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活空间的传统村落道德建设资源研究
——以山西阳城为例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5期
作者：柴书毓，高忠严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地域性历史文化中蕴含着道德建设的众多资源，学术界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如肖巍在《传统道德教育理论中的德智关系》中基于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阐述传统社会教育理论中的“德”与“智”二者之关系；[1]任雅萱依据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的《礼俗权衡》来分析地方士绅如何从本地风土人情出发，对基层社会进行教化。[2]更多的学者以家族、家谱为例证，来探究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意义。如李浩对以张英、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张氏家族的教育传统进行分析，具体阐释了张氏家族的忠孝观念、为官之道、读书举业、克勤克俭等的家族教育思想；[3]林坚从家训族规中的孝道的教化功能探讨其当代价值；[4]丁社教从家规的社会教化功能来谈家法族规给成员的约束力；[5]杨威、刘宇以明代家训为例，挖掘其中的教育理念和精神价值，并提出其中包含的继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以此为当代家庭道德建设提供资源。[6]也有学者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分析传统社会中乡规民约、家谱族谱等对于村落社会的治理功效，在此不一一论述。学术界对于道德建设资源的研究涉及面相对广泛，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山西阳城地处晋东南，西走中条，北来太岳，南俯中原。[7](P1)阳城古称濩泽，属于尧舜夏冀州之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其中也蕴含着众多的道德建设资源。流传于传统村落中的族谱家谱、神庙碑刻、楹联匾额以及历史贤能的品德书写等，形成阳城村落社会灿烂的地域性道德文化资源。无论是文字资源类还是实物载体类，抑或是人物示范类的道德资源，均为当下阳城村落道德建设提供了教育价值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依据。本文拟从众多的历史文化中挖掘传统村落中道德建设资源，并加以分类分析，探讨道德资源中所蕴含的对不同受众的道德规范要求和核心内涵建构，以及人物示范的德育践行活动所彰显的道德文化资源对一方民众道德价值认同的影响过程，并对当下村落社会传承道德资源的实践活动进行分析，以期为当下村落的道德建设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家族伦理建构：私人空间的道德规范
乡村社会是传统家族得以延续的活动“场域”，在这一“场域”内，家庭作为私人空间存在于其中。“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特性促使家族成员的行为在这一范围内得到规范和约束，家族制度因此传承延绵。依据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仁义礼智信”成为家族进行道德伦理建构的主要内容，借助族谱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高悬居所的匾额楹联对族内人员进行家族文化认同和道德品质教育。这些付诸于文字的道德资源成为家族在乡土社会立足、繁荣、延续的精神纽带，也形成流传并影响后世的优良家风门风。
（一）族谱家谱：情感特征下的日常礼俗要求“老人不讲古，后人失掉谱”，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对传统社会家族结构得以稳定延续的内在原因的合理诠释。刘黎明曾解释过这句谚语的内涵：“所谓‘古’，就是家世、家风、家谱‘史’；所谓‘谱’，则指家庭成员为人处世的‘准则’。”[8](P165)伴随着家族内部的血脉相传，族谱家谱也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中流传、完善，而延续不断的血缘亲族关系同时也使得族谱家谱印刻上强烈的情感特征，以先辈的身先示范、言语行为寄予着对族人的道德品质诉求和日常礼俗行为规范。家族认同和家族文化通过这一小本家谱，在一代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凝聚壮大。
