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 服装与设计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引言

松赞干布约于633 年确立吐蕃王朝[1]，根据沙武田先生针对唐朝时期敦煌地区自身的历史特征分析，敦煌吐蕃统治时期为786-848 年（习称中唐）。吐蕃王朝曾经留下了大量丰富灿烂的佛教文化艺术，但是由于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出于政治目的实行了灭佛运动，这场空前绝后的文化灾难导致吐蕃王朝的佛教文化艺术遭到了毁灭性的迫害。这次灭佛运动致使吐蕃王朝200 余年佛教艺术大量损毁，所以现存吐蕃佛教艺术文物以及吐蕃王朝时期吐蕃族的形象资料极少。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敦煌莫高窟是保存吐蕃人物画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形象资料库。由于灭佛运动时期，敦煌莫高窟属于汉族管辖地区，没有遭到破坏。因此敦煌莫高窟中的吐蕃人物画像也是目前研究吐蕃服饰最丰富、最可靠的资料。这是选择从敦煌石窟作为切入点研究其服饰特征的原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在新建、补绘、改建的过程中融入了大量自己民族的服饰特征，因而出现了大量吐蕃服饰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以敦煌莫高窟第159 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为研究分析对象，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服饰特征进行探讨。

1 吐蕃统治时期第159 窟溯源

天宝十四年（755），唐王朝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唐王朝调集各方甚至边防的精锐兵力镇压叛军，致使西北边防出现了防御漏洞。吐蕃便乘唐王朝不备，开始向其西北发起大规模进攻。受其影响，敦煌也未能幸免，于贞元二年（786）因寡不敌众与吐蕃军结城之盟，结束了11 年抗争，“苟毋徙他境，请以城降”[2]，接受了吐蕃王朝的管辖。从此，河西全境被吐蕃所统治。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王朝发生内乱，军力被分散，在河西的统治开始动摇。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世族子弟张议潮乘机率领敦煌各族人民起义，驱逐了吐蕃统治者，归投大唐，此后结束了吐蕃王朝对河西和敦煌的统治[3]。

至敦煌归属吐蕃起，吐蕃便开始大力扶持佛教，把佛教作为统治敦煌的工具，因此敦煌莫高窟在吐蕃统治时期不仅没有遭到破坏，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发展。在樊锦诗和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中认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重修补绘前代洞窟20 个，新建洞窟57 个，被后世改建11个，现存吐蕃时期的洞窟88 个[4]。根据已有吐蕃统治时期洞窟的供养人画、经变画、故事画、彩塑等图像资料，选取敦煌莫高窟第159 窟《吐蕃赞普礼佛图》，见图1，为研究分析对象。

图1 莫高窟第159 窟《吐蕃赞普礼佛图》

第159 窟属于吐蕃统治后期的洞窟，此期洞窟又可分成前、后两段，第159 窟属于前段[5]。第159 窟分布于南大佛北侧的第三层上，其下两层均为盛唐洞窟，此期洞窟的开凿仍然按其分布与时代的规律进行。

吐蕃统治沙州后，吐蕃把世族当作依靠力量，促使豪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升高，随着世族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世族大家也有了能力去开凿一些规模较大的洞窟，第159 窟为张家所开，修建时间为公元九世纪初至839 年左右。

2 第159 窟吐蕃服饰类别分析

基于莫高窟第159 窟《吐蕃赞普礼佛图》，分析得出《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共有吐蕃人物8 个（下文分析顺序依次从左往右）。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吐蕃族服饰有如下几大特点：头戴冠帽、发式以披发和辫发为主、喜用虎皮、穿翻领长袍、常搭配连衣云肩、长袖多触地、着白裤、带刀佩剑、蹀躞七事、着以花钿面饰[6]。将其特征总结、概括，结合主要吐蕃统治时期服饰分为首服、袍服、配饰三类进行分析。

