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以 井金宸 苏维词

（1.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1331；2. 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贵州·贵阳550005）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提出了“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显著，民族地区往往集山区、生态脆弱区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区于一身，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地区。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指出“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贵州省有苗族、侗族、布依族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贵州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405.03万人，占总人口的36.44%，民族自治地区面积9.78万km，占全省面积的55.5%，是我国主要的八大少数民族聚居省区之一。全省民族村寨有1.2万余个，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30%以上有5000余个，全国命名的三批共1652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贵州省占312个，占比全国第一。农户是乡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是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和价值主体。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农户振兴，农户振兴的根本是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发展，明确农户生计转型机制与发展路径，对促进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贵州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特征

贵州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与自然保护区往往重叠，民族地区曾长期处于“欠开发、欠发达”的状态。贵州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2020年贵州省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642元，仅为同期全国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8%。2017年贵州省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差额达894.94万人，乡村人口流出严重。随着贵州“新四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 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发展要素双向交互流动不断强化，城镇经济发展对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日益加剧，农户生计多样化趋势凸显，农户生计转型主要可分为5种类型。

（一） 旅游导向型

具有优美自然风光与丰富民俗文化资源的贵州民族村寨，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产业推动了农户生计非农化转型。农户生计实现就地兼业化、非农化转型。农户在村寨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及其相关配套产业发展，实现了自身生计多样化发展，获得了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

（二） 外出务工导向型

自然环境、优势资源禀赋相对不突出的民族村寨，无法发展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旅游及特色产业。农户生计主要依赖于有限的耕地，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及涉农相关产业。农户无法在本地实现生计多样化、非农化转型。村寨农户主要是通过外出务工来实现生计多样化与非农化转型。外出务工导向型是贵州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类型。

（三） 农旅融合导向型

民族村寨由于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独特的民俗文化，千百年来村民在繁衍生息过程中不断适应、改造自然环境进行生产，形成了具有明显边界与民族特色的农业文化景观。比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的加榜梯田，这种极具特色的农业文化景观资源就成为农旅融合发展的宝贵资源。农旅融合发展模式集稻田养鱼、特色农产品生产、稻米生产、民宿及休闲观光于一体，农户及其生产生活就成为农旅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从而实现了农户生活、农业生产与旅游的融合可持续发展。

（四） 特色产业导向型

贵州民族地区多样的地貌类型形成了类型多样的局地小气候与特殊的土壤环境等，为特色种养业提供了基础。农户利用特有的局地小气候与特殊的土壤环境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实现自身生计特色产业化转型，拓宽了生计来源，提高了自身收入及生计的抗风险能力。例如，雷山县大塘镇高岩村新建生态茶园800亩，黄精、天冬等特色珍贵中药材种植100余亩，农户在兼顾传统农业生产的同时实现了生计多样化。

（五） 政策驱动导向型

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处于生态环境恶劣的山区，如严重石漠化地区，生态环境已不具备支撑农户生计、乡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通过实施生态移民等整村搬迁；部分尚可开展生态修复的地区，通过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修复建设推动农户生计由传统农业向特色种植、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或外出务工等非农化转型，以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转型。

整体上，贵州民族乡村地区受自然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户生计转型发展总体落后于非民族乡村地区，农户多从事与传统农业及其相关的养殖等产业，是贵州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因此，在乡村振兴建设背景下，应加速推动民族乡村地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二、贵州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驱动机制

农户作为独立的经济社会决策单元，生计决策以家庭利益最大化并兼顾长短期目标平衡为根本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规避风险是农户家庭生计决策的核心原则。基于农户相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行为目标是追求利润与效用的最大化。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与非民族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具有共性驱动因素和明显的宏观阶段性特征。

（一） 技术因素驱动

随着乡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土地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以及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种子等科技含量及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土地利用集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户根据地方气候及资源禀赋，由单一自主种养殖生产，转变为了合作社运营生产，在稳定维持耕地生产功能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劳动力剩余，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农户倾向将家庭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更高收益的非农领域。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是驱动农户家庭人力资本重新配置，实现生计转型的前置条件。

