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上进军大西南的南下之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后，于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1日解放上海，为了不失时机地迅速解决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残存军事力量，解放大西南，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于6月25日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宋任穷任总团长，人员17000多人。

1949年9月26日“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南京正式成立，马继孔任云南支队政委、刘林元任支队长，支队成员4000余人，其中老干部1000余人，学生3000余人，下辖6个支队和财经大队及二野军大的两个营。

第一大队：学生大队，以南京学生为主。第二大队，专业技术干部大队，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北平解放报社、新华书店南京分店、山东战时邮局、华东支前司令部邮局、豫皖苏交通总局南京邮局组成。第三大队，职工大队，以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为主。第四大队，学生队伍（从一大队分出的人员）。

第五大队，以皖南干部和干校成员及新四军干部为主。第六大队，干部大队，由山东老区抽调的干部组成。南下队伍到达湖南长沙时进行扩编，增加了二野军大一团的两个营和在长沙新招的80多名大中学生。财经大队，由河北人民银行财政厅、唐山、石家庄、邢台、通县的财税干部、天津、北京市抽调的贸易干部等组成。

南下前组织了学习培训，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粟裕、邓子恢等领导作了动员辅导报告，还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奠定学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革命的思想。西南服务团的任务规定为：协同解放军执行战斗任务；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帮助新区肃清国民党的反动残余势力；废除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建设新中国。

1949年10月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炮声中，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跟随由陈赓司令员率领先行的二野四兵团的20万解放大军，奉命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这次行军被邓小平誉为八千里路“小长征”是对人们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锻炼。

当时父亲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的政委，人员由山东分局直属机关抽调的一批干部及胶东、鲁中南、渤海地区的干部组成，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过浴血奋战的区县级干部。

7月29日到济南张庄飞机场集中学习，共422人，学习结束后于1949年9月24日由济南出发，9月25日到徐州正式编入云南支队第六大队，经过重新整编后部分同志调整到川南支队和贵州干部队，此时六大队共350人，分成3个中队，和大部队汇合之后，踏上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征程（毛主席令）。

为防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出发时间都安排在傍晚后清晨以前，乘坐的火车是闷罐货车厢和敞蓬货车厢，吃的多数是炒面干馍片，喝的是冷水，每节车厢坐60-70多人，背靠背坐着，睡觉时，脚对脚，晚上翻身要喊1、2、3，同志们风趣的说这是“沙丁鱼罐头”。

途中一名叫汪超的女同志，在门口迷睡中，被甩下火车，她忍痛继续向前爬行，后被当地群众发现，将她送到前沿，被寻找她的同志接回归队，她向同志们说：“我就是爬，也要赶上部队到西南去。”

火车行至长沙、湘潭，铁路桥梁被国民党空军炸毁。11月17日以后，在西进漫漫八千里征途中，改为徒步行军的三千里征程，对大家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家身背背包，腰挎粮袋，肩扛大枪，晴天烈日晒，雨天一身泥，几天行军下来，大家都成了“炮兵司令”，满脚的水泡钻心地疼，老同志教新战士用头发穿血泡，用热水烫双脚，长途行军，下肢抽筋，行走艰难戏称“秧歌队”。老首长让出坐骑，战友们相互搀扶。在途中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长途行军，轻装前进，衣服行李都被“轻装”了，也无法洗澡，人人身上长满“光荣的革命虫”（虱子）。夜晚睡觉稻草铺地，无草油布一张，席地而卧，房檐、牛棚、猪圈、马房都是宿营地。行经新区，因野战部队刚过，地方政权尚未健全，蒋军散兵游勇，土匪团伙出没无常，在夜宿湖南怀化榆树湾时，与万名顽匪进行激战。

11月23日过湖南雪峰山，上山下山行程百里，海拔1934米，必须一天赶到目的地。宣传队提前出发，在险段高坡设棚鼓劲；炊事班寻找水源沿途供水；老红军策杖前行以身示范；县团级干部舍马徒步让病号骑行，收容队殿后。

山巅云雾缭绕，脚下一片冰天雪地泥泞崎岖，沿山宣传队敲锣打鼓，又拉又唱，创作了快板和顺口溜：“同志们向前看，前面就是雪峰山；上山90里，下山133，同志们加油啊！不怕山高入云端，谁先上山谁好汉”

