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瑶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贵阳 550025）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在“十四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理论维度出发，生态哲学研究领域围绕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内在价值”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等内容已进行丰富讨论[1]，而自理论到实践的落地便更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事实上，关于如何落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探讨非常重要，而将理论具象化为值得推广的实践也需深度考察。例如，处于自然资源并不富饶的地理空间，日本承继自古以来对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等观念的学习吸纳，如今在以垃圾分类等为代表的绿色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沿，甚至将其较顺畅地运用于拓展国家海外利益的“绿色联通”战略。国外的重要经验值得透视，当然国内的关键实践也需归纳提炼，以充实“中国好故事”的话语体系。在此，以贵州为代表的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探索，便值得深度聚焦，从系列实践提炼彰显中国绿色发展的独特理论体系，更从特殊到一般演绎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的哲学理念。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其目标被进一步深化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强调需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以贵州为代表的西南内陆省份，作为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任务最重之处、深耕全国首个大数据“试验田”之地，多元身份界定决定其乡村振兴战略独具地域特色且能形成有代表性的推广经验。着眼全省于“十三五”时期强力实施的“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以及“十四五”时期正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贵州较成功的实践内容不仅形成“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和“生态宜居”的战略支撑，也构建出“三位一体”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形成于乡村振兴助力中的绿色发展探索。

一、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广义绿色治理体系

着眼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贵州在延续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要旨基础上，正拓展以生态为核心并涉及多元治理内容的广义绿色治理路径[3]。贵州从“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再到“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涉及的相关内容，正为广义绿色治理路径的探索提供“三位一体”的关键素材支撑，其亦成为了“天人合一”儒家生态哲学的有效载体。

（一） 紧扣“天时、地利、人和”探索绿色治理路径

就“天时”而言，自生态文明首次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以专章论述，党和国家对“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等绿色发展理念的强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贵州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绿色治理探索，不仅是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正确道路选择，更是顺应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取向。就“地利”而言，省际区位虽处内陆不靠海，但居西南核心地带，伴随近年大交通建设不断完善，通道省份地理特质越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正获得更多外来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技术支持；省域区位“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自然地理特质，诞生凉爽气候和保存较好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大数据产业发展、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融合的旅游业发展提供天然禀赋，形成“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绿色治理抓手。就“人和”而言，贵州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并贯彻党中央“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全省上下各族人民在深感家乡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道路自信、产业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振，由此形成最适宜举全省之力探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绿色治理路径的关键节点。

（二） 构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绿色治理体系

牢牢抓住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贵州的绿色治理不但紧盯核心的生态领域内涵，更同步重视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外延，由此形成内含丰富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可归纳为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一脉相承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治理主体“可开源”，强调构建包括政府、民众等在内的协同多元共治主体；治理过程“可持续”，强调治理方式在绿色环保的前提下，也要符合各地资源禀赋条件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治理手段“可多元”，强调结合大数据等多元手段创新治理模式；治理客体“可共生”，强调以大自然为主体的治理对象要实现与人类的共荣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强调发展成果应带来共赢[4]。就此，贵州从“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到“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的三大战略行动演进，正形成“三位一体”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充分落实上述“五位一体”绿色治理理念，具象“天人合一”的儒家生态哲学原则，特别是着眼“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和“生态宜居”的对接落地，不仅符合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而且契合独特区位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

二、以“大扶贫+”的绿色治理路径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地貌特质，使得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自然保护区重合于乡村地域，曾长期处于“欠开发、欠发达”状态。立足过程“可持续”的绿色治理理念，贵州从“十三五”时期探索的乡村振兴战略便承载着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大扶贫+治理”路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业兴旺”方针。一方面，对进行乡村振兴的前提，在于保护和维系良好而又脆弱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又需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要构建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以确保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鱼与熊掌可兼得”。鉴于此，贵州依托民族乡村地区丰富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探索独具特色的“大扶贫+”绿色治理路径。