（二） 市场因素驱动

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驱动非农就业领域的持续扩张。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条件等原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规模巨大且持续增长的非农就业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为贵州民族地区乡村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础。

（三） 经济因素驱动

农户在实现了“温饱生存型”生计并向“收益发展型”生计的转向背景下，城乡就业收入水平的显著差异，以及农业生产收益较低，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出务工是在城镇非农就业高收入等外生因素与乡村就业低收入等内生因素“诱拉推压”下农户做出的生计决策，外出务工导致乡村优质劳动力大量析出农业而进入非农领域就业，显著推动了农户生计非农化转型。

（四） 社会因素驱动

城乡基础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教育、医疗的非均等化是驱动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社会因素。城乡发展条件的巨大差距，民族村寨在交通、通信、水电、网络、教育、医疗、人居环境等方面，尤其是教育、医疗、人居环境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与服务能力显著低于城镇。基于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农户倾向城镇就业居住，尤其是乡村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青年一代。

（五） 文化因素驱动

随着国家“新四化”建设的深入，城镇的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等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刻。尤其是乡村青年一代，自小接触了更多的城镇文化，向往丰富多彩的城镇生活，甚至认为乡村是保守落后的，缺乏对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方式，甚至乡村民族文化的认同，不愿在乡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而乐于前往城镇居住谋生，从事非农化生计。

三、贵州民族村寨农户生计的转型路径与模式

农户是乡村经济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乡村振兴的内驱因素。按照地域分异理论、社区参与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并根据“分区分类、有序推进、共建联建”原则，提出贵州民族地区不同类型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在此基础上探讨资源禀赋相似、发展状况相当、空间相邻村寨共建联建的多村域农户协同发展问题。

（一） 基于特色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贵州民族地区多属山地丘陵区，地表崎岖，形成了多样化独特的地方小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多样，开发价值高。依托优势自然生态资源与特色农产品，适宜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产业。如中药材、茶叶、辣椒、刺梨、石斛、生态畜牧、油桐籽、生漆等特色农产品，其中部分民族地区已形成了较大规模并具有较高品牌知名度的特色产业与产品，如湄潭茶叶、施秉中药材、贞丰花椒和火龙果，绥阳辣椒、从江椪柑、黔南州都匀毛尖茶、长顺高原高钙苹果、三都水晶葡萄、罗甸火龙果、黔南刺梨等。乡村振兴背景下要加速实施品牌建设，纵向、横向延伸产业链，重视村集体经济建设，推动以乡村农户为主体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以乡村集体与农户为核心，采用“村集体+农户”“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合作形式，引入社会资本和成熟运营模式，开展“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形式，提升产业规模效益与抗风险能力，将农户生计来源方式由单一的土地产出转化为土地流转收入、产业分红收入、农业园区务工收入等，以此来带动农户生计的转型与增收。

特色农业产业要高度重视实施产业纵向、横向延伸化工程建设，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的纵向延伸模式，实现产供销纵向产业化，延长产业链。以农业生产、村寨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为核心，发展以乡村观光旅游、农事体验和康复疗养等为特色的农旅融合发展的横向产业化延伸。以乡村旅游、农旅一体、田园综合体工程等为载体，推进乡村休闲经济、生态服务、农产品产销、加工融合的横向发展，推进农户生计兼业多样化发展，最大限度将利润留在村寨、留给农户，实现农户生计转型与特色产业的融合可持续发展。

（二） 深挖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旅产业

“文化是想象力的产物，这里指看到本不存在的实物的能力，如米开朗基罗看到一块大理石想象到大卫像”。民族村寨建筑、服饰、生活、生产等各类元素构成的乡土景观就成为旅游者感受体验民族文化的直接载体，成为乡村旅游者民族乡村文化意象的映射实物。贵州民族村寨多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民族建筑、服饰、节庆等特色文化，历史价值、社会经济价值较高，成为民族村寨发展文旅产业的重要资源禀赋。

