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 国

不同时代的规划者们对未来的城市进行了宏伟畅想。然而在很多时候，当这些乌托邦式的远见在与原初设想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被付诸实践、被移植到不同的时空和社会政治环境中时，却产生了“离奇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结果”。

即便如此，人类从未停止勾勒城市的蓝图。各式各样的观点和理论碰撞、交汇，纷繁的案例由此诞生，其成败与否、孰优孰劣只能留待后人评说。毕竟，一代又一代人只能在漫长的实践中获取经验。

什么是城市的未来

时间迈过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城市发展愿景成为一项规划战略。对于未来的规划影响着城市的走向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全球众多城市纷纷出台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低碳、创新、公平和幸福成为城市珍视的价值，注重大城市和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强调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模式的转变亦是很多规划的共性。

例如，纽约计划在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一个“强大而公正的纽约”，具体分为四大主题：蓬勃发展的纽约、公正平等的纽约、可持续发展的纽约和面对挑战具有韧性的纽约。

2030年“大巴黎规划”则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提升巴黎的吸引力。规划将整个巴黎区域纳入新的发展模型中，具体措施有连接和架构，实现一个更加紧密联系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极化和均衡，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宜居和有吸引力的地区；保护和提高，发展一个更有活力、更绿色的大区。

上海则提出要在2035年左右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将上海建设成为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增长之外还有什么

在美好的构想之余，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与危机也带来了诸多反思。在2018年的一场TED 演讲中，英国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指出：健康的经济应该以繁荣而非增长为目标。“增长是20世纪的概念，而21世纪的人们应该有新的想象，那就是在不过度开发地球资源的前提下，满足每一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其著作《甜甜圈经济学》中，拉沃斯更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愿景。她建构了“甜甜圈模型”，以描述更公正和普惠的发展模式，呼吁创造一种能同时解决短缺问题和过载问题的经济。

2020年4月，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宣布，将“甜甜圈模型”作为城市“2020—2025 循环战略”的指导原则及各项公共政策的出发点。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首个进行这项城市试验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副市长、该项决策的主导者之一范多宁克表示：“在（疫情）大流行之后，想要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了。那不如借着这个历史裂缝可能打开的时刻，往想去的方向努力一把。”甜甜圈理论“不光是关于物质交换的可持续，也关于人的福祉、尊严、权利、社会公正和社区关系”。

“甜甜圈”的愿景在阿姆斯特丹萌芽并非偶然，这座城市在过去就尝试破除“唯增长论”的发展模式。从10年前就开始发展的“循环经济”和“本地生态”到强调公众参与和社区力量的“本地社会”，从政府出台严格的爱彼迎限租规定到居民否决机场的扩建方案，阿姆斯特丹追求可持续而反增长的态度、实践可见一斑。

在新自由主义和无限增长逻辑几乎统治全球半个多世纪后，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城市试图寻找全新的发展路径——化快速增长为真正的繁荣。在领导阿姆斯特丹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之外，拉沃斯还建立了一个名为C40 的全球城市网，引入关于“甜甜圈模型”的工作坊。这一网络中涵盖了欧美、中国、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城市。她希望将阿姆斯特丹的经验推广开来，“建立一套可以被全球其他城市复制的工具包”。

“甜甜圈模型”是否能在中国城市落地尚未可知，但此刻的中国城市正面临剧烈的转型。无论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还是放缓的经济增速、高昂的房价、过载的交通和恶化的环境，种种迹象都提醒我们：站在这一节点上，我们需要扬弃过往的思维方式，重新想象城市的未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未来。

中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时代逐步过渡到存量时代，发展重点由新城建设逐步向旧城功能完善、城市健康运行、人居水平改善等方向转变。

2020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首次被纳入中央官方文件。这意味着城市更新的领先理念和实践将不再集中于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而是将在全国展开。大范围拓荒、拆迁、造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开发，已经没有大面积的地块来批量建房。城市的建设者和研究者们需要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式。

本文整理自《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