（一） 依托绿色生态农业的“产业生态化”路径带动扶贫治理下的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引领，而“产业生态化”的扶贫治理便形成绿色治理的最典型路径。在人类传统的产业互动发展模式下，第一与第二产业的相互作用大致表现为“传统农业—传统工业—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逻辑链条，即农业发展为工业提供技术基础和原料供给，工业进步再反哺农业以实现其现代化的同时又大幅提高其生产效率，而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产业发展道路。很显然，上述路径不适合嫁接于类似贵州的相关地域。贵州诸多乡村处于山区地带，交通不畅、环境闭塞导致经济发展落后，第二产业基础薄弱。同时，全省自上而下倡导的绿色发展要求决定此地不可能走纯粹依托自然资源加工而形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鉴于此，为实现乡村地区落后的、低产出的传统农业过渡到先进的、高效的现代农业以实现跨越发展中的乡村振兴，便需基于现实资源禀赋条件，打造生态农业。

立足区域生态农业打造时呈现的集约化、本地化、多样化、自然循环、小规模等特征，贵州在生态农业绿色治理路径上持续深入。其一，通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拓展开源治理主体。从治理主体“可开源”的视角出发，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振兴的客体单位，更是绿色治理的不可或缺主体，发展任何形态的农业、实现任何阶段的乡村振兴都离不开农民作为关键主体的积极努力。为此，贵州从全国首先创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到当前全面试点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培育农民为落实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主体。各地政府组织农民参与上述宣传教育平台，对农民进行生态农业相关知识的培训，让农民充分了解和认识生态农业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激发农民参与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农民有干劲后成为治理的积极主体，农业才能有活力，农村才能走向振兴。其二，通过“大交通”网络的深入推进强化治理方向的延续性。生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治理过程，需建立便利联通市场化的客观物流通道，以形成完整的现代农业体系。为此，贵州着眼以交通为核心的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坚定贯彻落实“村村通”政策，并进一步推进“组组通”打造。只有形成“大交通”的坚实基础，农村区域提供的生态农产品才能最大程度的市场化，从而带来经济效益助力脱贫攻坚。其三，通过搭建平台、创新宣传的大数据、融媒体等多元治理手段保障生态农业产品的供需接轨。通过扶持农产品企业、建立农产品销售平台等方式推进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如建立多彩贵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打造“贵州生态农业”平台等。畅通现代互联网企业、平台与生态农业的充分对接，有助于不同的乡村地区根据自身自然地理禀赋条件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从而易于生产具有区域特色、乡镇特色、民族特色的生态农产品来实现与大市场对接，并形成自身产品定价机制以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二） 依托文旅融合的“生态产业化”路径带动扶贫治理下的乡村振兴

贵州所处的高原山区、密布河网、熔岩地貌成就独特的美丽与神奇，特别是喀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突出，山水相融、瀑布峡谷溶洞交织，宜人适居的气候条件及神奇秀美的自然景观，形成“生态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作为治理客体之一的大自然，通过向旅游资源要素的转化，在保护与发展的绿色治理进程中形成与人类的共荣共生，实现治理客体“可共生”；而这种生态资源的旅游化，在提升地域知名度、吸引外界人员到访的同时，带来周边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人迹罕至地的世间呈现、相关区域人气提升等共赢效应，实现治理结果“可分享”。特别是，贵州还拥有闻名遐迩的革命遗迹、浓郁神秘的民族风情、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等多姿多彩人文特质，这便决定此地的“生态产业化”路径能通过文旅融合方式较好承载，呈现独特的“文化+旅游+扶贫+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路径探索。

其一，立足富饶生态资源禀赋，打造文旅融合的产业化道路。着眼民族地区客观存在的美丽自然景观，探索特色文化与特色旅游的可行融合路径，如激活并提升以西江苗寨为代表的民族区域，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飞歌、芦笙、刺绣等传统文化技艺转化为旅游产业驱动力，打造独具地域吸引力的特色民族文化产品，实现民族特色文化与民族特色旅游的对接[5]。而民族特色旅游产业路径的深化，又同步助力保护和承继民族文化，不仅实现产业带动下的乡村振兴，而且保证文化传承中的乡村文化自信提振、乡风文明塑造，获取物质和精神双重方向助力乡村振兴的双效成果。其二，坚守生态底线规避过度开发。出台严格制度安排、确保可持续治理过程、严明生态文明检验和考核的绿色标尺，杜绝文旅融合开发中的市场失灵，规避大规模开发公司介入带来的垄断、政府与企业沟通不畅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弊端，防止对生态旅游文化资源的过度开发、不充分开发、低效率开发，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零容忍”，切实保障绿色治理的过程“可持续”、客体“可共生”、结果“可分享”。

