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惠民书：绿色国土        天下口碑插播


公益美女彭翔金肖像       北大附校幼儿园孩子乔杨拓 制      天下口碑插播

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 彭翔：基金会秘书长应该是个“杂家”

　　人物简介：彭翔女士于2008年加入安利（中国），目前担任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和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职务，全面负责安利（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的制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策划与管理以及全国各分支机构公益活动的统筹管理工作。作为安利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全面负责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包括项目、品牌传播、捐方服务、筹资与发展及行业合作等。

　　采访时间：2018年1月5日

　　采访地点：安利公益基金会会议室（北京市东方广场E1座）

　　“‘中华绿色版图工程’开启我的公益人生”

　　记者：你原来在国内贸易部（现在商务部前身）工作，是什么机缘使得你的兴趣转移到了公益领域？

　　彭  翔：可能是我本人的性格使然，喜欢一个不确定、有挑战的事情。在政府机构工作了接近5年后，我选择离开，去尝试一些新机会。做什么呢？离开的时候没想好，但是很快，一个创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让我开始了我的一段“公益创业”的旅程。1999年，加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共同开展一个公益项目——中华绿色版图工程。

　　记者：为什么会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当是对公益是怎样一种认识？

　　彭  翔：1999年的时候，我国北方的很多地方沙尘暴特别严重。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做一张“中华绿色版图”，把沙漠化地区、森林覆盖区等都标注在这张地图上，直观地告诉大家绿化及环保的重要性。

　　其实，我不太知道公益是什么，只是觉得沙尘暴那么厉害，总要做点什么。因为个人做事不太容易，需要与合适的机构或组织进行合作。之后我就带着策划和设计的“中华绿色版图工程”项目进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工作，做了大约5年。

　　记者：这个活动是在人民大会堂启动的，规格很高，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当时人民网上的一篇报道称，“这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也是发动全国人民积极投入环境保护活动的重大举措。”评价甚高。

　　彭  翔：是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王玉庆等都参加了启动仪式。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办公楼里，就挂着一幅“中华绿色版图”，是曲格平亲手制作的。后来，这个项目还被环保部带到了联合国气候大会，在中国展区最中间位置展示。这也是首张反映我国生态现状的环保教育地图，通过环保系统下发到全国一万多个中小学开展环保教育。

　　记者：活动过程中有困难吗？

　　彭  翔：当然有。1999年启动“中华绿色版图工程”项目时，去找资助企业谈的时候，大家基本上不太明白你想做什么，也就很难支持到你。那段时间项目运作很困难。后来是三凌汽车给了200万资助，相对而言，当时外资企业的环保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

　　记者：那时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公益理念还很差。后来的情况好些吗？

　　彭  翔：情况逐步好转。2003年后，公众的环保意识就开始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多老百姓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一些企业也开始倡导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情况下，“中华绿色版图工程”项目开始得到更多公众和企业的支持和参与。项目很顺利地就做起来了。

　　记者：你是这个项目的直接策划设计者。当时睁眼关注环保关注公益的人还不多，这个项目对你一定很有震动吧？

　　彭  翔：可以说，它开启了我投身公益的人生历程，直到2008年加入安利到现在。

　　记者：听得出来，在你的心里，做公益是快乐的，收获很多。

　　彭  翔：做公益真的是让人很开心的事儿。一些企业家朋友与我聊天，说我比较简单、直接。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公益人的特色，没有商业或职场中的利益纷争，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正能量的充满阳光的人和事，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别人感激和感谢的氛围中，在得到了那么多的感激和感谢时，一个人的心里怎么会不快乐呢？

　　记者：从事公益对你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是否也支持孩子以后也从事公益事业？

　　彭 翔：我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她特别喜欢做公益，参加过很多公益活动。可能是受我的影响吧，她不是特别追求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希望多一点人生体验。她经常跟我说：“妈妈，你的工作太有意思了！每天都是在接触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很有趣”。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如果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那你自己就成为什么。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也不如“言传身教”。

　　 “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含量不够尊重”

　　记者：进入安利公司后主要做什么？

　　彭  翔：正好那一年安利重新组建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我们一批人就进来了。2008年以前被称为公益组，还是比较传统的慈善模式。CSR部门组建后，我开始带领团队出第一本安利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开始搭建CSR的体系与架构。当然，其中我主要负责的项目方向还是怎样通过公益活动树立企业的环保形象，包括设计与管理公益项目，以及项目怎样为品牌服务等。

