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旨在探讨各地区人类社会的文化定型活动，人们对景观的开发利用和影响，人类文化在改变生态环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该地区区域特性的文化继承性，也就是研究人类文化活动的空间变化。

除此之外，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例如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合发展耕作业，因此就发展了牧业，进而形成了游牧文化。社会组织作为制度文化，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所以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过近9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远在希里多德、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和斯特雷波(古希腊地理学家)时代的学者有重大关系。被称为人文地理学之父的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1822年)，关心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李特尔以后的几十年,美国学者G .P.马什(1864年)研究了人类活动改变陆地的方式。可是另一位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1891年)为人类文化的地理研究或给他创造的人类学一词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在1866一1875年考察了美国和墨西哥，被美洲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类型(德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贡献所感动。他阐述了由文化的结合所引起的地理模式的总的思路。与拉采尔在德国发现了人类地理学的同时，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1899年)带动了法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维达尔在他开辟的索帮被任命为主席,他提出了人类文化与他的地理特征。他发展了作为继承人类集聚特征的生活方式的概念。

1822年，李特尔便对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后，拉采尔倡议研究人类文化地理，提出了"人类地理学"一词，论述了历史景观，认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而且很重视对文化传布的研究。与此同时，维达尔·白兰士在19世纪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类文化及其地理影响的思想。

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地理因素替代时间居于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索尔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现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地理的研究除了对文化景观、区域文化的历史的探讨之外，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将空间扩散分析法应用到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形成了文化地理的瑞典学派。

中国文化地理的思想起源很早，历代各类著作、方志中有大量文化地理资料记载，但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只从本学科研究的需要出发考虑文化的地区差异和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历史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地名学等地理学研究中亦有所涉及，但文化地理学尚未成为独立研究的学科。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范畴下的一个亚分支，是研究不同地域特有的文化，以及文化渗透、转变关系的一门学科。随着中国对文化事业越来越重视，文化地理学也正到了用武之时，将在规划、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周尚意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广义文化，它分为三个层面，即生计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

生计文化主要研究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如衣食住行、生计类型等;制度文化则指组织生产、生活活动的机构、制度，如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家族制度等;意识形态文化则是与人们心理、信仰、价值观相关的宗教、艺术等。

自1920-1970年代，文化地理学逐渐形成5大研究主题: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和文化景观。文化生态学讨论文化区是否由自然区决定;文化源地主题涉及文化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文化扩散主题涉及文化自源地通过何种形式扩散到其他地方;文化区主题涉及文化扩散后形成的各种类型区域的组织形式;文化景观是研究上述主题的切入点或观察对象。

新文化地理学的出现，以若干里程碑式的代表性著作为标志。例如两位新文化地理学领军人物杰克逊(P. Jackson)和科斯克罗夫(D. Cosgrove)的著作《意义的地图》、《景观图解》。这些著作虽有振聋发聩的新观点，但是均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文化地理学框架。

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为纵向研究。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文化地理学研究者可以挖掘不同地方生态保护的地方知识，为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服务。例如，贵州喀斯特地区的人们，自古以来有一套防止土壤侵蚀的地方性知识，而这套地方性知识远比科学家的方法更符合地方地理特点，更为行之有效。

有些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与自然环境没有关系，我们称之为横向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着眼于文化的空间关系。例如北京各回族聚居区，其兴衰命运各有不同，很难解释。而文化地理学家研究后得出结论:那些位于主体民族文化边缘地区的回族聚居区，以及回族聚居区的经济自组织中心与宗教文化自组织中心在空间上重叠的回族聚居区，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就是一例。

文化景观是某一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包括不同区域的文化景观差异、形成过程以及形成因素的研究。聚落是组成文化景观的一个主要部分，文化地理学对房屋的形式、布局以及它们同交通、建筑材料、田地类型、自然障碍和自然资源的关系等作了很多研究。

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响下，由于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文化景观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则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最终将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外来文化的介入，便开始某一文化景观的更新，或进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残余之上的演化过程。

