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人文论》与中华古道佛文化渊源研究

贾银忠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来自：《汉学研究》

摘要：本文从国家级珍贵记忆文化遗产《宇宙人文论》的研究着手，深入探讨了《宇宙人文论》与古蜀文明的历史渊源 问题，论证了该珍贵文献与古蜀文明“文化圈”存在的历史关系，提出了古蜀国的古文字与古彝文的同源性，甚至就是古彝文的观点。文中还指出《宇宙人文论》最早让学界关注了彝族的天文学，阐明和分析了该珍贵文献出自彝族“德布氏”，而古蜀国帝王鱼凫也诞生在德布氏王族世家，因此认为与该文献有着传袭和文脉渊源。最后，阐释了《宇宙人文论》与中华古道佛文化间存在同源关系的全新观点。

关键词：珍贵文献 古道佛文化 渊源研究

一、彝族文献典籍《宇宙人文论》与古蜀文明的历史渊源

贵州省毕节是彝族古文献典籍最为丰富和典型的地区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原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就开始在着手整理和翻译彝族古籍，并受到关注。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学为了整理和翻译“毕摩特依”，曾专程到过彝文翻译组取经和交流，那时翻译组的专家们就向我们介绍了一批珍贵的古彝文典籍，随后笔者专门去贵州做田野时，又到过该翻译组。在该翻译组（现彝文翻译中心）学习和交流中，老专家们进一步向我们介绍千百年来贵州彝族代代传承下来的古彝文手抄本《宇宙人文论》，该珍藏本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被彝汉专家们共同认定为“彝族珍贵历史文献”；并于1984年3月在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笔者获得一本。30多年前能出版这样的书，除专家们付出心血外，政治审查更是部门繁多。但该文献出版后，即成为人们研究彝族天文学，认识宇宙，探索彝族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了解人体同于天体（生命科学）的重要文献。目前，该文献已成为国家级珍贵典籍。当然经过毕节市彝文翻译中心全体专家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他们所整理、翻译、出版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学术影响力巨大。到目前为止已有20部彝文古籍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今天，我们重温这部珍贵文献，笔者又有了以下新的体会。

（一）古蜀文明“文化圈”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问题

笔者在此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有的人觉得太牵强，但是笔者认为它们之间即可能存在相关的历史渊源。古蜀文明“文化圈”的范围较大，实际上也就是“泛三星堆文化区域”的范围问题。笔者在所撰写的50余万字的专著《佛的根脉在中华——古蜀国泛三星堆时期古佛文化传播史研究》中指出：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区域根据其文化特征来看，它应是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范围内的、周边数十平方公里为中心的地域，目前其核心点是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辐射的范围包括：川渝两地，湖北和湖南两省部分地区，陕西以南地区，甘青以南地区，云贵高原一带及东南亚大片区域，可见泛三星堆文化区域从上古时期就繁荣强盛。张耀辉认为“过去，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分期，一般是参考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即三星堆一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三星堆三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早期)—-三星堆四期(相当于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晚期巴蜀文化(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认为，鉴于目前三星堆遗址一、四期文化的发掘工作做得并不太多，已有资料的整理工作亦尚待深入，其与宝墩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关系还值得深入研究，有关问题未敢遽断”。[.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以成都平原先秦文化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1期，第8页。] 笔者也认为，三星堆文化区域地界广阔，各个时期积淀的文化呈多样性，现在考古发现的遗址和相关文物只能算一部分，根据笔者获得的信息，长江上游古老文明的重大发现还在今后，不久将会被证实的。现在根据官方和民间收藏的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的古代文明年代，可能还要超过现在官方所认定和公布的年限，才能解释许多谜团。所以，有学者提出了三星堆文化区域内曾经有“伏羲时代”、“炎帝时代”、“黄帝时代”的文化遗迹，其文化核心区应是当时的政治和祭祀中心。颉强在《论古代中国的文明——人的文明》一文中也写到：“我们是一个以黄帝时期的文明作为轴线，延续了大约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颉强：《论古代中国的文明--人的文明》，中国历史，2013年10期，第30页。] 董立章在《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里也说：“牛河梁遗址，是炎帝朝末期、黄帝朝创建之前黄帝为诸侯时的国都及称帝后的副都”。他考证说：“黄帝朝创建于公元前3701年， 此前黄帝首先用兵东北，占领辽西蒙古南而定都于牛河梁地区；之后炎帝北伐，黄帝挥师南疆，爆发阪泉之战。此时黄帝国疆已跨越蒙、辽、冀三省，力量强盛。黄帝更以诱敌于国门之外，战胜炎帝。[.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413页。] 蒲卫平、谭石蓉发表的《三星堆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一文中，更是将轩辕黄帝的国都推定到三星堆中心区域，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辉煌的玉器文明时代。笔者也赞成三星堆文化区域内曾出现过“伏羲时代”、“炎帝时代”、“黄帝时代”的观点。同时根据其相关文物、实物、文化特征、民族文献提出，古蜀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四个发展时期：即“远古蜀文明时期”、“上古蜀国时期”、“中古蜀国时期”、“下古蜀国时期”；第四个阶段就是我们目前官方所公布和认同年限。前三个阶段能把古蜀国的年代推到“伏羲时代”或更早时期。如长期研究三星堆文明的刘少匆先生，他在广汉高平镇找到伏羲的墓地，在他的多部学术专著中，有对历代古蜀国帝王的解读和考证，甚至有对古蜀国历代帝王面具的解读。他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里有伏羲、炎帝、黄帝、嫘祖、颛顼、蚕丛、鱼凫、杜宇等帝王的面具器物。总之，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存在不同时期的文明积淀；而且还存在着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交流，比如在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出土和发现了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器物，在长江下游的诸多地方，也发现了古蜀国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器物，证明在古代各民族已有了迁徙生存活动与相互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古蜀人也把“三星堆文化”辐射到广大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包括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印度等大片区域。如在越南的立义遗址就出土了较多的“三星堆玉璋” 等器物，其年代距今3000多年。关于越南这片大地，大家都是知道的，它是宋代以后才慢慢脱离大中华的。易中天先生宋代时期的先祖就是当时管理越南的官员，死后其墓地仍然还埋在那里。

