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花卉 刘艳云
 

摘要：乡村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的余村，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始终坚持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的发展思路（八个维度融合共治，简称八维共治——国土名片网注），走出了一条绿色转型的成功道路，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典型样本。“余村经验”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浙江各地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集成。继续深化和推广“余村经验”，要进一步推进理论再深化，推动机制再优化，推动三治再融合。

关键词：“余村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三治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1-102-007

作者简介：花 卉（1988- ），女，浙江杭州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研究。

刘艳云（1985- ），女，浙江湖州人，中共湖州市委党校教务处处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重在基层、难在基层，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和基础，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余村是浙江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本，“余村经验”的形成，背后折射出的是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和变革，具有很强的研究和推广价值。

一、“余村经验”的由来及基本内容

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安吉调研“法治浙江”建设，对余村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尤其是对余村通过民主决策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习近平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分析一个村域、县域入手，指出要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要推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安吉。十多年来，余村围绕“村强、民富、景美、人和”中国最美县域村庄样板的目标，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之路。2018年5月，中宣部调研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余村经验”的调研报告，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肯定。该报告将余村开展乡村治理的做法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锻造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二是践行“两山”论，找到一条适合村情的致富道路;三是事情商量办，形成一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四是信法不信访，坚持一个守法用法的基本理念;五是文明树新风，营造一个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六是管理精细化，编制一张灵敏高效的综治网络。该报告还系统归纳提炼了“余村经验”的八方面表现：一是支部带村;二是发展强村;三是民主管村;四是依法治村;五是道德润村;六是生态美村;七是平安护村;八是清廉正村。

“余村经验”的本质和精髓，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产物。纵观“余村经验”的形成，可以说是坚持问题导向、为民导向和效果导向的结果。安吉县于2000年确立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并开展了以“五改一化”（改路、改房、改水、改厕、改线及环境美化）为主要内容的村庄环境整治活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安吉积极响应号召实施“双十村示范、双百村整治”工程，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乡村环境面貌;2008年安吉县按照中央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中国美丽乡村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6年底，安吉县把美丽乡村上升为美丽县域战略，提出了建设中国最美县域的发展目标。可以说，余村是安吉县推进农村发展和乡村善治的一个缩影，“余村经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其形成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螺旋上升的过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深远的实践意义。

二、“余村经验”的贯穿主线及实践逻辑

余村的发展始终是以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三生融合”发展的乡村社会生态为一条主线，同时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民主法治村建设、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等高度融合，构建了乡村社会生态新格局。“余村经验”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浙江乃至東部地区千万个乡村发展的缩影。从安吉县域来看，以余村为代表，安吉县涌现出了很多美丽乡村的典型代表，如横溪坞村创新探索并实现了矛盾不出村、垃圾不出村、办事不出村、创业不出村这“四个不出村”，高禹村推行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干部不碰钱、所有决定全签字、所有财务都公开、所有讨论可参与的“五个所有”村级事务运行规则，等等。在美丽乡村建设层面，形成了“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四大类700多项的美丽乡村建设指标体系;在社会治理层面，2018年率先发布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内容涵盖了“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个模块的系统操作模式（八个维度融合共治，简称八维共治——国土名片网注）。全县农村由乱变美、农业由弱变强、农民由贫变富，并带动村民素质不断提升、乡风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建构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良好社会生态新关系。从浙江省域来看，浙江乡村治理历来走在全国前列，历史上涌现出诸暨“枫桥经验”、东阳“村规民约”、武义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宁海“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象山“村民说事”制度，等等。[1]特别是近年来浙江通过建设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开展“千万工程”，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涌现出了“乌镇管家”“武林大妈”“红枫义警”、舟山船工、宁波和谐促进会、杭州“和事佬”等典型。“余村经验”可以说是各地乡村治理经验的吸收发展，是各级推进乡村治理举措和成效的综合性体现。