　　记者：之前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积累就学有所有了。

　　
       乔惠民书】2001-彭翔在惠水宣讲：贵州是中华绿色版图工程一号主战场   天下口碑数据库

      彭  翔：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5年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影响至深，包括知道了什么是基金会、如何管理基金会、怎样做一个项目，以及怎样筹资等概念。

　　2011年，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后，我学到的知识就都有用武之地了。而且，因为我在企业待的时候比较长，明白企业的诉求，很多管理企业的方法也能用到基金会建设上。

　　记者：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你在做什么？

　　彭  翔：地震发生时，我跟同事们正在这里开会。等反应过来，大家就都跑到楼下了，当时我国还没有地震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直到2012年国务院才发布了《国家地震应急预案》。

　　记者：地震发生后，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第一时间采取了哪些措施？

　　彭  翔：我是4月1日加入安利公司的。5·12地震也是我面临的第一个需要应对的大事件。

　　在确定是四川汶川发生了7.8级大地震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召开了闭门会。然后决定由安利中国总裁向美国总部汇报地震情况，请总部给予一个特批。安利全球为及时有效救助严重自然灾害，特别制定了一个“红皮书灾害响应计划”，根据灾区所急所需，及时调整援助方式，并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等全方位支援。

　　很快，1000万元人民就到账了，我们捐到了中国红十字会。后来加上员工及营销人员的捐款，达2000多万元。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发生后，安利公司都进行了相应捐赠。

　　记者：举国悲痛的危难时刻，正是有了像安利这样的慷慨解囊、雪中送炭的众多企业，汶川的新生才多了一份新生的希望。

　　彭 翔：捐款后，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监测，每天都做一份抗震救灾简报，包括各个企业捐款、当地分公司介入、媒体报道等各方面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

　　记者：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唤醒、激发了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无数人的公益热情。

　　彭 翔：这从每天汇总的抗震救灾简报中就可以看出来，每次的捐款人和机构的名单特别长，感觉各种抗震救灾的力量都汇聚起来了，“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车出车，有物资出物资”，真正让人感觉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热烈氛围。

　　记者：汶川地震成为了中国慈善捐赠的一次“总动员”。但当时也出现了一场名为"铁公鸡排行榜"的纷争，一些没有及时捐款的外企遭到网络舆论的强烈抨击，它们的产品也遭到了消费者的抵制。

　　彭 翔：实际上，所有在华捐赠项目都需要一级一级地向总部报批，程序比较多，数目达到一定额度，还需要董事会开会决定。而且，很多跨国公司在慈善捐赠时更注重企业战略的执行。

　　“铁公鸡排行榜”其实彰显的是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但与此同时，中国公益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思考公众的慈善观念和价值取向，社会上开始出现“公益不能靠逼捐”的声音。这算是一个进步。

　　记者：在这场企业的形象危机上，万科王石也成为公众炮轰焦点，被称为“王十”、“王十块”，一是因为企业只捐了200万元，二是企业规定，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后来，王石通过媒体向网民道歉。

　　彭 翔：无论捐10元，还是捐1亿，其背后表达的善意是一致的，不应该被道德舆论所绑架。这种质疑其实也是中国人个体意识的一种觉醒，需要多元化的表达。

　　再者，企业慈善捐赠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制度积淀的结果，需要时间去引导和促进。我个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排名标准不应是你捐了多少钱，而是你的贡献让某个社会问题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观。就是到现在，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含量的尊重还是不够的。

　　“中国公益元年”不是偶然

　　记者：中国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发韧于2008年这场巨大的灾难，因此被称为是“中国公益元年”。回头来看，你认为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彭  翔：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个人觉醒、政府政策推动及传媒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之前，整个社会其实已经将慈善视为了一种风尚，公众也接受了社会组织的服务社会的功能，从政策推动到互联网发展，都奠定了一种基础。

　　所以，2008年只是一个爆发点而已，中国公益元年即使不在那一年，也会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出现。

　　记者：这之后就是2011年成立安利公益基金会，当时也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受人瞩目。

　　彭  翔：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在2010年的一个公益活动上，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姜力建议我们说，安利这么大一个公司，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基金会。一是相对于企业CSR来讲，成立企业基金会会比单纯的捐款行为更有技术含量，更能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基金会数量的增多，对提升整个行业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当时，企业基金会这种形态还没有引起公益从业者的重视。

　　记者：当时从申请到注册登记还顺利吗？

　　彭  翔：从2010年开始筹备，到第二年2月底拿到执照，前后经历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因为有姜力部长的支持，加之提前解决了注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材料准备得比较充分，所以并未用多长时间。

