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业容　刘雷

【摘要】村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研究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意义。文章基于汉羌山地村寨文化的现状，采用可持续发展理念，探讨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的策略与有效途径。以期解决汉羌山地村寨文化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也希望能为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汉羌山地 村寨文化 传承 发展 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汉羌山地村寨，是指处于川西丘陵与高海拔山区主要由汉族与羌族构成的民族聚居村落。村寨核心分布于四川的北川县、平武县、茂县、汶川县、理县区域。村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直观地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状况。

汉羌山地村寨文化，是一个地理与民族、历史与文化结合的概念，是长期累积而成的，涉及到汉族、羌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塑造人本和谐的价值观和淳朴向上、宽容平和的民风，合乎生态自然规律的、适宜本地区资源环境和谐循环的构建体系。同时，由于长期封闭，生产方式落后、生活质量不高，而近年来外界经济、文化、价值观的无序入侵，再加上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出对该地区村寨文化健康发展的不良影响。

首先，村寨文化赖以依存的原生态村寨环境被破坏。偏远村寨已经出现“时节性空寨化”①现象，一些被开发的村寨出现了“重开发轻传承”的不良倾向。其次，由于受到现代化进程、城镇化等外来因素以及民族文化交融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逐步改变传统村寨文化的格局。再次，汶川大地震后，文化传承人的逝去与减少，使得依靠活体传承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和出现濒危态势，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以上这些现状，使得汉羌地区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遭到严峻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观是系统的、综合的发展战略。以共同发展与多元化发展为原则，“以环境可持续为条件、经济可持续为基础、社会可持续为根本目的”②，追求自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其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创造好的生活环境。

汉羌山地村寨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需要从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谋求生态、文化、经济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途径。

建立有效的地方性文化保护法规与条例

在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中，应该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有关法律与法规依法实施。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一些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批准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8年5月21日）等。以《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例，“它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保护方式、管理方式、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③，具体条款可操作性强。其中，规定了在中小学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和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以法规形式明确了文化遗产普及和宣传的方式与方法。它的制定开创了灾后地方立法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例，但是仅仅几个法规还远远不够，还需根据羌族聚居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多较为详细的地方性文化保护法规与条例，形成覆盖广泛的地方性法律网络，真正实现依法来保护汉羌山地的村寨文化。

保护村寨文化依存的“土壤”—村寨

汉羌山地村寨，是受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多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聚落小环境，是村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原生态场所，是村寨文化的活态存续，也是村寨文化赖以依存的“土壤”和载体。其村寨环境主要包括生产、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

村寨文化构成的核心是人。近年来，不少居于偏远村寨和高山、半山村寨的村民搬迁到城镇或低海拔区域。如笔者调研的茂县雅都乡前村纳古羌寨，2012年2月该村共138户人家，其中在城镇有住房而因农业生产往返于城村两地的有100户，搬迁不再返村有22户，余下的16户因无力在城镇购房而留村居住。到2013年2月，该村在城村两地往返的不到20户，外迁不再返村的113户，留村居住的不足5户。这种短时间内大面积人口的外迁，使原有村寨因“空寨化”逐渐消亡。因此，留住村民，保持原生态的村寨环境，是村寨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维护原生态的村寨文化环境。村寨“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文化场域’，在无形中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权威性与感染性”④。在这个特定场域里，有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如果原生态村寨环境被打破，村民的传统生活模式受到强烈干扰，保存下来的也只有表面形态而没有内核灵魂。显然，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那种通过建立民俗博物馆来保护传统村落的博物馆式法，并不适用于汉羌山地村寨。对村寨的保护不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建筑实体，还应包括村民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保持村寨原有的“文化场域”和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并防止商业性过度开发与利用，维护原生态的村寨文化环境，才能促进村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村民的生活环境。由于山地村寨的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可通过保护传统民居聚落整体环境的方法进行，把羌族村寨的传统民居划入由政府控制的保护区域，而“不改变传统民居的功能，在不破坏原有格局的情况下加入新元素，逐步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⑤。在传统村寨空间中加入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学校、医疗等配套设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居民长期以来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提高，可缓解村民搬迁的趋势，抑制原生态村寨的凋敝，有效地延续传统村寨的生命力。有了适宜的生存空间，相应的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⑥）才能得以长期保持，进而促进村寨文化的健康发展。

