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流行的花靥妆是西域妆饰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李唐王朝这个特殊的开放时代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的独特现象。文章试将西域的习俗与唐代女性妆饰行为相联系，探讨丝绸之路贸易所带来的西域民俗与中国妆饰文化相融合的内在原因，以及它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

花靥妆容；西域纹面习俗；西域乐舞；人口贸易

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

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

鸳鸯比翼人初贴，映蝶重飞样未传。

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

——【唐】王建《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

唐代女性贴画面饰以增容色，花子即是面饰。唐代面饰色彩多变，图样和材质多样，女性日常化妆的选择很多，有时甚至在脸上贴满花子。在唐代的诗歌和文学中，不乏对贵族女性妆饰的描写，给予了后世学者丰富的研究素材。王建的这首诗就生动地描绘了唐代流行的面饰的形态意象，浪漫而美丽。诗中“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描述面饰的轻薄精巧；“斜蒿”、“石竹”、“鸳鸯”、“映蝶”等都是花子的形态，这些形状不同的面饰出现在同一张脸上，丰富而多姿；“绿”、“红”等是描写花子的色泽，如新叶，似晚花，对比明艳，在女性的柳叶眉、芙蓉面上点缀出自然的美景，为当时社会审美所欣赏，是唐代女性妆饰之艳、新、奇、变的典型符号现象。

诗中描写的情况与唐代绘画作品中的妆容形态完全相合，说明钟情面饰、靥施满面的妆饰风俗在唐代确实存在，而且广为流行，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然而，问题也产生了：面饰虽然在唐之前已经存在，但在唐代的流行范围和形式变化均达到顶峰，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在唐代流行的用图案妆饰面部的风俗渊源来自哪里？面饰在社会各阶层大面积流行的途径是什么？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图像的比对，笔者认为，唐代女性妆饰中大量使用面饰的时尚风潮与西域绘面的妆饰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唐代流行的花靥碎妆

关于花靥，古已有之。《说文解字》释曰：“靥、颊辅也。”妆靥，亦称面靥，原是女性以丹朱等红色颜料施于两侧酒窝处的一种妆饰。在汉代，靥被称为“的”，是后妃宫嫔来月事不能进御时在脸上做的特殊记号。汉代刘熙《释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诸侯群妾当以次进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说，故注此于面，灼然为识，女史见之，则不书名于第录也。”之后，因点“的”让女性更显美丽，“的”就突破了最早的标记范畴，成为妆容的一种。

到了六朝时期，面靥已然成为一种纯粹的妆饰，隋唐五代延续了这种妆饰习俗，并得以进一步丰富。隋唐的花靥，不仅施于两边嘴角斜上方的酒窝部位，在面颊、额部、太阳穴处都会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点状花靥。尤其在盛唐之后，中晚唐时期的女性对花靥的使用更为重视，脸上花靥纵横。

唐代花靥形式多样，有的如杏桃，有的似钱币，有的为鸟形，丰富多彩。如额间妆饰的花钿一样，花靥也有遮蔽面部瑕疵的作用。段成式《酉阳杂俎》云：

“今妇人饰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引面，故有月点、钱点。”

唐代达官贵人家普遍蓄有大量美貌的家妓婢妾，她们虽锦衣玉食却地位低下，如同畜产，没有人身自由，常被女主人凌虐乃至杀害，用热铁和利器伤害面部是常有的事，美丽的花靥和花钿下掩藏着大量的心酸和屈辱。这些底层女性数量众多，她们对花靥的需求和重视是唐代女性妆饰流行的基本态势的形成主因。

在中晚唐与五代的敦煌壁画中，常有女性妆饰着左右对称的对鸟状花靥的形象。学者李芽在她的著作中介绍了一种“鹤子草”，它形如飞鹤，才之曝干即可作为面饰。此鹤子草的色泽可能是绿色系，可以作为“翠靥”的一种。五代花蕊夫人《宫词》“翠钿贴靥轻如笑，玉凤雕钗袅欲飞”中的“翠钿”应是贴于两颊的花靥，这种面饰是晚唐五代宫中女性的常用妆饰形式，“鹤子草”也可能是“翠钿”的材料之一。