鉴于上述存在的历史渊源关系，笔者认为《宇宙人文论》虽发现于当代贵州毕节（大方），但它是彝族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其口头传袭者、毕摩和手抄本记录者的居所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笔者认为这部珍贵的文献应该与古蜀文明“文化圈”、或者是“泛三星堆文化”有着历史渊源。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三星堆核心文化圈内的各文化形态与彝族文化有着直接的历史关系；二是《宇宙人文论》一书中内容与古蜀国（三星堆）核心文化区、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伏羲的太极、八卦等文化基本相同；三是贵州省毕节的彝族文献《彝族源流》记载，在上古时期“尼能”“笃靡”从他们部落联盟中抽调了许多很强干的匠人到古蜀地“能沽”（今成都周边区域），制造各种宗教崇拜偶像器物的史事真实存在过；古蜀国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目前所发现器物上有古蜀文字，这种文字与古彝文完全相同；而且有不少表现宇宙、太极、八卦等方面的内容。所以，笔者认为这些非偶然的文化内容、文化形态与《宇宙人文论》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

（二）古蜀文明圈内的古文字存在同源性

二十多年来，有一批汉、彝等民族的专家和学者不断解读和破译了国内出土的神秘刻画符号，最有影响的是云南呈贡金宝山出土的几个古彝文陶符，用古彝文破译是“么夺织”（音）意为人聚会祭祀，是“竹神” 的遗留，经相关考古专家的碳14测定已有1－1.2万年的历史。尤其是学者们不断揭开了古蜀国“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神秘面纱，找到了古蜀国文字与古彝文化之间的渊源和答案：“同源性”或“同一性”。2009年10月，凉山州人民政府、北京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三所高校联合主办了“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国内外的近百名专家齐聚邛海之滨就“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进行学术研讨，有专家和学者就认为古蜀国三星堆时期的古文字就是古夷文。2009年11月千余名中外学者又齐聚贵阳参加全国彝学年会，香港等国际研究机构的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古彝文”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字。会上也有专家学者认定古蜀国的文字就是古彝文，因为今天的彝族毕摩、彝族专家和学者还能认识，古蜀国的文字在川、滇、黔、桂四省（区）联合编写，出版的《彝文字集》（8万个古彝字）和彝族毕摩的经卷里基本上都能查找到；而且，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专门作了这方面的研究，相关学术论文也不断问世。