　　记者：你是首任任秘书长？

　　彭 翔：匡冀南是首任秘书长，我是第二年8月开始任秘书长。基金会成立后，我负责项目部，做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记者：安利公益基金会今天已成为企业基金会里的姣姣者。在你的带领下，安利公益基金会屡获殊荣，包括荣获“中华慈善奖”及民政部4A级基金会认证等。从个人角度来讲，你成功的核心因素是什么？

　　彭 翔：学习，持续的学习。我是比较有危机感的，一直奉行的准则也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像下象棋一样，当你看不到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时候，第一步一定做不好。做眼前的事情，真的不是考验功力，考验功力的是能否看到第二步，甚至是第三步。看不清的时候，就会很迷茫。

　　记者：安利公益基金会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基金会成长和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同时也可作为其他企业基金会成长的一个标杆。如果说安利公益基金会也有其他基金会成长所需要的优秀基因的话，你认为这个基因应该有哪些因素？

　　彭 翔：最重要的一条，是先要找到最想做的事，即使命和目标要明确。不能说谁给我钱，我就做什么。

　　第二，要找到区别于他人的特色。大家只有记得住你，你才会有第二次跟别人合作的机会。比如安利公益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儿童营养公益领域，当有人想去做儿童健康教育或儿童营养知识项目的时候，就可能会想到与安利公益基金会合作。

　　第三，是要制定长期发展规划。钱从哪儿来，这些钱又怎么能帮助项目更好地可持续性的发展。

　　第四，项目管理要有效，管理和监督好资金。当然，还包括信息公开、品牌建设、公信力建设等。

　　“透明度不是核心竞争力”

　　记者：核心竞争力是针对营利性企业提出的观点，但从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哲学基础及其对普遍规律的体现，应该也同样适用于基金会这一形式。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彭 翔：最重要的是基金会资金来源有保证。安利集团承诺集团全年销售额千分之一固定捐赠给安利基金会，这么多年无论生意好坏一直在坚持，这一点特别不容易。我们还有20多万的营销人员，对基金会也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每年光这部分捐款就达几百万到一千万不等。这些源源不断地资金保证了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

　　其次，我们是以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基金会的。基金会成立不久，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经营基金会就像经营一个公司，实施一个项目就像推广一个产品，要考虑的这个产品怎样才能让公众买单，让他们成为回头客。公益也需要商业的思维和理念。

　　所以，基金会一定要关心“效率”这个问题，就是钱是否真的花的有价值，一元钱的投入能产生多少元的产出，并且这个价值能很好呈现出来，给捐赠人一个交待。

　　记者：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在清晰的使命下，制定出一套以成果为导向的战略计划。如此，基金会才能真正把有限的资源用到产生成果的地方。

　　彭 翔：所以，我在安利基金会这些年，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每年都要做一份三年战略规划，包括计划要开展的项目及资金需求，划分清晰的任务分工，确定完成任务和目标的时间范围，要设定评估效果的标准，等等。

　　但这样的战略规划对基金会的成长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它指导整个实施的过程，是管理的有效工具。

　　记者：在这方面，“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也说过 ，“必须对非营利基金会的行动做出规划。行动是根据使命进行规划的，如果不从使命出发来计划行动，非营利基金会将无法取得成功”。

　　彭 翔：是的。根据战略规划，我们会设置相应的KPI指标，筹款指标，项目影响力指标，还有成本控制指标，awareness指标等等。

　　记者：有效公益的核心，就是受助人的改变，以及提高资金的使用率。达成这些目标，做好项目的评估很重要。

　　彭 翔：对每个项目，我们都制定了三级评估体系，直接评估、间接评估及投入产出比。以“春苗营养计划”为例。直接评估包括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满意度，及厨房使用率等；间接评估是学生在吃了一年的营养午餐后的身体指标变化，包括身高、体重、血红蛋白、患病率、消瘦率及智商优良比率等6个纬度；投入产出比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就是看投入一元钱所产生的价值，是效率评估。

　　“春苗营养计划”项目从实施第二年就量身定制了这套评估模型，评估涵盖项目运转、各方满意度、营养教育开展情况及学生营养改善等多个维度。

　　运用专业化的评估工具，项目组对春苗项目的社会成效进行了货币化测算，估算出春苗项目公益投资回报率为79%，这也意味着安利公益基金会在这个项目中每1元的投入，至少产生了相当于1.79元的社会价值。

