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口碑首席署书员乔惠民书：好艺员        （天下口碑数据库翰墨推特导读）

原标题：我，两期《梨园春》擂主，因安分守己，错过财富，63岁还在求生存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62位真人故事
口述 | 姚大全
编辑 | 姚吖姚

 

我叫姚大全，今年63岁，是一名专业的豫剧演员，曾经在河南卫视的王牌节目《梨园春》上面连续两期守擂成功，是我们当地家喻户晓的本土“明星”。

如今到了退休年龄，本该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却因为我的性格和重男轻女，最后落得一身伤病，居无定所，花销也入不敷出。

1958年，我出生在豫东一个偏远农村的贫困家庭里，家中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五。

那个年代大家普遍很困难，尤其在农村，孩子多粮食少，小孩出生后，能顺顺利利地长大成人已经很幸运了。

（入职新密市豫剧团时候的证件照）

记得我十来岁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时刻处在饥饿状态，每天都饿的两眼放光，最大的乐趣便是跟小伙伴一起去地里面偷红薯，花生和玉米等一切能吃的东西。

有一次，我们去偷柿子，被看柿子园的一个中年男人抓到。那个人让我们把衣服脱光，两个两个地面对面站在一起，互相往对方身上尿，尿完还要用柿子蘸着尿吃下去。

其中一个孩子不愿意，那个男人拿着棍子就打，我们都吓坏了。

因为在农村，小孩子调皮捣蛋偷点农作物不算什么，逮到了顶多训斥几句，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偷东西的小孩。

那个男人疾声厉色：“我会让你们记住，没有下一次，再让我逮到，腿给你们打折！”

我旁边的小伙伴吓得大哭，由于柿子林就在村头，他哭的声音又大，不一会儿便引来了住在村头的人家。

（去山东演出的时候去了海边）

不知道是谁跑回去跟我父亲说了，父亲来了之后对着我就是一脚，把我踹在了地上，然后给那个人赔礼道歉。谁知，那个人竟然说我们把柿子树上的柿子都打落下来偷光了，让我们赔，至少要一袋小麦。

那个年代，一袋小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支出，吃都不够，哪里来的余粮？

乡里乡亲都在劝他，几个小孩子调皮捣蛋，打一顿算了，谁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可是他坚持要粮食，不给就闹到大队去，要在覆盖全村的广播上，直播我和小伙伴们是小偷。

这个人谁也丢不起，更何况我们都是半大小子，正是敏感要面子的年纪。

最后，父亲和小伙伴的家长们，硬是从自己家为数不多的口粮里凑了一袋麦子给了那个人。

回家后我自然是挨了父亲一顿毒打，我哭着说我错了，父亲也不理睬，母亲拉他也没用，我的兄弟姐妹们吓得不敢出声。他拿一根烧火棍打我，一棍子下去，我身上立马肿了一道印子。

不知道他打了我多少下，我疼到身上都快没知觉了，他也打累了，坐在我旁边，我哭他也哭。

（家乡的柿子都是这样的，不熟的时候很涩，那个时候却当成宝）

10多岁的我已经懂得父亲为何而哭。

他哭家里穷，穷到我偷东西还让他受了辱，他哭以后的生活艰难，这么多孩子要吃饭，没有粮食怎么办。在当时的我眼里，他唯独没有为了心疼我而哭。

他打我只是为了发泄，为自己的赔偿出一口气，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教给我一句人生道理，只是打。

从小我就知道，我与父母缘分很浅。

父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平时吃饭，他不入座不动筷，我们任何人不敢动。他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八仙桌上，我们要么坐在他脚边的小桌子上，要么端着碗出去吃。

母亲从来不敢跟他大声说话，更别提在他经常无故地打我们的时候会护着我们了。

长期贫穷和压抑的生活，让母亲对我们也很冷淡。她不打我们，但是不怎么跟我们说话，也并不关心我们，她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应付我父亲的要求上面。

我长大以后，关于童年的家庭，想不起一丝一毫开心的画面，回忆里每个人都阴沉沉地，满含戾气。

这样的家庭环境，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们长大后想方设法地逃离。

（我演出时的剧照）

我也一样。初中毕业后，父亲让我自寻出路，不要再上高中了，供不起。

记得那天晚上，我把初中课本一页一页抚平，一遍一遍翻看。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把课本全搬到了厕所当厕纸用，然后拿了几个黑面馒头，去镇上找活干。