（一）党政驱动：“余村经验”的动力治理逻辑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余村依靠矿山经济成为安吉的首富村，但是经济上的富足换来的却是余村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的亚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余村的发展面临着两难困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3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把“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一条正式提出。建设“绿色浙江”的决策，迅速传达到浙江各地。余村村干部通过反复做村民思想工作，陆续关停了1座水泥厂和3个矿山。2005年3月，新任村党支部书记鲍新民带着新班子全体成员向全体村民宣布从此关闭全村所有矿山企业，彻底停止“靠山吃山”做法，调整发展模式，还小山村绿水青山。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到余村调研，对余村关停矿山、开办农家乐予以高度肯定，并指出发展生态旅游是一条康庄大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这一发展理念，坚定了余村发展生态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十多年来，余村持续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构筑了包括生态经济、民主法治、生态文化、乡村治理、民生改善等在内的乡村“两山”实践体系，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实现了生产、生活、生态共赢发展。

“余村经验”得以形成，其核心力量在党和政府，没有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改革环境，就没有余村的转型发展，于是，这便形成了——党政驱动：“余村经验”的动力治理逻辑。[2]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的引导。主要包括国家和省级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涉农政策的引导、县级层面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二是村党支部的领导。村党支部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坚定了发展生态经济的信念，重新规划余村发展，并且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走上村富、民强、村美的道路。其功能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发了农民的内生动力。余村村民在发展中实际上也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党委和政府是政策导向上的引导和扶持，并没有大包大揽。余村的转型完全是村民自觉形成意识，自觉主动转型的。二是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余村的蝶变，充分印证了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

（二）“两山”理念：“余村經验”的观念治理逻辑

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再次来到余村调研指出，“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3]。2019年，全村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2.796亿元，农民人均收入49 59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21万元，接待游客达90万人次。村里还为村民提供普惠的托底公共服务，实现了劳动就业、卫生服务、养老保险等13项公共服务全覆盖，对困难群众还给予特殊照顾。纵观余村的发展变化，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2003年至2005年，关停了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的矿山和水泥厂;第二次是2013年至2015年，工业做减法、旅游做加法。余村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体现的一个缩影，也经历了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反思以何种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应运而生及其指导的成功实践，有力证明了以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发展质量的方向性，即走绿色发展道路，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前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作为余村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坚守原则，在推动余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功能。一是实现了老百姓基本生存和生态安全的双重需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矿山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生命健康问题让余村人民深刻反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短期发展，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二是实现了老百姓绿色发展与成果共享的双重需求。真正的发展是建立在“绿水青山”常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共生的基础上的。余村在发展过程中，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百姓实惠，特别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实现同步推进，真正实现了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生态获得感。三是实现了老百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的双重满足。调研过程中，余村的老人说，余村发展这么好，环境这么好，要多活几年，多看几年，多享受几年。这句话很朴实，但是背后折射出了老百姓传统幸福观的彻底转变。“绿水青山”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质追求，已经成为余村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只有符合生态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4]

（三）产村统筹：“余村经验”的产业治理逻辑

余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走上了发展绿色经济转型之路，积极打造余村“两山”示范区。通过产业引导，全村休闲产业逐渐壮大，游客量大幅攀升。全村现有休闲旅游经营户40余家，2016年获评为国家3A级景区，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2017年荣获全国文明村，全面开启“两山”示范区建设，正式启动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结合国家5A级村域景区创建的要求，按照参观旅游环线、“两山”理念展示带、“两山”公园、矿坑花园、美丽宜居区、绿色产业区、生态保育区的“一环一带，两园三区”村域空间布局。完成污水处理、垃圾不落地、坟墓搬迁、山塘水库修复、节点景观改造，有序推进冷水洞自然村和厂区拆迁、道路“三化”、河道整治、停车场扩建、安置小区建设、自来水入户，等。乡村游憩地、两山绿道、矿山遗址公园、林下经济种植基地正在大力推进。加快全村土地流转、盘活集体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收益的途径，继续丰富和完善村级产业结构体系，按照经营性开放式村庄大景区的建设思路，遵循村为主导、市场运作、村民受益的建设原则，引入一批高品质体验项目，进一步放大“两山”品牌的经济社会效益，业态延伸至教育培训、研学、案例推广、文创等多领域。经营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专业管理团队开展村域大景区管理，让村民变股民，全村共建共享。

余村把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作为村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而美丽乡村建设与产村融合发展的内涵不谋而合，两者都是基于乡村生态和文化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产业，使农村社会和自然资源整合和优化，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余村产村融合发展的模式，一方面为农村与市场搭建了桥梁，有助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内外的融合，以村促产、以产带村，也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四）“三治融合”：“余村经验”的乡风治理逻辑

