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名片】村庄深改|从安吉县鲁家村看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作者:汪菁

2024-09-21 08:12 《理论观察》杂志  主页 > 村志 > 大国名村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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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研究

 
理论观察》杂志 2023年8期 

 

作者:汪菁

 

摘 要:“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但长期以来,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被低估甚至忽视,影响了乡村价值的显化和乡村振兴。因此,探索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借鉴股票三级市场,深化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改革研究。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包含三个核心议题:一是构建“一级市场”,建立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变机制;二是开展“二级市场”,健全生态资产向生态资本转变体系;三是培育“三级市场”,创新生态资本向信用资本转变路径。本文总结了鲁家村在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推动“三级市场”改革的实践,是政府引导、村集体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收益共享的可持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探索,对破解乡村生态资源估值难、聚合难、增值难、市场化对接难等问题具有指导和示范意义。

关键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三级市场;鲁家村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號:1009 — 2234(2023)08 — 0079 — 05

一、引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揭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是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生态产品价值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乡村最大的优势和最为宝贵的财富。但是,长期以来乡村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不被定价或者价值严重被低估,生态资源价值未实现显现化,制约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乡村生态资源增值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安吉县自2008年始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优质乡村生态资源,并持续探索“绿水青山”型生态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式生态资本,实现可持续价值增值和农民收入持久增长。安吉县余村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印上”理

念的典范,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余村实现了自我超越。处在生态文明新时代,鲁家探索了一种全新的市场化模式,通过构建了“三级市场”制度体系,来破解乡村生态资源估值难、聚合难、增值难、市场化对接难等问题。

本文将从理论上分析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鲁家村加快推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再向生态资本转化,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实践。

二、文献回顾

学者们研究发现,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大量乡村劳动力、土地、资金不断流向城市,乡村日益衰落,其“多功能性空间”未被开发[1][2]。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四方面:一是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认知相对不足。工业化时代,乡村资源利用处于单一的产业平面,以农业经济发展为核心,忽视了乡村的多功能性和生态资源的多样性,乡村价值确定以农业产出为依据[1];并且,即使处在乡村旅游日益繁荣的新阶段,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阳光、空气、水流等资源价值仍被严重低估,乡村价值的定价逻辑仍按照“一产定价”[3]。二是生态资源定价难且贵。乡村生态资源领域广泛、数量庞杂,且相互联系、动态变化,给乡村盘清生态家底、精准评估价值带来困扰[4];乡村生态产品一定程度具有公共性,比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等都是公共物品,其定价也面临困难[5]。三是乡村生态资源难以聚合。“山水林田湖草”等空间生态资源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等特征,难以整合形成规模效应[4];中国传统农民以“己”为中心,若未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乡村生态资源聚合面临现实阻力[6]。四是工商资本下乡面临障碍。乡村市场开放程度相对不高,竞争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工商资本下乡门槛较高;外来社会资本进入时同分散农户谈判、交易成本过高,且会面临农户的违约风险;投资乡村产业的回报率不高,或回报周期长,这些因素都会阻碍社会资本下乡[7]。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8],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明了防线。越来越多学者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机制进行探索研究。例如,张文明、张孝德(2019)认为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是动态的、立体的,可分为直接转化路径和间接转化路径[9]。章爱先、朱启臻(2019)从乡村价值理论视角提出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引进新要素等途径整合乡村资源,放大乡村价值[7]。苏毅清等(2016)、周立等(2020)从乡村产业视角出发,认为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乡村的多功能性是实现乡村价值增值的重要路径[10][11]。

但目前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践研究,甚至理论滞后于实践。2017年国家明确在浙江、江西、贵州、青海等四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各地已开展了大量实践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少有学者对已进行的探索进行归纳总结,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无法推广。第二,乡村生态资源具有巨大价值已形成广泛共识,学者们也开始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开发的视角来研究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但是已有研究侧重于从乡村三产融合视角出发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对乡村资源整合、系统化开发、市场机制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等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实践领域的探索仍在进行中。

综上所述,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整体生态资源资本化,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机制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乡村绿色发展的关键。