到了镇上，正好有一个剧团在唱戏，看着戏剧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戏服，在舞台上演绎着让人或高兴或落泪的故事，我便再也走不动了。

演员们上午演出一结束，我就跑到后台，找到团长，跟他说我想跟着他们学唱戏。

也许是上天垂怜我，当时剧团的李团长很欣赏我的勇气，他觉得我模样周正，个子长得也高，虽然正处于变声期，但可以好好培养。

就这样，我幸运地入了戏剧的行。

（我在舞台上的演出照）

其实那个年代想学唱戏的，大部分都是去戏校进行系统地学习，毕业后可以直接分配到各个剧团。但我家的条件不允许，只能靠自己去博得机会。

我一直都很感谢李团长，是他给了我第二次人生，让我有一技之长赖以生存。

我很珍惜在剧团学唱戏的日子，每天四五点就起床吊嗓子，吊完嗓子就练功，从最基本的唱念做打开始练。

李团长说我的嗓子还没变好，让我先奔着武生的路子走。由于我学的有点晚，骨头已经硬了，每次练功都很痛苦，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也是别人的好几倍。

记得我学前空翻摔了无数次，有一次翻过去没站起来摔倒了，左侧脑袋磕到了一块石子，顿时磕了个口子，鲜血直流，我愣是没哭一声，也没叫一声苦。

在我的心里，能吃饱饭，接触的每个人都很和善友好，李团长像长辈一样关心照顾我，对于我来说，剧团生活简直就是天堂，这点苦根本不叫苦。

（下乡演出时的剧照）

我跟着剧团“穿兵”（跑龙套）了两年多，慢慢地一两句戏词的武生我也能上了。

李团长厚待我，专门给我找了个老师教我唱腔。可能是变声期吊嗓子吊得厉害，变声期过后我的声音就有点哑哑的。有时候上台唱的一两句，总感觉声音憋着发不出来，唱了几次我就有点灰心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师让我尝试了一下黑头的唱段，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那种用力嘶吼出来的感觉太好了，我甚至觉得这么多年的压抑的生活经过这么一吼，身心都舒畅了很多。

老师也夸我声音清亮，他说豫剧黑头的音色是需要沙哑有气势，但大部分演员的声音都是疙疙瘩瘩，故作深腔，唱出来一没有韵味，二听久了难受。而我的声音是天生沙沙的，音域又高，音色反而显得宽广清亮，即使在嘈杂的环境里，观众也能听清戏词，是很难得的一把好嗓子。

就这样，我开始了黑头戏的学习。先从《包青天》开始，再到《下陈州》、《探阴山》、《老包赶考》、《断乌盆》等等，我如饥似渴地学着一段又一段唱腔，登台演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每次站在台上看着下边的观众仰着头看我们，我都觉得很激动。在舞台上，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把这场戏唱好！

当我第一次在台上赢得掌声的时候，下台后我沉默了很久，不是不高兴，是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在豫剧<包青天>里的扮相）

1981年，我结婚了。

爱人也是一名豫剧演员，演花旦的，经媒人介绍认识的。我爱人是戏校出身，条件比我好很多，当年追她的人也多。

原本我爱人家里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但爱人敬佩我能吃苦，唱得也好，又都是同行，她笃定跟着我将来肯定有好日子过，于是执意要跟我在一起。

结婚后爱人也跟着我到了李团长的剧团。由于这个团是私人的小剧团，演出收入不高，条件非常艰苦。爱人跟着我走南闯北，打地铺，吃白面条，毫无怨言，还练就了一手快速打包行李的技能。

（我爱人张卫华的剧照，她从花旦演到青衣、老旦，陪着我到现在）

随后几年，我的一双儿女前后出生了。

我们没办法带着他们俩讨生活，便忍痛把一子一女分别留给了母亲和岳母抚养。说实话我有点重男轻女，我从那样的家庭环境里逃出来，却选择把女儿送回去给父亲母亲抚养了。

可能是因为隔代亲，父亲母亲带女儿反而带得很好，没有漠视，但也没有溺爱。长大后的女儿很独立，又孝顺。

反观儿子，由于岳母过于溺爱，八九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农村虽然条件不好，但他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岳母都会尽自己最大能力满足他。

一切得到的太容易反而不知道珍惜，儿子长大后不知道感恩，不知道体谅我们俩，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岳母，连岳母去世都没有掉一滴眼泪，不知道是不是男孩成长期的叛逆。

