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遗杨柳青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与当代传承研究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NWNU-SKQN2020-51),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2023YBWT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因其特殊的区位环境,受到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展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质,在传统社会受到各阶层的广泛青睐,成为中国木版年画之翘楚。但随着近现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的剧烈变迁,杨柳青年画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存续模式逐渐与现代生活疏离,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应抢抓非遗保护运动契机,采取以旅游商品化为实践路径的生产性保护策略,正确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既保持杨柳青年画核心技艺、核心价值、核心特色的稳定,又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其题材、版式、工艺、材质等外延性要素,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最终实现杨柳青年画在当代社会的活态传承。
关键词:杨柳青木版年画;艺术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当代传承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是以绘稿、刻版、印刷等工艺制作,供年节时张贴于门户或室内的民间画,是绘画艺术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有机结合物。它发端于汉代的门神习俗,后随着唐宋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普及而逐步流行,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1]木版年画作为兼具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复合体,既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与丰富的表现手法,建构出一个独特的绘画艺术体系;又承载着特定时空下民众的需求与希冀,蕴藏着民族的精神情感,展现着地方社会的立体影像。诚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在我国灿如繁星的民间美术中, 木版年画是最夺目的。”[2]它是传统社会为我们留下的一宗重要民族文化遗产。
我国木版年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数十个别具地域特色与艺术风格的流派,其中以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山东杨家埠、四川绵竹最负盛名,被誉为“木版年画四大家”。而天津杨柳青年画因其特殊的区位环境,受到多元文化的共同滋养,展现出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质,一直受到广大民众青睐,成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龙头。[3]
一、杨柳青木版年画发展概述与艺术特色
杨柳青镇因当地盛产杨柳而得名,其地处京津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尤其是明代南运河的开通,使毗邻南运河,连接子牙、大清两河的杨柳青成为交通重镇,商肆纵横,经济繁荣。特殊的地理区位为杨柳青年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明代中后期,杨柳青镇开始出现画铺,成为杨柳青木版年画之滥觞,后随着清初的不断发展,杨柳青年画凭借吉祥喜庆且贴合民风民俗的题材与内容,别具特色又符合大众审美情趣的设色、造型、构图而风靡全国,至清代康乾年间,杨柳青已成为我国木版年画的重要集散地。鼎盛时期,杨柳青有年画作坊上百家,画样上千种,产品既进贡宫廷皇家,又远销大江南北,刻印地也不再局限于杨柳青镇一地,逐渐蔓延至镇南的三十二村落,形成享誉全国的“户户善丹青、家家能点染”的年画之乡。同时,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使杨柳青年画除受到本土市井文化的影响外,还受到皇城宫廷文化、运河漕运文化以及舶来西洋文化的影响,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木版年画,其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质与艺术特色。
首先,就构图而言,杨柳青年画较之他地木版年画,更为注重构图的整体性与均衡性,即在尺幅之间展现出主次分明、宾主清晰、虚实结合、聚散有致的画面布局。杨柳青年画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年画构图的铺陈堆叠,力求画面的饱满、厚实与匀称。另一方面又追求饱满之上的灵动与雅致,给予观者视觉上的层次感,呈现生动且富含规律的变化,画面繁复但不杂乱,有主次,有虚实,匠心巧思,既彰显华丽富贵,又饱含轻盈典雅,给人以雅俗共赏之感。
其次,就造型与笔法而言,杨柳青年画吸收了宫廷画技,充分运用国画工笔重彩之法,以达到细腻工致之效,如画匠在绘制人物造型时,仅脸部刻画就涉及十余道工序,连毛发亦描绘得细致入微,呈现出的形象真实鲜活,跃然纸上。杨柳青年画还非常注重在造型写实基础之上刻画人物的特点,勾勒造型过程中融入民众的审美情趣与主观意象,既写实又传神,形成各有谐趣、独具特色的脸谱化造型。如杨柳青年画流传下来的画诀所言:“画贵者像诀:双眉入鬓,双目精神,动作平稳,方是贵人;画财主像诀:腰肥体重,耳厚眉宽,项粗额隆,行动猪样;画寒士诀:头小额窄,口小耳薄,垂眉促肩,两脚如跛……”[4]可见杨柳青年画在诸形象塑造上,皆具有固定程式,这种程式源于对事物写实把握之上的艺术性加工,充分融合民众的集体记忆,既追求形似又追求神似,展现出写实与写意的完美融合。
