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脱贫农户韧性能力构建:理论与路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2期 作者：韩 潇 陈俞全 聂凤英
一、问题的提出
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加强农户风险管理。至脱贫攻坚任务全部完成,全国共有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顺利脱离贫困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然而尽管贫困人口得以全面消除,但返贫风险长期存在。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以及疾病、老龄化等因素,脱贫人口仍有可能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2020年我国有近200万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户和特殊困难群体仍然暴露在外部冲击的风险敞口之下(汪三贵等,2021)。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以下简称“有效衔接期”)内保证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乡村振兴的底线工作。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笔者认为尽管部分农户确实存在“等靠要”等思想问题,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但并不构成诱发规模性返贫风险的主因。而生产风险、市场风险与社会风险等外部因素,对于易返贫人口,尤其是存在“悬崖效应”的脆弱性脱贫户而言具有重要潜在影响(汪三贵,刘明月,2019;金鑫,2015)。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经对7 017万贫困人口摸底发现,因疾病风险致贫的比例为42%,因自然灾害致贫的比例为20%(郑瑞强,曹国庆,2016)。这说明只有处理好外部风险与脱贫农户自身关系,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学多认为农户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经营和生活决策中多采用风险回避策略,且在应对风险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承担能力和处置手段(郭劲光,2006)。一般认为,一个稳定的农户生产与生计系统应主动防范抵御外部风险,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并通过制度安排和财政投入培育农户处置风险的能力,避免其遭受风险冲击。然而研究发现,农户对于风险的认知、处置能力与农户所处的风险环境高度关联(周忻等,2012;叶明华等,2014)。例如,农户是否采用金融风险管理工具与其是否存在灾害经历相关(宁满秀等,2005;赵元凤,柴智慧,2012)。在自然灾害发生概率较高的区域,农户更倾向选择空间分散种植、种植模式和品种多样化以及增加基础设施等风险管理策略(丁士军,陈传波,2001)。由此可见,风险与风险管理能力具有辩证统一关系,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不能脱离风险存在。如何发挥外部风险对于农户生产和生计系统的正面价值,培养脱贫农户在应对风险过程中调整、适应和学习的能力,对于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路被社会生态学者定义为“韧性治理”,对于转变脱贫农户风险管理思路具有启发意义(Berkes &Jolly,2002;Adger et al.,2005)。正如阿德格指出,“在一个有韧性的系统中,干扰有可能为新事物提供创新和发展机会。但在脆弱的系统中,即使是很小的干扰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Adger,2006)。
韧性概念强调对风险进行主动管理而不是简单地对其做出反应,重点关注个人或团体在风险冲击下所扮演的能动性角色。“不确定性是游戏的一部分,你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并学会与之共处”(Folke,2006)。这种观点与旨在控制目标资源可变性、以均衡为中心的控制型风险管理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韧性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城市管理、供应链管理、乡村治理等分支,韧性正成为广泛使用的习惯表达(周利敏,原伟麒,2017;陈玉梅,李康晨,2017;王永贵,高佳,2020)。然而普遍的概念应用并未带来对韧性定义与内涵的共识,将韧性与脆弱性、弹性、恢复力等概念混淆使用的情况普遍存在,韧性的概念及内涵有待梳理和确立。作为“西方舶来品”,韧性治理是否可以用来指导有效衔接期的乡村治理工作,对于脱贫农户是否适用,需要对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演变进行梳理,以探究其范式的适用性。如何将韧性概念实践于脱贫农户的风险管理中,其具体路径如何?应通过哪些政策增强农户应对风险的韧性水平,提高其抗风险能力?这些问题均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二、韧性能力的概念解析与逻辑演进