三、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作用机理

“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习近平,2020)。但长期以来,乡村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其关键是尚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借鉴股票“三级市场”机制[12]和温铁军教授团队提出的“三级市场”制度设计[13]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化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研究。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改革通过借鉴股票“三级市场”的模式,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搭建一个围绕乡村生态资源整合、市场化交易、金融工具介入的可持续运营平台,通过全域生态资源集中收储和聚合,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利用社会资本和专业运营商,推动生态资产资本化;打通生态资源转化为金融资本途径,推动生态资本金融化,最终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

(一)构建“一级市场”,建立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变机制

按照“化零为整、化整为股、化股为权”的理念,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资源整合者对全村生态资源进行排查,将能产生经济效益并可利用生态资源的使用权依法统一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按政策分股到人,形成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之间的结构性契约关系。未来,在“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上交易时,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唯一对外交易主体。

构建“一级市场”是实现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和前提,而乡村生态资源的原始定价是构建“一级市场”的关键。生态资源只有在明晰产权归属、规范价值评估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变资产,而实现转变的关键是对生态资源进行内部定价。内部定价是基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属性,有利于内置化交易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实践探索中,目前原始定价的方式有村民内部协商、原始凭证定价、参照同类别定价、第三方机构评估。无论是何种定价方式,内部定价一般按照一产资源要素作价,市场价格最低,这就有利于以村集体以最低成本进行资源整合,也为村集体在“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上交易提供溢价空间。此外,较低的原始定价也大大降低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回购返租成本。

(二)开展“二级市场”,健全生态资产向生态资本转变体系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一级市场”上通过明晰产权、原始定价将生态资源转变为生态资产,再统一对外招引外部资本进入“二级市场”实现乡村资产再定价。在“二级市场”上构建“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发展生态产品转化项目,完善投资方的股权划分机制,实现生态资产向生态资本转变。

在“二级市场”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生态资产管理者,将生态资本作为一种要素,通过参股或发包的方式同村内外资本进行合作生产特定产品,并在市场上交易实现资本增值。目前,“二级市场”交易最为典型的实践就是三产化资源开发。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整合乡村生态资源基础上与村内外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推动乡村的多功能开发,获取三产融合收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所得收益扣除一定比例后,根据村民股本份额进行返还,持续增加村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村民向股民”转变。

在“二级市场”交易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统一对外主体确实起到了提高议价能力的作用,但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对外谈判过程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社会资本下乡仍面临许多障碍且存在风险,这些都已超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力范围之外。因此,政府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对乡村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威信和话语权;加大乡村简政放权的步伐和力度,完善乡村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为“二级市场”交易营造良好政务环境;配合村集体组织对社会资本做好监督,保护好优质生态资源的特性和利用的可持续性。

(三)培育“三级市场”,创新生态资本向信用资本转变路径

所谓“三级市场”是在“二级市场”上完成了生態资产资本化转变基础上进入资本运营阶段,进一步创新直接融资路径,实现生态资本可交易。即生态资产在“二级市场”上实现价值增值后,进一步做社会化包装,借鉴股票交易的“场外交易市场”机制培育生态资产交易市场,引入股票、债券、期货等证券化手段,促使乡村生态资源可拆分交易、连续交易,从而吸引国内外金融资本进入该市场,实现生态资源向可交易资本品的转变。不过,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开始关注乡村优质的生态资源,在“一级市场”整合后,官方和非官方背景的金融机构也会投资于乡村生态资产,较为典型的如农村产权抵押。“三级市场”的培育有利于对接国内外过剩的金融资本且盘活了大量政府和企业在乡村投资的沉没资本,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培育“三级市场”需要金融机构、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方力量的协同推进。国内外金融资本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三级市场”的关键力量,通过创新保险、基金、期权等各类绿色金融产品起到对乡村发展“加杠杆”的作用,既能化解金融资本过剩的风险,也能破解政府财政压力过大的困难。不过,乡村的弱质性导致金融资本流入乡村持审慎态度,亟需政府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持力度,探索公共资源市场化交易模式,搭建生态产品证券化交易平台,实现生态资本保值、增值。此外,由于生态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三级市场”的投资主体需要退出的时候,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一级市场”的原始定价进行回购。