（大孙子改变了我的儿子，让他开始努力肯干）

1990年，李团长的剧团经营不善解散了，我和爱人到处找别的剧团谋工作。

上天再次眷顾我，我们俩被周口市豫剧团录取了，还成了正式工，吃上了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商品粮”，虽然工资不高，但总归是有固定的住所和固定收入了，不用再四处漂泊，儿子女儿也能在暑假到周口市豫剧团与我们团聚。

周口市豫剧团的团长非常欣赏我，我也刻苦努力，不久便成了团里的台柱子之一。团长建议我到郑州一团拜师学艺，由团里负责一切花销，条件是学成必须回来。

当时我一双儿女尚在年幼，爱人也不能跟着去，到郑州那么大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还要疲于新的人际关系，更要跟老师搞好关系，我打了退堂鼓，思虑再三拒绝了。

（我和爱人在演出<包青天>）

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想起当时拒绝团长的情形，犹自后悔。

如果当年我去了，能把我的专业能力提升不说，光是郑州一团的资源都是我在穷乡僻壤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的，可惜那时我眼光太浅，老天爷追着喂饭都懒得张口。

90年代，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了，周围其他行业的人越赚越多，我干亲家在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早早成了万元户。

而我们俩，还在国营剧团里熬苦日子，工资几乎没怎么涨，每个月往两边老家里寄钱以后所剩无几，日子过得比跟着李团长还紧张。

1995年，新密市豫剧团的团长看了我的演出，几次三番找到我，想挖我到新密市豫剧团。我们没答应，再怎么说，周口市豫剧团也是地市级的，离家也近。可是新密市剧团团长开出的条件太诱人了：工资翻倍，还解决两个孩子的户口和上学问题。

我们太想孩子了，此时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我们几乎都没有陪伴过。人生再次面临选择，岳母身体也越来越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们毅然跳槽到了新密市豫剧团。

（我在新密市豫剧团的演出照）

到了新密以后，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适应。

还好，新密市豫剧团很少出省，大部分是送戏下乡，当天去当天回。虽然工资比当地平均工资要低一些，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但起码能经常陪在孩子身边，吃喝是没有问题的，孩子们也顺利入了当地的学校。

花无百日红，稳定的日子没多久，豫剧团就开始走下坡路。

演出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难发下来。

那个时候新密县城流行起了戏曲茶座，唱一晚上能挣几十到几百不等，我和爱人白天上班，晚上便到戏曲茶座唱戏挣钱，不到三年，手里便有了几万块钱，在县城买了一套百来平的房子，算是真正在新密安了家。

我时常后悔当年没有去郑州进修，却也时常庆幸来到新密市豫剧团。

（我和爱人的演出）

后来，我听周口市豫剧团的同事们说，周口市豫剧团形势一直很不好，这么多年了大家过得还是很苦，如果我没有来到新密，我的儿女还在老家，也许女儿已经辍学，准备嫁人了，过着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村生活。

如今，我在新密买了房，安了家，儿女也能成为城市人，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

2001年，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我报名参加了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首期便打擂成功，当上了擂主，又成功守住了一期擂主的位置。

虽然过程很短，却让我在家乡新密打开了知名度。《梨园春》是河南省家喻户晓的节目，当年的收视率比央视春晚还高，新密当地出个擂主，跟现在的明星网红差不多。

（得擂主后，我高兴地抱着证书拍了一张照片）

当年是需要大家打电话投票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你唱的好，就有人心甘情愿打电话投票。

我记得我得擂主回去那天，到楼下已经凌晨一点多了，邻居们还都在楼下守着，我一下车，他们便放响了鞭炮欢迎我，像过年一样高兴。

过了好几个月，我到街上买樱桃，还能被卖樱桃的大妈认出来。她怎么都不肯收我的钱，在她心里，碰到我就像碰到明星了一样，太幸运太开心了，怎么还能收钱呢？

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所有的运气似乎也在那一刻全部用完了。所有的苦难，都需要我用下半生来偿还。

那两年的演出越来越多，期间也被河南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的下乡演出邀请过。那几年形势越来越好，新密市也出现大大小小的艺术团，每个团都需要各种演员，有的演员一天能串好几场，一场演出费差不多50-80元不等，逢年过节演出费会高一点，我跟爱人过年的时候一天都能挣一两千。