发展特色产业，拓展村民的生计模式。汉羌地区的羌族村寨拥有独特的自然、文化与民俗风情资源，这为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引导与鼓励村民回村发展特色产业，既可解决村民的生计、就业问题，又可改变日益“空寨化”的现象，抑制原生态村落的消失。对一个村寨而言，“手工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从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的高低与这个村庄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成正比”⑦，应改变传统和单一的生计模式，鼓励村民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特色服务业及手工业等进行整合，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多元模式的特色产业链，推动村寨的经济发展和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

一方面，可利用羌寨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民族风情发展新型农业和旅游业。如茂县利用独特自然环境与民风民俗，打造了首个羌族文化原生态休闲中心。但在开发利用中，应十分注重对传统村寨文化的保护，防止“重利益轻传承”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羌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工艺发展特色手工业与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使羌族地区出现了汉化、同化现象，因此，立足于羌族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意识，“融民族感情、愿望和审美于一体的设计”⑧，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广泛传播的生命力。如北川县各羌寨的羌绣传习所，既是传承与培训羌绣的基地，又是特色旅游产品开发与制作的场所，形成了具有羌族特色的生产劳作环境。当村民意识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工艺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与收益，“就会尽可能使文化传承与生活常态紧密联系起来”⑨ ，这种对民族文化认同和肯定的心理，可促使村民自发地传承与发扬传统村寨文化。

保护文化传承人，培养文化继承者

羌族无文字，文化遗产以民间文化为主，文化传承基本靠人。根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写的《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书》，可将传承人总结为两类：个体传承人，分为国家级、省级、一般的传承人，他们是各民族独有文化的代表，掌握着世代相传宝贵精湛的民间文化技艺；群体传承人，即一个村寨、一个群体共同参与民族文化的集体传承者。汉羌山地村寨文化的传承者，主要包括专门技艺传承人、全体村民和中小学生，他们作为村寨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与传承者，是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主体。

重视个体传承者，落实非遗保护政策。《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建议书》中，对传承人的现状及保护情况做了详细统计与介绍。基于文化传承人减少与逝去的现状，如果不及时进行保护，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这些活态传承载体，发掘和保护所剩不多的文化传承人刻不容缓。对此，政府部门可在详细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发掘更多掌握羌族传统文化与技艺的村民，授予传承人称号和给予物质支持，并不断更新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的传承人认定体系及数据库。同时，也要积极地为传承人对村寨文化的宣传和展演提供平台，提升传承人的影响力，普及大众对羌族文化的认知，也促使羌族人民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社会价值。

开展群体文化活动，提升村民自我意识。一个村寨的独特文化往往靠着全体村民共同传承。“文化的传承还依赖于族群对文化接续下去的动力”⑩，这需要引导村民正确认识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从内心热爱、认同、尊重本民族文化，进而自觉并以正确的方式保护它、珍惜它、发展它。可见，民族文化持有者的意识是传承的关键，只有唤起村民的自我肯定和民族自豪感的意识，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从根本上实现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以通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营造独特的民族文化氛围等方面来提升村民的认同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的支持也起着重要作用。为此，政府部门可通过到各村寨展演关于羌族文化的文字记录、图片、影像等资料，以及建立民族文化博物馆等方式进行。通过这种让村民参与群体文化活动的方法，不断提高其民族认同感，有效地发挥村民在村寨文化传承中的主体性作用。