综上所述，花靥是与花钿和额黄等面妆贴饰相匹配的妆饰材料，在盛唐之后流行甚广，形成了“碎妆”这一妆饰史上的独特现象。

2 西域妆饰习俗：唐代花靥流行的成因

贴花子的习俗早先与中国宗教和神话有关，在东晋作为一种风俗存在，虽然也属于妆饰范畴，但与它作为日常妆饰的流行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贴花子的风俗在《中华古今注》中有明确记载：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贴五色花子，画为云虎凤飞升。至东晋,有童谣云：‘织女死，时人帖草油花子，为织女作孝。’”

这段记载说明贴面饰源自中国传统祭祀风俗，虽在隋唐之前未能成为日常妆饰时尚，但也是唐人接受西域妆饰风俗的文化基础。

然而，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地区，则一直存在着在脸上勾绘图形的日常妆饰行为。李肖冰先生在她的著作中提到，在南疆且末扎洪鲁克乡发现的距今约3000年的古墓中的男女干尸面上以雌黄等黄色颜料在鼻、眼、额、颧等部位绘有局部对称，纹路清晰的图案。从书中的复原图来看，男女印堂处皆有水滴形纹样，男性颧骨上左右各有两道放射状花纹，女性则为柔和的卷云纹；男性太阳穴上的图案似动物掌纹，女子则以花形为妆饰。单纯的色彩和简明的线条构成的彩绘妆饰在面上均匀分布，层次简单，似与原始宗教相关，其形式与后来流行与六朝和隋唐的满面饰面饰的妆饰习俗颇为相似。考古资料表明，这对男女干尸皆为欧罗巴与蒙古人种的混血，发型为游牧民族的辫发，非华夏子民，他们的化妆习惯与中国习俗本无关系。

图1 新疆出土的男女古尸上的绘面图案复原

在汉代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前，中国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就已经存在，在考古发现的尸体身上，常会发现西域人以图案妆饰身体的现象。1927～1929年，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乌拉干河畔和卡通河鱼比亚河的上游所发现的公元前4～5世纪的巴择雷克古墓群中，就有中国土产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青铜器等物，以及一枚直径为11.5厘米的秦式镜。墓主人为中亚的斯基泰人，男性头皮已经被剥去，身上刺有线条简练的动物纹身。这种纹身的习俗一直在西域诸国和游牧民族中沿袭，曾一度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但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为唐人所熟悉。

相比之下，在与巴择雷克和末扎洪鲁克乡古墓同时代的中国人的妆饰中，并没有纹身绘面以为美的现象。在隋唐之前，中国人奉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礼仪道德，纹身绘面的习俗被华夏文化圈视为蛮夷陋习，有意与之相区别。到了唐代，纹身和绘面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为追求新异的唐人所熟悉和接受，西域妆饰原有的宗教图腾的意义被削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追求自身美的时髦风尚，进而逐渐演化为中国化的妆饰方式。当然，唐人对于西域新奇的习俗风尚不是不加过滤的，虽然唐代社会底层的男子不乏纹身绣腿者，但纹身依然不入主流，不登大雅，仅止于市井而已。相对而言，在面上妆饰花钿、花靥等贴饰的行为则与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有共通之处，在“胡风”的作用下为中国女性接受，广为流行开来。对于这种妆饰方式，学者于倩和卢秀文亦认为“从汉代始流行在脸上的花钿妆，就是作为绘面的一种形式”，只是在妆饰的形式和方法上更为灵活，更符合中国女性的审美趣味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与其它民族纹身绘面不同的是，中国女性妆饰中的花钿妆几乎不存在宗教意义，而是一种纯粹的装饰。同样地，唐代女性的花靥面饰的形式和位置与末扎洪鲁克乡古墓墓主有类似之处，但其文化内涵已经完全不同，是追求新奇、崇尚胡风的社会风尚驱动下的时髦妆扮行为，也是唐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存在、融合的表现之一。

