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治民 任 坤

（1.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贵州·贵阳 550028；2.中共石阡县委党校，贵州·石阡 555100）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农民对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或者说党和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起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性，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主体，而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旁观者或者看客。简而言之，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关键是要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1]。

鹤见和子认为内生的发展是指人们适应自己地区的生态环境，尊重自身的文化传统，参考外部知识和制度，探索实现发展的路径[2]。黄高智认为，内生发展应该以一个民族自身固有的文化为根底，这是一种以人为本而非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的发展[3]。

综合以上对内生（源）发展的理解，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内生（源）发展的基本定义：一种主要由发展地区内部民众参与和推动、充分利用发展地区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尊重发展地区的价值与文化、探索自身发展道路，不机械模仿其他发展模式的发展[1]。这个界定引导我们从五个方面来把握内生发展：一是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二是发展地区自身的资源对于发展的意义；三是发展地区自身的文化与价值对于发展的意义；四是探索适合发展地区的发展路径；五是内生发展不是故步自封的发展，不照搬外部发展模式不等于不借鉴外部的发展经验与优势资源，恰恰相反，我们要充分利用外部的先进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和优势资源来激发和调动乡村的内生力量和资源，让这些内生力量和资源在外界刺激下开花结果，成为发展之源。要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就是要激发乡村民众的参与，调动乡村的自有资源，尊重乡村的固有价值，创造性地运用乡村自身的文化，以此形成一个适合乡村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路径。

内生发展理念是伴随后现代化思潮而兴起的一种发展观。这种发展理念跟现代化理念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在现代化理念中被视为野蛮落后的乡村本土文化与资源奉为发展的真正源泉。在现代化理念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中，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传统民间组织、未经现代科学技术开发的物质资源是野蛮落后的典型代表，与现代文明对立，并将被现代文明所抛弃。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内生发展理念不但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观念，并且为乡土文化、传统民间组织和乡土物质资源正名，认为这些才是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发展理念为一些原本在经济上较为落后、较为封闭的地区提供了后发优势。因为正是在这样一些地区，乡土文化、传统民间组织和乡土性的物质资源较为完整地，或者不受外界影响地保留了下来，透露着原生态的气息，吸引着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和批量化工业复制品的城市居民。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因素，在乡村的内生资源、内生价值与文化上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例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特色农业资源与自然资源、乡土性的民族传统与价值、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与习俗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禀赋与优势。从内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独特的禀赋和优势就是内生发展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内生路径的基石。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

积极探索贵州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要结合贵州地区的资源禀赋实际和文化实际。贵州地区民族资源丰富，内生资源颇具特色，因此探索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是成功实施贵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4]这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亦从“五个振兴”的角度来阐释黔东南州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

（一）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支撑。产业振兴使经济兴旺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根本提高，乡村的社会与文化发展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在乡村产业振兴中，要通过政府产业振兴的政策引导，发挥市场机制效应，激发贵州黔东南州的内在活力，提振农民的自信权能，发挥内生资源的特色优势和市场潜力。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地区，贵州黔东南州只能在产业振兴上寻求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才有在农村产业发展上突出重围的机会。这就需要黔东南州依托自身的特色物产、优势资源开辟产业振兴的广阔天地，使乡村地域的特色农业资源、生态资源转变为农民发展所需要的资产、资本，充分释放乡村经济活力，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模式，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5]。

黔东南州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37.94 万人，72.39%的人集中在种植业，6.13%的人集中在林业，18.50%的人集中在畜牧业[6]。从黔东南州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行业构成来看，绝大多数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内。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这些农民集中在种植业内就业，而是他们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种植业内就业。黔东南州的自然物产丰富，很多农牧产品在全国独具特色，例如：从江椪柑、丹寨锌硒米、麻江蓝莓、锦屏蜂蜜等等。有这么多独具特色的农牧产品为什么黔东南州的农业产业没有得到振兴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农民们仍然只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种植，农业没有以产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或者说没有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经营，技术含量低、规模化程度不够、市场化因素不足，所以很难实现当地农村产业的根本振兴。