再次,就色彩而言,地处交通要冲,受多元文化共同影响的杨柳青年画,其设色典雅柔和,与传统木版年画色彩艳丽、对比鲜明、视觉刺激强的风格大相径庭。杨柳青年画一般采用红、黄、蓝绿、粉红、黑五套色版,喜庆却不失清丽,其整体色调多偏向高明度,常采用粉红、粉黄、黄绿予以晕染,彼此沁润,给人以自然清新之感。与此同时,杨柳青年画强调设色的统一性,即呈现出一个主色调统领全局,其多用暖调,以红黄暖色为主,辅之以冷色调点缀陪衬,色调和谐,不似他处年画那般五彩斑斓、争奇斗艳。此外,杨柳青年画制作常有一些文人画家的加入,在创作过程中往往贴合年画主题与人物性格予以赋色。比如杨柳青年画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相软、武相硬”色彩搭配原则,即强调文官赋色需色调温和,多选用明度较浅、色彩不太饱和的淡黄、粉红等“软性”颜色;武官赋色需色调浓重,多选用较为凝重、明度较深的深蓝、黑色、褐色等“硬性”颜色。在赋色过程中,杨柳青年画还开创了套版与手绘结合之方式,尤为注重人物的开脸表现,融合工笔国画意蕴于版画之中,设色自然、画工精细,兼具立体感与层次感,形成了所谓“高古俊逸”之风格。
二、杨柳青木版年画遭遇的现代性危机
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意蕴,在传统社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长期以来,广大民众视杨柳青年画为祭祀祈福的实践载体与生活希冀的象征性符号,其题材既包括神像纸马、吉庆纹饰,又涵盖戏曲传说以及生活风俗图景。广大民众在年节之际将杨柳青年画张贴于牖户墙垣,有祛凶辟邪、祈福迎祥之意,亦体现出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愿景。可以说杨柳青年画是依托于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方式,蕴含着丰富民俗文化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它反映了特定时空环境下民众的审美情趣与功能需求,表达着传统社会乡民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同时在潜移默化之中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
但随着近现代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剧烈的变迁,杨柳青年画赖以生存的土壤与环境发生了巨变,其逐渐与现代生活疏离与脱节,遭遇所谓现代性危机。具体而言,在当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科学主义的盛行、民众审美情趣的变更、传统年俗的淡化使得杨柳青年画的传承与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杨柳青年画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以往年画张贴于院落大门上、堂屋内,既有功能性又富装饰性。现今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使得民众的居住方式从坊间院落变为城镇楼宇,房屋门厅内大都不再张贴传统年画,即便为美观需要,也会张贴其他更为“时尚”的现代装饰画。
其次,科学主义的盛行瓦解了杨柳青年画的实用性功能。近现代流行的科学主义,一度将以神像纸马、吉庆纹饰为主要题材的传统年画斥为“封建迷信”,即便在当代社会,年画逐渐摆脱“迷信”帽子,但其原本具有的祈福纳祥的实用性功效仍被消解,民众不再笃信年画背后蕴含的特殊功能,功能性的缺失使得年画风俗日渐式微。
再次,年俗的淡化与民众审美取向的变化对杨柳青年画传承造成全方位的冲击。年画与春节、年俗唇齿相依,春节作为传统中国民众的实践生活与共享文化空间,源于农耕时代,由民众通过迎神祭祖、燃放花炮、张贴年画、吃年夜饭等年俗活动共同营造形成,同时春节文化空间亦反向赋能于上述年俗。随着当代社会传统年俗的淡化与春节营造方式的变更,张贴年画被从年节必备环节中筛除,加之民众审美取向的变化,年画这一农耕社会盛行的风俗习惯被新的年节风尚所代替,杨柳青年画艺术亦失去了基本依靠。
综上所述,当我们审视杨柳青年画发展现状时发现,原本“画店百家、年画千种、画版数万”的盛景早已不复存在,年画产地日益萎缩,传承艺人寥寥无几且后继乏人,杨柳青年画的活态传承遭遇严重危机,面临沦为“故纸堆”与历史遗留物的风险。
三、生产性保护:杨柳青木版年画当代传承振兴的必由之路
面对上述危机与困境,如何促使杨柳青木版年画与时俱进,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如何使其在新时代新环境中找寻到适合自身的生存方式得以活态传承,是今天杨柳青年画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契机,作为国际、国内双重话语体系下均有鲜活呈现的系统性工程,其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有利于我们纾难解困。
针对保护与传承以杨柳青年画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类非遗(2006年杨柳青木版年画入选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我国在实践工作中总结与提炼出的“生产性保护”策略颇具实用功效与借鉴意义。所谓生产性保护即以保持非遗本体文化核心元素的真实性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适应当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文化产品,[5]同时积极构建文化空间,为非遗技艺与产品提供了制作、展示、交流的平台。通过生产性保护能够提升手工艺类非遗的自我造血能力,亦在客观上促进非遗活态融入当下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增强了非遗的文化吸引力,使其迸发出时代活力。
非遗生产性保护的重要实践路径即旅游商品化,它是以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挖掘、利用地域性、民族性特色鲜明的非遗资源,尤其是手工艺类非遗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发出集纪念性、地域性、民族性、艺术性、实用性、时代性等特征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及相关旅游商品的过程。[6]针对杨柳青年画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实施基于旅游商品化的生产性保护策略,具有很强的贴合性与适用性,其解决了杨柳青年画在当今社会中依靠旧有运营模式无法实现新陈代谢的弊病,通过解决终端需求问题,实现了自我造血功能,以产品需求带动保护与传承,既符合杨柳青年画的自身特质,又充分关照其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具体而言,国家级非遗杨柳青木版年画旅游商品化存在两条路径,即直接旅游商品化与间接旅游商品化。[7]直接旅游商品化是指将杨柳青年画本体作为旅游产品予以商品化开发的过程。该过程首先考量旅游市场需求,调研分析游客群体对于特色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的诉求;继而在坚持杨柳青年画“核心符号”(核心技艺、核心价值、核心艺术特色)稳定与原真的基础上,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调整“随机符号”(题材、版式、材料等外延性要素)以适应客观环境与受众需求的变化,深入挖掘、利用传统年画艺术资源,融合现代技术与思潮,返本开新,将传统的杨柳青年画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