2.1 第159 窟首服分析

在游牧文化的影响下，吐蕃统治时期的首服特征主要体现在冠帽和发式上。冠帽以单种款式出现为主，也有搭配穿戴出现，在《吐蕃赞普礼佛图》中的冠帽佩戴均为棕红色赞夏冠搭配同色红抹额。塔式缠头和绳圈冠并没有出现在第159 窟之中，而分别出现于郭里木棺版画中的赞普所戴冠帽以及第220 窟吐蕃装扮的男供养人所戴冠帽。发式分为发辫和披发，在《吐蕃赞普礼佛图》中的发式均为发辫，其中第三身侍臣转身以背示人，提供了清晰的发辫图像资料，发于颈后披于两鬓，以红绳扎成环状发辫，垂于肩上，着以白色绒毛状发饰。披发则是一种不梳辫子、梳两条辫子或者多条辫子直接披于后背的一种发式，出现于郭里木棺版画《妇女图》中。吐蕃统治时期首服类别如表1 所示。

表1 首服类别表

吐蕃统治时期的冠帽发式在材质和装饰上存在不同，但在形式上不分贵贱、君臣通用。

2.2 第159 窟袍服分析

根据文献资料了解到，吐蕃长袍的基本款式有三种：即三角大翻领斜襟左衽束腰长袍、三角大翻领对襟束腰长袍和圆领直襟束腰长袍。第159 窟的袍服属于三角大翻领斜襟左衽束腰长袍，其特点体现在翻领长袍、连衣云肩和长袖触地。连衣云肩是由翻领逐步发展形成的一种穿法，特点在于和长袍连缀在一起，而袖身几乎长到可触地，是敦煌石窟中的吐蕃赞普所穿的常见长袍服。吐蕃统治时期袍服分析如表2 所示。

表2 袍服特点分析

2.3 第159 窟配饰分析

吐蕃受自身游牧的生活方式影响，不同于其他民族配饰复杂多样，其配饰特征主要体现在带刀佩剑、蹀躞七事、花钿面饰。带刀佩剑是吐蕃的一种穿戴习俗，上至赞普下至侍从均带刀佩剑。也是象征着权力和阶级的配饰。吐蕃身上所带的刀，一般较为短小，大小相似于匕首，一般并不作为军事武器。其同时也是宰割牛羊的工具，实用性强。

蹀躞是由革带形变而来，指在革带的系佩物品，凡具有系佩条件或有系佩物品的腰带都称作蹀躞带。“蹀躞七事”指的是装佩在革带上的七件日常生活用品。敦煌壁画中吐蕃人物图像中，绝大多数佩带蹀躞带，但蹀躞带在壁画中被简化为单色或双色的条状物。在《吐蕃赞普礼佛图》中，第三身侍臣腰部所佩戴的便是蹀躞七事，如图2 所示。

图2 莫高窟第159 窟《吐蕃赞普礼佛图》第三身

吐蕃传统的面饰图是“赭面”。但在敦煌莫高窟中尚未发现“赭面”的吐蕃人物形象，但在少部分吐蕃人物形象中出现了花钿、面靥的面饰图。研究分析认为可能存在三种原因：一是虽然当时的敦煌属于吐蕃管辖，但绘制敦煌壁画的主要是汉族画师，他们出于自身民族审美意识，在绘制的过程中有意避开了吐蕃人物“赭面”形象，用以花钿、面靥代替“赭面”。二是吐蕃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有意识地改变了“赭面”习俗，学习汉族花钿、面靥的面饰图。三是松赞干布禁止吐蕃“赭面”的命令，可能在吐蕃统治敦煌时得到了执行。但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中却出现了吐蕃“赭面”的人物形象。因此本文更赞同第二种说法，这一变化跟文化交融有关。

3 体现的吐蕃服饰制度分析

3.1 大皮虫制度分析

大皮虫制度是出于褒奖勇士在松赞干布早期制定的一种政治制度。大皮虫，即虎皮。吐蕃由于游牧打猎的缘故，再者虎皮作为衣物具有很强的保暖功能，所以吐蕃赞普喜用虎皮。吐蕃对在战争中立功的将士，根据战功，依次给予全张虎皮、虎皮衣、虎皮裙、虎皮帽的褒奖。但后来虎皮衣、虎皮裙、虎皮帽成为区别官吏等级的官服。一般贵族、军民虽不能披全张虎皮、穿戴虎皮衣、虎皮裙、虎皮帽，但可以用虎皮做衣领，镶袖缘。甚至吐蕃赞普的素色长袍也用虎皮做衣领，镶袖边[7]。在《吐蕃赞普礼佛图》中，第二、三、四、五身都有使用虎皮做衣领、云肩以及袖边。