“韧性”一词起源于拉丁语“Resilio”,其意指“弹回原始状态”,后经演变成为现代英语的“Resilience”,其概念后分别为工程科学、生态学所吸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解释。“工程韧性”是最早被使用的观点,用以描述工程系统被施加干扰后恢复至稳定状态的能力,其概念定义与拉丁文原意相近,强调系统受到风险后的复原力。“工程韧性”首次肯定了韧性是用以刻画工程系统应对风险状态的动态反应,将韧性概念置于风险治理框架下进行讨论。然而“工程韧性”认为“弹回至原始状态”是系统追求的“最优稳定态”,其含义与经济学的“最优均衡解”相似,忽视了风险与系统间的演进互动关系(Holling,1996:31-44;邵亦文,徐江,2015)。因此,生态学者如霍林、冈德森等人在总结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态韧性”概念,他们拓展了“工程韧性”有且仅有“唯一均衡状态”的观点,认为外部环境所引致的扰动和冲击会驱使系统进行内部调整,使系统从一个均衡状态向其他均衡过渡,直至系统自身消化、吸收了外部的扰动量级(Holling,1973;Gunderson,2003:33-52)。以此推论,“工程韧性”所强调的“恢复至初始状态”仅是“生态韧性”在动态调整过程中的特例。“工程韧性”关注系统的复原力,“稳定”是其基本诉求,而“生态韧性”关注系统的因应与演进能力,“适应”是其目标。
由于韧性治理的整体性、动态性,其风险治理思路快速被其他学科吸收并加以完善补充(Boyd,Folke,2011;Stone-Jovicich,et al.,2018;何继新,荆小莹,2018)。社会科学领域的韧性治理基本遵循沃克等所提出的“演进韧性”概念,即在风险扰动下,社会系统彻底抛弃了对一个或者多个均衡状态的追求,进一步强调风险诱发社会系统持续不断的变化、适应和改善。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分法,普遍将韧性划分为社会系统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自身特征功能的抗逆能力、冲击后的复原能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因应演进和调适能力(Walker et al.,2004;翟绍果,刘入铭,2020),其具体含义见图1。“抗逆能力”强调系统在风险冲击前的事前防范,通过构建“护城河”尽量减少风险对系统的破坏和损失,即减少图1中A的绝对值。然而“演化韧性”认为,系统不存在完全绝缘于风险的可能性,外部干扰和风险叠变不可避免且持续不断,因此“复原能力”强调系统能够在风险冲击后快速恢复至风险前的初始水平,即由P1点恢复至P2点,其能力大小由斜率k1予以刻画。“复原能力”的意涵与“工程韧性”的理念较一致。在此基础上,“演化韧性”的创新之处在于其认为风险与系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风险会诱发系统的内部调整,在应对风险的“干中学”过程中,系统将演化至更高阶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系统在接受第二次风险时,外部冲击引致的系统损失更小,即|B|<|A|;第二,系统在接受第二次风险时,其恢复速度更快,即k1
图1 韧性能力示意图
三、脆弱性治理到韧性治理:风险管理的范式转变
对于脱贫农户的风险治理工作,近年来学界普遍因循脆弱性治理的基本思想(胡特等,2016;王国敏等,2017)。世界银行将脆弱性定义为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概率,以及由于风险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的可能,即遭受风险的可能与抵御风险的能力(李小云等,2007)。脆弱性治理认识到外生因素对农户的潜在负面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外部-内部”的“冲击-反应”模型,探究如何利用政策干预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或减少风险所引致的福利损失(杨文等,2012;Peng et al.,2021)。脆弱性治理的先进性在于其不再局限于实然状态下的贫困人口,或以某一特定收入线作为政策干预区间,而着眼于因风险而具有高返贫致贫概率的脆弱性群体,对于当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聂凤英等,2011)。然而,尽管脆弱性治理认识到风险的重要性,但纯粹以抵御、消除风险作为指导思想的政策设计却值得商榷。第一,风险是否可以完全消除?脆弱性治理强调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农户所面临的风险长期存在、复杂多样且混杂叠加,对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生产风险,价格波动、贸易政策变化等市场风险,以及疾病等社会风险,农户是否有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将风险消弭于发生作用之前,隔离于系统之外?受制于相对羸弱的经济基础和治理能力,脱贫农户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消除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建立一个悬浮真空的“田园免疫体”。第二,脆弱性理论对农户自身能动性的关注度相对较弱。与脆弱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更加强调通过外部力量激发脱贫农户的自身能动性,而非替代农户自身进行风险管理(Bogard,1988)。通过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干预,调动农户参与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帮助其形成抵御和适应风险的能力,让其能够在风险冲击中快速恢复,而不持续依赖于政府的保护。第三,脆弱性理论忽视了风险与应对风险能力的辩证统一关系。风险是危机,但危机中同样存在农户自我提高和能力改善的机遇。零风险状态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难以有效培养和提升(Klein et al.,2003;Djordjeviet al.,2011)。具体而言,市场风险会激励农户自觉调整经营策略,优化资源配置。而健康风险要求农户调整膳食营养结构,关注身体健康指标。强调风险与农户间的互动演化关系,是韧性治理与脆弱性治理的最大区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韧性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部分文献“假韧性治理概念之名,行脆弱性治理之实”,其对农户风险仍采用传统否定、规避、消除策略,与韧性治理理念背道而驰。尽管韧性和脆弱性是风险管理的一体两面,农户韧性水平越高,其脆弱性也就越低。但韧性治理和脆弱性治理存在本质区别,两者对风险具有差异性的价值判断,决定了两者在管理主体、冲击评估和应对方案上的根本不同,不能混淆使用。