文化扩散是指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发展过程。研究文化源地的地理背景并不等于说为文化源地的产生找寻地理的答案，因为地理条件仅仅提供某种产生文化的可能性。文化源地与定居灌溉农业有关。索尔主张文化首先在农业最早取得成就的地方发展。每个文化源地发展的结果又有很大区别。由于移民、领土扩张和商业往来，不同文化常发生混合或替代，文化地理学研究它们之间传播交流的路线和过程、文化中心的变迁、传播的方式、文化区的扩大和进退等。研究范围包括生产工具的形式和应用、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农业体系、民族的分布、语言文字的传播以及宗教的价值和信念等等。文化与地理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个文化都有它最早出现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为"文化源地"。文化从这个源地向外传播、扩散后形成的分布范围是"文化区"。

人类活动把自然景观逐渐转化为文化景观，从而改变了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人类活动改变自然环境的过程。文化地理研究者认为环境的估价是由文化决定的，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影响自然环境，依靠他们对环境的价值观念调整生态系统，可以以文化为基础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生态环境变化。这一概念称做文化生态学，它与人类生态学大致相同，但更强调文化的作用。地理学家要了解地理现象的今天分布，不仅要了解其历史的发展过程，还要了解它的背景，及影响其分布变化的各种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既包括自然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人文方面的因素。

区域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文化区则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文化区或地域文化历来是区域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1920年代，文化地理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诞生。自此地域文化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文化地理学之父索尔(Carl O. Sauer)从景观入手，分析文化区的特征和范围。地域文化以文化区(cultural region)的概念形式列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5大主题之一。在传统文化地理学中，文化区被划分为形式文化区(formal region)、机能文化区(functional region)和乡土文化区(vernacular region)。这些文化区已明显不同于区域地理中的"地域"。例如汉语区为形式文化区，它覆盖了很多传统的地域文化区;再如岭南文化区或美国迪克西(Dixie)文化区作为乡土文化区，比人类学研究的乡土文化单元要大得多。

地球表面盛行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区。一个文化区具有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包含许多文化综合形成的文化复合体。划分文化区并确定其界限，探讨当前的和历史时期的文化区，研究文化区的演进过程及其内涵，其范围可包括全世界，也可限于个别国家或地区，都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内容。

虽然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概念一般是指物质文化，但如今已包容一定的作为社会集团的文化标记或组成工具的非物质文化。形成语言地理、民俗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

以汉语为例，汉语以中原地区为其产生的源地，通过历史上多种形式的文化扩散，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小不同的汉语文化区。

不同文化区的文化可以通过人口的迁居、战争等形式相互渗透。例如游牧文化区与农耕文化区的文化交流和不同宗教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有时这种交流是相互融合的，有时又是冲突的。而文化区重叠时的文化整合，也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

即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如探讨古文化中心的地理环境，近代文化发展与温带气候的关系等。有些学者过于强调环境对文化的作用，如E.亨廷顿强调人类文化进步主要取决于气候，温带气旋区远比地球上其他地区为"优越"，认为西欧和北美具有促进文化发达的理想气候。英国的F.马卡姆所著《气候与国力》(1947)中，认为地中海文化从埃及、希腊到罗马，是冰川后退以后几千年气候变迁的结果。这种环境决定论曾为地理学家所抛弃，历史学家也曾不再为人类文明寻找地理的答案。但是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有推动和延缓的作用，所以作为影响因素的一个侧面也还是值得研究的。

环境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环境，一定地域或民族的文化是多种环境因素制约的结果，探索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正确掌握该地区或该民族文化特点的形成过程，文化的复杂的传播和扩散影响的范围，它对该地区和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作用程度。

尽管文化地理学的主题比较分散，但研究分析问题的方法比较一致。景观研究在小区域主要依靠直接考察和形态分析，具有经验的、观察的和历史的研究特征。从大范围讲，文献资料更为重要。广泛收集文献和实物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进行整理排比和分析论证。文化地理学是论述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规律的科学。其中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种族、人口、城市、农业、工业和交通的起源、景观、扩散分布及生态等方面的论述。内容涉及国家的起源与职能;宗教的产生与传播，民族和种族的习俗;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的特点;工、农业的区位;交通的作用与发展;城市的产生和职能;商业网点的布局;人口的理论与动向，人们居住地的选择。