综上,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明晰产权的乡村生态资源通过整合、评估转变为生态资产;生态资产通过市场化交易实现价值增值,转变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通过金融创新实现保值增值,转变为信用资本,从而形成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改革路径。

四、安吉县鲁家村“三级市场”改革案例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认真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尤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各地通过构建立足于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案例选取

湖州市安吉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一直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探索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安吉模式”已在全国传播。

鲁家村曾是安吉县远近闻名的落后村、空心村。早在2011年,鲁家村村集体账户上只有6000云钱,负债高达150万元。但是,2017年鲁家村成功获批成为全国首批田园综合体项目,2019年成为乡村振兴十大标杆村之一。鲁家村乡村振兴的实践本质就是探索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路径。本文期望通过对鲁家村成功经验的总结为生态资源优势突出的乡村地区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二)案例分析

自2011年开始,鲁家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并取得初步成效。在拥有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上,2013年鲁家村逐步开展乡村生态资源“摸底评估—流转储备—整理提升—项目策划—开发运营—金融介入”等工作,初步建立生态产品市场化改革的“三级市场”机制。

1.生态资源资产化的“一级市场”构建

基于乡村房地确权登记和生态资源价值评估的基础上,鲁家村集体通过转让、租赁、托管等方式,将生态资源使用权统一归村集体所有,并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生态资源组合,形成资产包。

第一,探索建立生态产品目录清单。2011年,鲁家村新一任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通过深入调查鲁家村全村域范围内的山、林、湖、田、水等生态资源,形成鲁家村生态产品目录清单,界定可被量化和定价的生态资源,为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奠定基础。基于鲁家村良好的发展基础,2017年鲁家村所在的递铺街道提出“区域性”经营理念,即以鲁家村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的南北庄村、义士塔村、赤芝村三村。为此,以递铺街道为主体深入调研四村的生态资源,建立“大鲁家”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

第二,逐步建立生态产品收储制度。整合已界定水库、丘陵等资源性资产和集体、农户等经营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及权利,建立涵盖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的收储制度。2013年开始,鲁家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整村土地流转工作,将村内闲置土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山林等资源全部流转至村经济合作社。截止到2020年底共流转1万多亩土地和地丘缓坡。

第三,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鲁家村聘请专业评估公司,在制定田园综合体项目时对山、林、湖、田、水等自然资源的排查和估价情况。

2.生态资产资本化的“二级市场”开展

鲁家村以“三规合一”①为引领,以鲁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②为主体,将生态资产分类分区打包成产业包,对接社会资本,引入专业的实体经营主体,通过产业化运营实现生态资产保值增值。

根据顶层设计规划,鲁家村将打造18个特色、风格、功能各异的家庭农场,鲁家村通过招商引资引入村内外社会资本对家庭农场进行投资和运营管理,通过多轮“洗牌”,截止到2020年底,先后20余家差异化家庭农场落户鲁家村,共引进外来工商资本20多亿元。为将原本村集体与社会资本之间松散的租赁关系转变为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鲁家村在实践中总结归纳“三统三共”③准则,创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④的经营新体系。同时,鲁家村对农场主进行二次利益分配,提取小火车、观光电瓶车等收入的30%反哺给以农业种养殖业为特色的家庭农场,支持投入大、见效慢但对整个鲁家村家庭农场发展起基础性作用的种养殖业家庭农场不断发展壮大。

在项目启动之初,作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鲁家村清楚地认识到市场化运作专业素质和能力的欠缺,鲁家村决定引入外部资本合理运营管理整个项目。鲁家村于2015年1月引入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与鲁家村共同成立安吉乡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吉乡土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安吉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鲁家分公司,鲁家村以實物入股,即整合的生态资产,占股49%,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以现金1003万元入股,占股51%,双方共同参与项目的建设、运营和利益分成。随着鲁家村的快速发展,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因资金短缺、经营理念跟不上鲁家村发展速度,经鲁家村和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协商,决定兼并收购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51%的股份,退回其在鲁家村投资1003万元,并根据已投入资金期间产生的利息损失、品牌增值产生的效益、投资的回报率及投资人人力投入的效能比等因素另行合理补偿1003万元。鲁家村在同浙北灵峰旅游有限公司合作过程中既担任了“管理者”又担任了“回购商”的角色,不断探索和调整鲁家村生态资产保值增值的路径。