相对脆弱性治理对于风险的消极表达,韧性治理更强调在风险中开展学习、适应和改变,通过有序调节系统内各主体以适应不确定性环境,使遭受风险冲击的系统恢复至原初平衡状态,甚至向更好的状态演进。本文认为基于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见图2),当外部风险作为输入变量进入农户生产与生计系统时,初始均衡状态被打破。农户接由风险触发进入“适应性循环”(Adaptive renewal cycle),即开发(γ)—维持(K)—释放(Ω)—重组(α)四阶段的动态演进过程(Folke,2006)。具体而言,(1)开发阶段(γ)。外部扰动驱动农户进行内部调整,通过“开发”新的技术、制度、资源和组织,以抵御外部风险,减少经济损失。在这一阶段,风险促进农户对内部资源配置方案进行优化,农户所拥有的各要素关联度不断提高,表现出对外部环境的高度韧性。(2)维持阶段(K)。农户在完成自身结构调整后会进入稳定阶段,并在与风险的交互过程中持续自我强化,但也易导致路径依赖,陷入锁定状态。维持阶段农户风险处置能力僵化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为解决上一轮风险需要具有针对性、专业化的资源分配和风险应对方案,虽然提高了风险处置的效率,但也牺牲了其在处置其他风险上的灵活性,产生诸如思想懈怠、创新停滞等问题。如果农户生产与生计系统的结构刚性突破某一阈值,缺乏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系统就会陷入韧性较低的脆弱性阶段,导致生产能力和生计水平下降。(3)释放阶段(Ω)。韧性减弱导致农户被暴露在新的风险冲击下。维持阶段的惯性导致农户调整原有系统结构以处置新风险,存在高昂的交易费用和沉没成本。若农户适应能力弱,则极易重新回到贫困线以下,成为返贫人口。如果农户能通过生产结构调整、新技术采纳或者金融保险购买等避险举措,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新风险,则可以有效提高自身韧性,进入知识结构和制度安排更新的重组阶段。(4)重组阶段(α)。这一阶段与开发阶段具有相似性,但农户在经历“适应性循环”后,其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得到提高,能够以更低组织成本进行内部调整,以更高效率处置外部扰动,其应对风险的抗逆能力和复原能力均有所提升。相比于传统风险治理模式,韧性管理尤其关注释放和重组阶段的“治理回环”,其本质是在外部压力下对原有风险管理模式实现破坏性创新,从而激发农户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唐任伍,郭文娟,2018)。
图2 韧性治理框架
以“适应性循环”为基本内核的韧性治理框架,仍遵循演化韧性理论“抗逆—复原—因应与演进”的思想。第一,抗逆能力主要集中在开发—维持阶段,农户识别到外部扰动后,在开发阶段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医疗健康等预防性措施,积极防范外部风险输入,以确保自身稳定至维持阶段。复原能力集中在维持—释放—重组阶段,在释放阶段,农户生产与生计系统趋于不稳定,农户通过调整经营策略、采用金融避险举措以及医疗健康救助等方法,从不确定性系统中寻求新的均衡状态,努力将收入和福利水平恢复至维持阶段及以上。因应与演进能力主要体现在重组阶段是比开发阶段更高阶的均衡状态。重组阶段较之于风险发生初期,农户更具应对风险的经验和能力,脆弱性降低,系统韧性进一步提高。至此,韧性治理进入良性循环。由上述分析可见,韧性治理凸出农户的主体地位,政策干预的目的从构建护城河转变为增加农户在风险管理中的可行性举措及增强农户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第二,韧性治理在承认风险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开展适应性调整和自组织,强调风险是发展的一部分,风险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并存、相辅相成。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韧性治理的最终落脚点是脱贫农户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但提高农户韧性能力、实现韧性治理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单纯依靠脱贫农户自身无法完成风险管理机制的构建,也难以承担风险防控、风险恢复、风险教育的重任。为整合分散的资源以实现韧性治理,政府应在上述工作中发挥“元治理”作用,通过政策制定、财政支持、制度创新和组织重构等途径,形成脱贫农户风险发展的内源力量,将市场、企业、社会组织、村集体和农户等多元主体统一纳入治理框架,构建跨部门、跨层次、跨区域的协调平台,为韧性治理提供制度供给与保障资金。
四、韧性治理的实践思路与行动方案
稳定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自脱贫攻坚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产业结构和就业形势持续优化,脱贫农户基本生活得到合理保障。但由于底子薄、基础差,脱贫户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部分地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比例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而导致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农户数量多。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风险,防止返贫或产生新的贫困具有重要政策价值。