重视基础教育，传承村寨文化。针对中小学生这一文化传承群体，汉羌地区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应基于本地区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兴趣，反映出羌族传统村寨文化特色。由于拆村并校政策的实施、集体搬迁、随务工父母在外上学等因素，客观上造成了他们求学的不便和对乡土生活的疏离。

首先，应加强乡土教育。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传统课程最大的弊病是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与经验相分离。要激发与提高羌族地区少年儿童学习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必须消除其实际生活与所学课程之间的脱节。因此，汉羌地区基础教育的内容不仅应基于汉羌居民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还应参与和文化息息相关的生产劳动及民俗活动等，从而激发他们传承民族文化的心理与兴趣。

其次，重视羌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开展。羌语是羌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羌族人民独有的认知，是他们在漫长发展过程中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在外上学的羌族学生脱离了语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羌语的陌生，导致一些羌族学生只能听不能说羌语的尴尬境地。如笔者调研过的雅都乡四瓦寨和曲谷乡河西村，都没有小学，适龄儿童都到距离遥远的乡镇去上学，从寨子到乡里车程长、交通不便、往返车费较高，在客观条件上使得学生无法每周甚至每个月回乡，脱离了羌语环境。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很大程度上依靠语言进行，重视羌语教育，营造使用羌语的环境，是村寨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之一。

外界共同参与村寨文化建设

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优待政策，鼓励热爱羌族文化的企业、志愿者、学术研究机构等加入到羌族文化传承的行列中，共同参与村寨文化建设，地方政府可建立相应的机构接纳这些有志之士。据调研，不同分布的村寨有着不同的特色，却都缺少可供教育和展演羌族文化的空间。目前汉羌地区仅有一个乡级博物馆—龙溪乡羌族文化博物馆，从民俗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全方位地解读了羌族传统文化，为龙溪乡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仅仅一个博物馆是远远不够的，不同的村寨有羌族传统文化的共性但是也有个性的区别。如半山村落萝卜寨，作为形态及建筑技艺独特且最具代表性的黄泥羌寨，它的发展历史、建筑技艺、文化传统等却鲜为人知；街巷空间形态丰富而独特的桃坪羌寨也仅有一个村民私人陈列室。因此，企业或个人可投资建立博物馆、提供宣传平台等，热爱村寨文化的人士可参与到博物馆的讲解、征集与整理文献与资料、制作与发放宣传资料等工作，以此联合各界力量共同参与村寨文化传承。

结语

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汉羌山地村寨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意义，仍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与方向，任重而道远。从可持续性发展视角出发，保护村寨文化依存的“土壤”，让村民在原生态的村寨环境里生产生活，重视和培养文化传承群体，依托全体村民及外界群体共同参与，有效促进传统羌寨的“有机生长”过程和“生长”态势，让羌寨这个“有机体”一直“生长”下去，才能更好地实现汉羌山地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EH123）

【注释】

①“时节性空寨化”：在今天城镇化时代，偏远村寨的农忙时节，居民会回村寨居住并种、收作物；而在农闲时节，居民外出务工或居住在城镇里，村寨空置，这种依据时节的现象称之为“时节性空寨化”。

②范雨涛，吴永强：“新城镇化背景下羌族原生态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态经济》，2014年第3期，第47页。

③张世均：“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灾后保护与传承”，《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第124页。

④范松：“试论贵州民族村寨的文化性格”，《贵州民族研究》，2011第4期，第93页。

⑤黄跃昊，饶小军：“传统古村落保护方法刍议—以江西婺源汪口古村落为例”，《新建筑》，2010年第5期，第31页。

⑥寇怀云，周俭：“文化空间视角的民族村寨保护规划思考”，《上海城市规划》，2014第3期，第45页。

⑦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89～90页。

⑧李鹏斌：“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包装工程》，2014年第35卷第8期，第19页。

⑨韩云洁：“多元文化背景下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50页。

⑩杨泉福：“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新论”，《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28页。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