余村蓬勃发展，治理有序有效，关键在于大家的事大家参与、众人的事众人商量，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村民自治、民主参与的制度。从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到以“两山”议事会为主体，乡贤参事会、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健康生活会等“五会”组织为配套的民主商议体系;从在全县率先成立村务监督小组，到建立村级重大事项“五议一审两公开”机制，即经党支部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群众公开评议，再经镇党委政府审议，决定公开，结果公开，村民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有事大家议、决策大家定，余村的大小事情不是村干部的一言堂，而是余村人人参议的百家事，真正做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现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的状态。余村还通过持续深化民主法治村建设，深入开展普法宣传，组织各类寓教于乐的法治文化活动，村民法治意识不断增强;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村级“小宪法”，聘请村级法律顾问，成立“两山”调解室与“两山”巡回法庭，多元调处村民纠纷，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大力推进数字影院、文化礼堂、“两山”文化展示馆等一批富有特色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余村还组建村一级的排舞、银龙、篮球队，结合村文体展示及文艺汇演，繁荣乡土文化，活跃精神文明氛围，促进乡风文明。在全市率先推行全域全年禁燃禁放烟花爆竹，有序开展酒席减负、餐桌光盘、限药减肥、文明治丧等移风易俗行动。选树道德典型，践行家规家训，连续开展和谐家庭、好媳妇等评选活动，以身边人教育村里人，形成了学模范、当模范的热潮。

“余村经验”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典型样本，是基于当前乡村治理结构变动、农村社会问题复杂、乡村社会生态多元等突出问题而对传统治理模式的革新与探索。从运行来看，它呈现出了邻里守望、公众自决、社会自治的理想社会场景。“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和动力。[5]

三、“余村经验”深化推广的路径

“余村經验”形成于湖州安吉，也为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了典型的样本。深化和推广“余村经验”成为当下湖州的使命担当，在率先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理应充分发挥“余村经验”的推广价值，率先谋划、争当示范。

（一）推进理论再深化，实现价值延伸拓面

“余村经验”是源于余村但又不局限于余村的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集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结提炼‘余村经验’之价值”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余村推向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制高点。“余村经验”已经走向全国，2018年安吉发布《乡村治理地方规范》，形成了“余村经验”的地方标准，得到了推广。2019年湖州市委1号文件发布了《关于全面推广“余村经验”大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实施意见》全面推广“余村经验”。但从总体来看，“余村经验”的推广落地见效还不够，缺乏系统的规划、大力度的推进和良好的放大效应。首先，要深度挖掘“余村经验”的价值。要持续深化“余村经验”的推进意见，对深入实施“余村经验”作出规划，推动形成“八个村”协同机制，既坚持“余村经验”价值的普遍践行，又鼓励创新丰富“余村经验”的时间样本，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的基层治理生态系统。要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切实加强“余村经验”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总结提升和经验推广。其次，要把“余村经验”的价值延伸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特别是延伸到城市社区中。2019年浙江省提出了未来社区建设的部署，未来社区是未来现代化城市的细胞，也是未来城市的缩影。要在未来社区建设中深化“余村经验”的价值，以人文化、生态化、数字化为价值导向，以和睦共治、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基本内涵，以高品质生活为主轴，构建一个充满归属感、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推动城市社会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同步现代化，从而构建“三生融合”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