本部分重点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家谱，即化源里《田氏族谱》和《白巷李氏族谱》来分析家谱中所蕴含的对族中子弟进行教化的道德资源。现存于阳城县上伏村1996年续修的化源里《田氏族谱》，在清朝《田氏族谱》的基础上加以修订，记载了阳城四大名家之一田家的世系繁衍。《阳城县乡土志》“氏族”中记载：“下交里原氏，匠里村杨氏，郭谷里陈氏，化源里田氏，”[9](P55-59)“阳城大姓四族最著”。[9](P61)由《阳城乡土志》中对化源里田氏一族的记载情况看，田家世代为书香门第，任官者居多，如十一世田六善，历官户部左侍郎；其子田从典官至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9](P60)二人均为阳城乡贤人物。明清两朝，田氏一族进士8人，举人17人。《白巷李氏族谱》原只有一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李氏族人编撰，1985年增订卷二，现存于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李氏一族为晚明一个亦商亦宦的家族，家族中的显要人物是嘉庆年间靠经销铁货成为阳城巨商的李思孝，还有嘉靖年间官至山东布政使的李豸，现在中庄村还有保存完好的布政李府，即李氏府邸。化源里《田氏族谱》和《白巷李氏族谱》里包罗着对族人多样的道德教化内涵，成为学校教育所不能替代的重要教化资源。
首先，族谱家谱存在的首要意义便是时刻提醒族人尊祖敬宗、不忘根祖。化源里《田氏族谱》“田氏宗谱引”里，记述有田氏族谱存在的意义，即“序尊卑，笃亲亲”，尊祖敬宗的要求被首要提出。还强调族中名誉的重要性，提出毁坏家族荣誉的是“流俗之私”、“败名节者，是贻先人以羞辱也”。①同时重视族人本心的重要性：“处贫穷而不失本心者，其后必昌。”在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孙合写的宗谱序言中同样强调了家谱对族人“敬宗睦族”的教化作用。其次，家谱还强调“内树榜样、外树形象”的启迪效用。《白巷李氏族谱》中提出家谱对后人劝贤惩恶的要求，并指出家族兴衰可以给后人以反思的启迪。“一展谱而知某也贤，某也不肖，而劝惩之念亦生。某也兴，某也替，而儆成之思可启。”②家族成员的品行在家谱里得到展现，对内是对族人榜样的一个塑造，对外是展现家族良好家风的形象，教育后人严于律己、奋发向上，同时也形成家族成员自觉性和约束力的内在保障机制。第三，家谱中包含着对成员“睦亲族，行孝悌，明伦理”的品质要求。田氏十四世孙田体清在“续修族谱序”中提出对族人的要求：“夫人孝友于家，和睦于乡，谨身寡过不敢妄为。”①教导族人在家行孝道，友兄弟，在乡里与人和睦的同时，也从反面指出不这样做的后果：“夫人刻薄于家，凌暴于乡，悖理欺天，无孽不作，方自鸣得意也，而里党间，固已鄙而弃之，切齿而唾骂之矣。”①《白巷李氏族谱》在强调尊卑长幼的传统礼制的基础上，提出对本族成员“礼”的要求：“严尊卑之分，序长幼之节，述崇子之法，明远近之亲，纪品秩之实，辨同异之分，君子曰知礼。”③
从化源里《田氏族谱》和《白巷李氏族谱》的家训、教导可以看出，尊祖敬宗的思想贯穿其中，和睦乡邻、团结族人是家族不变的追求，这些也成为对族人日常生活的礼俗要求，并内化为家族成员的品质涵养。家谱流传到现在，依旧被各氏族人完好保存着，或修正、或增订，家族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家族精神财富、族人道德引领的重要资源。
（二）宅院匾额：家庭场域内的道德话语叙述 家族大院作为典型的乡土建筑，是凝聚民俗文化符号的重要载体，血缘亲族关系使成员凝聚在这一场域内。而大院也见证了家族的兴旺衰败，大院中的建筑及装饰是家族内成员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的象征，如砖雕石雕、楹联匾额、照壁等等，它们以文字或图案的形式彰显出家族治家的理念和对家族成员的期待，表达出礼俗社会对于人们的道德伦理要求。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建筑装饰，匾额楹联以文字的形式直观地叙述出对于家族成员劝勉、警示和宣传优良品质的道德规范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与人相处的道德修养。在阳城县传统村落中，表达与人相处的道德修养主题的匾额很多，寄予着对后代做人的品质要求。屯城村张家大院匾额为“作德日休”，语出清朝金缨的《格言联璧》：“作德日休，为善最乐。”[10](P171)教导民众每日修养德行。张家大院书房院匾额为“种德耕心”，即要求族人重视道德品质，保持本心。从中可以看出以张慎言、张泰交为代表的张氏家族对于族人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教育的重视。上伏村赵家大院内院匾额“恭俭庄敬”语出《礼记·经解第二十六》：“恭俭庄敬，礼教也。”[11](P63)是教导后人做人的一个基本素养：恭敬节俭、端庄谨慎。上伏许家大院匾额为“六行相勉”，“六”指的是父母、妻儿、兄弟，意寓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互相勉励，也是以此教导后人要和谐相处。润城村明代吏部尚书张慎言故居“淑善院”匾额“淑善”，即为教导后人保持善良之意；张家大院七宅匾额“崇德广业”则语出《周易》：“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光业也。”[12](P179)意思是崇尚高尚的品德，方能扩大自己的业绩，是对族人的殷切期望。由此可见，匾额的含义多为教导后人保持优秀的道德品质。
