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昊，柴懿

（1.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聊城252000；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14）



1949年华北大批干部渡江南下后，克服语言不通和敌匪势力反攻等困难，顺利实现了对南方新解放区的接管、支前、反霸和土改等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下干部；支前；土改；本地干部

1949年初，中共华北局与华东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等指示，为完成接管江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任务，在华北地区组织了大批干部南下。据华东局“不完整统计”，仅山东部分地区自1949年初至4月便组织了22968名南下干部。［1］华北干部南下后克服重重困难，在江南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南下干部的主要工作

（一）接管工作

1949年华北数万干部南下后，最先面临的工作就是新解放区的接管问题。以湖南省为例，1949年7月，“南下湖南省委连续发出通知，就接管建政工作提出要求，强调‘首先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使社会秩序不致混乱，生产不致遭受破坏，顺利完成支前任务。’同时，向全体南下干部印发了《入城政策手册》，要求采取按系统、按部门，自上而下的方针进行接管，使一切财产完整地归于人民政府。”在具体接管中，第一步是清点物资，对隐藏或分散的物资采取发动群众性的献纳办法；第二步是加强管理，使接管与管理和谐地统一起来；第三步是彻底的改造，按照中央的整个部署进行带计划性的建设工作，全部肃清一切反动的秩序和制度，建立新的人民民主的秩序和制度。”［2］

江南一些地区经济发达，华侨众多，南下干部在接收中考虑本地实际制定了接管政策。如在对华侨外商众多、经济发达的松江县（今属上海市）的接管过程中，南下干部首先“在每个乡、镇都召开了规模很大的群众大会”，宣读布告，“言明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经过宣传和我们的实际行动，安定了人心，消除了顾虑，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此后，南下干部与当地地下党和地下武装接上了关系，并接收国民党政府人员和物资财产，登记造册，“人员统一集中南桥受训，愿意留下的安排工作，不愿留的，发给路费回家”。［3］在对大中城市的接管过程中，南下干部为主组成的军管会“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4］迅速令城市恢复秩序与生产，妥善完成了城市接管工作。

（二）支前工作

支前征粮工作是南下干部1949年底之前在南方工作地最重要、也是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如在江西遂川县，南下干部组建了遂川县城区区委、区人民政府，以王凤鸣为书记。“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县城群众多数跑进了山里，几乎成了空城。”南下干部面临着严峻的支前任务。“遂川是行军队伍必经之地，几十万兵马，日夜兼程”。解放军大军过境“既要军粮，又要马草，任务繁重，时间紧迫”。［5］（P100）他们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使老百姓解除顾虑，从山里回家，一方面“把支援行军部队当作首要任务，动员群众在公路两旁，分地段建起了茶水站、拉拉队，有的群众自愿送水到路口，迎送战士，鼓舞士气”。干部们“兵分几路，分别到瑶厦、集合、四里等乡村宣传动员，安民告示，开展支前工作”。［5］（P100-101）在动员过程中，书记王凤鸣是北方人，“遂川话他听不懂，他讲话老百姓也听不懂，他在群众会上反复讲‘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有的人就听成‘三块猪肉、八个煮芋’”，王凤鸣就找本地积极分子翻译。以后每次开群众大会，他讲一段，让人翻译一段，“群众听了非常开心，借粮借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5］（P101）

又如1949年5月福建建瓯县解放后，“几十万部队的南来北往，还有数千支前民工、国民党俘虏兵的遣返，城镇人民的粮食供应，都急需大批粮食”，因此征粮成了南下干部的头等大事。解放之初，“群众对我党的信念还不是很坚定，存在着许多思想顾虑”，地主富农抗交、破坏征粮行动猖獗，体现在“一是逃避不见，二是借口佃户不交租，无粮可交，三是胁迫农民为地主出假证明，四是装穷叫苦，要求献田不交粮，五是煽动为我征粮的保甲长消极怠工”。1949年8月“南下干部到达后全力以赴”，“县、区、乡的全体干部集中力量去做支前征粮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多粮多出，少粮少出”的合理负担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士绅，并打击反动地主的破坏活动，到49年底，全县共征到粮食近二万斤，此外供应军马饲粮近三百万斤，柴火近五百万斤。在征粮、运粮中面临着土匪恶霸的严重威胁与破坏，该县先后有24名干部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6］

