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消费新需求与投资新期待
《经济》杂志 2024年1期 作者：许维鸿
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服务社会发展。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中国社会工業化、城镇化向纵深发展的阶段性判断。2023年最流行的文化现象，是国内国外、网上网下“科目三”社会摇舞蹈的火爆——同样是源于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社会摇的流行与二十年前中国社会“叛逆”杀马特文化现象，有着某种必然关联，其背后反映的恰恰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特征。
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加上中国几千年文明固有的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地理差异，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国际先进经验借鉴。即便发达国家——日本，简单地通过发行国债、央行印钞购买国债、用三十年逐渐化解房地产泡沫，也早就难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没有了2000年前后的大开大合，而是更强调精准、强调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地进行结构调整。
首先，日本安倍经济学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中国。回看疫情三年期间，有声音呼吁中国学习日本通过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拼经济”，抑或是学习美国大规模举债给民众发消费券。这种靠长期负债、短期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是城镇化阶段边际有效的政策，并不适合当前中国经济换挡升级、房地产去泡沫的阶段。之所以建议宏观层面的“一刀切”宽松，就是因为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量解决存量问题”的改革轨迹上，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增量资产货币化屡试不爽。随着房地产泡沫的不断累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大方针避免了中国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不能因为疫情天灾“黑天鹅”而让之前的努力半途而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提高经济结构效率、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摆脱宏观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这也就是为什么与时俱进的宏观经济的制定者，应该敏锐感受微观经济的变化，对城镇化的社会新需求保持充足的敬畏。从本世纪初的杀马特文化，到今天开始向全世界输出的社会摇，中国年轻人的文化审美和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纪之交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被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北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注意到了这种超越简单物质需求的变化，推出了导向内心的公共服务产品——从诚恳山东人的淄博烧烤，到2024年新年“宠溺南方小土豆”的冰城哈尔滨——基于市场竞争的高附加值服务产品化，既叫好也赚钱，有力回击了所谓“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谬论。年轻人有能力、有意愿消费，中国的有效需求潜力巨大，只不过需要服务提供者理解他们、更加用心。
可见，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宏观政策，都应该将有限的财力用于支持这种新型的城市化，不拘泥于短期的GDP增长数据，而是长期支持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和谐共生的、有朝气的文化生长，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走出国门、造福世界。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积极进取的财政政策，形成多样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扩大有效需求，最终取代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因地制宜的地方现代化产业发展，大的思路比照淄博烧烤、哈尔滨南方小土豆，既要坚持倾听新一代的需求，也要坚持市场化竞争，按照市场规律和宏观大势、用心布局积极且精准的财政政策。以民营经济高度发展的浙江省为例，2024年中央期待浙江“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就是期待浙江对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竞争优势的进取和巩固。在中国城镇化人口布局日臻成熟大背景下，浙江省发挥自身“杭州+宁波”双城记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制造业互联网化、地理布局更合理、产能走向全球的大格局中，确实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杭州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中心之一，而宁波则是中国制造业“专精特新”的集聚地。过去十年，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产业基地，之所以效率能一直“制霸”全球，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用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并逐渐用互联网技术将不同厂家的数控机床“互联互通”，再通过物联网将物流效率提升，进而不断降低最终产品的出厂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光伏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代表的中国出口新结构，在产品质量堪比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同时，价格优势在疫情之后不降反升，而中国进出口的贸易顺差规模在2023年维持了8000亿美元的数量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受损。
展望未来，新一代产业工人就近就业需求、中国中西部市场升级需求、县域经济下沉市场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需求等新机遇，给了浙江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空间。值得欣喜的是，杭州和宁波的新一代企业家——30岁上下的制造业二代“少东家”们，既有海外留学经历和国际视野，也有在一线车间摸爬滚打的基层经验，更有着对杀马特、社会摇、科目三的现代文明解读，完全可以赢得文明快速迭代造成的管理挑战，中国制造业因此有了源源不断的竞争优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积累。当然，他们的背后基本都有父一辈的支持、那些睿智的一代创业者，他们在疫情中的坚韧仁和，让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传承变得格外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