“凭着一双铁脚板，踏遍青山进云南！”

“英勇前进，胜利在望！”

“行军乐，乐为何？一路笑声一路歌，别的事情暂不表，单说跌跤的花样多……过了山，好喜欢，苦尽甘来心欢畅，一天走了一百三，今晚宿营大坪川”。

1950年1月7日到达1600米高的滇黔锁钥——关岭，关门上赫然写着“钢铁是这样炼成的”8个大字。同志们看到群情激奋，歌声震天，当大部队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二十四道拐时，红旗招展，矫若游龙，自谷底眺望，但见龙首昂然于山腰，龙身尚绰约于云蒸露蔚之中，激发起“十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壮志豪情。

整个队伍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个地方，为群众挑水扫地，出发时要把借用老乡的东西全部归还，打烂用坏的要赔偿。队伍行经湖南长沙时，农民房前屋后路边有不少桔子挂果，从树旁路过都会碰头，红黄色的桔子挂满枝头，非常眼馋，但部队秋毫无犯，没人摘吃。

队伍中的教授工程师和战士一样背背包、扛大枪，到贵州镇远县，工程师、教授们纷纷提出要取消保留工资，享受供给制，不吃中灶吃大灶。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原来以'照顾为荣’，现在才晓得要和支队的广大群众打成一片。”

财经大队还执行着一项特殊任务：为了到云南后尽快使人民币满足市场的需要，建立银行的机构信贷资金和开展业务的需要；支持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资金的需要；国营商业采购粮食及市场必须物资的需要；解决部队剿匪作战的需要，押运人民币（旧币）200亿元，银元2万元，黄金5000两，万无一失，于1950年2月底卸入云南富滇银行内。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吁请人民解放军火速入滇，整个行军速度再次加快。1950年2月3日开始进入云南境内，当部队越过云贵两省交界的胜境关，就踏上了云南的红土地。

2月5日到达沾益，2月7日与“边纵”和卢汉的起义部队会师，2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领下进入昆明，举行了盛大入城仪式。

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就此西南服务团完成历史使命。按照组织分配奔赴云南各地各条战线的斗争第一线。

3、在玉溪征粮剿匪、平叛反霸血与火的斗争中

西南服务团南下支队于1950年2月20日到达小石坝进行休整，父亲他们于3月7日到达玉溪，投入到征粮剿匪平叛反覇、减租退押、镇反土改，建立人民政权的火热斗争中。

由于云南是和平解放，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粮食库存极少，工厂大批停闭，财政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社会秩序不稳，敌特破坏猖獗，能否迅速开展征粮剿匪和恢复工农业生产，建立和巩固新秩序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严峻考验。

当时部队入滇，加上原有军、政、教职人员及百姓40多万人需供给，昆明每天需粮至少24万斤，而市场上粮食成交量每天只有8万斤，库存120万斤，昆明市仓库里的存粮不够一个月的消费，布置征收公粮是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2月24日，省委召开了团结会师干部大会。在会上，省委宣布了新的中共玉溪地委委员名单和玉溪专署、玉溪军分区的领导成员名单：

地委书记岳肖峡，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温宗姜，宣传部长杨一堂；玉溪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孙振华，副专员唐用九、刘碧华；玉溪军分区司令员黄健涵，副司令员董治安，岳肖峡兼军分区政委，陈国礼、陈敬思任副政委。地委委员有：孙振华、黄建涵、杨一堂、陈国礼、陈敬思。

当岳肖峡了解到董治安同志在滇中武装斗争的发动和游击队的组建和发展，直至滇中全境的解放上，他的功绩最大，特别提出并报经省委批准，增加董治安同志为地委委员。省委的安排，体现了中央“以外来干部为主”“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原则方针。

玉溪地区当时辖呈贡、晋宁、昆阳、澄江、玉溪、河西、通海、华宁、江川、峨山、易门、新平十二个县，是云南省的腹心地区，也是云南的主要粮仓之一，是全省的纳粮大户，也是土匪暴乱的重灾区。

当时，任玉溪行署专员的父亲到昆明开会时，都是由警卫员架着机枪护送，每次汽车行至刺桐关时，都会遭遇土匪的伏击。土匪从两边的山峰上向公路进行扫射，企图阻断玉溪通往昆明的道路。