2.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润城镇上庄村王国光的故居“天官王府”是其家族数代相承所建造的大型官居建筑群，保存完好的民居有四十余处。天官王府中的樊氏宗祠的二门外左右分别题“忠”、“孝”二字，中间为“绳祖武”，源自《诗经·大雅》：“昭兹来许，绳其祖武。”[13](P79)“绳”为延续之意，“武”为足迹之意，“绳祖武”即为继承祖业的意思。还有“稼穑惟宝”，诗雅风韵的背后强调的对后人内在的道德修束的要求。“诚慎勤”则强调为人要诚信、慎行，即表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提醒每天从这里路过的后世子孙时刻注重品行和修养，要谦逊为善的慎独道理。润城镇上伏村赵世德堂大院有“忠孝传家”的匾额，意在教导后人不忘忠孝的道德品质。赵世德堂大院外头院的匾额为“品高月旦”，“月旦”为兴起于东汉时汝南地区月初品评人物的风气，“品高月旦”即为赞扬授匾人的品格高尚，即使在月旦评中也位于前列。采用这样的匾额足以见得上伏赵氏祖先学识之高，同样，匾额的含义也是倡导后人拥有高尚的品质。
匾额不仅是记载家族荣耀的载体，其内容更是对彰显育人、塑造理想道德品质的内涵。言简意赅的传递出持家有道、修身养性、劝勉言志等的道德理念，对家族秩序的形成、家庭伦理关系的建立、成员的成才立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传统家庭诗礼传家的教育理念和日常德育的实践形式。
二、乡民道德强化：公共空间的端正教化
相对于家族内部，即私人空间内对于成员道德教育实践的情感性和内化性，整个乡土社会对于一方民众的道德教化则具有地域渗透性和群体规范性。正如费孝通描述乡土社会的礼俗对一个人的教化过程：
“我们长大了的人觉得在这世界上做事能应付自如，左右逢源。须知这是从十多年种种不自由中挣得的自由。社会的桎梏并不是取消了，只是我们熟习了。苟其我们真能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我们在这些社会的重重规则下，自能如一个熟练的球员在球场上，往来奔驰，随心所欲而不逾规了。我们得把和社会生活发生矛盾的本能检点收藏，另外养成一套应对的习惯，自由世界才能实现。在养成这套习惯时，一路有碰壁的机会，被呵责，被鞭策，被关在黑房子里，被停止给养的威胁，种种不痛快，不自由的经历是免不了的。”[14](P191)
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乡土社会所强调的“道德礼俗”可以说是对处于同一地缘群体的教化，集中体现在乡村庙宇、书院等的公共空间中，通过群体共享的乡村信仰、乡民教育等资源，来实现民众对于地方社会伦理规范的认同与遵守，从而使村落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
（一）神庙碑刻与道德观念 乡村庙宇供奉具有不同职能的神灵，神灵崇拜观念是民众信仰的内涵之一。所以在神庙碑刻里体现出的对民众首要的教化便是敬畏神灵。
现存于阳城县润城镇屯城村的《官上创修两廊门楼并北堂蚕姑庙碑记》④立碑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碑刻中记载了创修蚕姑庙的原因，古时阳城农业以耕桑为主，蚕姑庙即为保佑民众在桑蚕上得以丰收。所以在庙碑记里记载了要求民众仪礼笃信神灵的语句：“庶人祀蚕，人于礼笃。”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的《金装正殿油画各拜亭记》⑤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闰五月，为重修汤帝殿所立。碑记中讲述：“神之所以庇民也，以福民之所以报神也，以敬苟受其礼也，而不思所以报之。”在民众的观念中，神灵最主要的功能便是庇佑信众，所以对待神灵，要有敬神、礼神的态度。除了让民众敬畏神灵，神庙碑刻对信众的教化还体现在倡导积善行德的行为。《金妆正殿油画各拜亭记》里记载：“以此入斯庙者，明乎立庙制祀之意，群相劝勉庶乎人心向善，俗厚风淳而共。”这里指出立庙之意在于劝勉民众向善，形成淳朴的民风民俗。现存于润城镇上伏村的《移修关帝庙碑记》⑥里记述了神灵教导乡民同心协力做善事：“神像之显赫并嘉诸君子同心协力，共襄善事，略弁数言，以垂久远云。”乡村社会的庙宇是本村乃至周边村落的信仰核心，人们适时祭祀，感恩神灵。