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脱贫农户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程度和利用效率不断提升,与市场、社区的深度融合,新的产业模式、组织模式、生活方式以及认知模式逐步形成,脱贫农户事实上进入了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笔下的“风险社会”,即脱贫农户在构建新的生计系统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同时,进入了更为复杂、不确定的风险创造与风险释放过程。举例来说,产业扶贫项目的推广实现了促增收、稳就业的政策目标,也客观上强化了农户对外部经济与市场环境的依赖。受制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一些脱贫农户始终面临因为市场波动带来的返贫致贫风险;收入的增长带来了食物消费的进一步满足,但膳食营养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步成为农村地区因病致贫的重要诱因。这些“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与气候变暖、极端灾害加剧等自然风险相互叠加、演化,成为防止返贫工作的潜在影响因素。
总体来看,脱贫农户面临的风险具备三个特征。第一,风险存在的普遍性。农户风险涉及自然和社会双重因素。受制于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病虫害与动物疫病的威胁,生产风险的影响程度剧烈且难以预测,导致农户始终面临灾害损失的高度不确定性。而随着农户与市场的融合程度加深,农产品销售、非农就业与内置于经济系统的竞争性、市场波动性等因素纠缠,导致风险不再呈现出周期性特征,而愈发持续、复杂、多变。第二,风险冲击的整体性。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具有局部和单一的特征,往往由个体农户独立承担。随着专业化和科层体系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化,个体与社区、产业间的纽带关系进一步强化,表现出典型的社会性,即风险的危害突破了个体的限制向其他群体和社会整体蔓延,导致冲击的不确定性更大,波及面更广,危害性更大。举例来说,产业带头人个人的财务风险或采用某项专利的技术风险,可能随供应链冲击农户生产和生计系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极端情况下,来自生产、市场、社会等方面的风险相互联系且互相转化,形成“完美风暴”,对农户生计系统造成严重损失。第三,风险管理的滞后性。相较于发达地区,西部脱贫农户可采用的避险工具极为有限,所接受的风险教育更加不足。囿于相对羸弱的经济社会条件,个体难以改善自身防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而在更高层面上,制度性的安排和社会互助网络建设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架构仍需构建,这也对风险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上述风险特征,无疑对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致贫工作提出了新挑战。面对风险管理的复杂需要,推进基于韧性能力构建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脱贫农户风险管理的内在要求。本文基于风险互动关系,从抗逆、恢复和因应与演进三个维度,设计韧性治理方案如下。
(一)抗逆能力:增强农户对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
韧性治理的前提是风险冲击强度和烈度的可控。如果农户面临的冲击过大,导致生计系统无法承受,则后续恢复和变革工作便无从开展。通过前置风险预防,提高抗逆能力,能避免风险的累积和叠加效应超出农户生计系统的安全阈值,保证系统持续运转。
具体而言,(1)在农户层面,发展气候适应型农业生产技术是提高抗逆能力的可行举措。通过鼓励农户基于对灾害情况的基本认识,选择耐极端天气的新品种、改进优化灌溉系统及雨水收集处理系统、实施保护性耕作及发展设施农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干旱、洪涝、冰雹等极端天气的负面影响。通过广泛的风险教育和积极的应急方案预演,确保农户能够在风险冲击过程中有效防灾、减灾和避灾。(2)在技术层面,农户抗逆能力受限于防灾知识储备以及灾情信息披露。应利用现有数字技术和遥感技术,对水文条件、作物生长和气候环境等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和监测,并基于农户需求,制订不同风险冲击下的应对策略和指导手册,将农户风险管理举措规范化、流程化和标准化;通过数字智能终端接入,农户可以直接获得各类风险的评估和预警信息,构建面向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维度的风险感知体系,帮助农户及时做出反应,最小化农户风险损失,提升农户抗逆能力。(3)在组织层面,通过构建“农户+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户借助经营主体所提供的灾害预警系统、农业基础设施和气候适应性技术,提高自身抗灾减灾能力,并掌握风险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将农业经营主体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和经验扩散到农户个体层面;面对市场风险,应支持农户采用订单农业、供应链金融等途径,构建农户与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农户和市场冲击间建立缓冲区,减弱价格波动、需求变化等因素对农户的直接冲击,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复原能力:强化农户对风险冲击的恢复能力
韧性治理的基础是确保农户能够在风险冲击后迅速恢复,确保生计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基本原则包括全面及时的社会保障和多元互补的生计来源,即通过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实现风险逃逸,或通过其他途径弥补其在特定领域的收入损失,实现风险对冲。
