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美化全中国”的初步设想和实践奠定了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自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起，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污染防治到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举，从单纯环境保护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和全过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近70年来美丽中国建设的历史成就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系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靠民的根本工作路线，必须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坚持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地球美好家园。美丽中国不仅表现为自然生态美，也意味着社会生态美和人文生态美。

[关键词]美丽中国建设;环境治理;生态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不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70年来美丽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对于我们清晰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美丽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与阶段性特征

依据国家环境政策的重大转折，近70年来美丽中国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2）：“美化全中国”的初步设想与生态环境建设奠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设新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课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非常具体地反映了他对自然美的欣赏，以及在营造自然美意境方面的不凡功力，这必然使得他把对自然环境的审美追求融入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毛泽东在1956年3月提出“绿化祖国”的口号，要求“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①，“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②，“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③。1958年11月和1959年3月，毛泽东又分别提出“美化全中国”和“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想法。他说，城市里的房子挤得要死，公园太少，人们没有休息的地方，要改变这种情况，“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④。毛泽东还列举德国的例子说，德国的道路、房屋旁边都是森林和林荫道，“资本主义国家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⑤，“美化全中国”就是“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⑥。

这一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植树造林。195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大规模植树造林的指示》指出，林业建设既能保证供应国家建设所需用的木材，又能保持水土、涵蓄水源、防护农田水利、减少自然灾害。“一五”期间，中国营造经济林6.674万亩⑦，林草植被面积大幅增加。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的现象，人们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全民炼钢，造成大量土地荒漠化，留下深刻教训。

二是防治自然灾害。中国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水、旱、风、雹、霜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导致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因此，防治自然灾害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垦荒山荒地，“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⑧，“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⑨。在治本、治标结合和防洪、防旱、防涝兼顾的方针下，中国将河道治理和水利建设作为防治自然灾害的重点举措。党中央先后作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重要指示，三门峡水利枢纽、官厅水库、洞庭湖蓄洪垦殖等大型工程相继开工。这一系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固了重要河流的堤防，大幅减少了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为中国保持水土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阶段（1973—1995）：以污染防治为重点，环境保护步入制度化轨道

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该会议促发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1973年8月，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揭开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

这一时期，中国环保工作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重点治理工业污染，使工业企业“三废”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同时推进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将工业污染由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扭转边治理边破坏的被动局面;重点控制长江、黄河、松花江、海河等七大江河的水质污染;加强北京、上海等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环境综合治理，使其大气质量、生活污水处理、饮用水质等达到国家标准;改善杭州、苏州、桂林等一批重点风景游览城市的环境状况。除了对以上重点行业、重点流域、重点区域、重点城市进行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之外，国家还对保护珍稀动植物、名胜古迹、海洋环境、农村环境以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作出指示。

二是重视环境保护制度化建设。十年动乱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国家治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①。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环境制度建设的思想：“应该集中力量制定……环境保护法。”②这一时期，中国在法律体系、政策制度、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初步形成环境保护制度的基本架构。在法律体系层面，1979年9月，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93年3月，全国人大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次年改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极大地推进了环境立法的进程，海洋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节约能源、防沙治沙等主要环保领域的单行法相继颁布实施。在政策制度层面，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形成了“三大环境政策”（即坚持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和“八项制度”（分别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制定了“三废”排放、环境监测、海洋倾废管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等各类国家环境标准数百项，初步形成了种类比较齐全、结构基本完整的环境标准体系。在管理体制方面，1974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后历经多次机构改革;1988年国务院独立设置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统一监督管理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陆续建立完善环境管理机构，为中国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总之，这一时期美丽中国建设属于污染治理型，尤其是工业“三废”和重点流域的污染治理成就突出。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环境保护的法制体系和标准体系，使美丽中国建设在制度化和科学化道路上迈出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基础性的第一步。

第三阶段（1996—2005）：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举，全面推进环保工作

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要坚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并举的方针，全面推进环保工作”③。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中国环境保护不仅要注重治理已有污染，尽量减少后代发展的“环境债务”，而且要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尽量为后代发展创造更多“生态资产”。治理与建设并重，拓展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内涵，标志着美丽中国建设进入新阶段。