民族村寨文旅产业发展要注重农户财产权益与生活权益的保护，尊重农户意愿，注重从原住居民的角度考虑村寨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是全体农户生产、生活的集中体现，村寨文旅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坚持传承、发展和保护并存，注重产业发展的普惠性。要以村集体和农户为主体，促进国有资本及公司运营；以“政府+农户/合作社+企业”“村集体（村委农户） +企业”等多样的股份制形式，推进村寨文旅产业化发展。应全面提升农户积极性，提升农户对村寨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保障村寨文旅产业的发展基础。同时，加强村寨文旅产业与传统农业的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增加旅游者旅游时间，提升产业利润，如分类推出特色文旅农融合的旅游项目，打造一批体验式旅游、研学旅游示范点，建设一批民族文化旅游路线，推进文旅农融合产业化发展。此外，推动村寨文旅产业发展，还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旅游品牌，加强村寨文化建设，因为除了房屋、稻田、服饰等物质景观载体外，村民间的邻里关系，更是村寨特色乡愁的关键，是提升民族村寨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 依托优势生态环境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与林下生态产业

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针对具有温泉、森林康养、医药保健、健康养生、避暑养生、生态疗养、乡村民宿等发展基础与资源优势的民族村寨，大力发展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与林下生态产业。基于村寨良好的原生态环境，针对城市居民对原生态、健康养生的需求，发展民族特色养生餐饮、特色节庆、避暑养生、乡村闲居、生态疗养等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产业，同时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林果、林菌、林药、林禽、林蜂、林景等林下特色养殖与林下休闲疗养等林下休闲产业，并与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产业互为支撑协同发展。

采用“企业+村委+合作社+农户”“村委+合作社+农户”等多种组合形式的股份制合作模式，构建全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模式，以乡域为单位，完善村域基础配套设施，统筹农业种植经营主体、养殖经营主体、餐饮经营主体、民宿经营主体、林下经济经营主体等多种经营主体的融合发展，纵向横向延长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与林下生态产业链，实现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与林下生态产业的互补融合发展，形成综合发展体。建设一批“文旅+农业+林业”的产业综合发展体，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民俗手工艺品、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原生态食品加工、健康疗养与林下种养殖业等于一体的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产业，提升多资源整合，提高发展潜力与竞争力。

构建不同产业类型村域之间的联动发展机制，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提升产业经济效益与辐射能力，实现全农户参与、全农户受益，提升农户积极性，促进生态文旅、康体养生与林下生态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发展与农户生计转型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四） 基于农业多功能多价值转型，促进多业产业融合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能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乡村经济发展方式，培育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在乡村经济振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部分民族村寨缺乏特色优势资源，村寨产业以农业为主，农户生计主要以传统种植农业与外出务工为主，村寨面临严重的劳动力转移、农业弱化及民俗文化流失的问题。基于农业多功能转型，改变传统农业的大宗粮食生产功能，采用现代无害新技术改造传统种植农业，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订单农业、精细农业。民族村寨在农业生产方面往往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要充分挖掘民族村寨传统农业的精华，拓展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在文化传承、科普教育、生态保育、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非生产功能，进一步拓宽挖掘民族传统农业在旅居养生、养老、康养等方面的价值，以农户为主体，村集体经济为载体，发展“有机、生态大农业+农业文旅”等多业融合的农村经济新业态，推进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农业文旅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实施村寨多业融合发展，努力发展乡村第二产业。

以民族村寨宁静祥和、慢节奏的生活环境，发展旅居养老、养生产业。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城市出现大量已退休、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经济能力强，注重退休生活品质的老年群体，其中相当部分向往宁静慢节奏的乡村田园生活。明确民族村寨的发展目标，在做好发展规划与定位、做好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候鸟式”老年旅居养生、养老、康养产业。