有一次，父亲带领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到昆开会，就在刺桐关因为土匪的火力太猛，我方伤亡太大，只能返回玉溪，硬是没有去成昆明，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多么的不可想象。

在这场血与火的征粮剿匪斗争中，玉溪地区牺牲了41位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当时全省西南服务团共牺牲86人）他们是倒在祖国黎明之初的英雄，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将他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云南的红土地上。

在征粮剿匪的斗争中，玉溪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在征粮点多面广，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因大部队开往边境围剿残匪），他们用生命，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如：

易门县县长王启勋同志在基层开会时，叛变的民兵开门引匪入室，内外夹攻，在反击敌人打尽子弹后，饮弹壮烈牺牲。易门4·28反革命暴乱攻占县城，李德成同志被敌人抓住割鼻、砍头；戴月同志被马刀砍成五截抛尸荒野；曹洁白同志头部外皮被匪徒割开，以剥皮相威胁，要他提供机密，他怒目相视，忍痛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匪徒无计可施，便把他的头割下，气绝之前他狠狠踢了匪徒一脚，壮烈牺牲。

通海全县土匪4·18暴动，张盾政委组织的“滇中独立团”、“护乡团”、“基干民兵”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在7月份时，土匪化装成解放军混入电话室，将其杀害。

在小新村征粮的赵本文与土匪遭遇，为救两个女同志，本已转移到安全地区的他，义无返顾下山救援，被敌人乱枪打死倒在血泊中，时年23岁。

江川5·28反革命暴动事件，是由暂编13军34团起义部队反水后，勾结大地主恶霸金绍云组成的“中国人民抗粮救国军”“滇中反共独立师”等向新生政权反攻，进行的垂死挣扎。当时周祝三同志任县征粮大队队长，下属队员牛文然同志在赵官乡征粮时遭土匪围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不久，牛文然等五位同志被俘。匪徒们认为他是唯一的真正老共产党员和解放军。他们撕开牛文然同志的上衣，用铁丝穿通锁骨挂在大树上，边打边骂要他屈膝投降，牛文然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高呼革命口号，痛骂万恶不赦的敌人，丧心病狂的敌人无计可施，竟用刺刀划开牛文然同志的头皮，自上而下活活剥开，在场群众澘然泪下，当头皮剥到耳根时，牛文然同志惨然牺牲，但敌人并不就此甘心，还将其头颅割下，送交匪首金绍云邀功请赏。峥峥铁骨的牛文然同志以他25岁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对人民的忠贞。革命烈士们的碧血丹心将与日月同辉。

澄江县当时有明火执仗的土匪6股，他们勾结混入民兵队伍的匪特将王道隆等人抓捕后，用枪托猛打逼他投降，他怒目而斥：“在你们这伙吃人的野兽面前，我死也不会投降。”万恶的土匪用纳鞋底线将王道隆的一对大拇指捆在身后，投入茅厕活活淹死。

峨山县4·29匪徒暴乱，他们冒充交粮群众杀害了塔甸区区长普玉珠、区委书记邢继业后，又转向守卫仓库的汪登岸、王连升，二位同志在打尽最后一颗子弹之后，不幸被敌人抓住，用弯钩镰刀划开肚子乱刀杀害，王连升同志在气绝之前，对准匪徒腹部狠狠踢了一脚，将其踢倒，匪徒将王连升同志挖心取肝残忍的杀害了。

在文玉区征粮的姚尧同志与匪徒遭遇突围后，因惦记已征收的公粮还未运出，又返回海咪亚尼坝时，被匪徒抓住，他们用镰刀敲掉姚尧满口牙齿后，将其双手反绑，5个匪徒轮流射击，姚尧同志毫无惧色，人被打倒，仍然回头怒目而视，最后开枪的刽子手吓破了狗胆，回家后成了疯子。