（二）推动机制再优化，扩大社会有序参与

社会治理必须克服大包大揽的习惯思维，摒弃自娱自乐的内循环，要坚持全民共治，动员组织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不让群众成为消极的观望者。要建立健全由党政部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和广大群众等组成的开放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系统，构建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网格服务圈、平安共享圈的社会治理格局，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让志愿者干志愿事，让老百姓干百姓事，成为显规则和明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优化四大机制。一是党组织领导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的总揽作用，树立“抓好社会治理也是政绩”的新导向，特别是要突出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各级党组织的社会治理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健全网格治理方式，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每栋楼、每个家庭、每个企事业单位，让“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6]二是基层群众融入机制。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自治作用，丰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现方式，依托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文明城市创建等载体让广大群众在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重塑社会价值体系。运用“互联网+”思维探索“众包模式”，丰富公众参与的形式，强化公众参与的路径，增强公众参与的效果，使之成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高效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同时，科学有序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推广“鲁家模式”，把建立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项民生民心工程来抓。通过农民利益联结机制这一利益共同体的社会治理方式，让广大农民群众既能看到经济发展的预期，又能看到社会治理的预期，从而使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自觉自愿。三是社会组织共建机制。要纠正对社会组织的认识误区，规范发展行业商会类、科技服务类、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会志愿服务类、困难群众救助类、特殊人群帮教类、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把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可供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用社会力量之手弥补政府力量之手的不足和不便。四是经济组织参与机制。广大经济组织在做好经济业主的同时，要把参与社会治理作为重要职责，把加强本企业的自身治理和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治理二者有机统筹起来，树立“把企业治理好了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的意识，参与企业外的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一种奉献”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推动“三治”再融合，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一是要坚持法为先，法治政府走在前列。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善治。只有法治政府才能营造法治环境。要全面发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理，使政府事权规范化、透明化、法治化，让权力运行一目了然。要加快提升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从源头预防和减少行政冲突，提高行政争议化解率，降低行政诉讼败诉率。要加快补齐政府法治环境建设的短板，真正实现营商环境的法治化预期。要针对现实中仍出现的行政权比较强大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甚至任意妄为的消极现象，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和“中梗阻”环节，强力落实行政权监管制约制度，执纪问责，营造强有力的氛围压力。要注重营商环境“客户体验”，把政府部门自己口头宣传和自我认识的非真实的营商环境变成让市场主体能够真正体验到的真实的营商环境，让“最多跑一次”真正实现。要做好政府作为一方主体与特定市场主体签订以行政协议为方式的预期管理，做好行政协议的合规性与平衡性审查和退出机制预设。要强化行政与司法的互动，进一步发挥能动司法与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治理诊断和治理反馈方面的功能，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慎重处理实体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财产，加强实体经济主体法律风险防控工作。二是要坚持和为贵，诉源治理体系建设走在前列。要始终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加强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源头治理，实现诉讼案件逐年稳步下降。要以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为平台，健全非诉讼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让更多的矛盾纠纷广泛进入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解、公证、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信访化解等渠道，使矛盾纠纷分层过滤，减少大量矛盾纠纷涌入诉讼渠道，变过去鼓励打官司为现在的鼓励去调解，增加社会和解机会，修复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对抗，增加社会和谐因素，降低司法成本和维稳成本，把中华传统与和合文化浸润到社会治理中。三是要坚持正为本，社会风气建设走在前。要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准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对失信人实行联合惩戒，能有效制止失信失德等乱象行为。扩大个人信用适用范围，从目前以银行、法院为主向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拓展，使个人失信行为可量化可公开可惩戒。将个人信用与个人生活、工作密切挂钩，使“诚者致远”成为社会理想状态，使诚实守信成为人间正道。要构建扫黑除恶长效机制，用足用好、用对用准法律政策，确保打击有力、惩治有效，确保定性有据、宽严有度，长效常治，消除社会毒瘤。要构建“软约束”和“硬约束”双向发力的文明善成机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功能，切实走入群众，引导群众常怀善心、常行善举、以诚做人、以诚兴业，扬正气祛歪气。同时要通过制度和法治的威慑力，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硬约束，从而推动公众文明素质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沈 阳.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浙江乡村治理经验[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0（01）.

[2] 曹海军，曹志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J].政党治理，2020（01）.

[3] 狄英娜，刘唯达.“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EB/OL].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8/16/c-1126367000.htrn.

[4] 高清佳，尹怀斌.“两山”理念引领美丽乡村建设的“余村经验”及其实践方向[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03）.

[5] 郁建兴.“三治融合”的持续创新[J].治理研究，2020（06）.

[6] 劳 泓.解读浙江法治乡村的治理密码[J].中国司法，2021（08）.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As the birthplace of the philosophy for green development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Yucun Village always adheres to the following ideas of development： the party branch’s leading the village， the village’s achieving growth through green development，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village affairs，the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the moral progress of the village， the village’s beauty boosted by ecological technology， the protection of the village’s peace and the village’s developing a reputation for？incorruptibility. The village has developed out of a successful green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become a typical example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he formation of “Yucun Village experience” is not accidental;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all parts of Zhejiang.？To further deepen and popularize the “Yucun Village experience”， we should further develop the philosophy， optimize the mechanism，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Rules of Governance”.

Keywords： “Yucun Village experience”;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Three Rules of Governance”

責任编辑：任德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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