在不具有特色资源的民族村寨，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加速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通过村委、乡村能人等多方面招商引资，依托村寨自然气候、优质水资源、山地林地等资源，组建“村委+农户+合作社+企业”等多元发展主体权益联动的发展联合体，发展特种养殖，特色种植等产业，如黔东南州从江县、丹寨县、剑河县的香猪养殖、望谟县边王村土鸡养殖、安龙县八坎村的鲟鱼养殖、从江的椪柑、黎平的香禾糯种植等，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中八坎村的鲟鱼还远销越南。

四、促进民族村寨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发展的保障措施

贵州民族地区村寨多民族杂居现象普遍，不同民族文化、习俗存在差异，在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发展保障措施方面，坚持“差异化、精准化”原则，将民族村寨资源优势转换为发展优势，推动农户生计转型与乡村发展。

（一）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制度政策供给

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礼仪习俗等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制度政策供给方面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村域农户生计升级转型，坚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能力、生计升级转型的障碍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转型的一般特征、共性问题、特殊问题与典型发展模式进行针对性分析研究，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类型乡村的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进行升级转型，在资金、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制定不同支持政策，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精准制度与政策改革创新，从而保障民族村寨农户的生计升级转型。

（二） 加强农户技术、技能培训，培育职业农民，强化智力保障

民族村寨农户思想较传统，接受新思想、新事物速度较慢。加强农户科学文化、技能、技术培训，支持文化基础好的农户通过弹性学制方式参加不同层次的农业职业教育，支持龙头企业等自主培训职业农民，培育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等多种职业农民。加强内培外引，大力吸引本地大学生、外出创业人员等回乡发展。乡村能人是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带动乡村发展的“火车头”和对外联系的“架桥师”，要重视“乡村能人”的带动作用，培育乡村产业带头人，从而推进民族村寨农户生计的升级转型。

（三） 坚持规划先行，提升村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

贵州民族村寨多元化特征明显，发展缺乏规划引领，尤其是产业规划，应坚持规划先行，将农户生计转型发展统一到乡村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农户生计升级转型。农户生计转型发展要注重类型相似、空间邻近、文化相似村寨农户间的协同发展，形成规模效应。民族村寨多处山区，交通、网络、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较差，服务能力不足，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能为农户生计多元化升级转型提供基础，尤其是高质量教育、医疗服务，对留住年轻人扎根乡村创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 增强农户民族文化认同，提高文化自觉与自信

深度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开展民族文化资料搜集统计。对民族建筑、典籍、碑碣、服饰、音乐、美术工艺、服饰工艺、建筑技术、民族故事传说、节日庆典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进行搜集整理研究，建立资料数据库。加强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坚持弘扬精华与“扬”“弃”辩证统一，增强民族地区农户对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度，提高农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尤其聚焦年青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促进农户生计转型。

（五） 坚持以农户为本，保障农户的权益

以振兴乡村产业为重点，加强农户集体化组织经营，如村集体企业、农户股份制企业等。坚持以农户利益为本，健全产权交易机制。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积极探索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乡村多元发展主体混合制、多元股份制发展模式，推动农户生计升级转型。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专业大户与小农户结合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提高农户生产组织化，延长产业链，降低农户风险，将利润留在乡村、留给农户，增加农户财产性稳定收入及其持续增长，保障农户的权益。

五、结语

贵州民族地区村寨地处山区，远离城镇的经济中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农户生计模式单一，农户生计升级转型缓慢、难度大。要开展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村寨以及民族村寨的农户生计转型类型学研究，利用民族村寨资源禀赋、民族文化、交通区位、市场环境等条件，识别共性需求、个性需求与特色优势，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引导，分区分类，有序推进”的原则，在农户生计升级转型路径、模式建设等方面，从乡村产业、人才、技术、资金、文化、生态、政策、制度以及乡村治理组织等方面，探求农户生计升级转型的差异化发展道路，尤其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加强贵州民族村寨农户生计升级转型发展的实践研究，充分总结实践经验，提炼典型发展模式，发挥典型模式的示范带动作用。此外，民族地区发展核心问题是缺失制度与价值体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高度重视民族村寨制度、价值体系的建设，关注民族村寨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等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