第一，建立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环境法规体系。党的十四大以后，国家要求环保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各级政府应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①。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00年，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境法规体系。”②中国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制订实施了诸多环境经济手段，比如：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试点征收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费;对环境污染治理、废物综合利用和自然保护等社会公益性明显的项目，给予必要的税收、信贷和价格优惠以及财政扶持;探索成立环境保护投资公司，拓宽环境保护投融资渠道;建立完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等等。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市场主体加强环境管理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减少了环境污染“搭便车”和“公地悲剧”现象。

第二，以绿色工程项目带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国家采取重点突破、集中攻坚、以典型引领全局发展的思路，制定实施《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等重大规划。绿色工程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污染治理工程，如“三河三湖”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工程等;另一类是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如启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防护林建设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退田还湖工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工程和“三区”（生态功能保护区、重点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保护工程等，对提升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和增加生态产品数量具有显著作用。

第三，正式将环境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1996年，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成立。同年，国家颁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在大、中、小学开设环保教学内容，在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在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环境普法教育和环境警示教育，宣传环境保护先进典型，揭露和批评环境违法行为，有效预防和减少了环境违法行为。

总之，这一时期各级政府把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重大环境保护的制度和政策与世界接轨并同步进行;市场化机制开始进入环境保护领域，环境管理能力不断提升;新修订的《刑法》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环境保护监督渎职罪”的规定，环境执法力度有所加强;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参与程度提高，使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重化工業迅猛增长的情况下，整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减缓。

第四阶段（2006—2012）：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

尽管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环境保护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产生，甚至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状况加速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不少地方环境治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③。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①“三个转变”使中国环境保护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源头上减少环境破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世界各国纷纷实施“绿色新政”，将发展环保产业作为多重危机的破解之道。顺应时代趋势，中国一方面提高产业环保标准，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生产能力，严禁新上那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积极扶持推动新兴环保产业发展壮大，如“建立完善环保产业市场供求指南、技术开发标准体系;组织力量在环保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创新绿色金融和财税制度，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节能环保产业;推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环保企业集团等”②。“截至2012年底，中国批准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48个，全国从事节能服务业务的企业4175家，从业人员达到43.5万人，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1653.37亿元”③，环保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第二，建立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长期以来，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唯GDP”导向的政府决策和绩效评价机制有很大关系。为此，中国建立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监督、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评估、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等作为地区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决策依据。同时，建立政府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6个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将约束性指标增加至10个，将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并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倒逼各级政府努力完成年度目标。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鲜明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国家环保总局再次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问题在国家综合决策中话语权增加。这标志着中国突破就环境保护论环境保护的线性思维，把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从而也标志着美丽中国建设从“绿色自然”到“绿色经济”的历史性飞跃。

第五阶段（2013年至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和全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④，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美丽中国、怎样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

第一，强化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整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职能部门，组建统一的生态环境部，从根本上杜绝了环境问题九龙治水、推诿责任的现象，为政府部门统筹推动治污减排与生态增容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国以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⑤为目标，密集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等重大文件，制定了涉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50多项改革方案，基本完成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战略性顶层设计。

第二，强化部署落实，决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习近平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环境污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因此，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①，“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②。国家围绕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巢湖综合治理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出台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取得了明显的突破性成效。

第三，强化政治意识，严格落实党政主体环境责任。“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③国家一针见血抓住“一把手”这个关键“牛鼻子”，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等文件，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职责同有”“责任共担”，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且终身追责。为督促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国家开展覆盖全国地市的针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环保巡视督查和“回头看”，完善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机制，7万多个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快速解决④，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回顾近70年美丽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我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理念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在动力上，从以自上而下为主，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转变，努力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目标上，从以抓污染物总量减排为主，向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转变，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工作格局上，从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小环保’，向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大环保’转变;在工作对象上，从以监督企业为重点，向‘督政’与‘督企’并重转变;在工作手段上，从行政指令为着力强化科技支撑、资金投入、基础能力和国际合作等保障，推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⑤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二、近70年来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经验

通过考察70年来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轨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宝贵经验。

一是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计显示，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每年因自然灾害导致数百万人次受灾。人类发展史上文明古国的兴衰史，充分证明了“生态兴則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规律。因此，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载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离开保护的发展是竭泽而渔。我们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①，“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②，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限定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自然资源持续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事实上，当今时代，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也是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潮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突破口，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这不仅是把中国潜在的丰富自然优势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的明智之举，也是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代选择。

