信息产业联系强度在42 个产业内最高。

表4 三大增长极42 产业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拉动能力大小Table 4 The three major growth poles have the ability to pull the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Circle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四大经济圈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将总产出分解为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并规定了两个外溢性影响的测度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以测量拉动其他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和被其他区域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12 年和2017 年两张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四大经济圈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间反馈效应进行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考察四大经济圈区域内和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及其产生的经济规模，并进一步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来源分解。主要结论如下：①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相近，而珠三角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相比其他三大经济圈较小，内部经济拉动能力最弱。四大经济圈的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在5 年间均出现小幅下降，表现为区域内产业联系强度的降低。而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是由区域经济规模和区域内乘数效应决定的，因此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都有所下降，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由于经济规模的快速增加，使得其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不降反升。②四大经济圈的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相差较大，其中长三角经济圈的区域间产业联系强度远高于其他三大经济圈，加之其较大的经济规模，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溢出影响，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四大经济圈的区域间溢出效应测度变化不一，主要表现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三大增长极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上升，而三大增长极对其的经济带动作用大幅下降。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间溢出效应进行来源分解发现，来自三大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经济外溢影响在5 年间发生了整体性下降，其中来自长三角经济圈经济溢出的下降影响最大。

一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规模相对其他经济圈较小，建设时间较短，对其他经济圈的实际溢出经济规模较小，但空间溢出效应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三大经济圈，因此双城经济圈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尽管来自三大增长极的外溢性影响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三大增长极对其的实际贡献在5 年间出现下降。因此，应加快减少成渝两地市场准入门槛和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各项不合理规定，建立协同配合的专门机构推动政策一体化，扩大双城经济圈区域内乘数效应产生的经济规模。此外，要提高双城经济圈与三大增长极之间的产业联系强度，促使双城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的产业关联重回高水平，同时开发双城经济圈与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的产业关联潜力，进一步推动双城经济圈发展。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高素质人才和国家支持政策流入到成渝地区，今后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中还有待于从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角度进行观察，这些研究将从理论层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