庙宇神圣空间的属性赋予教化类的内容以神圣性，强调的是“神灵”对信众的“要求”，但神庙的教化功能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到民众的内心及其道德实践行为还未确定，即便如此，民间信仰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资源的丰富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书院内的正统教化和道德熏陶 作为传统社会进行礼俗教育的首要场所，书院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和地域文化的历史特色。阳城海会书院位于阳城县北留镇大桥村西南方，又名“海会寺”、“龙泉禅院”、“海会别院”。海会书院创建于隋代，唐朝时已经初具规模，明清时期为鼎盛时期，文人学士会集与此，读书讲学，结社吟诗。明代的吏部尚书李瀚、王国光、张慎言，清代的刑部尚书白胤谦，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文华殿大学士田从典，著名数学家张敦仁等都曾在海会书院读书养性，海会书院（海会寺）因此而成为三晋名刹。[15](P1)书院的空间布局和保存下来的碑刻资料均直观地反映出在传统社会书院的“育德”和“传道”两大功能。
海会书院的空间结构由三部分组成：隋唐双塔、书院、古刹。海会书院选址于河谷之中，周围树木环绕，风景优美，园林般的环境与佛教禅林的思想相统一，营造出洗涤心灵的人文环境，利于一方学子潜心治学。“在书院建筑的环境艺术中，不论是自然景观的选择，还是人文景观的创造，抑或是带有迷信色彩的风水意识，其目的都是一个，即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用环境来陶冶人、教化人、以审美意境的陶冶来起到某些书本教育中难以达到的作用。”[16](P179)海会书院双塔巍峨、龙泉潺潺、九曲流觞、美景怡人，让人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深刻感悟到道德修养的意境，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与大多数书院相同，海会书院也是一所彰显佛教内涵的学校。书院的形制也受到佛寺的影响，海会双塔被称为“千佛塔”、“舍利塔”，同样，书院内的众多古刹均为佛教寺庙：毗卢阁、地藏殿、大雄殿、卧佛殿、观音菩萨殿等。佛教寺庙的融入为书院的正统教育增添了一份神圣与庄重，佛教所倡导的“慈悲”、“救赎”、“善恶有报”观念对个体的修身养性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海会书院里保存有百余座碑碣，碑文内容涉及重修双塔、补修庙宇、游记等方面，其中有两通碑包含有乡规民约的意味，分别为《严禁砍伐告示》⑦和《禁止海会院后开窑碑记》，⑧所强调的是对民众行为的约束和规范。《严禁砍伐告示》针对僧人毁坏海会寺的树木告示道：“为此，示仰该里乡地人等不时稽查，该生等亦留心保护。如有僧人欲事窃砍，著即扭禀，立与咎惩，绝不宽贷。”[15](P59)《禁止海会院后开窑碑记》里载：“盖寺之灵气，不独保惠慈云，而石瘦水明、茂林修竹□□□□果行育德为斯……利己害公者，法将无赦。”[15](P61)描述了海会书院作为佛教和教育的场所，有着慈悲为怀的“灵气”，书院的茂林修竹象征着“果敢”，以此培育人们的道德行为。碑记在强调书院“佛性”、“德育”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对于贪窑利、凿断山窟的行为应给予严惩，指出这不仅是“利己害公”的不道德行为，而且是法理所不能赦免的。由此看出，无论是强调禁止砍伐树木或是禁止开窑，都是实质性的内容，这也使得对民众道德的规范要求上升到法理层面，以此得到强化。
三、人物德育示范：复合空间的化民导俗
阳城是三晋文化之乡，从金元至清，阳城出了上百个进士。清顺治丙戌科一次就有十人中进士，留下了“十凤和鸣”的美谈。明清时期，阳城名人辈出，其中以明成化年的“天下四大清官之一”的杨继宗、明万历年吏部尚书王国光、南明吏部尚书张慎言、清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和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田从典最为著称。[7](P2)王国光、陈廷敬、田从典等人告老归乡后，创立学堂、兴修城墙，相继为家乡创办了白岩书院、仰山书院和海会书院等，并以自身的道德和文化，在乡传播知识并教化乡民，成为明清时期阳城“乡贤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乡里望族，传统乡贤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家族内部空间和乡村公共空间中，在教化族人和乡民上，通常是以身作则，树立典范形象，起着化民导俗、凝聚民心的作用。