二是必须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系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自然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比如，“全国绝大部分水资源涵养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如果砍光了林木，山就变成了秃山，也就破坏了水，水就变成了洪水，洪水裹挟泥沙俱下，形成水土流失，地也就变成了不毛之地”③。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统筹兼顾、整体施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所谓全方位建设，就是需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推进海陆空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所谓全地域建设，就是需要严格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增强区域间、流域间的环境保护联动协作机制。所谓全过程建设，就是需要将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要求作为生态产业发展的前提，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教育等多种手段，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赢。

三是必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靠民的根本工作路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④，美丽中国建设要以解决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提供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⑤，因此还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培育公民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物处理资源化的生产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

四是必须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①，“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②。首先，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与时俱进完善法律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既发挥好行政、法治手段的约束作用，又发挥好经济、市场手段的激励作用，既抓宏观又抓微观，做到综合施策。其次，要强化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制度执行“不得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③，要狠抓一批反面典型，释放出严加惩处的强烈信号，尤其是要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使制度的刚性和权威牢固树立起来。总之，要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全覆盖的法治体系，保证党中央关于美丽中国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五是必须坚持携手国际社会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成就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参与。197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直接启发中国成立环境保护机构和制度;20世纪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等，是顺应国际潮流的产物;工业“三废”排放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绿色金融等具体机制，也是参考世界标准、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转化而来。在新时代，中国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环境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结合中国的国情，转化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构思和制度设计;要积极鼓励跨国企业、民间组织或团体等第三方组织参与中国生态建设，尤其注重探索创新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共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要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国际协定全面落实，引导国际环境治理秩序变革方向，增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美丽中国建设赢得更多国际支持和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未来展望：自然生态美、社会生态美与人文生态美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家通过压榨工人剩余劳动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索取，导致现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自然异化的本质和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当“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⑤融合之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⑥之时。因此，美丽中国将不仅仅表现为自然生态美，也意味着社会生态美和人文生态美。

（一）美丽中国的社会生态美

首先，从经济发展而言，美丽中国的良好自然环境为社会生产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自然富源。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活动场所，否则人类就什么都不能创造，这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同時，自然生态还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自然条件”②，马克思将自然有助于生产发展的能力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因此，美丽中国意味着发达的自然生产力，意味着中国经济呈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的美好局面。

其次，从社会和谐而言，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必然延伸并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资源环境分配不公加重社会不公，环境污染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等。因此，美丽中国意味着社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大幅减少，意味着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最后，从技术进步而言，恩格斯指出，“只有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③，人类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此，美丽中国意味着我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加深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类按照自然美的规律科学改造和建构客观世界，体现自然规律与人的规律的统一，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统一。

2.美丽中国的人文生态美

良好的自然环境不仅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还能够满足人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马克思认为：“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④。

首先，美丽中国有益于人类知识的丰富和拓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并引导人类去探索它、解读它，从而对人类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进步产生巨大的启示和教化作用。

其次，美丽中国有益于艺术创造。生机勃勃、秀美怡人的瑰丽景观和生活环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种自然美是人类艺术创造的源泉。那些优美的诗篇、音乐、绘画等艺术作品，都是审美主体在长期与自然的交流中对美的深刻理解的产物。

最后，美丽中国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欣赏自然美景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从而产生积极主动而不是强制灌输的真善美体验，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美好的心灵空间。人将自身的个性、审美和情感投射到对象化劳动产品中，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中人的潜能得到解放，“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⑤。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必须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⑥，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现自然生态美、社会生态美与人文生态美的互促互进和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安 吉

[作者简介]李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多维机制研究”（17CKS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18NTSS25）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3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⑦迟爱萍：《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兼谈陈云对“一五”计划的贡献》，《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

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②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③《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回顾》，《中国环境报》2018年5月16日。

①《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纲要（1993—1998）》，《环境保护》1994年第3期。

②《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摘要）》，《环境保护》1996年第10期。

③《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4月23日，http：//www.gov.cn/ldhd/2006-04/23/content_261716.htm，2019年7月9日。

①《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4月23日，http：//www.gov.cn/ldhd/2006-04/23/content_261716_2.htm，2019年7月9日。

②李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③孙小亮等：《2012年度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0页。

⑤环境保护部编：《向污染宣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

④李干杰：《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环境保护》2019年第Z1期。

⑤李娟：《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②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5—56页。

④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⑤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①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③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④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