从内容来说，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是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多变的复合。由于一个地区的文化体系有它的历史传统，历史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形成文化-历史地理,但文化地理学对历史地理学的依靠更多。由于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有互相交叉的研究课题，所以欧美国家有时将两者合称为社会文化地理。从它的研究内容来说，就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但侧重不同。例如对农业，文化地理着重研究它对人类生活方式所起的作用，劳动工具的起源和传布，以及农业景观的形成等，而农业地理学着重研究农业生产地域分异规律。此外，政治地理学研究常常要涉及文化地理学的内容。聚落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同文化地理学也有许多重叠的研究领域。

具体分支学科

地理学概述(地理学导论、地理科学导论)、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动力地貌学、构造地貌学、气候地貌学、应用地貌学)、生物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冰川学、冻土学、古地理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化学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公司地理学、企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人口地理学、人种地理学、聚落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医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理论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应用地理学

社会地理学研究各种社会类型的区域分布并分析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探讨人地关系上强调社会因素对地区文化景观、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人口、聚落、民族、宗教、语言、行为和感应等方面的地理问题，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文化地理学从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的角度，解释各种文化要素如何使不同地区具有各种区域特征，研究对象和内容与社会地理学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前者主旨是研究人类不同社会集团的地域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后者则是研究人类创造的文化地域。有些学者将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内容合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

很早以来，地理学的著作中已注意到种族和民族的分布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代表著作即以人类地理学命名。在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中，也都包含种族和民族地理的内容。不过，当今的人种地理学和民族地理虽然仍是介于人种学、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研究者则多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者。 各地的人口数量、分布和迁移是重要的地理现象，人文地理学者十分关注。维达尔-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原理》第一章即论述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分布、密度以及各洲的人口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I.鲍曼分析了中欧的人口地域分异现象，瑞典地理学家S.德·耶尔深入研究瑞典人口分布并制出人口分布图。从此，人口地理学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聚落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景观，既反映自然环境的特征，也表现人类文化的差异。德国地理学家J.G.科尔最早对聚落作系统的研究，他于1841年发表了《人类交通居住与地形的关系》。白吕纳则把房屋这一聚落现象列为人文地理事实的第一纲第一目，包括房屋类型、村落形式、都市位置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此后，聚落地理研究在一些国家形成各自的风格。如德国着重聚落景观，法国重视经济对聚落的影响，英国偏重聚落历史地理，美国则关注白人拓荒者居住问题。聚落地理学形成后，最初包括在其中的城市地理学由于发展迅速，逐渐独立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使得聚落地理学如今实际上是研究乡村聚落地理。以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以及资源和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乡村地理学也是在聚落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研究内容已超出乡村聚落地理范畴。

20世纪80年代，在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地理学逐渐复兴。与之相较，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此时已步入学术正规。代表性的著作有两部，其一是1986年出版的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其二是卢云先生在1988年写就，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晋文化地理》。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语言和宗教是两个最重要的文化要素。但在中国，由于民众宗教观念淡漠，政治对宗教的强势控制，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区域差异并不显著，故语言研究就显得颇为重要。

正如萨皮尔-沃尔夫假设(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所论，世界是通过由语言产生的概念而得到过滤的，而且对于特殊语言惯常的、规则化的使用，产生了具有文化特定性的习惯化的思维模式。所以选择语言来研究中国文化地理，实际上是切中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关键。《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二是方言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现象。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地理学问题，作者主要通过"移民与方言"、"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和"历史方言地理的拟测及其文化背景"三个专题来论证。作者把移民史和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方言地理研究中，解决了许多重要语言地理问题，例如我国七大方言的渊源关系和地理格局，正是借助了移民史这一有力工具，才得以很好地解决。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着手以省区为范围的区域性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是，从现在还不很成熟的文化地理理论来看，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基能文化与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二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这样的研究取向也与东、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重视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理路相一致。

关于区域史研究的意义，在美国学者柯文(Pail Cohen)看来，"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单就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意义，张伟然的看法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兼容性极强的文化中，各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文化理想而趋近，其发展水平的空间序列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二者的看法可谓殊途同归。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二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

有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张伟然的《湖南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刘影的《皇权旁的山西》和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