（三）“反霸”与土改

“反霸”与土改也是华北干部在南方工作地的主要任务。他们充分利用当地特点，切实推行工作。如在江西遂川县，南下干部注重利用该地曾是老苏区的有利条件，在“反霸”中发挥老红军和红军烈士家属的作用。这些老红军和烈属们“在红军北上后，深受其害，有的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几位南下干部把他们请到区里作客，开茶话会、忆苦会，启发他们的觉悟，锻炼他们的胆量”，让其带头上台揭发控诉恶霸罪行，很快便引发一般群众对恶霸地主的仇恨，打开了局面。［5］（P103）又如“冀东区党委干部工作团第一中队”于1949年12月到达广西宾阳县城，“与地下党、游击队的同志胜利会师。”“南下同志高兴的是，地方干部热情，熟悉情况，又听懂北方话，有利于工作开展”。［7］（P22-23）在宾阳地下党转成的地方干部配合下，南下工作团于1950年开始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全县先后捕获散匪、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3216人”。在清匪反霸期间，南下干部利用在北方工作经验，“发动群众向佃户进行减租退押，全县共退得稻谷93万多斤，佃户们还得到了应退的各种契约，抵押物资，缓解了当时生产生活上的困难”，［7］（P22-23）切实让佃户得到了实惠，争取了农民的支持，也为土改打下了基础。

南下干部承担了江南绝大多数地区的土改工作。如在福建浦城县，“南下长江支队”的一部分干部在到达工作地后成立了新县委，在剿匪、反霸斗争中锻炼与扩大队伍，训练了一千多土改工作队，以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土改任务。［8］海南的土改工作“解放两年多，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缺乏有土改经验的干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9］（P517-518）1952年华南分局派出207名南下干部来到海南进行土改工作，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本地干部冯白驹在欢迎大会上表示：“惟有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海南的土地改革才能搞得好搞得快”。［9］（P517-518）南下干部接管海南土改后，海南全区的土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二、南下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一）语言不通，与群众沟通不易

华北干部南下江南后，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语言不通，一些风俗习惯与当地民众差异较大，加之国民党在江南地区长期的反共宣传，使得一些新解放区民众对党还不信任甚至有误解。如在湘西慈利县，南下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后，“当地居民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对北方干部存有戒心，再加上语言不通，工作很难开展”。［10］（P74）由于江南地区方言体系繁难，如福建大田一县“境内就有10种互不相通的方言”，北方干部与当地民众语言不通，双方交流多须依靠翻译，也给了一些地主和投机分子可乘之机，如大田县“吴山乡一个会说普通话的地主伪装积极，给北方南下干部当翻译，常常把好话翻成坏话，好事说成坏事，耽误了不少事。”［11］因气候、饮食、环境等不习惯，“患血吸虫病和疟疾病的到处可见”，“不少人病倒。”［12］（P229）此外，南方一些地区传统宗族势力强大、匪患猖獗，加之国民党残余势力鼓动，和部分干部工作中过急过快的问题，一些本已接受人民政府改编留用的旧政权区保长又重新作乱，“内外勾结”，使许多南下干部在地霸匪特的反攻倒算中工作中牺牲。如山东茌平县南下干部50多人在到达贵州炉山县后，本已顺利接管了当地旧政权和旧官员，但到1950年春，“原到县人民政府投诚报到的13个乡镇长中，有8人叛变成了土匪暴乱的组织者；14个科局长中，有7人成了土匪的骨干力量”，“地方上每个乡镇各成立了一个土匪支队，每保成立一个土匪大队”，县区政府多次遭到袭击，不少南下干部牺牲。［13］在湘西，晋中南下工作团干部中有的县长下乡途中为匪劫击牺牲，“有的下乡召集农民开会遭匪围击大部遇难”，“由此可见湘西之南下干部苦境”。［14］

南下干部一方面不惧牺牲，与匪霸分子进行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尽力尊重当地民众生活习惯和民间信仰，并帮其解决实际困难。如在贵州镇远地区，鲁西北来黔干部“没有在全地区成千上万的土匪大暴乱面前吓倒，而是拿起枪来，武装起来”，“发扬了鲁西北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游击战的光荣传统，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5］在闽北，干部们带病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不畏艰苦，发动群众。［12］（P229）在湘西芷江，南下干部刚到时“土话”根本听不懂，“因此我们南下干部每天都把学方言当成一件大事”，到1952年就“把一般的话学得差不多了”。［16］在湘西慈利县，南下干部“主动接近群众”，“以实际行动给群众打水扫院子，解决实际困难，感化群众；工作逐渐开展起来，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为部队筹粮2万多斤。”［10］（P74）