正确的路径应该是以外部技术和优势资源激发和调动黔东南州的内生农牧业资源。通过外部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输入，来激发黔东南州的内生资源与优势，逐渐使黔东南州的产业发展走上内生发展的轨道上来，并最终实现产业的振兴。也就是说，外部技术、资金和人员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是撬动乡村内生动力的杠杆，而非终极目标，最终目标是乡村的内生发展。需要转变引进外部技术、资金和人员的思路，引进外部的技术、资金和人员不是简单地在黔东南州的乡村搞几个农牧业的规模化种植或养殖，也不是简单地开办几个农牧产品加工制造企业，而是要让外部的技术、资金和人员激发和调动黔东南州自身的农牧业资源和农牧业从业农民，带动当地农民自身成为技术人员，成为管理人员，成为种植养殖的大户，将自己的特色农牧业产品以产业化的方式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其实，不仅仅是针对黔东南州的农牧业产业，加工制造业产业的振兴同样应该走这种以外部资源激发内生动力的路径。例如，三穗的竹编藤编系列产品在2012年的凯里银饰刺绣博览会上吸引了大批观展人群的眼球，让前来参观的顾客赞不绝口，争相购买。三穗县的农民有藤编的手工艺，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缺乏资金、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因而不懂得开展产业化的经营。这就需要以当地的内生优势，即藤编工艺为依托，招揽引进外部的资金、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人才。但是外部的资金来三穗县投资藤编后，要将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手段传授给当地更多的农民，使更多的农民权能得到提升，成为藤编工艺产业化、市场化经营的主体，从而实现当地藤编工艺产业的振兴。不能只是让外来资金简单投资藤编工艺，而是要让外来资金和本地工艺技术形成一种股份合作的经营模式，在合作中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提升当地农民能力、扩大藤编工艺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声誉。

（二）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人才是强农兴农的根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创新乡村人力资本引进和开发利用机制，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需要打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固有思想，打破只有城里来的人才是人才的思想，打破农村没有人才的旧思想。在乡村人才振兴上，除了要积极引进乡村振兴所急需的人才外，要注意利用新乡贤的乡土情怀、“三农”情结，通过以情感人、文化留人、鼓励提能等多种方式，鼓励官员、商人、文人等不同特色的新乡贤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引领者、贡献者或参与者，带动乡村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水平的全面提升。同时，还要积极探索乡村本土人才的快速成长和培育新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根据上述内外结合乡村人才振兴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乡村人才振兴的一些可行办法：一是要大力培养乡村地区各个领域的特色人才；二是要倡导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回家乡兴业创业；三是吸引外来人才。其中，前两条路径都属于内生振兴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培养本土人才的这条内生路径，具体而言又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发展乡村职业教育，提升乡村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是挖掘民间各个行业的能工巧匠、奇人异士，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与培养。

首先要大力发展乡村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较为落后，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人力资源储备不足，这些都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受教育水平可以作为衡量人才数量的一个指标。据研究表明，每多上一年学，参加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大8.3%[7]。黔东南州全州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有137.94万人，其中有95.39%的人受教育水平是在初中及其以下。从黔东南州全州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水平整体比较低的现实情况表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难以发挥和挖掘地方的人才潜力和优势，主要依赖从外部引入人才助推乡村发展。因此，黔东南州乡村人才振兴，要努力提高乡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质量。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乡村教育。而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乡村教育，离不开对外部人才的招揽，所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培养本土人才也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也是一个招揽外部人才以激发和调动内部人才的过程。

