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丽生 占泽英 宋莹莹 楼蕾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国上下掀起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2021年12月4日，共同富裕：浙江实践与探索论坛在浙江财经大学举行。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省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市县财政、农业农村部门、乡镇以及村的代表，浙江财经大学部分师生代表出席本次论坛。

本次会议由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占荣教授主持，浙江财经大学校长钟晓敏教授、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长何法顺发表论坛开幕式致辞；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余丽生研究员作《共同富裕：浙江实践的典型案例》新书发布。德清县、龙游县政府，缙云县、平湖市、仙居县农业农村局，长兴县吕山乡、建德市杨汛桥镇、东阳市花园村的代表作专题经验介绍；浙江财经大学付文林教授作点评；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司言武教授作小结。

浙江财经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余丽生研究员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共同富裕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共同富裕政策发展的需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提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5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7月份《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正式发布。习近平总书记8月1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是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历史使命，必须把共同富裕作为高校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是浙江共同富裕实践的需要。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是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浙江从区域小省、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实现民富国强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底，浙江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64613亿元，人均GDP突破10万元。财政总收入1242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4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62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6.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82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699和3193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1.96∶1；2.56∶1）。共同富裕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的许多实践经验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对全国的共同富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很有研究总结提炼的必要。

三是高校智库职能作用發挥的需要。地方财政研究院是新型高校智库，2016年就成立，为国家的战略政策服务、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服务、为财政中心工作服务是工作职责，开展共同富裕的重点研究，是地方财政研究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生命担当。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钟晓敏教授认为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需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共同是指大家一起富裕，强调时间上的同步性，但并不代表绝对水平的共同富裕，关键可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维度把差距控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富裕是每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追求；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逐步共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一定要考虑再分配政策引起的效率损失问题，让分“蛋糕”不要影响到做大“蛋糕”，强调我们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是低水平的均等。二是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几种力量。市场的力量主要影响初次分配，政府的力量在几次分配中都可以得到体现，道德的力量主要作用于三次分配，近期学术界新提出的四次分配，源于血缘的力量，对家庭内部父母子女、隔代之间或兄弟姐妹同胞间的收入和财富的转移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是在一个内部各要素可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地方政府能否在本地区做到并保持持续的共同富裕局面。以2000年前后香港生育制度为例，受当地的教育、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高福利待遇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香港财政不堪重负，最终不得不提高进入门槛。浙江作为外来人口净流入规模大省，要实现共同富裕，外来人口子女与本地小孩享有同等待遇的呼声必然成为历史的发展趋势，浙江省的医疗、教育、住房保证等方面能否应付得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流入值得思考。四是如果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功，在全国推广的效果又会是怎么样呢？不仅应考虑到经济学上“合成谬误”这一概念，另外还要特别注意防范政策支持“盆景化”。

但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过度悲观，提前了解情况将有助于扬长避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比如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区域级的合作，达到互利共赢。浙江省的山海协作通过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之间产业与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形成省内区域间优势互补的局面；还有以开发区为主要载体的“飞地经济”，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利益分配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实现区域级的富民共赢。他强调共同富裕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要素禀赋特点，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并对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提出考虑，希望今后能有进一步研究。他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地区间均衡发展、缩小群体间收入差距，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振兴。

作为全国首个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省份，浙江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8位地方代表分别从县政府、市县农业农村局、乡镇以及村四个层面，围绕共同富裕的探索分享各具特色的实践经验。

德清县副县长王振权认为，德清民宿的数量增长，品质提升，价格水准都成为全国标杆，形成了典型的“莫干山”现象，这主要得益于德清通过高质量发展民宿产业，一方面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实现村村景区化，另一方面引入国际化旅游业态，成功实现国际化产业与莫干山乡村融合。在德清县推进城乡共富的实践中，最有价值的尝试在于突破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补齐共同富裕的短板。德清通过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互动、归管并重、提质控量、以产村融合推动农民农村增收、产业增收实现产品多元增收多样等做法实现了民宿的优质健康发展。未来德清将会坚持鼓励民宿创新融合、以大数据手段摸准产业发展脉搏、以城乡共富引导产业发展布局、以客户导向做好产业发展配套，会进一步努力探索城乡全域美丽、收入均衡的共同富裕之路。