　　通过三年的实践，这个项目探索出一条改善农村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的有效路径，得到政府和行业认可，被业界称之为“春苗模式”。

　　记者：没有评估就没有效率。徐永光说过一句话，说“慈善资源的无效使用是最不道德的”，这样的机构并不少见。

　　彭 翔：是的，看见人家付出爱心拿出来的钱被无效的使用，感觉特别心疼。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捐方服务系统做得相当好，类似于商业企业里的消费者管理中心，这套系统可以高效及时地向捐赠人反馈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

　　安利公益基金会的微信服务号设有数字化管理平台，爱心人士在平台捐款的那一刻起，捐款人就知道钱到哪儿了，同时还会收到项目实施的相关照片和动态。捐赠人生日时，这个平台还会推送一个由受助孩子唱歌、跳舞的生日祝福小视频。而且，一旦捐赠人的捐款达到以整数，平台还会自动生成一封电子版的表扬信，推送给捐赠人。这都是很好的公益体验。

　　捐赠只是一次公益行为的开始，如何让捐赠人一同见证每一份善款带来的美好改变，才是我们尤为care的事。

　　记者： 有句话说得好，“任何不筹人的筹款都是费工夫。”若想建立深一层的好感，激发多次捐赠与大额捐赠，就需多一点体贴与心思，创造不一样的公益体验。也就是说，只有用心把“人”维护住，才有足够的可持续性。

　　彭 翔：这也证明了一点，专业的事情需要用专业的态度来做。我不觉得公益是一个人人皆可为的事儿，它是一门技术活儿，仅靠一腔热情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我们一路走到今天能小有所成，而且不被大家诟病，原因就在于我们专业度的不断完善吧。

　　记者：透明度不是核心竞争力吗？安利公益基金会曾三度荣获“慈善透明卓越组织”。

　　彭 翔：透明度可能在中国这种公益组织还处于比较萌芽的初级阶段能成为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透明度如果有问题，直接pass掉了。换句话说，透明度不是核心竞争力，而是基金会生存在的起码要求。

　　“基金会秘书长应该是‘杂家’”

　　记者：包括你在内的第一代基金会秘书长有很多人做得很成功，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新一代秘书长去学习借鉴。如果给新生代秘书长一些忠告和建议的话，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彭 翔：保持广泛的兴趣。基金会秘书长应该是个“杂家”，要了解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也要洞悉人性善恶，还要了解最新的科技手段，等等。既需要有专业的真才实学，也要有较为渊博的学识。只有足够多的认知才有可能推动一个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诞生。

　　新生代的基金会秘书长要感性和理性兼备，公益事业起于感性，成于理性。除了要保有一腔热情外，更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保持一颗好奇心，做一个“学习型秘书长”。

　　记者：这确实是个挑战，毕竟现在有些人连专业都做不到。

　　彭 翔：我给公益的角色定位是consultant（顾问）。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客户需求，要解决这个需求，没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是给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商业上一些已经很成熟的做法，还被公益人认为是“新事物”。公益行业只能说还很初级。

　　我个人一直觉得，公益行业急需跨界，向外发展，让更多的人知道公益是怎么回事。另外，公益行业也需要外部的一些优秀人才，其实，在公益行业做得好的，在任何行业都不会差。但公益行业要做出成就，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做支撑。

　　记者：公益行业除了跨界不足外，不专业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专业又需要人才的进入。所以，现在有一种声音，说是公益圈急需职业经理人。

　　彭 翔：我不太想做职业经理人，一些职业经理人不停地在“转会”，有可能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新的基金会成长。但我认为要有新的发展和突破，还是要做深。什么叫创新，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创意，而是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所以，在其位应该真正花时间想一想，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

　　记者：这需要很多有情怀的商业精英进来，你本身就是从商业转身而来的。

　　彭 翔：对。但进来的商业精英也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公益行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都会很快达到“天花板”。更重要的是，公益行业不像在商业企业那样，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复制。而要公益行业要想走得快一点，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突破圈子，让大家能够沟通、流动起来，应该是一个能够努力的方向。

　　记者：你和安利公益基金会其实也在做这种努力。你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国公益这十年中所扮演的角色？

　　彭 翔：充其量我算是个陪伴者吧。安利公益基金会则有一种推动者的角色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曾联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起“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为公益行业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被誉为公益慈善行业的“创新工厂”。遗憾的是，这个项目后来没有坚持下去。

　　“公益改良者的角色还不到位”

　　记者：这十年，中国慈善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位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你认为这十年中国公益最大的或者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