其次是发现和培养本土特殊人才。黔东南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人、民间艺人、民间手工业者众多，这些人就是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本土人才。这些人的学历和综合文化素质可能不是太高。政府要善于发现这样的特殊人才，并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育和引导，提升其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成为黔东南州乡村振兴各个领域能够仰赖的人才。例如，黔东南州的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后就是一批具有特殊才艺的民间艺人、民间匠人。发现和培养这些民间艺人、民间匠人，引导他们再培育出更多的民间艺人、民间匠人。这就是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地区本土人才振兴的关键。事实上，黔东南州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黔东南州立足于技艺传承和人才培养，健全了人才研培制度。建立了部门传统工艺研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举办的“民族工艺品外观专利设计大赛”，每年都吸引超过300余家（人）民族工艺品企业、工艺大师和非遗传承人参加。

再次是外出农民返乡创业，也就是“送出去，请回来”的人才培养策略。农村青壮年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从短期看，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打工、经商会影响乡村经济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乡村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因为，青壮年农民进城能够增长见识、革新观念、提升技能、积累资金、顺应发展趋势。进城的青壮年农民如果能够带着这些收获回乡创业，对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牵引与带动作用将是不可限量的。这些进城后带着收获回乡创业的农民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人才。

（三）文化振兴

乡村原生文化是乡村振兴凝心聚力的黏合剂和发动机，是乡愁记忆和故园情怀的精神纽带[8]。根源于乡村文化在近代以来的衰落和自信的缺失以及城市发展主义指导思想的支配，中国的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理论的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框架下被视为落后、愚昧和封建迷信的象征，不但失去了在社会主流文化中的地位，也越来越被农民自身所嫌弃，陷入了越来越衰落越来越失势的尴尬境地。现在，随着国家对乡村内生文化资源的重视，上述状况也将随之改变。乡村文化必将重新从边缘走向农村文化的中心。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借鉴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发掘乡村内生文化资源，突出乡村内生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牵引作用。

黔东南是少数民族地区，多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既可以作为一种内生力量推动乡村振兴，也可以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助推乡村经济发展。对于黔东南州的文化振兴内生路径而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是让少数民族农民认识到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并不是落后文化，这些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重要价值。乡村传统文化是维系乡村地区传统价值和观念与现代价值和理念的纽带。我们说要塑造一种新型的农村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是无本之源，也不可能是外来文化或城市文化的简单照搬，其必然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上去完成这种新型时代文化的锻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传统文化显现了其应有的价值。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多元文化、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资源，其存在能够极大地展示我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农村的主业是农业，农耕文化既是我国传统的农业耕作智慧的结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提供借鉴和启示。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要认识到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以这些文化为基础，建构我们当前的乡村文化。

其二是要在文化开发中去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并在文化开发中将这些类型的文化发展壮大。在文化开发中去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其实就是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重构乡村文化。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代表传统的一面，这些传统性的文化如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必然会越来越边缘化，甚至失传。而文化开发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现代技术，能够将现代文化理念和形式运用于传统文化的再建构，从而实现传统性文化的现代重构与重生。这就是在文化开发中去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价值之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文化开发中去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是将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和工具，而是对乡村文化的重构，或者说在乡村文化重构中去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因此，振兴乡村文化，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反哺文化，或者通过对乡土文化资源的有限开发来反哺文化振兴。现在，黔东南州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有不少被开发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民族内生文化的保护。但是，开发不能过度，如果纯粹为了经济效益或旅游经济的目的去开发少数民族内生文化资源，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毁坏乡土文化资源，得不偿失。

（四）生态振兴

贵州被国家纳入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这本身就说明了贵州在生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绿色发展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生态优势也是黔东南州乡村振兴中的长板，是黔东南州乡村振兴中重要的内生资源。这些年，黔东南州采取了多种措施将生态优势继续做大做强。生态是黔东南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优势，黔东南州也在发扬这一内生优势。在生态振兴的内生路径上，黔东南州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其一，要继续做大做强黔东南州的生态优势。要在物种保护，尤其是传统优秀物种保护，生态林种植，退耕还林、水源水土改良等方面下功夫。在现有生态资源的保护方面，对黔东南州的一些特色生态资源要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并实现这些特色生态资源的发展壮大。要更多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去巩固和发展黔东南州的生态优势，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其二，要合理开发生态资源，以开发反哺生态保护、生态文明建设。黔东南州生态资源丰富，这为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开发要有限度，不能搞过度开发，积极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类生态化生产、开发与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理念相适应，进而建设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新乡村。与此同时，还要以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为目的，通过适度开发生态资源来支持生态文明建设。

