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有个“六尺巷”，故事我就不细说，大概意思是康熙年间的大学士、礼部尚书（大致相当于宰相）在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因宅基地发生争执，地方官员不敢管；后来张英大度让地，吴家也感动也让出三尺，才有了今天的“六尺巷”。

我是安徽人，老家离桐城不远，六尺巷的故事可谓自小就耳熟能详；至于那句“万里长城今犹在，不减当年秦始皇”，只怕是村子里不识字的老农都背得出来。长大以后，“六尺巷”的故事越来越有名，不仅来了很多大人物，还跟着乡党赵薇女士上了2016年的央视春晚；但当我再度细读这个故事时，却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bug，那就是——敢跟当朝宰相争地的吴家，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看过很多“六尺巷”的故事版本，大部分都直接绕过了吴家的身份，小部分提及其身份的也基本上只有两类：富商；大官。这个答案一点都不出乎意料，毕竟张英位极人臣，想与他家一争高下的人家只能是非富即贵。但认真追究，这两种说法又都站不住脚。

首先说富商，这显然是后人臆想出的答案。要知道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很低，除非依附于政治权力，否则再有本事的商人也做不出什么大生意，更不会有哪个脑子进水的商人敢跟当朝宰辅过不去。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举了个“槟榔王”的例子，这位“槟榔王”是云南人，又姓王，因为槟榔生意做得不错，大家就送了他个“槟榔王”的雅号；没曾想绰号被太监钱能知道了，愣说他是“僭号称王”，这可是诛九族的罪过，吓得“槟榔王”赶紧交出全部身家才勉强保住一条命。这么说吧，一个商人大凡傻到了跟宰相家争地的地步，他的生意就不可能做大；反过来说，他有本事把生意做大，就不会傻到跟宰相争地，就这么简单。

“富商”靠不住，那就只能是“大官”了——在一些“六尺巷”故事版本里，张家写信给张英求助的时候，吴家也写信给家中在朝的大官，意思是看谁的后台硬。既然说到“后台”，那咱们也就来论一论：康熙年间还没有军机处，文华殿大学士就已经是宰相级别了，要跟宰相一较高低，那至少也得是大学士；可康熙年间吴姓大学士只有吴正治和吴琠两位，老家分别在湖北和山西，跟地处安徽桐城的张家搭不上半毛钱关系。

那么，吴家会不会是六部堂官或者各省督抚呢？在我看来也不大可能。一方面，这两者的身份都不及大学士，不大可能与张英家族一较高低；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桐城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明清两代有据可靠的进士就有240人之多，如果真的出现了地位与张英相差无几的人物，当地史籍应该有记载才对。但“六尺巷”的故事相传数百年，却愣是没有哪位学者找出了“吴家”的真实身份，连桐城当地的县志都说不清楚，岂不是奇哉怪也？

这里多说一句，明清时期，“同乡”已经是官场上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同朝为官的同乡基本上都有个“圈子”，有事也能相互照应；作为同乡的商人想要打进这个“圈子”，就不惜花大价钱建设各种“会馆”，提起笼络未来可能做大官的本乡读书人。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吴家与张家同属桐城的名门望族，就算两家真会有什么矛盾，也不大可能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反而还可能相互通婚、互为奥援，不会做出不经协商就贸然占地的举动。实际上，张英的母亲就刚好姓吴，你说这样的争地官司怎么能打得起来？

实际上，就连那首公众耳熟能详的“万里长城今犹在”，也不见得真的出自张英之手。我查了下资料，全国各地与“六尺巷”类似的故事有N个，故事版本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两家争地向做大官的家庭成员求援，那位大官回信的诗也与传说中张英的手笔大同小异，已经搞不清是谁在山寨谁了。据不完全统计，上述故事涉及的历史人物有河北蔚县的魏象枢（清康熙年间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山东聊城的傅以渐（清朝第一个状元、顺治年间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以及浙江江山的毛恺（明朝隆庆年间刑部尚书）。就在与桐城相去不远的安徽合肥，也有个类似“六尺巷”的故事，其中涉及的“龚大司马”其人其事几乎无稽可考，却丝毫不影响“由此得名”的巷子（龚万巷，今合肥市永红路）。

综上所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能够证实“六尺巷”故事真实存在的文章（如果谁有，也拜托推荐给我），几乎每一个故事版本都存在难以解释的BUG。当然，“六尺巷”这种民间故事，原本也犯不上较真。记得马伯庸先生说过，全国各地的知名小吃几乎都跟乾隆、朱元璋、慈禧三个人有关，因为乾隆曾六下江南、朱元璋来自民间、慈禧曾经逃难，编一个他们的故事似乎更有说服力；但实际上，乾隆从未微服私访，朱元璋、慈禧对自己落难时的经历大多讳莫如深，也就是说此类故事十有八九都靠不住。靠不住就靠不住，反正导游愿意讲、游客愿意听就行。“六尺巷”的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桐城那个新建的巷子和AAA景区可是真金白银，能给乡党挣点零花钱，也算是张英大人为老家做点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