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民村，是一个占地面积只有二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全村1219人。但航民村企业年加工印染布料10亿余米，可绕地球赤道25圈；年发电2亿度，若按照一户家庭一年2400千瓦时的用电量计算，可满足8万户家庭用电。年加工黄金饰品80吨，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黄金饰品加工基地。

　　过去三十九年，航民坚持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创造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民模式”。由航民村控股的村级企业集团——航民集团，去年产值133.8亿元，利润9.1亿元，净上交国家税收5.5亿元，职工与村民人均收入超6万元。

　　航民的带头人朱重庆，今年已经65岁。他有一张憨厚、敦实的面容，脸上始终挂着可亲的笑容。他说话富有恰到好处的节奏感，时不时引用几句地道的俗语，引得众人发笑。在他生动的叙述中，航民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我们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漂染厂脱去了“农”字 航民村挖去了“穷”根

　　在航民村村民的记忆中，1978年年底，似乎与往年并无不同。当时的航民村只是萧山县瓜沥镇的一个生产大队，人均不到半亩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络麻，中间插一茬萝卜，依靠这点微薄的经济收入，村民有时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

　　一天，航民大队党支部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学习贯彻萧山县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公社大队可以兴办社队企业。担任大队会计的朱重庆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次会议或将成为航民真正起飞的契机。

　　经多方打听，航民大队领导班子得知，在萧绍地区“三缸”（酒缸、酱缸、染缸）是赚钱的营生。1979年上半年，经过多方了解考察和激烈讨论，大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筹建漂染厂。此前，大队曾兴办过“航民农机元钉纸制品厂”，说起这个名字的由来，朱重庆都忍不住发笑。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前，农村生产大队办厂必须跟农业相关，名字里不能没有一个“农”字，这才硬邦邦加上“农机”两个字。而实际上，这个厂根本没有生产过一台农机。漂染厂的名字脱去了“农”字，似乎象征着航民也就此走上了脱穷致富的道路。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办起一个像样的厂，没有资金就只是空谈。大队历年积累的2万元，镇里石料场的2万元分红，再向四个生产队各抽调5000元，总算凑了6万元。大队领导班子又四处奔走，向镇里的信用社、瓜沥农机站等有关单位借款，又凑了6万元。这12万元，就是漂染厂所有的家当。

　　关于新厂长的人选，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才法把村里的青年后生筛选了一遍，最终锁定了朱重庆。这个土生土长的航民大队后生的品质，大家都看在眼里，他诚实、厚道、热心，“是一个无私心杂念又任劳任怨的人”。而朱重庆从接下担子的那一刻，就没有想过失败的后果，“我和老支书的想法一样，一定要让航民人有饭吃，有工作，过上好日子！”

　　萧山第一个百万富翁村 亮起社会主义不灭的明灯

　　在物质短缺、供不应求的年代，朱重庆坦言，虽然工厂的技术看来并不过关，产品质量也很粗糙，但只要能生产就不愁卖不出去。1980年，漂染厂投产的第一年，产值达38万元，净利润14万元，一年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数字是无比振奋人心的，要知道，1979年航民农机元钉纸制品厂的盈利只有1.6万元。

　　1981年初，航民开始寻找合作伙伴。朱重庆跑去农村信用社，劝说他们投资航民漂染厂，双方共同分享收益。最终，信用社同意借款30万元，投资30万元，占30%的股份，并要求解决40个就业名额。“大伙的思想很开放，光靠自己的实力做不大，宁愿航民村少解决劳动就业，也要把产业做大。”利用这60万元采购了一批印染的设备，当年投产当年见效，乡镇企业当时还能享受所得税全免的优惠政策。到了第三年，漂染厂已经达到240万元产值、100万元利润，成为萧山第一个“百万富翁村”。

　　村里安排利润的30%留作村用，70%投入再生产，这就有了1987年的织布厂、1988年的染料化工厂。当时由于周边印染厂大量兴建，染料一下子成了紧缺的生产资料。朱重庆也曾去国有染料厂采购染料，对方却告诉他，“我们只解决国有印染企业的染料，不是供给你们这种乡镇企业的”。

　　航民不得不下定决心自己搞染料化工厂，从上海请来“星期日工程师”，每逢星期日、节假日来厂里帮忙，回去的时候拎上一只老鲜鸡、五斤油。

　　90年代初兴办热电厂，同样也是被“逼”出来的。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浙江更是呈现出大干快上的势头，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基础设施却跟不上来。萧山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电荒，“停三开四”（即一周开4天、停3天）成为常态，“停四开三”也屡见不鲜。办起热电厂之后，整个瓜沥镇只有航民村从来不停电，被比作“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

　　航民是改革开放孕育的产物，也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见证。从12万元的印染小作坊起家的航民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以纺织、印染、热电、黄金饰品等行业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体系。2004年8月9日9时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如期敲响了“航民股份”上市的锣声。

　　航民这只原本停泊在钱塘江边的小舢板，终于载着航民人的梦想扬帆远航，成为驶向广阔海洋的一艘巨轮。

　　用社会福利调节贫富差距 用按劳分配提升经济效率

　　从航民村边的航坞山上俯瞰，整个航民村地形呈现出一个“T”字，南窄北宽，仿若一只展翅欲飞的鲲鹏。一排排红瓦翘檐的别墅群落，浸沐在朗朗晴空下，熠熠生辉。自1985年开始，航民村委会从道路、绿化、河道到民居，全部进行了统一规划与重建，打造出了这个新农村典范。

　　在航民村，全村从幼儿园到高中实行免费教育，考上大学一次性奖励10000元，每年上大学学费8000元以内予以报销，还能领取一年2400元的生活补贴。村民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福利费，老龄村民另加3000元的老龄补贴。平日里大米与菜油免费供应，节日期间肉、禽、鱼免费发放。同时，全村统一实行村民、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人人享有医疗保健。

　　朱重庆认为，福利是调节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航民采取以工补农的形式，每年按比例给村里分红，去年上交村委会4600多万元，其中49%分给村民，51%留作村用。记者从航民村村民处了解到，每年的人均分红在1.5万－2万元之间，三口之家每年能拿到五万元左右的分红。

　　“我们坚持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不代表我们就要吃‘大锅饭’，劳动过程中的贡献与收入一定要分出个高低。”20世纪末的航民产权制度改革，在如今看来依然颇具前瞻性：由村集体控股56% ，量化 44% 给村民、职工和管理技术人员，原来的集体资产好像“天上的月亮，天天看得见，就是摸不着”，后来转化为照亮每家每户的温暖阳光。

　　航民的员工们都知道，董事长一年365天都呆在公司，除了出差，每天晚上工作到11点后才能回家；朱重庆从来不给自己放假，唯一算得上假期的是大年三十下午与家人团聚，大年初一下午就会回到岗位上。而他的薪资，还不如航民集团旗下有些厂长高。

　　在航民村，朱重庆家的房子也与普通村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用材、装修还不如那些富裕的家庭。航民村的村民们碰到什么困难，都爱去找朱重庆解决；说到重庆，人人都会由衷地夸上一句，“重庆为人最公正，有他管企业我们放心”。或许只有这样一位领头人，才能不改乡镇企业发展农村、致富乡民的初衷，创造出航民村这个共富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