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夏吟是昭通作家群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巾帼乌蒙》以昭通地区历史中的杰出女性人物为核心，在朴实平易的语言中，对她们的生命追求进行了真切的反映。通过这一作品，夏吟不仅为昭通地区的杰出女性建立了一座精神丰碑，更在对历史文化的发掘中彰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对于整体的女性写作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被动书写 历史视野 女性意识

在规模庞大的昭通作家队伍中，夏吟是为数不多女性作家之一。《巾帼乌蒙》是夏吟在继其《冰雪魂灵》、《感动的天空》、《天使在空中飞飞停停》和《一滴血的温度》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单纯从这部作品的名字上展开想象，便可将人引向那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眼前浮现出一幅幅波澜起伏的历史画面，而那闪烁着璀璨光芒的形象是一位位巾帼英雄。事实上，这种期待也正符合作者锁定的副题范围——昭通历史上的杰出女性，正如序言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能给人启迪和激励的很有价值的地方乡土史著”。但是，对于本书的认识，又实在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巾帼乌蒙》这一作品，不是单纯地通过历史故事来讲述女性人物的文化散文，更深的意义应该在于这一作品中集中体现的女性参与社会历史的精神以及作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浓厚的女性意识。

一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昭通作家群在中国文坛崛起以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家就扎根在这片热土之上，发掘昭通本土内在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自己创作的深层依据。但是，像夏吟这样，以昭通地区的历史女性为中心进行文化散文的书写，这还是第一次。

毕竟自古以来，修史都一直是大事件，不论是国史还是地方史，甚至是野史，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这样或那样的反响，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存留下来的历史书籍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关于女性的历史记述却是屈指可数，寥寥数笔，即使是存留下来的与妇女生活相关的文字记载，诸如《女诫》、《女训》、《列女传》等等，也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值得商榷的因素，就是这些关于女性的文字记述绝大多数都是由男性所书写的。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列女传》，是西汉大儒刘向所编订的，该书从内容上看，与其说是一部妇女史的著作，还不如直接点明这是一部关于妇女生活的行为规范更准确一些。而在稍后的东汉时期，著名的知识女性因参与了《汉书》的编订工作而获得女史家称号的班昭，经她之手所编订的《女诫》，虽然不同于《列女传》那样有着明显的“史传”性质，但却在更宏观的层面对妇女的存在价值进行了限定。可以肯定地说，传统中对“历史女性”的认识，不论是“史”本身所涉及的女性人物，还是“修史”之人，都是作为男性权力的代言人而存在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所塑造的女性人物都是不完整的，是扭曲和变形的女性形象，或者也可以说，这些女性之所以被记载下来，是作为历史的和整个男权社会的附属物，并借以来突显男性权力及形象才得以留存的，她们并不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整个历史的“书写”中的，不论是在历史的参与本身这一层面，还是对有关的历史记述的参与层面，都是以被动的姿态出现的。

这种女性被动书写的局面从世界范围内说来，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中期，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才开始发生转变，而对我们中国来说，则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尤其是为适应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潮逐步发展，才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改变，特别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民主革命的挣扎，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的地位和形象才开始被正视起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逐渐的发生巨大的变化，女性同男性一样，是一个平等的群体，是社会的“半边天”，而不仅仅只是屈居于“男性”之下的“第二性”。然而与这种整体社会宏观上的进步思想意识相比，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东中西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在局部交通闭塞，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的偏僻地域，女性的地位仍然较为低下，她们在社会存在中的状态依旧不容乐观，“第二性”的存在状态仍需进一步地改善。作为对于这种在女性社会存在状态上的认识偏见的反驳，通过文学形象的重新书写，塑造积极主动地女性形象，可以说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对于这一点，夏吟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社会历史早已证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她不指向任何的所指，又可任男性填充进任何的内容。她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这个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她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无由说出自己的历史”①。

夏吟的《巾帼乌蒙》正是负担着这一责任，作者真切地站在了为本土女性作书立传的角度上来观照历史，着力地发掘着那些在不断流失的历史中，正在被历史淹没以及可能会被淹没的内容，并用文学的方法进行叙写，致力于曾经被“忽视”甚至被“无视”的女性历史的重新浮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女性参与精神。

二

从作品的整体内容上来看，《巾帼乌蒙》这部作品共计20余万字，在35篇文字中塑造了从公元前6世纪至上世纪40年代的42位昭通杰出女性人物，既包含了上古传说人物，又有据实可查的近现代人物，有出身显贵的大家闺秀，也有感人的农村妇女，可以说是不一而足。作者在自己的创作中显示着一种宏大的包容性视野，是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历史时空中对众多的女性人物进行艺术塑造的。

夏吟的這部作品，整体上真实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广大的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参与，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内涵和趋势。观照《巾帼乌蒙》一书，可以发现，作为一部杰出女性的历史群像，夏吟在写作中，其对女性人物的塑造是建立在对乌蒙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深刻的历史生活认知，又是建立作者本身作为一个昭通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昭通女性对这片土地深厚感情之中。正是因为她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感情，尤其是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女性的感情，才使她在写作中能够更为真切地发现女性在社会中的贡献和作用，进而保持了一种对传统男性历史书写的对抗。

在塑造昭通地区人类文明早期的伟大女性——梁利（古代蜀王杜宇之妻）这一形象中，正史所流传可供参考的资料是非常少的，只有旧题杨雄所撰的《蜀王本纪》中有所记载。后来明代郑朴搜罗了《史记》、《文选》等资料，对《蜀王本纪》进行了重新整理，但其中也仅仅只有“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的文字，再无更多的说明，作者在此基础上，参考了野史的资料以及民间的传说故事，利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进行了一种人类学方法的史实发掘，对梁利这一形象进行了丰富补充，从而展现出了在原始社会末期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补充和完善，又恰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像这样在社会历史上的重要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女性，作品中还有很多，如维护国家统一的奢香夫人和女土司实卜等人物，她们虽然是女性，但也有着丝毫不输于男性的政治能力。