彝族的文字很古老，贵州彝族文献《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彝族流源》等文献里综合记载了彝族发展史，记载了当时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天文历法等等方面的知识。现在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古彝文诞生时间已有9000年以上。关于彝族的古文字，中国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时先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他曾说：“不论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彝族文字”[ . 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刘志一先生曾在研究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早期遗址时，发现少数棒形饰物上有刻画符号，对这些刻符符号刘志一先生曾撰文道：“可以说彭头山遗址是目前世界古文字史上的第一个字符”。“如果加上彭头山刻符前的草创阶段，说中国文字(彝文)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发展史，也不夸张。”[ . 刘志一：《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江西文物》，1991年，第三期。]云南呈贡金宝山出土的几个古彝文陶符，经相关专家的碳14测定，已有1－1.2万年的历史。另外，对“西安半坡刻画符号”、“甘肃大地湾彩绘符号”、特别是古巴蜀文字，包括四川“古蜀国泛三星堆范围内的文字”都有学者能用古彝文进行释读。宋代至明代以来，古蜀国的器物在成都平原、德阳和绵阳市范围内都有发现，还被那时的收藏家收藏，那些器物上就雕刻着很清晰的古蜀文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广汉三星堆周围、成都平原先后出土了数千件古蜀器物，而这些出土器物上也锲刻有图案和文字。之前，这些出土器物上的古文字无人能解读，近十年来已有不少古蜀文字被彝、汉专家学者破译或释读。这些专家学者主要有：朱崇先、王继超、阿余铁日、钱玉趾、王子尧、王昌富、老板萨龙等等，他们与彝区的毕摩们都是释读与破译古蜀国文字的专家。笔者曾与朱崇先、王继超、张纯德、张庆芬、阿余铁日等多次探讨古蜀国文字方面的问题，他们对古蜀国相关器物上的古文字解释道：“古蜀国泛三星堆时期的玉器、金器、铜器、骨器等器物上刻琢的古文字，我可以肯定是古彝文，因为它不只是我们几个人认识，彝族中只要懂古彝文的人多少都认识一些。阿余铁日说：“泛三星堆文化特征器物上众多的古彝文我认读不完，但它是古彝文，我不认识的，你们可以找云南、贵州的彝族毕摩和专家学者释读。”古蜀国三星堆是祭祀圣地，它不是坟墓，它是古道文化、古佛文化、祖灵偶像祭拜的集中地，历史上彝区的祖灵偶像无论大尊、小尊的都是往古蜀国三星堆区域集中祭祀与供奉的。过去，古彝王族和有实力的贵族世家，他们的祖灵有用玉石、黄金、银、青铜做的，后来迁离古蜀国三星堆中心区域后才改用木质、竹根制作，竹根虽小仍代表着一个人的“马都/灵魂”。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古彝文字与文献权威专家朱崇先教授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古彝文、古文献研究几十年，从文献中看到过很多有关彝族在这方面的记载，但一直就感觉彝族留下的古文献多，而相关的文物，或像你们保存的这类实物就太少，但今天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最关键的是它们能与我研究了几十年的文献相对应，也就是这些实物与我们研究了几十年的彝族文献里所记载的相同，让我们看到了老祖宗们留下的真正有价值，同时又让人非常震撼的实物。这也是非常让我们振奋和欣慰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彝族的老祖宗是多么的伟大。”朱崇先教授接着说道：“根据我几十年研究彝族古文字、古文献的经验来看，这些器物上的古蜀文字，实际就是我们的祖先使用的古夷（彝）文，从我们释读和翻译的一些内容来看，首先，它们是具有深邃哲理的古彝文诗句，且诗句很优美，让我们无比兴奋，内心一直很激动。从这些文物上的字、词、句来看，5000年前，我们彝族老祖宗的智慧现在的人也难以超越，那些颇具高深教育思想的诗句，会使我们马上想起彝族教育与信仰方面的古诗句，特别是那些哲理性很突出的优美诗句，我们翻译出来后其内容让人很振奋和惊讶，我甚至认为挑选当今云南、贵州、四川彝区的毕摩和彝文专家们，集体对相关器物进行词句、诗句的再创作和雕刻，并且要达到有如此高深的哲理、贤明智慧，以及具有彝族古代传统诗一般的精美词句，现在也是很难做到的。”

二、《宇宙人文论》与古道佛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一）《宇宙人文论》最早让学界关注了彝族的古天文学