　　彭 翔：公益原来是一个奢侈品，现在是必需品了。1999年，我刚进入公益圈时，跟别人谈公益，基本上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在今天，你若不谈点公益，不做点公益，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记者：我记得经济学家朱锡庆在谈到中国30年经济发展时说，这个社会的真正变化，是知识总量的大幅增加和知识普及程度的大幅提高，是知识的巨大进步推动着财富增长和社会繁荣。其实公益也是如此，是公众对公益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彭 翔：是的，互联网的发展更加速了这种认知，让每个人都更容易的参与公益。当然，这也与政府政策的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按马斯洛理论分析的人性，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些溢出到公益领域。公益圈这个盘子肯定会越来越大。

　　记者：但现在社会整个的公益氛围还很不够。

　　彭 翔：肯定是不够，我一直说“公益很难上头条”嘛，很多人不觉得公益是件大事儿。

　　记者：公益还远未形成一个行业。

　　彭 翔：我不觉得公益成为一个行业很重要。公益的最高境界应该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无处不在，或者说是，没人把它当成生命中最主要的事情，但它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公益不是说要捐助一个项目，或帮助弱势人群，而是真正地融入进生活，遇到一个即将跌倒的老人能扶一把，看见有违公德的行为上前制止。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益就是要激发人的这种善念，让它在人性中不断地得到彰显，这是公益最终的价值。

　　记者：那现在的公益生态，距你的理想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彭 翔：对安利公益基金会而言，如何可持续发展是我目前面临的最大困惑和挑战。我理想中，公益机构应该具备自我造血能力，而不能仅靠不断地筹款和募捐来生存。现在都在提慈善信托，但这不是一般基金会能玩得起的。社会企业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公益资源是有限的，如何让这些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才是最根本的。公益组织如果仅是个“二传手”的话，其价值做不到最大化。我认为，钱筹集来后，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实现倍增，从而持续地产出，尽可能多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一个公益组织最大价值的体现，也是未来需要发展和尝试的方向。

　　记者：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说过：公益对渐进改良有积极作用。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公益对于中国改革乃至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彭  翔：目前来看，公益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太大。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中，矛盾会比较多，我与很多人聊天，发现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种怨气，对生活的满意度很低。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固化，普通人缺少上升通道，好像精英永远是精英，屌丝永远是屌丝。没有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人们会觉得生活没有希望。而公益机构的介入，就能够化解一些不公平，或者至少给大家一种温暖和希望。

　　现在中国还是大政府小社会，公益组织还不完全独立，有时候慈善资源的流动性效率不高，也不能流动到社会底层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身是，公益应该发挥出温和改良者的角色，但这个作用现在还发挥得不是很大。

　　“公益绝不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

　　记者：近年来，徐永光都是屡次谈及公益GDP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认为公益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现在数据反映的那么惨，所谓只占GDP的千分之一且逐年缩水，属于冤案，应该平反。

　　彭  翔：目前来看，公益的投入大多来自企业的捐赠，怎么会算进GDP呢？重复计算？即使可以衡量，我也不觉得公益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大到可以衡量的地步，太小了。

　　但要说公益对未来经济的影响，这个是会有的。比如，安利公益基金会现在通过对乡村儿童实施营养补充和教育，等这批孩子成年以后，无疑会成为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服务社会，其所创造的价值会更高。

　　记者：公益讲“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说的也是需要坚持和长远的眼光。

　　彭  翔：是这样的。公益绝不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其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善和提升，因为它要造福和惠及的不是眼前，更多是由于我们的付出，让子孙后代受益。

　　这跟政府和商业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商业谁能等得了20年后才有回报？公益要耐得住寂寞，一定要更长远的发展眼光和持续的投入。

　　记者：但仅就目前来看，很多公益机构普遍存在把活动当项目，把产出当成果的现象。因为正常来讲，一个规范性的公益项目要具备5个量化指标，受益人数要量化、实施时间和范围要量化、资金的投入和使用要量化、项目目标(成果)要量化、项目评估指标要量化。但很多机构都做得很不到位。

　　彭  翔：一是跟专业化程度有关，二是与中国社会大环境有关系，你不觉得中国人都很浮躁吗？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花时间去做一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公益行业自然不能免俗，投身公益的人有很多可能没有认真思考过未来想要什么。

　　去年我去德国访问，感触特别深。德国的基金会都在做很大的事儿，都是从文化和理念层面去推动社会甚至人类的发展和改变，是从根子上着力的。而我国绝大部分基金会还停留在救助层面。