龙游县副县长汪益平认为，龙游县得益于其“万年文明、千年古城、百年商帮”的深厚积淀，龙游县成为了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全国营商环境百佳示范县、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百强县。这些年来，龙游一直坚持“两化引领”，产业为王、工业强县，坚持小县城也要有“大梦想、大平台、大产业、大科技、大招引、大生态”。在梦想上，龙游积极打造了融杭接沪的创新后端、联金通甬的贸易支点、衢丽大花园的战略前厅；在平台上，龙游通过“公司化运作、市场化安置”的农民集聚模式，产生了“四个一批”；在产业上，龙游打造了“3+3”产业体系，实施工业强县531工程，主攻两大产业，致力扶大育强；在科技上，创新主题培育、平台建设、人才引育；在招引上，龙游围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满弓发力、敢争敢抢，成功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科技型高端项目；在生态上，龙游对产业生态、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在今后，龙游会进一步综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找到更多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小切口”。

缙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李琴认为，近年来，得益于缙云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小吃产业”发展，于2014年专门成立了缙云烧饼品牌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烧饼办，提升缙云小吃的知名度。因此，从2014年到2020年，全国现有缙云烧饼门店（点）7千余家，产值从2.1亿元增长到了24亿元，带动4万多名农民致富，使得缙云这个古老的地方也随着缙云烧饼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但是缙云烧饼品牌建设经过8年的培育，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同国际、国内的成熟品牌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一是品牌还不够成熟，规模小，渠道不完善，需要从“区域小品牌”向“国际大品牌”提升；二是经营者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商贩”，而不是现代餐饮的经营者，要进一步提高“烤”的技艺、提升“卖”的能力，实现从烧饼师傅向有技艺、懂经营的现代经营者转型；三是烧饼产业产业链比较长，涉及多个行业，各环节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对于整个产业的管理还不完善，仍处于“放养式管理”阶段，需要向“全过程监督”提升。

平湖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金莉汇报了平湖市创新发展“飞地”抱团强村的模式。平湖市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夯实基层基础、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探索出“飞地”抱团发展集体物业经济的新路子，持续推動村级集体经济转型发展。“飞地”抱团模式的核心是解决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提高村集体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公共服务提升方面的能力，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飞地”抱团模式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配置，为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做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飞地”抱团整合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缓解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先帮后扶的一个具体实践，打破区域发展的空间限制，为推动社会扶贫提供了经验；通过“飞地”抱团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突破，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斗目标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仙居县农业农村局总师朱水星介绍了大数据打通产业链条，小杨梅撬动大产业-仙居数字赋能推动杨梅产业全链发展的实践经验。当地以质量安全为抓手，全面保障仙居杨梅品质。仙居县实施了“百里杨梅长廊”“万亩杨梅上高山”、“杨梅梯度栽培”等重点工程，拉长杨梅产出时间近20天。建立技术推广网络体系，以杨梅产业首席专家为主导、农技责任员和300多个村级技术辅导员为支撑，加强标准化培训和宣传。以三产融合为抓手，全面提升仙居杨梅品味。仙居建设了完整的杨梅产业链，将杨梅产业与金融企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杨梅加工企业、相关文化产业、旅游企业联合一起形成产业链联合体，联合发展，共同致富。在完善的产业链建设基础上仙居推动产业提升，探索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数字杨梅园、数字加工厂、数字储运建设，实现杨梅质量数字化管理，和天猫商城、阿里本地宝平台等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云上销售”成为主渠道。