其三，将生态振兴与人居环境的改善相结合，建设农村生态社区。生态振兴不仅仅是振兴自然生态，其最终目的是要振兴人居生态、人居环境。建设生态社区能够很好地体现生态振兴的宗旨，必须在优化政策体系、合理布局空间等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有新的突破[9]。黔东南州在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将较多的精力和政策资源用于关注农村生态社区建设上。农村生态社区的建设首先要着力优化政策体系，本着宜居、宜业的要求，从政策的优化、整合、创新三个维度同向发力，进而提升政策的效率，消除政策的盲点，满足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其次针对当前农村在发展中出现的土地管理杂乱无章，资源低效利用的现实情况，要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农村空间布局，合理区分不同空间，彻底改变以往无序发展的局面。还要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绿色生态意识，积极参与到生态社区建设中来。在制度上要构建一套生态文明建设的奖惩机制，让那些主动践行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村庄得到奖励和支持。

（五）组织振兴

培育农村组织在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增强社会活力、推动振兴行动、完善治理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切实把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放在组织振兴的优先位置加以推进[10]。黔东南州乡村基层组织振兴需要振兴三类组织，其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其二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其三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这里从组织振兴的内生路径的角度，重点谈谈黔东南州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振兴与发展。

在传统社会，县以下的乡村基层地区主要以民间自治的方式开展治理，很多民间组织或者民间乡贤就成为了这种乡村自治中的重要治理力量，这些民间自治组织或自治力量是乡村秩序维护和乡村民事纠纷调解的重要依靠，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是如此。近代以来，随着国家行政力量逐渐深入乡村，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逐渐退出乡村治理的序列，国家的正式行政力量取代了民间组织和民间精英，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导因素。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认识的深化，随着我们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提出，我们意识到，一种更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系应该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也将更能够发挥出乡村治理的能量。“三治”中的自治和德治就跟我们乡村社会的传统民间组织和民间精英的治理有暗合之处，再结合以现代法治，能够避免自治和德治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

因此，对于黔东南州这个有着民间自治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言，构建法治、德治、自治三维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凸显民间自治组织的治理功能，应是其乡村组织振兴的应有路径。

目前，黔东南州群众性自治组织发育较好，涌现出了一批参与社会治理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强化了黔东南州的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黔东南州的不少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治理方式或者少数民族传统民间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例如“鼓藏”，这就是组织振兴的内在化路径的最好例证。

2015年，黔东南州剑河县利用民间组织开展社会治理，镇、村干部组织村里的“牯藏头”出来调解村里的民事纠纷。“鼓藏”是苗族社会传统的管理方式，规定由“鼓藏头”负责调解民间的纠纷，以情理交融的方式化解民间矛盾，调解效果不错。此外，黔东南州还充分利用苗族侗族少数民族文化，创建了“鼓藏调解法”“民歌调解法”“五老调解法”“民约调解法”等社会治理机制。[11]这些民间组织和乡村自治性治理办法，有益于强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对于农村的组织振兴具有积极的牵引和示范作用，应该加以保护和传承。

三、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个包含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破除固有的乡村片面发展、各个领域孤立发展的旧思路，结合乡村实际，立足本位，转变思想，探索出一条乡村全面、系统发展的振兴路径，让乡村振兴的各个具体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产生聚合效应。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上有着自身特殊的优势，蕴藏着丰厚、独特的农副业资源、少数民族文化与人才资源、生态资源和组织资源，这些资源能够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探索独特的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凭据。本文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分析了黔东南州在乡村振兴上的内生资源与优势，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生态等方面全面系统探索了黔东南州在乡村振兴上的内生路径。本研究认为，要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需要借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与优势，在外来资源的激发与调动下，走出一条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