以郭峪陈氏、化源里田氏、白巷里李氏三个家族人物为例，陈廷敬的祖辈“治家勤俭，以其余赒给乡人。戊辰捐谷焚劵，乡人感德，诣抚军请旌奏”。[17](P8)无论是在治家还是对待乡人上，陈氏祖辈都保有自身的道德品质，所以对后人也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如陈亭愫“处家庭间恩义兼尽。凡扶孤、济急、赈荒，莫不引为己任”。[18](P26)可见乡贤身体力行，为族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陈廷敬在《阳城三乡贤记》中讲到上伏村乡贤田六善在躲避霍乱时为保全去世兄弟的孩子而放弃自己的孩子，因而得到乡人的赞扬：“避贼时，携幼子及兄之遗孤以行。贼至，势不能兼顾，弃幼子，独负其兄之孤，仓皇山谷间，幼子几不免。时皆高其义，相与惊叹。”[18](P453)下庄巨商李思孝作为当时阳城首富，并没有将钱财挥霍享受，而是用于地方公共工程的建造上，如修桥补路、救济穷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出资扩建海会寺，王国光为他撰写了《龙泉寺重修宝塔佛殿记》碑文。李思孝致富重教，还重视培养后人，在他的影响下，李氏子弟出现了科第兴隆、芝秀兰馨的繁荣局面。李思孝弟弟李思恩中举人，侄子李豸官至山东布政使，李豸之子李可久为嘉靖壬戌进士。[19](P260)阳城县父子同中进士，这对于阳城县明末清初出现了“十凤齐鸣”和“十凤重鸣”的科举鼎盛局面和文化辉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为掌握一方社会文化权利和礼仪话语的核心人物，乡贤们所倡导的道德要求和礼仪规范的范围不仅限于一族一门，而是将此扩大到一乡范围内，形成一套由家及乡、从血缘渗透到地缘的复合空间内的乡村道德教化体系。他们期望自身的行为和倡议能够对乡邻起到影响作用，以此达到化民导俗、正礼易俗的教化理念。
四、结语：村落记忆共享下传承道德资源的实践
传统社会丰富的道德资源也为当下进行的道德建设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实践参照，家族中优良的家训家风和传统乡贤的道德品质作为阳城乡土社会共享的历史记忆和特有的文化基因，世代传承并浸润于人们的血脉之中。在倡导家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些历史文化要素就成为重要的可供借鉴的道德建设资源。
近几年，阳城县开展“家风家教建设”⑨和“新乡贤建设”⑩两大道德实践活动，即在传承传统社会众多道德资源的前提下，探索新时期的德育建设。作为“家风家教建设”活动成果之一的《种德耕心——阳城家训家风辑要》一书就从阳城历代丰富的家训园地选取了13个具有代表性的家族的家训家风，内容涉及立德、立功、立言、婚姻家庭、待人接物等方面，以故事的形式挖掘其中的家教经验，成为现阶段开展文明创建的生动教材。“新乡贤建设”同样是从阳城丰富的传统“乡贤文化”入手，在开展过程中，强调“乡贤文化”是阳城社会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强调历史贤能的道德素养对于当下“新乡贤”品质的熏陶和影响。作为典型人物的“新乡贤”身上的品质与在村落社会的实践活动也成为乡民学习的典范，对于文明乡风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传统村落的文化建设与伦理道德建设离不开对本土优秀历史传统的继承，只有充分发挥传统道德建设资源的价值并进行有效的实践活动，才能构建一个具有乡土性与现代性相一致、传统德化理念与现代价值观塑造相切合的美丽乡村道德建设模式。
注释：
①内部资料：山西省阳城县化源里《田氏族谱》，1996。
②内部资料：山西阳城县中庄村《白巷李氏族谱》，1985年修订版。
③内部资料：山西阳城县中庄村《白巷李氏族谱》，1985年修订版。
④现存于阳城县润城镇屯城村，大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立碑。
⑤现存于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乾隆四十六年（1781）闰五月立碑。
⑥现存于阳城县润城镇上伏村，立碑时间不详。
⑦碑在海会寺塔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立石。
⑧碑在海会寺，顺治十五年（1658）春立石，李继白撰文。李继白，河南临漳人，进士，阳城知县，顺治十四年莅任，任期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县志有传。
⑨2017年，阳城县委宣传部编纂了《种德耕心——阳城家训家风辑要》一书，并结合现代“文明家庭”的评选，在县域范围内掀起“德润阳城”的实践活动。
⑩2014年起，阳城县便开展“新乡贤建设”活动，从不同职业群体中挖掘“乡贤文化”，有公益事业型、调处矛盾型、文化传承型、带头致富型等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