具体而言,(1)在农户层面,一方面通过韧性治理支持农户对自身生计系统进行结构性调整,多元化生计来源以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具体包括两个维度。其一,多元化农业种植结构,在农业生产内部进行结构优化。通过引导农户采纳种养结合、轮作与间作等技术,增加种植结构多样性,有效对冲市场风险,避免由农产品价格波动引发的经济损失。其二,在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基础上,增加工资性收入和资产经营性收入占比,实现农户收入结构的均衡化和多样化。部分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结构单一、就业渠道不足,导致在发生特定风险冲击时,农户主营业务收入显著下降。由于缺乏其他经济收入来源,农户无法有效分散风险,生计系统无法持续。另一方面,应强化农业保险在韧性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农户通过采用包含农业保险在内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确保在遭受风险冲击后快速获得经济补偿,将损失控制在可接受的阈值内。近年来,随着农产品期货、农业再保险、巨灾保险等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和推广,农户可选择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日益丰富,有利于对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进行合理对冲。(2)在技术层面,应利用数字技术向农户提供灾害应急处理决策支持系统,帮助农户在遭遇风险冲击后进行科学决策,及时、准确地向受灾农户传递解决方案,避免农户因信息或经验不足而造成二次人身和财产损失,为农户提供“第二大脑”;利用数字技术远程获取农作物受灾分布信息,收集承保、验标、核损现场影像,帮助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缩短农户获取保险赔偿的时间和流程,使农户快速获得经济补偿。(3)在组织层面,通过构建“农户+财政资金”,推动农户在风险冲击后快速恢复。利用财政资金对农户进行岗位技能培训,以支持农户外出务工或开展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多元化自身收入结构;通过提高财政资金对政策性保险的补贴力度,增强农户购买意愿并降低购买成本,从而增加农户灾后的可支配收入。
(三)因应与演进能力:提高对农户风险冲击的治理能力
韧性能力建设往往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和技术能力门槛,导致农户难以及时、全面、客观评估外部风险,无法在第一时间对风险处置做出科学决策。因此,通过农户与风险冲击的互动,积累应对经验,建立起以防范和适应风险为导向的长效机制,是实现韧性治理的长期举措,也是韧性治理区别于其他风险管理方案的关键特征。
具体而言,(1)在农户层面,需要增强农户风险管理意识和预防能力,通过教育培训、社会动员等方式,帮助农户对其可能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理性分析,明确风险处置应具备的资源和制度保障;梳理、总结、优化已发生风险的预防和处置手段,制订相关应急方案,开展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重点培养农户利用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分散和转移风险的能力,通过媒体宣传、社区教育等方式进行介绍,帮助农户认识和了解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各项风险管理手段。(2)在技术层面,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智能终端,以较低成本向农户开展风险教育。采用视频讲解、电子图册等形式开展在线宣传,普及风险管理工具,做好防灾防损和个人健康管理的教育工作。数字化手段不仅能够满足农户个性化的韧性治理需求,实现风险防控的精细化,而且有利于有效提高农户风险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提升农户应对风险的灵活性和科学性。(3)在组织层面,通过构建“农户+村集体”,推动农户与村集体共同开展风险评估和监测工作,以制订有针对性的、有组织的风险管理策略;通过共享风险管理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提高农户的防灾意识、应对能力和抵御灾害的资源支持;通过组织培训和提供指导,增强农户风险防控意识,培育风险社会文化。此外,“农户+村集体”能够有效改善农户所面对的风险环境。通过整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推动韧性管理从减轻灾害损失向减少灾害风险转变,从而为农户提供稳定的农业生产生活环境,实现对农户的韧性赋能。
五、结束语
韧性概念拓展了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对风险的理解。通过探究风险与韧性的互动演进关系,韧性治理肯定了风险之于农户生产与生计系统的正面价值。正如生态学研究者福尔克所言,“(韧性)作为一种启发式概念……它帮助我们以动态的方式思考系统的内部结构与因应过程,摆脱将变化视为例外的稳态世界,更好地面对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它无疑激发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假设,并产生了一系列有待探索的方向”(Folke,2006:258-259)。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脱贫农户的风险管理无疑为韧性概念的应用提供了合适的场域。作为一种新型风险治理理念,它所强调的“风险”与“风险应对能力”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利于转变当前被动式的风险治理思路,探索农户风险治理能力的自主实践路径,对于保障农户生产与生计系统的稳定、和谐、演进,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