3.生态资本金融化的“三级市场”培育

为进一步推动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鲁家村开始探索通过引入金融创新进行资本化运营。2019年4月,广州乡村振兴产业基金同鲁家村红山楂农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引导基金和引导基金背后的创意创新、规划实施团队,进一步对红山楂农场“加杠杠”,将其打造成鲁家村家庭农场的“龙头”。除了做大做强红山楂农场外,该基金同鲁家村合作设立安吉乡村振兴产业促进会,打造“鲁家模式”,并进行品牌化、产业化、市场化输出,引领全国全国乡村振兴。不过,目前“三级市场”培育还在探索阶段,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进。

鲁家村通过“三级市场”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乡村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截止到2020年,鲁家村集体经济收入47100元,村民人均收入47100元,村民股份每股由375元迅速增长到近2.9万元,股权增值了77倍,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安吉县鲁家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三级市场”改革为例,探索了政府引导、村集体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收益共享的可持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理念、路径、机制的创新探索。鲁家村成功实践的价值不仅在一个村的振兴,更是在一个乡镇乃至全县域如何利用市场化改革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显现和升值,实现生态资源转变为生态资产,生态资产通过市场化对接转变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利用金融杠杆转化为信用资本,最终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通过对安吉县鲁家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改革案例分析,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重新审视乡村生态资源价值。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已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向多功能性,必须重新认识沉睡的乡村生态资源价值,这是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第二,引进外来技术力量精心设计。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特色,加强同高端设计团队合作,以科学的规划引领乡村全方位发展,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第三,进一步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作用。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三类市场构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必须深化村集体改革,建立党政经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制度,特别是要加快股份制改革,实现村民变股民的转变,使农民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变成现实。第四,进一步加快政府转型,做好“引导员”、“服务员”、“监管员”。在一级市场上通过政策倾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增强其势力和威信;在二级市场上,简政放权,为乡村生态资源对接社会资本营造良好环境,同时,加强监管和完善法制,发展乡村经济同时保护好乡村的优质生态资源;在三级市场上,鼓励金融资本流入乡村,搭建平台加快生态资本金融化步伐。第五,进一步推动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积极对接乡村。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介入是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环节,只有活跃的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乡村才能更快推动乡村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乡村的持久发展才有活力。

〔参 考 文 献〕

[1]周立,李彦岩,王彩虹,方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融合和六次产业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03):16-24.

[2]唐潥,董筱丹.乡村振兴中的空间资源利用制度创新——如何弱化“三产融合”中的空间“隐性剥夺”[J].探索与争鸣,2019(12):113-160.

[3]唐潥,刘亚慧,董筱丹,温铁军.建立和完善农村空间资源定价制度 防止乡村“隐性剥夺”[J].经济导刊,2019(03):76-78.

[4]高晓龙、林亦晴、徐卫华、欧阳志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20(01):24-33.

[5]章爱先,朱启臻.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9(12):52-59.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7]朱启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产业——产业兴旺的一种社会学解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06):89-95.

[8]习近平.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OL].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31/c_1124945382.htm.

[9]张文明,张孝德.生态资源资本化:一个框架性阐述[J].改革,2019(01):122-131.

[10]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6(08):17-28.

[11]周立,李彦岩,罗建章.合纵连横: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增值路径——基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多案例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0(01):63-72.

[12]邹先德.论股票三级市场与股价指数期货[J].财经科学,2000(04):50-52.

[13]温铁军,罗士轩,董筱丹,刘亚慧.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8(12):1-7.

〔责任编辑:孙玉婷〕


责任编辑:天下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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