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故乡小镇，我一般是不携带手机的。想找人，直接上门就行;被远方的人所寻找，直接忽略罢了。因此公元2013年9月29日那天，正在老家度假的我，在中午时分，猛然得知从前我口中的“滹沱河老牛”——著名诗人牛汉先生，已于上午在京辞世。是北京的诗人朋友，在我的微博私信上留下了这个噩耗。

没有震惊也没有哀痛，我只是默默打开网页，默默地与无数有良知的同道中人，度过了一整个失语的下午。毕竟，91岁驾鹤西归，而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第一个被拘捕者而暴卒，上苍对他的眷顾已经不薄。

现在夜深人静，我觉得如果不为已在天堂注视着我们的“滹沱河老牛”写几行字，那么自己的人品一定有问题。但把自己洗干净了的十指放到键盘上方，却发现不知该从哪个字母敲起。事实上，出生于1923年10月23日黎明的牛老（或许该称“史老”？因为他本名史承汉），比我年长42岁，若在旧时代，叫他一声爷爷也不夸张，但“老牛”这个称谓，却是当年我们初识之时，他严令我这么叫的。我知道现在白纸黑字地直呼他的英魂为“老牛”不合适，且有自抬身份之嫌，故索性称其为滹沱河老牛。

因为他曾说过，他出生的村庄离滹沱河只有一里路光景，那条河“很野，很难管束”，所以他祖母在其幼年时代，曾对他说：“你这脾气，真是个小滹沱河。”我想，他祖母的这句话，作为身上流着母亲蒙古族血液，性格刚烈、坚韧、鲜明，甚至叛逆的著名诗人，“老牛”一定对许多人复述过。

细想起来，我与“老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7月底8月初，因为那时我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正值暑假，但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反正是在放假之前，我接到由丁玲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的邀请：暑假期间到青岛去参加他们组织的笔会。到北京集合之后，时任《中国》杂志编辑的吴滨告诉我，参加笔会的人，有北岛、多多、徐星、迟子建、格非、北村、杨争光等等，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为除格非是我的大学同学外，其他人都是久闻其名而未曾谋面，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当时文坛上的牛鬼蛇神，对于才刚刚21岁的我来说，那是多么的“喜大奔普”啊！

更有甚者，领队的竟然是“神人”牛汉和丁玲的先生陈明老师！之所以说牛汉先生“神人”，是因为在大学4年中，我们已经以晚辈的身份领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神出鬼没与鬼出神没。又读过了牛汉先生的像《悼念一棵枫树》那样的许多著名诗篇。在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我们对诸如“新月派”、“七月派”里面的许多诗人，都是敬若天神的。

在青岛的海军第二疗养院里第一次聚会时，我惊叹于63岁的老牛，从精神到脊梁，竟然都那么挺拔，更要命的是，在我这个小个子眼里，他的个头也高得太过分了（当时我估计他得有1.9米，可一直没信心核实，以致至今也还不知其准确身高），所以我当晚专程去拜访住在斜对角房间里的他时，始终都在仰视。只不过，端着自带的搪瓷杯子喝茶、话语里山西口音浓重的牛汉，竟然和蔼得像一个邻家大叔，一个劲儿地表扬并鼓励我这个后生小子。许是因为我的母亲是彝族而他的母亲是蒙古族的缘故吧，后来我们的话题就偏离了文学，他露出了诗人的本性，直夸跨民族的婚姻最可能生出天才的后代，搞得我信心爆棚，误以为自己也是天才啥的。

也就是在那晚，我叫他“牛老”时受到了批评，“我又不姓牛，姓史，你叫我牛老简直不知所谓！再说你看我老吗？我真有那么老吗？我现在还写抒情诗呢！哼哼！”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我虚心受教：那么我该称呼您什么呢？他说：叫老牛，或者老牛汉，也可以叫牛汉先生……不过，最好还是叫老牛，这两个字音节好，听着有激情！

真的好有激情！不自觉地，想不喜欢他都不行了。或许这也就是所谓的缘分，那次笔会到底是开了10天还是15天，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笔会后期，大家都感到天天泡海水逛海滩索然无味了，于是在我的暗示下，老牛热血沸腾地怂恿我去追求与会的某军人女作家，“她可是真正的少年成名，而且出身高贵，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人家可是十来岁时照片就上过杂志封面的，我怕自己不行。”我说。老牛怒了：“你怎么不行？是男人吗？你只要是个男人就行！阿米尔，冲！”也是年少气盛，受此激将，我还真是“冲”了，只是后来笔会结束回到北京，进了她家那种大宅门，端的是如坐针毡，给吓得立马闪人，后来就一直做普通朋友了。

那次从北京返回昆明不到3个月，我作为云南8名代表之一，又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青年文学会议。虽然很想当面感谢老牛在他担任执行副主编的《中国》杂志上给我发表了短篇小说《被同情的人》，但始终未能如愿。一直到14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参加编校《赵朴初居士纪念文集》，才在某一天被指派去他位于通州的家里取稿时得以见面，那一年老牛77岁，除头发更白了之外，依旧和在青岛初见时一样，从精神到脊梁都笔挺如昨。那一天因要急赶回程，我们没有多聊，只是他对我与那个军人女作家最终一事无成，表示了轻微的鄙视和严重的遗憾，不过，老牛递交给我的那手稿，字列整洁得像仪仗队，可惜后来被我弄丢了。

最后一次见面，应该就是10年前的2003年4月了。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曾有这样的记载：“最近，于坚、牛汉、舒婷、王小妮等中国一批重量级诗人和来自北欧的诗人们，在昆明炎热的春天里，共同度过了他们的节日：‘中国昆明——北欧耐舍诗歌周。”那一周，我作为昆明某家报纸的副刊部负责人，全天候参加了他们的活动，除上述青年报提及的诸位诗人外，伊沙、徐江以及昆明众多的诗歌爱好者也都被诗给搞得神经兮兮，但年纪最长、已经80高龄的牛汉这头“滹沱河老牛”，却在激情朗诵之余，眉宇间多了些类似刀刻的忧郁。他在担忧什么呢？是担忧中国文学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之下即将面临的穷途末路吗？没人知道。只是在单独闲聊时，他对我曾经用自己生命中的4、5年时间去写武侠小说，又用了10年去从事影视感到惋惜，甚至是痛心疾首，而我无言以对。

的确无言以对，因此在获知老牛辞世的第一时间，我发了一条微博，最后一句是：“老牛牛老啊，在天堂你也是高个子！”言语干瘪苍白。而现在是北京时间9月30日的凌晨2：30分，离“滹沱河老牛”离开这个世界已经过去19个小时了，我发觉以上种种记述，文字依旧黯然无光，唯有一声叹息，然后独自揣摩：如果在天堂里见到了胡风，老牛他第一句话，将会问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