3.2 告身制度分析

在《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吐蕃卷》中提到“吐蕃王朝的服饰等级制度即为告身制度。”吐蕃的告身通过质地和大小的不同严格划分成不同等级制度。这一点在吐蕃腰带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如是由毛纤维编织成的腰带，是一般吐蕃平民的装束；如是革带，或者革带上有铜铁质地带饰，则是普通将士或中下级官吏；吐蕃赞普以及王室贵族则用金、玉、银。吐蕃告身制度的颁布本身是为了区别官吏的尊卑，但随着文化的交融、社会制度的完善，告身制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涵义，成为人们在穿着服装时必须遵守的一种服饰制度。

4 吐蕃统治时期第159 窟特征分析

根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第159 窟的服饰分析，总结出阶级性、民族性、文化性的服饰特征。

4.1 体现在饰品上的阶级区分

从总结出的服饰特征中，可以得出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服饰是具有阶级特征的。其中冠饰、大虫皮以及带刀佩剑最具代表性。

虽然吐蕃统治时期的冠帽发式在形式上基本不分贵贱、君臣通用，但在材质和装饰上存在不同。

“大皮虫制度”的制定，虽其目的在于褒奖勇士，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逐渐形成了阶级制度。同时吐蕃为了奖励贤者，使用“告身制度”褒奖。后来虎皮衣、虎皮裙、虎皮帽成为区别官吏等级的官服。

带刀佩剑象征着一定的权力、阶级，历代吐蕃王、大臣、贵族、侍从均有带刀佩剑的习俗，刀鞘材质的不同、刀柄上珠宝饰品的不同，地位也不同。

通过不同冠饰能够使观者分辨出吐蕃王室与普通百姓；而“大皮虫制度”之所以能够被确立并且流行起来，除去阶级原因外，动物皮本身具有极佳的保暖性也是原因之一；带刀佩剑更是凸显了权力与地位。

4.2 适应生活气候的实穿性

吐蕃发源于青藏高原，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所有的服饰需要为他们的生活习性服务，这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性。

翻领长袍、连衣云肩这种服饰特征非常适宜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在冬季遭遇狂风暴雪时，把翻领变成立领，能起到保暖护面的作用；在夏季遭遇炎热酷暑时，展开翻领，能起到通风散热的作用；同时这种服饰的灵活性也非常适宜长期面临昼夜温差极大的情况。并且吐蕃云肩较大，可以给背部增加保暖功效。

刀剑和蹀躞七事更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刀剑除了具有权力、地位的象征意义，还能在突发情况时用来防身，同时也是宰割牛羊的餐具。蹀躞七事更是装佩在革带上的七件日常生活用品。他们既是服饰，更是生活用品。

4.3 多元文化的交融

吐蕃族是草原游牧民族，公元786 年吐蕃占领并统治敦煌地区，他们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了大量的文化交融。而敦煌从汉代开始，便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随着丝路的畅通，敦煌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其本土服饰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吐蕃在脸上饰花钿、面靥的化妆风俗便是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例子，吐蕃有“赭面”的习俗，但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尚未发现“赭面”的吐蕃人物形象，反而出现了花钿、面靥。认为吐蕃族是受到汉族的影响，有意识地改变了“赭面”习俗，学习汉族花钿、面靥的化妆风俗。

5 结语

以上，是针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服饰特征的探讨，以了解整个吐蕃王朝历史沿革。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敦煌石窟中的吐蕃人物画像是目前研究吐蕃服饰最丰富、最可靠的资料。本文主要以敦煌莫高窟第159 窟《吐蕃赞普礼佛图》为研究分析对象，通过查阅资料以及观察分析，总结出首服、袍服、配饰三大类别，根据不同的类别，分析得出敦煌莫高窟第159 窟体现在饰品上的阶级区分、适应生活气候的实穿性、多元文化的交融三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