作者还在作品中着重发掘了昭通地区杰出的女商人——刘淑清的故事。在普通民众的视野中，经商一直都是男性的事业，女性一般主持家庭事务，在外抛头露面经商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女性经商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又有着非常早的记载。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记载与昭通地区相邻的巴郡有一位寡妇从商致富的先例。“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但是，在正史中，对于女性商人的记述，也仅此而已。巴郡的这位女商人在祖先遗留矿产的基础上能够“用财自卫”、“礼抗万乘”，而刘淑清在自己的丈夫亡故后，则是通过开茶馆依靠自己的辛劳一步步发展壮大，兴办了旅社、宾馆和电影院等实业，更难能可贵的是，刘淑清将自己实业所得用在了作慈善、抗日救亡和民主爱国活动之上，被人誉为高原上的“宋庆龄”，也可以说的上是“礼抗万乘”和“名显天下”了。

另外，这部作品虽然以昭通地区的杰出女性为写作中心，但是在附录部分对于一位外来的女性也进行了大力的颂扬。英国人莉莲·玛丽·格兰丁于1906年来到中国，先后两次在昭通地区生活了将近10年之久，并最终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这里，她开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收容所，兴办了昭通最早的现代医院，被昭通地区的群众亲切地称为“南嬢嬢”。作者将其看作是昭通人，也显现了书写中的一种国际包容性。

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整个昭通作家群中，夏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创作特色。长期以来，夏吟都在从事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她就开始在《星星诗刊》和《诗歌报》上发表诗歌，应该说，同大多数的昭通作家一样，是诗歌创作让她感受到了个体生命在生活中的意义。这片高原土地将自己的荒凉、厚重和博大的情怀，深深地根植在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作家的心灵深处，在养育他们生命的同时，又给了他们不尽的创作源泉和力量。而在这部历史文化气氛浓郁的散文集的创作上，夏吟又将自己一贯持有的诗歌气质贯彻到了其中。

在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中，作者在35篇文章中刻画了42个杰出女性，这些如同繁星一样众多的女英雄，虽然民族出身和生活环境都不一样的，但是她们又都凭借着各自的智慧和勇气，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艰苦奋斗，创出了一番卓越的事业。夏吟根据她们的历史事迹和性格品质，将其分为传奇芝兰、荣耀秋菊、含笑冬梅和华茂春松四个部分，并将这42人分别归入到这四个部分之中，在文本的整体结构上营造出一种整齐的“建筑美”的诗歌美学的追求。而这一點，正同夏吟长期的诗歌创作经验是分不开的。

除去夏吟在诗歌创作经验的贯彻之外，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女性人物的心理特征的描写和把握，也非常的具有独特性。《巾帼乌蒙》中特别对几位女性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其中有女画家曾兰芳和刘自鸣，还有京剧艺术家琴湘君等人。

曾兰芳因其义父为自己的官场练达，被推荐入宫成为慈禧的御用画家，成为宫廷中的职业捉刀人。在深宫之中，曾兰芳虽然有了便利条件，接触到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名家真迹，但是其职业捉刀人的身份，又严酷地限制了她的个人创作，因此，她只能在自己的小房间中悄悄地利用空闲的时间，偷偷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作，同时还要费尽心思地设法托人带出深宫。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创作鼎盛的青春年华，却被孤寂的深宫和最高统治者低劣的欣赏品味所困，其内心的苦闷和困顿，可能也只有同样从事艺术创作的夏吟，才可以更加贴近地理解吧。而琴湘君作为京剧名家，因日军侵华，辗转流落到昭通，为昭通群众带来了北方的京剧艺术，在遭受到富商的欺凌之时，宁愿选择吞金自杀，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艺术生命，更体现了一种女性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夏吟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身上的女性情怀的展示正是在对同样是女性的杰出艺术家的生命刻画中显露了出来。对于其他的女性英雄，作者也是用平实无华的笔触，突显了她们不平凡的一生。

夏吟曾经说过：“我认为我的写作是有女性意识的，但是女性写作既不是小女人写作也不是女性的性解放的写作，我认为女性写作的要点也理应是生活、希望、人类之爱和灵魂的感动”。②因此，虽然在《巾帼乌蒙》这一作品中，看不到很多细致的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但是就是在一般的更为客观的事实的叙述之上，把人物对生命和生活的态度进行了展示，让人们在诗性的想象空间中，去体味这些女性英雄的生命精神，而这一点，恐怕正是夏吟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不同于那些将女性视为被动客体的男性创作者的不同之处吧。

四

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在其著名作品《浮士德》中曾经说过：“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然而，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中，又非常严酷地指明了女性是第二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这样一个事实。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日益认识到“妇女能顶半边天”，可是，要真正地建立起更为进步的思想观念，不带偏颇地对广大女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认识，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今天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地区的女性地位确实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可能是全面均衡地发展，在一些偏僻边塞经济落后的地区，情况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

因此，整理和发掘本土历史上的卓越女性人物事迹，就成为一个当务之急，这些巾帼英雄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如若不假珍惜，就有可能会被逐渐地埋没，而这同样也是对历史的遗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昭通人，作为昭通作家群的一员，夏吟主动地担负起了这一重任，她通过自己的笔，在书写中为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了一座昭通女性的精神丰碑，这不仅是作者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在更大的范围上来说，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②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2页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性项目“昭通作家群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项目编号：2016ZZX2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南英，昭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语言学和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