三、以“大数据+”的绿色治理路径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自大数据概念出现以来，贵州凭借地理区位承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优势，引领大数据发展走在全国前端。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崛起，直接带动长期经济增长，间接吸引更多外来投资，成为助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引擎。借助大数据新兴产业形成的新动能，贵州深入探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绿色治理路径，有关“治理有效”方针的对接，主要呈现于狭义、广义两个方面。

（一） 狭义层面的“大数据+”绿色治理路径主要涉及生态环境领域

其一，充分发挥大数据产业助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效能。大数据作为治理手段“可多元”的重要创新，形成治理主体大幅提升搜集治理客体相关信息效率的“引爆点”，更新传统的信息数据处理方式，创建一套完整的信息互动体系，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多方信息收集渠道和反馈模式，使治理主体能及时掌握生态环境动态。其二，推动以大数据助力生态环境治理的广域运用。贵州正将上述结合大数据进行生态治理模式在全省推广，特别帮助治理主体更有效率地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构建一套制度化、立体化、智能化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形成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客体“可共生”状态，从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效率、业务水平和整体能力，全面诠释和构建绿色生活、绿色治理、绿色发展模式。其三，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数据+”绿色治理支撑。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大多数贵州民族乡村区域地处深山，受极端天气影响较大，生态环境脆弱，而发展生态农业、民族特色旅游业，必须以对生态环境的充分保护为依托，乡村振兴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鉴于此，大数据产业的运用正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关键技术支持。贵州依托大数据企业“云上贵州”打造出包含环境自动监控云、环境地理信息云、环境公众应用云等在内的一套大数据绿色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环境治理工作成效。大数据平台首先构建后发乡村地区与先行发展区域的信息沟通机制，前者在建立自身的绿色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时能随时有效借鉴成功地区的经验和模式，节省双方直接交流所带来的各项交易成本；其次，伴大数据而来的数据指标分析、计算模型构建等科学方法，形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智能技术支持。贵州已形成借力“蒙草模式”等治理石漠化问题的“大数据+”路径，借助大数据实时提供石漠化数据信息，为综合治理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 广义层面的“大数据+”绿色治理路径突破生态环境领域边界涉及更多元领域

事实上，积极打造并运用大数据新兴治理手段本身，便能很好凸显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结果“可分享”的绿色治理内涵。“爽爽的贵阳”“爽爽的贵州”不应仅为大数据提供最佳的服务器放置场所，民族乡村区域当地探索以“大数据”构建广义“大生态”的治理经验也是绿色治理的应有探索路径；同时，“大数据”也不仅可用于生态环境方面的绿色治理，还可为绿色路径装备智慧行囊，广泛引入多元领域以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其一，探索“大数据+生态农业”模式。大数据和生态农业皆有现代化的特征，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存在高度的适应性和兼容性，而大数据为生态农业发展和运营提供的高度精准引导，主要呈现于气候分析和农产品市场化方面：一方面，依托大数据对相关区域历年气候特征进行统计和总结，引导农民选择最恰当的农业和农产品；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即时反映市场需求变化，预测变化趋势，为生态农业产品产量达成市场供需均衡提供信息支援。例如，贵州修文县的“大数据+猕猴桃”产业模式，将大数据系统布局到种植、农业旅游、深加工等多个方面。其二，探索“大数据+大旅游”模式。大数据与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产业的融合，不但体现在大数据对旅游产业的信息支持，而且体现反映于民族特色旅游产业对大数据应用的创新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旅游业，其特色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更有产业发展所凸显的“内容为王”，即独特的游客结构、热点分布等都形成大数据分析和统计模式的新鲜素材，使得民族特色旅游产业能够反哺大数据产业，推动两者协同发展。其三，探索“大数据+X”模式。贵州正不断拓展“X”的领域，以催生绿色治理体系更丰富呈现。例如，贵州将大数据运用于交通等重点领域实现“数据铁笼”构建，形成诸多管理监督系统，推进监察体系的运用进程，对于廉政建设、绿色政治生态的构建形成强大助力。