长兴县吕山乡党委副书记史莹介绍了当地“湖羊智慧产业循环园”，推动数字化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的实践经验。吕山乡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大力支持特色农业发展，通过实施“湖羊智慧循环产业园”项目，推动了智慧循环产业发展，增加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项目采取“政府主导、九村联建、公司运作”模式，项目涉及全乡9个村。该项目将上级配套财政资金、村集体资金和湖羊农合联成员单位投入资金，按照“平等自愿、利益共享、风险有别、积累共有”原则，股权量化资产收益，实现企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助农增收、财政资金保值的共生共进良性循环。政府财政资金全部量化为优先股充实到9个村，经9个村共同成立的久祥牧业授权，政府享有重大决策权和一票否决权。引导各村联建发展，增强“造血”功能，破解“单打独斗”的发展“瓶颈”，通过“强村引领、弱村抱团、村企联建、互利共赢”的发展方式，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发挥集群优势，形成连片效应，实现合作共赢。

建德市杨村桥镇副镇长巫林怿介绍了建德杨村桥草莓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引进草莓陆地栽培、大棚设施适中推广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三个阶段，现如今已成为本地最具特色的产业，从浙江推向全国，甚至走向国外。目前正在逐步完善配套产业链，重点围绕“一核、二园、三区”的现代小镇布局，创建以草莓产业为基础，农旅结合、绿色循环发展、科技引领创新的现代农业园区。提出草莓小镇今后将朝着实现“四个之最”的奋斗目标迈进，即种植技术全国最领先、草莓种类全国最丰富、采摘游体验全国最佳和草莓产业链全国最齐全，勇于创新探索草莓生产销售新模式、持之以恒做好草莓产业规划、搭建平台招子大引强、推动农旅结合的发展路径。

东阳市花园村副书记郭进武认为花园村走出了一条工强村、商兴村，就地推动农村城市化的共同富裕之路。与其他同级地方相比，花园村基础配套设施更为完善，工业发展势力迅猛，教育、医保、社保和养老等福利体系非常健全，领导群体管理井然有序、办事效率高。40年来始终以富民为第一要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五大产业，第一是生物医药、第二是新能源与新材料、第三是红木家具与木制品、第四是新建材与新建筑、第五是文化旅游与教育卫生。“十四五”时期，花园村将向着打造成为中国全面乡村振兴的榜样，建设成为“花园城市、世界名村”继续努力。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任务是136工程：抓好一个试点，就是花园村小城市培育试点；新增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花园新能源公司、花园药业公司、花园金波；持续第二个高质量发展，就是产业发展高质量、村域治理高质量、基础设施高质量、村民生活高质量、文化建设高质量、生态文明高质量。

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长何法顺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事关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而高质量发展的最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最大的选择在于数字赋能。从财政角度来看，在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就是要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主要方向，以深化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构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长效机制为实施路径，通过数字化改革牵引和多元化的投入保障，创新引领打造共同富裕示范样板。而《共同富裕：浙江实践的典型案例》一书深入挖掘和精心收集了来自浙江省围绕各自优势产业推动数字化发展的长兴、缙云、仙居等典型案例，是浙江省建设高质量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经验。

付文林教授认为可从共性和一般层面上来理解共同富裕。首先，共性主要体现在经验总结上，他认为即便各地产品与制度有所差异，但都是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平台中，通过市场竞争取得成绩，伴随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发展，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质量监督的作用，因势利导通过财政资金加强平台建设；其次，烧饼、杨梅、草莓等农产品在浙江发展壮大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学习。一般层面上他认为，在已有的共同富裕总结基础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首先要取得一个高质量发展，二是光有发展还不够，还必须让广大老百姓能够分享发展过程中的红利。从理论上来讲都离不开三次分配，在浙江经验中，初次分配可以通过产业的发展来调节，但如果要把这些经验长期化为一个可持续、可复制的经验的话，可能还是要强调劳动力市场当中的一个供求关系，通过特色产业发展，使得这些有技术的农民能够成为某一领域当中的专业人才，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比例；此外，由于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各地的资源禀赋条件也有所区别，因此还需要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校正初次分配不均衡存在的问题。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应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