彝族典籍《宇宙人文论》是最先被整理、翻译和出版的古文献典籍之一，其古彝文手写体的成书年代已无法考证，但是可以从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相关器物证实它的古老性；同时它对之后人们研究彝族的天文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为《彝族天文学史》、《宇宙源流论》的编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毕节市彝文翻译中心随后不断整理和出版了一些与天文历法有关的珍贵文献；这些文献的问世，推动了学界对彝族天文学的进一步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尧汉、卢央二位先生编写和出版了《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刘尧汉先生还编写和出版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陈久金、卢央、刘尧汉仨先生编写和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卢央先生又编写和出版了《彝族星占学》，周士一先生编写和出版了《中华天启——彝族文化中的太一、北斗与太阳》；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原《求是》杂志的主编王天玺先生，他在研究《宇宙人文论》原文版、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宇宙人文论》的基础上，于1999年6月又编写和出版了《宇宙源流论》一书。他将上世纪80代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宇宙人文论》书中的译文（汉文）部分的散文体风格，重新译成为了诗体风格。此外，几年前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的106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又将彝族有关天文历法、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方面的数十部文献收编其中，可见学界和相关机构对彝族天文学的研究仍然十分重视。

学界研究《宇宙人文论》的论文，有两篇较早的代表性文章，一篇是1981年9月11日，田光辉撰写的《<宇宙人文论>的哲学思想初探》，载于贵州大学哲学系的油印本中。一篇是李延良1982年发表于《哲学研究》4期上的《彝族哲学<宇宙人文论>初探》。之后相关文章日渐增多，尤其是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族古籍协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当时的一批知识型领导们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随后研究力度和速度的加大，彝区整理和翻译了不少彝族古籍文献，这些古籍文献里有一部分是历史长河中，彝族先贤记载探索宇宙、观测宇宙生命、天文学（天文历法、星占学等），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易学）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不断问世，增加了学界的研究视角。之后的研究已不再是仅仅锁定于《宇宙人文论》，而是综合性的运用和参考整个彝族的典籍文献资料了。不管怎样，《宇宙人文论》是一部最早让学界关注了彝族的古天文学经典文献。文行至此，笔者必须提及珠海市的地质学高工刘明武先生，这位汉族老大哥对彝族天文学（十月太阳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彝族十月太阳历与数学、物理、化学、医药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可谓前无古人，笔者认真拜读过他不少的论文，其研究的成果非常具有专业性、系统性、思想性，其深度和高度均高过许多学者。他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得到彝学研究机构、彝族文化领域、相关彝族自治地方领导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他的许多好建议也没有被采纳，这是相关方面必须要纠正和重视的问题。

彝族天文学的历史很悠久，传承下来的古彝文文献相比其他民族也较多，其文化遗产价值不言而喻，它们在中国天文学研究领域都属于不可忽略的重要板块，有着不可不关注的学术地位，同时也体现出彝族文化具有的软实力。在古蜀国泛三星堆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一些实物上雕刻有不少与天文星象的运行图，宇宙空间图，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的图案，这些器物上大部分都雕刻了十分清晰的古蜀国文字（古夷文字），根据我们送去测试和化验的报告数据来看，年代在4860年左右。如果将相关实物全部送去测试，有的甚至可能超过5000年以上。关于中国的天文学其诞生的年代可能已经超过一万年以上了，这个时间结论，学界有不少著名学者也有成果证实。如代表性人物之一是冯时教授在《天文考古学与古宇宙观》一文指出：“中国的天文学到底古老到多久，这个问题当我们和其他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虑的时候似乎更有意义。众所周知，农业文明不仅标志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标志着新的文明形式，有关它的起源的探索，考古学的证据已足以上溯到距今万年以前。或许人们并不以为农业的起源与天文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人工栽培农业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的食物来源提供保障，这意味着它将首先出现在季节变化分明的维度地区，而当前的气候条件其实使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非常有限，致使贻误农时便会造成一年的绝收。因此，农业的起源必须要以精准的时间服务作为保证，没有古人对时间的掌握，就不可能有农业的出现。显然，中国农业起源年代所给予的天文学起源的暗示是清楚的。”[ .冯时：《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4期，第1页。] 接着，冯时教授又指出“尽管目前的天文考古学研究已为这个问题的判断预留了广阔空间，然而我们似乎仍没有机会从中国古老文明的源头讲起，因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项天文考古学个案研究，其所揭示的古代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都是综合性的，这意味着即使相关的考古资料的年代可以早至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前——这个年代其实已足以使传统的历史学与考古学深感惊诧”。彝族民间有许多尓比（农谚），它们都与天文学的24节气有关，但也是无法考证其年代，目前只有从农业和农作物的产生年代去反推和考证相关年代。