新平县是玉溪专区最大的山区县，征粮同志到后，即走村串户，宣传征粮政策，发动群众培养出一批农民骨干，建立村政权，组织民兵护粮队伍。

4·29以李润之为首的“云南反共救国军”掀起暴乱，崔庆山同志和战友们坚守粮仓，顽强斗争，在子弹打光后与敌人肉搏，不幸被俘，敌人将崔庆山同志绑在柱子上，用刀子一片一片割肉。气绝前，崔庆山同志痛骂土匪不止，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晋宁县张世潘同志，在高山交错，峡谷纵横的六街区，和同志们走村串寨，深入群众，依靠乡村干部，积极开展征粮工作。途中不幸遭遇残匪，在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俘，他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被匪徒开胸挖心，割头而死，后匪徒将其头颅上交邀功。

暴匪的残忍手段令人发指，他们在田家堡抓到了李承和同志，逼他说出征粮队的秘密，当时李承和被打得口鼻鲜血直流，他仍痛斥敌人：“你们只有停止作恶，向人民政府投案，否则绝没有好下场！”土匪恼羞成怒，用刀子割李承和同志的肉，用两根铁丝穿通李承和同志的两根锁骨，押着游村，最后将李承和同志拖进山里，十分残酷地用刀挖开了李承和同志的肛门，拉出肠子拴在绳子的一头，另一头拴到一棵拉弯的小松树上，然后突然松手，树枝弹起，将李承和同志的肚肠全部拉出，李承和在牺牲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在征粮剿匪的斗争中，牺牲的同志有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久经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同志，有众多朝气蓬勃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他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满腔热情、义无反顾的投身大西南，到玉溪地区只有40多天，为了人民的利益与垂死挣扎的残匪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用如花的年龄践行了“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誓言，云南人民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名，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创下的伟业与云南壮丽的山河永存。

云南的匪患猖獗，历史上就有上千支土匪散居，他们和当地恶霸勾结称雄一方；云南又是和平解放，原旧军队和政府人员全部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其中一小部份极其反动的伪军政人员对革命政权十分仇恨，有机可乘时就公开暴乱；云南又是较晚解放的地区，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守云南，曾把云南作为垂死挣扎，等待反攻大陆的最后一块阵地。几股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给新生的革命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在省委的统一指挥下，二野四兵团部队，滇中独立团，地方民兵武装，集中对玉溪地区内的顽匪开展驻剿、围剿，由外而内，由内而外昼夜不停反复清剿，发动群众搜山、堵洞口、查高崖，形成了山山有兵，村村有岗，使匪特心惊胆战，草木皆兵；动员匪特家属做工作，瓦解匪徒部队，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投诚宽大、立功受奖”。

玉溪地区公安处长房永典同志宣布枪毙一批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新平的李润芝、江川的金绍云，玉溪的王芳雄，和反水的叛匪首暂编十三军三十四团团长王耀云等，给敌人形成极大的震摄，为被屠杀的大批革命干部、战士和人民讨还了血债。到1950年底，剿匪斗争基本结束，从而平息了暴乱，恢复重建了各级政权。

1950年底，在征粮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玉溪地区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民主运动。呈贡斗南村是试点单位，土改工作队在乡里宣传党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政策，培养发展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集中办班提高阶级觉悟，发展党员、建立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好各种农代会、农协会。

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帮助挖穷根，算被剥削账，弄清谁养活谁，组织发动群众，壮大阶级队伍。同时还张贴陈赓主席签发的禁烟令，取谛鸦片烟馆，收缴大烟枪，杜绝贫困根源。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合理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将收缴的房屋、农具分给农民，没收的浮财，重新分配，同时积极组织引导农民进行生产，兴修水利，为今后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圆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建立农村人民政权的任务，渡过了难忘的血与火的峥嵘岁月，又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整理/孙晓云，戴其进）

孙振华（1916——1987）山东省峄县人(现属枣庄市薛城区)。 1938年4月，孙振华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队邵剑秋部，不久经朱道南介绍进入中共山东省委举办的岸堤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调任临郯费峄边联县委书记。 1939年秋，任峄县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1年初，任峄县县委书记兼运河支队政委。 1943年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于1944年任运北县县委书记兼峄县大队政委。 1945年任麓水县县委书记。 1948年3月至8月在鲁南区党委工作团。尔后任济宁五区区委书记、工委书记。 1949年随军南下，任西南服务团云南六支队六大队政委。 1950年起历任云南省玉溪地委委员，玉溪地区专员。云南省供销合作社指导处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 1956年9月至1957年7月调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业后仍任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尔后相继担任云南省商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省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省物资储备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1987年病逝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