实施杨柳青木版年画直接旅游商品化,一方面要因时因地因需扩充年画题材,对于传统年画题材需有所扬弃,既根植于传统,着墨于地方性与民俗性,又拥抱现代生活,顺应市场需求,创新题材类型,开发当代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内容。另一方面,要突破传统年画原有功能的局限性,根据受众需求,扩展年画类旅游商品的用途范围,借以提升吸引力,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传统年画不再仅仅作为祭祀祈福的神像纸马与打扮屋院的吉祥装饰绘画,要充分发挥杨柳青年画设色典雅、高古俊逸、雅俗共赏、神形兼备的艺术特质,将其开发为挂历、卷轴、手帕、丝巾、车挂饰品等,满足游客的实用性需求,真正做到想受众之所想,供受众之所需。
当然,实施传统年画直接旅游商品化的过程必然会涉及杨柳青年画材质、工艺的革新,在该过程中要合理利用新材料与新工艺,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寻连接点,在古今交融中寻求平衡点。比如在材料上,可以使用布艺、丝绸乃至合成纤维;在工艺上,可以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加入部分机械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往手工艺类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中,被质疑最多的便是机械化规模生产与工艺革新会破坏手工艺的匠心独具。传统观念普遍认为,手工艺与机械化生产是二元对立的,手工艺是温暖的用心之作,而机器生产往往是冰冷且缺乏感情的。实则两者并不相悖,因为体现年画价值与技艺的精细化环节,一直是由传承人手工绘制、雕版,传承人的身体力行与匠心独具牢牢地把握着“道”之气韵,构建出整个年画作品之精髓;而机械化生产主要从事下料、切割、印制等工序,仅体现“器”之功用。在旅游商品化中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适当融入一定机械化生产既不妨碍手工艺的匠心独具,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促进杨柳青年画作为非遗旅游商品的规模化生产。
间接旅游商品化是指将杨柳青年画中所蕴含模式化、符号化的图样、纹饰进行提炼、加工,融合现代工艺技术、设计理念与旅游消费者审美需求,应用至旅游商品造型、包装设计的过程。抽析于杨柳青年画中的设计元素提升了旅游商品的文化性与历史感,饱含传统年画元素的旅游商品,更富乡土特色与民族情调,是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旅游商品的范例。当然,杨柳青年画的间接旅游商品化不仅是借助传统年画所蕴含的独特符号价值提升旅游商品文化附加值,促进旅游商品销售的过程,其在客观上亦推动了杨柳青年画的传承与发展,使其自然地贴近当代,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从而提升当下杨柳青年画的群众基础与艺术影响力,达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想状态。
结语
杨柳青木版年画凭借精致典雅、柔和细腻、神形兼备的艺术风格,受到传统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青睐,成为我国传统木版年画之翘楚。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地方社会环境、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大众审美需求皆发生了变化,作为乡土社会年俗必需品的杨柳青年画似乎在当下丧失了生存土壤,变得可有可无。面对杨柳青年画遭遇的现代性危机,我们不能故步自封,实施僵化的保护策略,要主动拥抱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变革,因时因境转变保护思路,抢抓非遗保护运动契机,借鉴非遗保护的新经验与好做法,采取基于旅游商品化的生产性保护策略。以旅游产品为引领,让杨柳青年画重新走向消费市场,以需求拉动供给,在需求端解决杨柳青年画的存续问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需科学合理地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既保持杨柳青年画核心技艺、核心价值、核心特色的稳定,又与时俱进,适时调整题材、版式、工艺、材质等外延性要素,以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最终实现杨柳青年画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注释
[1]刘虹、郑植,《新媒体时代下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策略研究》,《国画家》,2023年第4期。
[2]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的价值及普查的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3]李莉,《朱仙镇年画与杨柳青年画的艺术风格之比较》,《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
[4]王树村,《杨柳青民间年画画诀琐记》,《美术研究》,1958年第4期。
[5]《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国文化报》,2012年2月27日。
[6]张中波、周武忠,《民间艺术旅游商品化的路径》,《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6期。
[7]席辉,《中国传统雕塑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困境与生产性保护路径探索》,《雕塑》,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