就这样，我们马不停蹄地在各种艺术团演出，不但在剧团低迷的时候养住了家，也迅速在新密积累了人气，提高了知名度。

可以说，新密的大小乡村我都去过，到每个地方演出都有很多人认识我。

（在新密剧院演出，结束后收到了群众送的鲜花）

有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但有时候选择更重要。前半生我的命运靠本事，后半生我的命运由选择决定的。

那个时候我爱人说，做艺术团的人那么多，可每次演出舞台和音响都是不够用的，我们何不买一套舞台设备，专门做租赁的生意？这样平时自己也能接活，比我们自己出去给别人唱一段戏挣钱多。

可是我的性格很大一部分随了母亲，执拗、懦弱。我不敢做，怕赔钱，而且我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信，不可能有没有演出机会的那一天。

（在新密市豫剧团演出时的剧照）

就这样，我选择了安守本分，错过了人生中积累财富的机会。

那个时候那样做的人，后来都发财了，因为演出市场越来越好，音响器材租赁供不应求，而且他们接的活也越来越多，接下一场演出，只用花费30%的演出费给演员就可以了，剩下都是自己的。

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也只能眼馋，谁让我没有那个野心，不敢去闯一闯呢。我所有的胆大妄为都在那一次偷柿子事件中用完了。

而且我太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执拗地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唱戏，只要把戏唱好就行了，什么搞关系，不就是巴结领导和讨好周围的人吗？我从骨子里看不上，更不屑于做这些事。

由于我自卑又要强的性格，在领导面前又不太会说话，也不屑于说些好听的话维护人际关系，说好听点是恃才傲物，说难听点是情商太低，导致后来我的演出机会越来越少。

《梨园春》后起之秀也如春笋般一波波地冒出来，很快我就被大众遗忘，也没了丰厚的收入。

现在回头想想，周围那么多人帮我，包括当年邻居们都不遗余力地给我投票，可我却不知道感恩。当年没有好好感谢过邻居们，也没有感谢过提携我的剧团领导和帮助我的同事们，甚至来新密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看望过恩师和李团长。

我身上时常有母亲的影子，冷漠、懦弱、沉默，这些特质让我的事业面越来越窄，生活越来越不好。

（我爱人的获奖证书，她很优秀，却没有跟着我过上好日子）

再加上我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儿子极其溺爱，什么都想为他包管，操办好。

我曾经对自己说，我要把童年缺失的一切都补给儿子，尽量满足他提的任何要求，却没有对他足够的管教。

这可能是中国一部分父母的处境吧，也是我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儿子也逐渐懂事了，虽然成长得比较慢，但总归慢慢成熟长大了。

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儿媳妇任劳任怨，对我们也特别好。可能是儿媳妇影响了他，再加上两人也有一个听话乖巧的孩子，最近几年他开始发奋图强了，做过快递，跑腿儿，刮风下雪，风里来雨里去，从来不叫一声苦。虽然挣的钱不多，也勉强能顾住他的小家。

我常常说，人一生的福分都是一定的，他之前享的福，要用后半生的辛苦去还。对于儿子的变化，做父母的除了欣慰还是欣慰。

通常我们晚上演出完回家都半夜了，夏天还好，冬天实在是难熬。没有钱买汽车，就骑着摩托车下乡演出串场。由于我年轻时练功留下了伤病，再加上冬天冷风吹，不到五十岁，我的左腿关节炎加骨刺，已经让我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现在的我，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每天吃饭前先吃一堆药，时不时头晕心慌站不住脚，腿也疼得一瘸一拐的，一身病痛。

（虽然生活艰难，还是要微笑面对过下去）

看着我的同龄人都在家安安心心地带着孙子，我们却还在外漂泊，靠一点演出费过活，舍不得吃一碗烩面，想想曾经的荣光，和曾经逝去的无数机会，我心生悔恨，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尽自己最大努力，把眼前的日子过好。

希望我们老两口还能再多唱几年戏，能早点把房贷还完，这样我们老了也能有个温暖舒适的家。

唱了一辈子戏，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头来自己的人生却过得一塌糊涂。如果当初我的性格不那么执拗，胆子再大一些，多一些正确的选择，生活会不会不一样？

 

目前我们已经记录了62位真人故事，很多故事都非常具有感染力，感动读者的同时，也感动了被采访人。如果您有故事，请私信@真实人物采访，随时欢迎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