（二）与本地干部在工作中的磨合

南下干部多在北方已从事过地方工作，富有经验，而南方本地干部虽然干劲足，但是经验欠缺，且对新政权成立后的各县工作和政策尚不熟悉。因此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存在一定的磨合时期。如在福建泉州“有位本地干部”，“区里布置他下乡去向群众征粮，他竟拒不执行……他说我不是怕苦怕累，而是因为解放前向群众宣传要反对征粮、反对征税、反对抽丁，现在解放了，怎么又要征粮，叫我如何向群众宣传？如何改口呢？’”［17］“确定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一般应该采用两条标准：一条是‘优先’标准，一条是‘兼顾’标准”，［18］在解放初期大军过境和城市缺粮的现实状况下，对一些农村地区征粮较多在当时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又如50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进行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主要由于广东本地干部在土改中认为当地是侨乡和宗族传统深厚的地区，应“适当照顾华侨地主的利益，保护一些支持和资助过革命的民主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并主张对地主进行区别对待”，［19］而北方南下干部则对土改政策执行得比较彻底，认为广东本地干部在土改中“慢了”，是搞“和平土改”。又如解放福建之初，5000余南下干部入闽，与本地地下党干部在工作习惯和方式上有较大区别，“南下干部与当地地下党干部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20］不过总体来看，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合作是积极而有效的，“由于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所以相互不分彼此，团结合作，工作开展都比较顺利。”［7］（P20）

此外，南下干部还培养了大批新区本地干部。面对江南广大地区繁重的接管和建设工作，华北干部南下的数量仍是极为有限的。以湖南省为例，“当时南下干部每个区只有15人左右，一个区有10多万人口……干部非常缺乏”。［21］（P42）因此南下干部在工作地大力发展新干部，在学生和本地知识青年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动员其参加工作，以扩大干部队伍，并利用其“人地相宜”的便利开展工作。如由山东临清、冠县干部组成的湖南益阳地委于1949年9月举办了益阳干部学校，“招收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1000多名。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分到县区工作，这对当时新区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21］（P42）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与严峻形势，华北南下干部仍出色的完成了对江南广大地区的接管、支前、反霸、土改和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南下干部在实践工作中所体现的“不畏艰险、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至今值得我们铭记与学习。

（注：本文系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949年干部南下与山东社会变迁”，项目编号：321051509）

［1］山东分局组织部调一万五千干部南下的情况补充报告［Z］.山东省档案馆，案卷号：G046-01-0200-009.

［2］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南下湖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318-319.

［3］张志全.忆接管送江县的南下干部队伍［A］.松江文史（第11辑）［M］.松江：政协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印，1989.15-16.

［4］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32-334.

［5］刘榴生.城区南下干部工作纪实［A］.遂川文史第9辑［M］.遂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遂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5.［6］师仁忠.一九四九年的征粮工作［A］.首批派瓯南下干部史料座谈专辑［G］.建瓯：中共建瓯县委党史委编印，1988.13-15.

［7］余连元.南下干部在宾阳［A］.宾阳文史资料（第13辑）［M］.宾阳：政协宾阳县委员会学习教文卫青妇委员会.2000.

［8］李傲霜.忆南下干部初到浦城的三年工作［A］.浦城党史资料（第4期）［M］.浦城：中共浦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21.

［9］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冯白驹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517-518.

［10］梁卯辰.离乡南征，血洒湘西［A］.南和文史资料第2辑［M］南和：政协南和县委员会，1995.

［11］张建田.我是大田人献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57.

［12］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山西干部南下实录（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13］单志远等.茌平县南下干部在炉山县的工作［A］.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22集）［M］.贵阳：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1998.212.

［14］贾文华.涿州南下干部的业绩［A］.涿州文史资料（第6辑）［M］.涿州：政协涿州市委员会编印，2002.34.

［15］刘月卿.鲁西北南下干部的战斗历程［A］.一切为了前线（上）［M］.聊城：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研究会，1988.141-142.

［16］齐国栋.南下干部学方言［A］.芷江文史（第5辑）［M］.芷江：政协芷江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46-47.

［17］郑炳山.解放初与南下干部相处的日子里［A］.丰泽文史资料第2辑［M］.泉州：政协泉州市丰泽区委员会，1999.16.

［18］陈士军.自由、平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9.

［19］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85-86.

［20］叶飞.叶飞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395.

［21］赵畅.冀南南下干部组成情况和经过［A］.冠县文史资料（第2辑）［M］.冠县：政协冠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