四、以“大生态+”的绿色治理路径助推乡村振兴

贵州的“大生态”战略契合于“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战略方针，特别是1988年以毕节地区为载体启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国内率先探索，典型经验可贡献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治理范式。具备秀美的天然生态环境、鲜明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伴随基础设施完善而凸显的西南交通枢纽区位优势，贵州延续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大生态”战略，尤能体现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绿色治理理念。

（一） 以提升生态质量为重点，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新路径

任何具备先天生态环境优势之地，便拥有发展绿色产业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资源禀赋优势，而资源禀赋优势的持续发力则有赖于守好并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鉴于此，“多彩贵州”“爽爽贵州”的绿色治理路径探索，便正着眼持续提升生态质量。其一，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制度化、法制化生态环境保护与质量提升。例如，推行《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落实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机制，加强政策制度供给在纵向上的渗透性，确保乡镇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规约落实到乡村地区；建立并印发《贵州省河长巡河制度》，明确设立省及以下五个级别的河长，赋予各自巡河权力及责任，建立健全河长制对于河流生态环境的保护机制。由此，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规约体系。其二，引领转变传统政绩观念，逐步完善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政府正确的牵头作用。2017年出台的《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试行）》建立了对九个市（州） 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制度，考核评价每年一次、评价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并作为政绩、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有效推进朝绿色政绩观念的转变。

（二） 以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探讨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现路径

始终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不仅是对党和国家战略方向及政策安排的响应，更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推进的关键阶段，对“大生态”重要发展战略的坚定不移落实、对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产业兴旺”宏观方针的积极响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中、生态产业发展战略的驱动下，贵州持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形成绿色治理的新生内在动力。

其一，着力发展山地高效农业，为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提供动力。贵州作为没有平原且耕地零散的省份，近年来坚持市场化导向，瞄准自身优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发展山地高效集约农业，调整传统种植结构，形成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水果、中药材等有效供给。第一产业的绿色发展不仅能为现代生态集约农业路径提供现实基础、积累丰富经验，更是乡村地区脱贫致富、实现振兴的坚实支撑。

其二，着力发展以大数据为依托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不断升级。电子信息伴随大数据发展收效最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随着经济增长点向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传统诸如煤炭业等附带大量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重工业增加值不断下降，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大生态”战略核心要求在产业转型上得到落实和保障。

其三，着力发展以民族特色旅游和金融为主要动力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不仅是高效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很好地体现和契合“大生态”的绿色发展理念。贵州拥有保留完整的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文化，民族特色旅游自然成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大法宝。同时，特色的民族旅游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正是带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对GDP贡献的不断提高，带来了生态环境的良好维持以及绿色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也是第三产业增长不可忽视的关键，尤其体现在全省对绿色金融体系的探索和实践。首先，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以及“大生态”战略的实施为绿色金融体系提供智力支持、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包括绿色GDP考核制度、生态政绩测评办法等逐一落实。然后，政府积极引导和参与金融市场规划发展，2016年出台《关于加快绿色金融发展的意见》，提出本省绿色金融发展宏观方向和具体安排，申请中央批准贵安新区成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助推绿色金融体系建立。其次，初步形成走在全国前端的绿色金融市场，如兴业银行贵阳分行于2014年正式成立全省范围内首家生态支行，开始对绿色产业、绿色事业、绿色项目的贷款倾斜；贵州省政府努力推动绿色金融产业向乡村地区振兴事业和扶贫项目进军，使后发赶超地区充分受惠于走在全国前端的绿色金融体系及市场，更好更快地实现脱贫致富。

五、结语

敬畏尊重自然之“不妄为”和博爱自然万物、承担生态责任之“有作为”的“天人合一”生态观[6]，需要充分落地具象化重要理念的现实价值。承载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理念体系，贵州正客观构建“三位一体”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这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彰显，并特别从“产业兴旺”“治理有效”和“生态宜居”的路径，形成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探索。上述经验更可形成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及实践借鉴，在国内，不同地区均可运用绿色治理理念，结合自身地理资源禀赋形成特有的广义绿色治理实践体系，走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助力之路；在国外，已成功运作的绿色治理理念可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对接提供绿色治理节点，落实“一带一路”的“清洁美丽世界”承诺，助力沿线经济后发赶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