（二）《宇宙人文论》与中华古道佛文化间存在同源关系

当今的现代人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灵性意识越来越弱，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但是现代人的理性意识、知识和理解能力却越来越强。相应的，现代人越来越难以通过灵性修炼直接认识宇宙本来的真相，但是更容易通过专业学者的描述得到理性的理解。这就说明了古代人与现代人在认识自然，观测宇宙都发生了变化，存在差异了。古代人能用其自身的超强灵性去观测银河系，他们认识宇宙的能力的确是现代人不及的。不然怎么会在古蜀文明“文化圈”中诞生一批与宇宙生化有关的器物呢？在彝族社会里又怎么会诞生诸如《宇宙人文论》等上百部与天文学有关的古彝文文献呢？《宇宙人文论》一书30多年前翻译出版后，一般的学者和读者在研究和阅读该书时，重点关注的是书中讲述的哲学思想、道家文化、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可能还未发现《宇宙人文论》中的相关内容也是早期的古佛文化诞生的源头，包括后来的佛学也与之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关于佛教中的识心属性问题，只有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以及“觉悟”与“识心”均高的高僧大德、在深度精神修行中破尽物质和意识等识心派生出来的一切之后才能认识到。在《起世经》中，释迦牟尼佛关于三千大千世界的讲述，一般现代人是很难理解其真谛的。佛学界认为释迦牟尼是位大科学家，他观测事物的路径与现代物理学家并非两样：均为揭示宇宙的真实状况。现代物理学家们与释迦牟尼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也无不同之处。甚至佛学里对真实、实证的要求甚至远高于世俗的科学家团体。现代物理学家们与释迦牟尼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方式的具体路径上：物理学家们则以实验观测加理性推导为主要科研路径，而释迦牟尼是以精神修行调整众比丘之身心，以达到能够遍知宇宙无穷真相之目的。在结果方面，两者惊人的兼容，而且释迦牟尼所观测和指出的甚至多于、高于目前物理学家们所看见和指出的。释迦牟尼还讲：“信”“解”“修”“证”，因具三十二相、大威神力，一看就能让人起信。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就很流行精神修行，其弟子多为大根器的人，易进入释迦牟尼佛的那个灵性世界，他们很快就理解释迦牟尼佛关于灵性宇宙世界的教导。而现在哪有人具备他的观测力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关于它的描述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即没有时间先后概念；不增不减，即没有空间大小概念；不垢不净，即没有人类美丑分辩的概念。

在道家经典《道德经》第四十七节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道德经》第二十五篇中，相关概念则偏重于物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是一位2500多年前的大科学家，他在古代就能指出太阳与地球、人之间的准确空间关系，这些在他唯一流传于世的《道德经》中却只字未提，我们从孔子相关故事中了解到此事：“孔子东游，遇两小儿辩。一小儿曰：日出于山东是以属东；一小儿曰：日归于山西是以属西。孔子不能决，以之求老子，老子笑曰：日本无根基，何以算东西。”（《列子·两小儿辩日》）。老子在2500多年前，以超人的智慧和灵性意识，从宇宙科学上来讲是了不起的成就！李庆宏先生在其所著《佛教的宇宙观》中也写到老子观测宇宙的超强能力，他“指出太阳在宇宙空间和地球、人位置关系的准确状况，而这还很可能只是他看到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只是在被别人问到的时候，简单的回答了一句，而显然对被后世称赞毫无兴趣，他的《道德经》据说还是在出函谷关飘然消失之前应太守尹喜力邀才写下的，并且《道德经》只字未提这些惊人的科技发现。如果他提了，比如说，给出一个太阳系的真实模型，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现代人当然会更加相信他。但在他之后的一、两千年内，人们却反而会更不容易相信他言说的真实性，以致《道德经》是否能流传至今都成问题。”笔者认为，李庆宏先生的这段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很有道理。