图2～图3 敦煌壁画中的晚唐五代时期回鹘“天公主”形象

唐代女性的服饰装扮，在初盛唐时期受中亚诸国和今新疆、甘肃一带的西域诸国影响很深，而在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受回鹘和吐蕃影响较大。敦煌壁画是目前学者研究唐代女性妆容的重要依据之一，其中的女性形象既是唐代内地的妆容时尚的记录，也能反映出西域文化在丝绸之路传播过程中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情况。花靥妆在敦煌壁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满面花子的女供养人形象是唐代女性花靥妆饰的典型案例，在很多服饰文化、妆饰文化著作中已有详细的介绍。然而，中晚唐时期中亚被黑衣大食占领，河西走廊常为吐蕃人和回鹘人控制，原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凋敝，留守中国的粟特人不得不借助回鹘汗国，改道北方草原继续进行丝路贸易，当时的敦煌处于回鹘与汉人政权混居的环境下，与中原联系远非盛唐可比。因此，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装束地方特征太强，有浓厚的回鹘民族审美趣味，并不能作为晚唐五代中国女性妆饰的代表，但从中可以看出唐代花靥的流行与西域游牧民族审美和妆饰风俗的关系。晚唐五代时期，在张议潮使沙洲政权回归唐朝的初期，贵族女性的妆容中即出现了“满面花子”的现象（见图2和图3）。至北宋初期，沙洲曹氏汉人政权与周边的其他民族彼此联姻，风俗融合，石窟中女供养人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沙州多元的文化融合情况，供养人画像中的回鹘女性和汉族女性常同处一窟，回鹘公主和于阗曹氏王后的妆容风格也几乎一致。敦煌莫高窟内所显示的曹氏于阗王后和回鹘天公主的形象的一大特征就是在眉间、眼下、太阳穴、酒窝处都有花形、蝶形、鸟形的精巧花靥，妆容繁复艳丽，是唐末五代张氏政权时期敦煌女性妆饰的延续。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上的的女性花靥妆与同时期内地画作如《捣练图》、《宫乐图》、《韩熙载夜宴图》中女性清新淡雅的妆容风格迥然不同，显然属于两个文化体系，这与中晚唐时东西交通阻塞，中原儒风复苏、艺术审美回归原有的汉文化体系，而敦煌的妆饰习俗依然保留了盛唐的遗风，并与西域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文化发展情况是吻合的。

有鉴于此，晚唐五代的敦煌女性形象是盛唐女性妆饰在西域的延续，其造型风格的典型性和其发展演变的流畅性证明了从盛唐开始在中原大地上花钿、花靥等面饰风靡现象与西域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3 丝绸之路人口贸易：西域妆饰习俗传播的主要媒介

唐代初期，唐太宗打败了中亚霸主突厥汗国，设立安西、北庭二都护府，保证了边陲的安定和陆上丝绸之路的通畅，得到了中亚诸国的支持。初盛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较海上丝绸之路更为成熟和发达，其贸易的承担者主要是中亚商业民族——来自河间流域的粟特人。他们多为商人、音乐家、手工艺者，将中亚、西亚和北印度的的风俗文化带入中国，在初盛唐时期影响很大。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西域人口的大量入华和乐舞的广泛流行是唐代女性妆饰风俗形成和发展主要方面——文化营销带动了生活商品的销售，促进了贸易的兴盛。

人口贸易是西域妆饰习俗进入中原的重要媒介，粟特人是从事人口贩卖的主要中介人，其“商品”多为祖籍西域诸国的女性。盛唐时粟特胡人开的酒肆在唐代各大城市遍地开花，长安西市更是当时的“酒吧一条街”。据芮传明先生研究，当垆延客、年轻貌美的“胡姬”主要指三种人：北方游牧民族妇女、为上层社会提供舞乐服务的伊兰系女性、各大城市酒肆中的伊兰系女招待。而在唐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人数最多的“胡姬”，则是指服务于酒肆中的粟特姑娘。她们出售西域美酒，也为社会大众带来了西域的柘枝舞、胡旋舞，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盛唐符号之一，为唐代的文人墨客所迷恋。根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大部分胡姬不是生在中原的胡人后代，是被粟特商人直接贩卖到中原的女奴，她们还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与之相对的是，盛唐是女性面饰流行的黄金时期，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偶然，应与短时期内大量出现在中原大地上的胡姬和崇尚“胡风”的社会审美风尚有直接关系。

