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持“池州说”的学者无法解释杏花这一北方花种何以出现在南方。持“汾阳说”的学者无法拿出切实证据证明杜牧曾经到过山西，只能含糊数语了事。

自从杜牧《清明》一诗名扬天下后，各地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许多杏花村，以至于后世各地为争夺杏花村的所有权而纷扰不休。总而概之，目前学术界以“池州说”和“汾阳说”最为有力，两者之间的嘴仗也打得最激烈，以至于一度曾对簿公堂。持“池州说”的学者认为，杜牧曾为池州刺史，且池州今存杏花村遗迹，并有诸多史籍为证;持“汾阳说”的学者认为，从《清明》一诗的情境来看，不可能是南方景色，因而力主山西汾阳杏花村才是正宗。

粗粗一看，双方观点均存在一定道理，但也同样存在致命的缺陷。持“池州说”的学者无法解释杏花这一北方花种何以出现在南方。持“汾阳说”的学者无法拿出切实证据证明杜牧曾经到过山西，只能含糊数语了事。在决定性的证据出现之前，这种谁也无法彻底驳倒对方的诡异局面恐怕还要持续下去。实际上若是换种思路，将“杏花村”这一概念分解成两个方面:一种是文化概念上的杏花村，它诞生于明中叶的池州，明清时期受到各地文人的竭力宣传，并在清中叶以郎遂的《杏花村志》编纂为标志，发展到了极盛，成为“千古第一诗村”。另一种则是地理概念上的“杏花村”，它起源自杜牧的《清明》，分布于全国各地。但在激烈的“地名”之争中先后落败，最终只剩下了池州与汾阳两地。前者依托有着“千载诗人地”之称的池州风景，成为文人理想中的“杏花村”。后者则凭借“汾酒”这一知名品牌，借助广告营销的方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另一个世人熟知的“杏花村”。

若从学术角度来说，《清明》一诗是否杜牧所作还是个大大的疑问。核检《樊川文集》、《全唐诗》，并未收录此诗。此诗最早出现于南宋淳熙年间，而署名杜牧则要到南宋末年了。据纪永贵先生研究，“杏花村”一词在唐诗中并不流行，在现存唐诗中仅出现三次。即“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许浑《 下第归蒲城墅居 》)、“雨干杨柳渡，山热杏花村”(薛能《 春日北归舟中有怀 》)和“晚风杨叶社，寒食杏花村 ”(温庭筠 《 与友人别 》)。可见，此三处“杏花村”无一次是实指，只不过求与上文求对仗而已，俱是诗人笔法。直到两宋时期，杏花村这一意象才在诗词中流行开来，如“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苏轼《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万里去黄金阙，一杯得杏花村”(邓肃《南归醉题家圃二首》)和“我欲送君迷旧隐，桃源流水杏花村”(释慧远《送杨高士归蜀》)。这些“杏花村”与美酒、隐士与田园等意象联系在一起，成为文人想象中如“桃花源”般的乌托邦之地，更成为后世“杏花春雨江南”一语的滥觞。而署名为杜牧的《清明》一诗正是在此时突然被刘克庄、谢枋得等人“发现”并收录于《千家诗》中，作为一部蒙学教材，为后来中国人所熟知。可以说，现托名杜牧的《清明》一诗应是宋人所作，这种托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杜牧画像

池州杏花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清人郎遂在《杏花村志》卷十一列出一份明洪武四年的户帖，户帖是明代的户籍簿册，作用类似于现今的户口本。户帖中写道:“一户，郎礼卿，池州府池州县杏花村居住。”这是池州杏花村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中。当然，这也不能说明杜牧所说的“杏花村”即是池州杏花村。这一时期的池州杏花村同他全国各地的“兄弟”一样，都只不过是时人附会所来，还没有受到世人的明显关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杏花村志》时所说:“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遂居是村以古今名胜建置。”但到了明中叶，地方官绅开始有意无意将池州杏花村与杜牧相联系起来。明嘉靖二十五年成书的《池州府志》中，明确指出了杏花村的位置就在“城西里许”，并第一次与杜牧《清明》诗联系起来。同时，池州府同知山西人张邦教率先在池州当地“立亭表之”，亭名即是“杏花亭”，这是实体建筑上完善杏花村的开始。

池州地方文人也在重新发掘或者说竭力构建池州杏花村这一概念，最主要的方式则就是通过诗文。其中最早属宋人(一说元人)曹天佑的《杏花村》，诗云:“久有看春约，今才出郭行。杏花飞作雨，烟笛远闻声，旧踪寻何处?东风暖忽生。酒垆仍得醉，倚待月华明。”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景、弘之间邑人沈通、沈昌父子，如沈通有诗《题友人西郊书屋》，诗云:卜筑城闺外，居临杏坞西，桑麻深绕屋，桃李闹成蹊。种竹开新径，移花带旧泥。小园闲坐处，幽乌一声啼。沈昌有《杏花村》，诗云:杏花枝上著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离西去小桥东。关键是沈昌后来著有《池阳怀古》一诗文集，前后录诗二百余首，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关于杏花村的诗词，这就为池州杏花村在士林间传播打下了基础。

此后，歌咏杏花村的诗词产量进入喷涌期。池州风景秀丽，离当时的文化中心江浙地区又相对较近，吸引大量士人前往池州杏花村进行朝圣时拜访，当地官员也竭力提倡、鼓励这一文化活动。而《杏花村志》中收录的从唐到清关于歌咏杏花村的两千余首(篇)诗文，绝大多数创作于明清两代。可见在当时士人心中，池州杏花村开始取代其余各地杏花村了。即使部分士人内心明白池州杏花村亦是后人附会而作，但此时池州杏花村却以其独特的江南风光成为所有杏花村的代表，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其地理意义。因而他们心底默认了这么一个事实:池州杏花村，正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正是通过历代文人墨客的这样大力宣传，使得池州杏花村这一文化概念逐渐成熟起来。

《杏花村志》

到了清康熙年间，关于杏花村的各种文献史料及传说积累已经相当可观。邑人郎遂于是作《杏花村志》十二卷，成为池州杏花村概念完全形成的标志。乾隆朝修撰《四库全书》时，《杏花村志》又被选入，成为全国唯一一部收入四库全书的村志。池州杏花村之名，也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同时，杏花村的实体建筑也基本趋于完成，至清代，整个杏花村形成了一片方圆十余里古色古香、景色如画、蜚声相传盛四海的风景区。相传其时有老杏万余株，绚烂迷观，堪称盛景。

池州杏花村

池州杏花村，原只不过是几间“沦于荒烟野草之中”的茅舍酒肆，只不过“迹以名重，地以人传”。在地方官绅与文化名人的精心构建下，才成为今天的 “千古诗村”。如此看来，池州与汾阳两地争夺“杏花村”，其实也并无多大意义。池州抢不走汾阳的“美酒”，汾阳也抢不走池州的“美景”。(文/叶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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