在《宇宙人文论》中，笔者认为也存在两位圣贤，即“布慕笃仁”和“布慕鲁则”弟兄俩，这弟兄俩出自彝族最著名的氏族“德布氏”，他们是阿举史娄的后裔。德布氏在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在这一氏族中历代都诞生过杰出人物，他们作为古蜀国的王族之一，为古蜀国的繁荣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他们的传奇史事，笔者2011年7月就已编写出版了3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发现三星堆王族后裔——古蜀国鱼凫王后裔今昔调查研究》，书中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多地的田野调查证实了德布氏王族及其后裔的迁徙历史，以大量的史料和出土文物证实了鱼凫王时代是古蜀国三星堆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追溯了这个王族数千年的兴衰演变的历史。所以笔者认为，《宇宙人文论》与古蜀国三星堆有着历史渊源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是地域有关系，当然不能用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问题；二是德布氏中诞生的最为贤明大智的帝王鱼凫，德布氏的后裔遍布川、滇、黔区域，他们世代传承的古夷文经卷多，甚至在这个氏族中历代都出现了大毕摩和大智者。所以，笔者认为，这部文献已经在彝族社会中传承了数千年。

《宇宙人文论》中的“布慕笃仁”和“布慕鲁则”弟兄俩对宇宙的认识和观测，是在他俩漫游“皮尼山”时随口问答出来的，从他们的问与答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古代就能随口讲述这么多宇宙（天文）知识，可见他们当时所具有的灵性意识、科学智慧都超过了一般民众和古代的大学士。他们对答的内容包括：空气和风，青气和红气，宇宙和万物，太阳和月亮，哎哺和且舍（天地演变和阴阳观），太极五行，八方，八卦，尼能哺，天数和地数，五生十成（指河图），十生五成（指洛书），清浊之气的运行轨道，宇宙的二十四方位，实勺的产生，人体同天体，人与天地，日月运行，日蚀月蚀，年界和月界，天气与地气，闰年和闰月，霜雪露，风和雨，云和雾，雷电共二十八篇。读完这些以诗体风格表达宇宙科学珍贵文献后，我们只能说先贤们太伟大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华古蜀文明“文化圈”中，上古时期存在过传统文化的同源现象，比如古道文化、古佛文化、古夷族群的信仰文化，乃至古羌、古僰、古濮等族群，他们的文化越往古追溯，其“同源性”就越多，并显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大融合特征；这与上古以来各族群在基因上的融合特点相吻合。从上古时期人们认识和观测宇宙（天文历法）的方式和观点来分析，除存在同源性外，笔者还认为曾经共同在信仰领域走过了一个“道佛同源”或“多教同源”的发展阶段。

最后，笔者引入一些与大家共同思考和让专业人士进一步研究的话题，这些话题可能《宇宙人文论》中早有一些记述，只是需要我们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和路径去认识和研究。比如宇宙空间与时间的再认识，再如太极的能量学问题，以及与当下全球物理学界都十分关注的热门话题：“引力波”有什么关系没有呢？引力波的频率分高、中、低三个层次，它与哪个层次有一定的联系没有呢？中国科学院2008年成立了相关工作组起名为“太极计划”，在中科院力学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胡文瑞院士的推动下，中科院多个研究所及院外科研单位共同成立了科学院空间引力波探测工作组，开始探索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可行性。这一项目被列入中科院空间科学2050年规划。国家科学基金会长期支持这项科研工作，欧洲的研究机构已开展这项研究二三十年了，至2016年2月以来，一直有探测到引力波的好消息披露于媒体。而我国的空间科学研究才起步不久，研究能力还很薄弱；引力波探测也是一个逐步建立知识体系的过程，也需要从古代传统宇宙观测学中得到一些启示。以前人类的视野可能有局限，但上古人类的灵性意识很强。引力波可以让我们对宏观世界有更多了解。那么，引力波会对人类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做个比喻，就像我们丈量世界的尺子一样，以前是米、微米（100万分之1米），后来是纳米（10亿分之1米），今后是皮米（10000亿分之1米），引力波就是推动皮米探测技术。这项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如果有一天，人类真要星际穿越，那引力波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看清前路，看得更远，走得更远；而且还能准确返回。

参考文献：

1.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以成都平原先秦文化为中心》，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1期，第8页。

2.颉强：《论古代中国的文明--人的文明》，中国历史，2013年10期，第30页。

3.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413页。

4.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

5.刘志一：《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江西文物》，1991年，第三期。

6.冯时：《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4期，第1页。

注：本文发于《汉学研究》，2017年春夏卷，国学特约稿，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