　　记者：这也正是想问的，中国公益十年间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在很多方面，无论在医疗、健康，还是教育上，依然感觉不到有所改观。我没有任何否定公益发展成就的意思，但这好像是一个问题。

　　我在《中国基金会的“新时代”使命》一文里也提出，一些基金会负责人需要做的是，绝不能再满足于只是扶危济困的社会救助，或者只是向一些机构简单地撒泼资金。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如何推动全球的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而使社会更健康地运行。

　　彭  翔：是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基金会离伟大还有一段距离。陶传进老师不止一次跟我说，“安利公益基金会有这么大的资金，应该做点更大的事儿。”我只能说，在现实面前，我现在只能这样做。

　　记者：未来，安利公益基金会有无可能只是做资助型基金会？

　　彭  翔：没必要把资助型基金会和运营型基金会分得那么清。基金会分为资助型和操作型是一个学术问题，作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做项目实操的人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

　　安利公益基金会做不了纯资助型基金会，如安利现在有二十多万的营销人员，他们要参与公益项目，我们就不可能只做资助型项目。这是我面临的现实挑战。

　　“《慈善法》规定的太细了”

　　记者：随着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很多人都说公益的春天来了。在公益未来的发展中，你觉得公益需要避免的问题是什么？

　　彭 翔：不把公益行业特殊化吧。现在大家都在谈人才短缺，不就是两个原因嘛：一是钱没给够；二是发展的平台和机会不多。

　　什么平均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平均收入的两倍，公募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不能超过10%，甚至秘书长年薪超过百万也会此起“嘘”声一片。这是是反人性的，也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这些“价格管制”都制约了公益组织和捐款人的自主权，显然会影响公益行业的发展壮大。

　　记者：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市场经济的建立首要就在于打破了价格管制，促进了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公益也需要打破这种“价格管制”。

　　彭 翔：《慈善法》规定的太细了。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就不要管，否则大家就“用脚投票”了。

　　记者：你觉得在中国下一个十年，这些情况会改观吗？

　　彭 翔：不好说！一是法律已经出台了，二是公益行业的发声的人还很少。发声少就不会有碰撞和撕裂，没有碰撞和撕裂，公益就不会前行。历史总是在争议中前行的，公益也一样。

　　记者：这让我想起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受其影响，公众对慈善捐款机构的信任严重受损，但也让中国公益在阳光、公益的轨道前行了一大步。

　　彭 翔：郭美美事件对公益行业的伤害蛮大的，但总体来看是利大于弊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突然唤醒了国人的公益热情，在那种天灾面前，个人要是不做点什么，都觉得对不起自己。郭美美事件的确有负面影响，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大家才开始深度理解公益，开始关注公益是什么，慈善是什么，公益原来还要讲透明度和公信力。各种透明度排行榜出炉，公信力建设指标体系也都引进，整个行业的建设开始进步。

　　记者：除了“郭美美事件”《慈善法》出台，这十年中国公益史上还出现很多影响深远的事件，比如深圳罗尔事件、腾讯99公益日、“两光”之争、小朋友友画廊等。你认为哪个事件对公益未来产生的影响会更大？

　　彭 翔：这个不好断言。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事件为什么最后都走向了一个偏负面的结局？公益本是一个彰显人性美好的行业，但为什么影响中国慈善事业都是负面的内容呢？这值得大家深思。

　　从另一个角讲，应该让公众认识到公益从业者也是普通的人，让公益行业回归到它正常的一个状态，用真正地有效率地职业素养标准要求公益从业者，而不是道德绑架他们。

　　记者：近年来，中国公益出现了一群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公益慈善方法和经验的公益人，你怎么看？

　　彭 翔：学习很有必要，中国公益还处于发展初期，西方一些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仍然值得借鉴。但也要认识到，对西方发展经验的生搬硬套会出现“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

　　记者：在安利公益基金会这些年，你觉得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遗憾的地方？

　　彭 翔：遗憾还是挺多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千人培养计划”没有进行下去，对行业的推动没有延续。另外，就是我们走得还不够快，在公益领域发挥的价值还不够。

　　记者：最后请你分享一下，你下一个10年的个人规划。

　　彭 翔：安利公益基金会的使命之一就是汇聚多方力量，帮助贫困儿童获得更好的生活、教育和发展机会，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无限可能。我想，我的未来10年还将与这个使命紧紧绑在一起，深耕儿童营养健康领域，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获得全面健康成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