唐代的人口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西州是粟特人的聚居地之一，在那里的女奴交易非常集中，异域女口很多通过这里进入中原各大城市。《新唐书·西域传》载：“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如贞观22年（公元648年），粟特人米巡职携带12岁的小婢女沙匐在庭州接受公验，将前往西州交易；又如《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薛十五娘买埠市券》记汉族女性薛十五娘亲至西州用44匹大练购买胡婢绿珠；再如录于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的吐鲁番文书记载，粟特人康尾义罗施携婢可婢支、康纥搓携婢桃州、吐火罗人磨色多携婢女两名从西而来，欲经过西州前往长安……等。由于异族奴隶不受唐朝法律保护，因此在人口贸易中交易量很大，这些记载中的婢女从名字看应是来自中亚的胡人。经张勋燎先生研究，除西州之外，丝路重镇敦煌也存在着奴婢买卖。大量的西域人口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带来了异域的风俗，唐人家中蓄养异域家奴也使唐人能更直接地接受西域的绘面式妆饰风俗，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中国化的妆饰形式。粟特人在中国的异族女口买卖活动以及酒肆经营直到9世纪中期之后才因回鹘的衰落而销声匿迹，在此之前他们通过河西走廊、内蒙古六胡州、河北、宁夏、江淮等地区进入中国，进而覆盖中原各地，敦煌壁画所体现的胡汉结合的女性妆饰文化只是其中的一支而已。可以说，西域风俗的影响终唐一世未曾间断，西域文明的刺激是花靥等面饰在唐代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舞容妆饰也对唐代女性妆饰文化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西域诸国进贡行为其本质仍是一种贸易手段，进贡舞人与民间的人口贸易往往是“配套”的。盛唐时期中亚诸国向唐朝进贡胡旋舞女、柘枝舞女，她们优美的舞姿引起了喜好西域风俗的李唐王室成员极大的兴趣，与民间的胡姬献舞一起构成了唐代尚胡舞，学胡妆的风潮，同时大大带动了人口贸易的兴盛，形成了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繁荣现象。到了盛唐，舞者早已不止于西域人，汉族舞女着西域舞服作胡旋、柘枝者比比皆是，舞者的妆容也因其舞蹈而为世人多推崇。如章孝标《柘枝》诗“柘枝初出鼓声招，花钿罗衫舞细腰”即是描写柘枝舞女贴着鲜艳的面饰起舞的情景。盛唐是胡旋舞、柘枝舞全民风行的时代，舞蹈、服饰、妆容流行的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著名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传自印度的《婆罗门曲》，是吸收了西域乐舞因素的中国舞乐，也是将西域乐舞文化引入中国文化艺术的官方事件。《霓裳羽衣曲》由唐玄宗亲自编排创作，是一部将西域舞乐与中国道教题材乐舞彼此融合的代表作品，而花靥是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与西域妆饰习俗有所交集的妆容符号，在崇尚胡风的盛唐，应大量存在于《霓裳羽衣曲》的表演之中。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诗中“钿璎累累佩珊珊”句所描写的霓裳羽衣舞舞容中的“钿”，应是舞者施于面上的繁复豪华的面饰。这种受“胡风”影响而进一步改良创作的盛唐女妆，与《霓裳羽衣曲》的创作和风行性质一致，是盛唐文化海纳百川的体现之一，也是唐代乐舞渊源于西域的痕迹体现。舞容中的面饰形式与民间妆饰流行的贴面饰习俗彼此对应，彼此促进，使花钿、花靥的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并演变为中国传统的妆饰习俗。

4 结语

唐代妆容的明艳、豪华、奇诡是妆饰史上独特的现象，有着浓厚的异域风情。这种独特妆饰时尚的产生和流行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其中李唐王室的游牧民族血统所导致的对各国文化平等视之的开放态度，以及通畅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是唐代多元化的社会风俗现象和丰富的物质文化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基于唐代丰富的史料和文物资讯，物质文化的研究除了研究物质文化本身外，还需结合时代审美、历史政治、丝路贸易等内容，探究文化风俗现象形成的必然性和内在的规律。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中外民俗文化交融是中世纪妆饰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花靥碎妆如是，红妆翠眉如是，首饰服饰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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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ls on the Face:the Popular Phenomenon of Western Makeup Custom in the Tang Dynasty

Western makeup custom spread to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Combin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a makeup culture,“decals on the face”makeup custom 23 formed,which is very popular in theTang dynasty.This paper will try to relate the western custom with the makeup behavior of women in the Tang Dynasty.The internal cause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western custom,Chinese makeup culture which brought by silk road trad and the spreading way in China is explored.

“decals on the face”makeup fashion;the western facial tattoos custom;the western dance;population trade

张晓妍，1983.2，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职（国际）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女性妆饰文化。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戏剧影视服装化妆专业博士

2015年度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中国女性传统妆饰造型图像复原方法研究》（2015B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