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和秦汉之交，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集团南下和南方百越民族集团北进，僰人在金沙江流域迁徙，蜀人亡国后也南迁，这是绥江及其周边地区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三国至南宋，绥域文化发展轨迹未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追踪。马湖总管府的设立，是绥域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绥江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地方政权诞生。21世纪，云南绥江被带入了1个县城和3个乡镇的整体搬迁和6万人民的大迁徙中，完成了凤凰涅槃，继续书写着移民文化的辉煌。

【关键词】绥江;移民;变迁史

汉代以前的金沙江，被称作“黑水”，是一片笼罩在神话、传说之中，黑茫荒芜，神秘而不可知的地带，在今天它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由蛮荒之地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摇篮，是什么造就了这里异中有同，瑰丽多姿的文化面貌？阻隔与交融，哪个才是金沙江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的真正角色？对于金沙江文化的追溯，或许也是对文明本身的追问。

作为一种流域文化形态，金沙江文化尤其独特的、固有的、区别于其它流域文化的精神特质，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相比，只是一种亚文化，然而其文化由多重要素组成的复合体的独特性，成为长江文化不得缺少的一环。因此在推动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西部开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更应该勾勒出金沙江文化的精神特质，不因电站的建设，让其金沙江文化的自然生态、人类活动积淀的浓缩和精华，随着移民搬迁而升华而不是消亡。

一、文明的起源和演变时期

《水经注·若水》称，约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居住于北方的“黄帝长子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女……”《后汉书·西羌传》称：公元前380年左右，秦霸扩版图，迫使北方氐羌人南迁，氐羌族循“西山南道”，翻越巴廊山口南下，沿青衣江、岷江而下，翻五指山过金沙江直达滇池区域，古绥江成为氐羌南迁的主通道之一，这些南迁的氐羌人与迁居地原住民融合，形成了蜀南地区不同的氏族部落。南下氐羌人在绥江境内金沙江一带及周边地区融入土著“绥江人”部族。其部族由于迁徙而分布渐广，直至两汉时期，绥江周边地区有了僰人、邛人、濮人、“苞蒲”部族的记载。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

二、政权设立文明成型时期

《史记·西南夷传》载：秦时，常颌略通五尺道，诸此《括地志》说：“五尺道在郎州”。《水经·江水注》又说：汉武帝时，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曲靖），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西汉僰道，即汉武帝遣唐蒙凿石门（盐津豆沙关）以通南者”。

秦王朝不仅“通道”，而且还“置吏”。即委派官吏在金沙江以南地区直接进行统治。为了便于对包括绥江在内的南方地区进行管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灭掉六国后，还迁徙了50万中原人到南方，包括绥江、昭通这些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入，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五尺道的修筑，在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中央王朝的权力传输线，也是维系边疆与中原交往的重要纽带，使“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

至两汉时期，包括绥江在内的昭通广大各族人民普遍接受了汉族移民和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因而在生产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5年）首先在靠内地区的昭通设置朱提、堂琅、南广三县，实行“移民垦殖”政策，而金沙江沿岸和五尺道周边则是“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隋开皇四年在金沙江以南设恭州、协州、训州，绥江为训州之地。开皇六年（586年）置开边县，治野容川（今盐津县滩头乡）。七年开边县扩辖训州地，绥江为开边县辖地。（《隋书·地理·犍为郡·开边》）唐宋时期的羁縻政策使绥江成为少数民族的移民目的地。宋乾德四年（966年）置马湖部以羁縻马湖江一带的“夷族”，五年撤开边县。

元代马湖府的设置，大量移民涌入，成就了绥江有地方史籍文字记载的第一次飞跃。马湖府设治后，大量移民涌入，为南岸迎来了第一次繁荣，从建治前后对比来看。建治前，南岸这个地方“地无城邑，居民散居”，设治后，即进行“开塞通道，修筑城池”，使南岸这块昔日荒蛮之地成为当时繁华的“夷疆要缺”重镇。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马湖路总管府土官安济遣其子安仁归附，将总管府改为马湖府，以安济世袭知府，领雷波、平夷、泥溪、蛮夷、沐川五个长官司，安济五传至安鳌，淫虐残暴，弘治八年（1495年）反叛，御史张鸾奏准鳌有罪，弘治九年（1496年）平定安鳌之乱，鳌被刑杀，马湖府改设流官，首任知府为江西人程春震。

清朝的政权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改土归流就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而且也势在必行。于是造成了以乌蒙、乌撒（昭通、贵州威宁）为中心，兼涉罗罗斯（四川凉山）、永宁（叙永）、水西（水城）等地的改土归流高潮。

三、“湖广填川”汉文化的融入

两汉时期，“移民垦殖”即从内地迁移一些汉族人口到“西南夷”进行屯田。汉朝廷乃采取“移民垦殖”这一套措施。《史记·平淮书》载：“通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这样一来，即从汉武帝在西南夷置郡县之始，便有不少内地汉族中的地主、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垦，而他们又在内地招募一大批汉族农民到这里来为其种田。以后，以各种形式进入西南夷垦殖的汉族人口便不断增加，所以，在政府的号召下应募而来，也有一部分居住在接近西南夷地区的汉族农民，当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后，便主动流入垦荒。另外，被派到新设郡县据点上驻守的士兵，时间长了不能回去，也就流落定居下来，成为移民中的又一部分。移入的汉族人口的分布区域正好是西南夷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亦即主要在郡县据点和河谷坝区。古代绥江是靠内地区，既有金沙江、南夷道、五尺道的交通便宜，道路四通，栈道千里，便于商贾往来，且当地僰族居民汉文化程度较高，土地肥沃，特别是坝区的条件更为优越，因而吸引了众多的汉族移民们，特别是那些内地汉族地主、商人、无业为生者及巴蜀等接近古代绥江、昭通的汉族农民。他们大批涌入，盛况空前，车马塞途，人挤不可进;满山遍野，荒烟四起，夜以继日;田野间，民众数万，垦殖不闲。昔日荒野顿成千顷良田。

四、各种文化互动发展，浓厚的地域特色

从史前旧石器到新石器文化再到青铜文化阶段，金沙江文化均具整合与不整合的流域形态，其基础在于不同的地域类型。金沙江流域文化，昭通的千顷池文化区是以青铜文化为代表，昭通曾是中国内地远古时代重要的铜业基地。近年来，国内外对长江文化及其文明研究已成为时尚，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其文化与文明贯穿着整个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进程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作为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其文化与文明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绥江作为金沙江流域的必经地，因移民搬迁发生了改变，我们必须记住延续这段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 段  渝. 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的起源[M]. 中华文史论坛， 2002.

[2] 袁  珂. 山海经校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3] 绥江县文化体育局. 文物古迹[M].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2.

[4] 常  璩.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M]. 百度文科， 2015.

【作者简介】

蒋骏（1978—），女，云南昭通人，本科学历，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民间文化的保户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