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雅明



习近平用典中的价值观及翻译探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用典俄译研究为基础

姜雅明

（天津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

翻译是一种语际跨文化交流，本质是价值观念的沟通。文化翻译是在对源语深层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明确其文化价值，并运用适当的翻译手段在译文中实现价值再现。习近平用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蕴含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优秀传统价值观。用典翻译的重点集中在词汇语义和语构方面文化价值的阐释，使外国读者明确其中的价值观。

习近平用典；价值观；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一、引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也是体现中华文化的经典范本。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该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话语形式，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并集中体现在用典之中。它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根基，用典翻译在习近平思想的海外传播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展开，但集中探讨其文化价值及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尝试运用文化翻译学和俄语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习近平用典的文化价值及翻译问题，旨在为国内该领域的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化翻译中的价值观

价值观（或价值观念）是关于客观现象的作用和意义，即关于客观对象的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价值观念是反映某类客观事物对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是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对于区分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符合与违背人们愿望的观念，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是最深层次的文化（袁贵仁，2013：130）。人的价值观属于思维-心理活动范畴，具有统摄认知、操控行为的功能，是极其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价值观研究不是对物质文化、习俗文化和社会活动文化等一般文化现象的阐释，而是对源语文化的深层理解和在目的语中的适当转换，属于翻译学领域深层次的语言文化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就有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指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王佐良，1985：6），“文化的差异是翻译的一大障碍”（吴克礼，2011：222），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概念，并从学科建设的层面开始了文化翻译学的探讨（王秉钦，1995，2007）。文化翻译是研究翻译概念的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与价值维度，并考虑到翻译的传播方式、伦理要求与主要任务，将翻译定义为以利用源语文本的交换价值或比较价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准确而完整地再现源语文本为任务的单向语言转换与文化移植活动（杨仕章，2018）。刘宓庆教授（2016）在《文化翻译论纲》中系统地阐述了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语言中的文化信息结构和文化信息诠释、翻译的文化信息诠释对策论、翻译的文化理解、翻译与文化心理、文化翻译的审美表现论等重要课题。刘教授指出，翻译是一种语际跨文化交流，应该是多层面的，要以双方或多方的深层思想意识、历史精神创造、民族情怀与理想，即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为主体，翻译文化研究还应该特别关注与认知密切相关的价值观交流参照（刘宓庆，2016：8）。翻译研究不能回避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文化理解的基本条件是价值观的相通和认同，文化误解的根源是价值观的疏离或相悖。不论哪种情况，文化价值观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对文化的深度理解也就是对价值观的理解。撇开价值观来谈文化只能是表面文章（同上：1-2）。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刘教授提出了原型模仿式和功能代偿式两种文化翻译的基本模式。前者即保持源语文化的原生态气质，使之反映源语的文化认识论和文化价值论特征，对于发展目的语社会文化的多元素质有积极意义。后者是指文化转换变通，实质是变通性阐释，以求得在功能层面与源语相近。代偿的实质就是通过变通充分体现译者的文化理解（同上：20-22）。刘教授把翻译及其理论研究看作文化战略，指出了文化价值观在翻译中的重要地位，表现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他不仅构建了翻译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翻译方法。他的文化翻译研究抓住了翻译的关键，即首先要对源语文化进行深层文化理解，继而明确源语中的文化价值，之后用恰当的翻译手段在外文中实现价值再现。“这样的翻译研究才不会流于肤浅、流于表面、流于直观。”（同上：2）

俄语语言文化学把翻译视作语言文化研究的对象，其翻译观与上述文化翻译理论不约而同，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翻译的难点不仅在于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差异，更在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核心是文化观念（культурныйконцепт）。翻译的目的是阐释源语的文化观念意义，在译本中呈现源语语言世界图景和观念世界图景（Евсюкова & Бутенко，2014：224-226）。文本（текст）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包括语词、词组、语句、语篇、言语行为方式等多种语言形式，其中成语、谚语、俗语、格言等是最核心的语言信息单位，翻译的重点在于其文化意义的阐释。语言文化的研究也是语言个性的研究，它是一种深刻的民族文化现象，“每个文本的背后都有语言个性的存在”（Караулов，1989：5）。语言个性体现在言语-语义（共同的民族语汇及结构类型）、认知（概念和观念体系）和语用（言语及非言语交际行为特点）三个层次之中，可以通过语义、认知、语用三个层面的分析揭示语义文化内涵、观念体系、语用特点、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等深层次文化差异，确定文本的民族语言文化特征。语言个性研究的重点是认知层次中观念体系的差异。换言之，决定民族语言个性的关键因素是价值观念。如果说文化翻译学理论从文化学视角阐释了翻译研究的实质，俄语语言文化学则把翻译看作是民族文化观念和语言个性的转换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翻译过程，并揭示语言研究的本质，目的都是揭示语言中的文化价值观。近年来国内俄语学者运用语言文化学理论对中央文献翻译中的文化价值问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姜雅明，2016，2017），就政治文献的文化翻译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三、习近平用典中的价值观

习近平用典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观念体系，可以尝试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个方面来阐释。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习近平善于运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来阐述思想，主要引自《论语》、《礼记》、《孟子》、《尚书》等儒学经典。用典不仅阐释治世之道，还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国内学者田学斌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1）人文品格方面，包容性和忍耐力，亲和友善，博采众长，与时俱进；（2）人文精神方面，重视人的修为，包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孝悌、敬人、交 友、知耻、诲人、乐群以及独特的价值体系——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3）人文思想方面，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民惟邦本的仁政思想、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以及和谐共生的发展观点（田学斌，2015）。上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品格、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即用典翻译价值观研究的焦点。

用典翻译价值观研究还需特别关注语构（语言结构）特点及文化价值。国内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汉语语法的文化形态在于它的灵活性，而汉语的灵性之根在于它的简易性。汉语文章尤其是古文有尚简之风，具体体现在用词之简和文法之简中（申小龙，1995：126-127）。古代汉语里少有表达原因、条件、目的、让步等语际逻辑关系的词语，这些意义关系只有在上下文语境里才能领悟，即所谓的以神统形。而包括俄语在内的西方语言重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俄语句子结构的典型特点是以动词为中心形成框架结构，用各种表达关系的连接词、关联词语表达句子间的逻辑关系。简言之，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文法的突出特点是凝练简洁，重精神领悟；而俄语文法则逻辑严密，讲究外在形态的合理。汉俄语言在语构方面的文化内涵差异需要译者细心揣摩和研究，并努力在译文里再现出来。

四、习近平用典中的价值观在翻译中的呈现

根据文化翻译理论，翻译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译文中再现源语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它们分布在语言单位的不同层级之中，这里仅从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内容层面的文化价值研究主要在语义文化内涵方面，即如何对典故中的核心观念词汇语义进行准确的文化阐释，让外国读者了解典故确切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形式层面的文化价值研究主要在语构文化内涵方面，即如何在译文里呈现源语的语构文化特色，使读者在易于理解的同时体会到汉语的形式之美。

1 语义文化内涵呈现重在“准”

准即是准确无误，尽量保持用典的原生态特色。成语用词高度凝练，尤其是体现核心价值观念的语词，如仁、义、礼、智、信等，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翻译中需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层的了解，对原文仔细研究确定其含义后再选择恰当的外文表达，不能含糊其辞，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汉语的词义替代，更不能误译。下面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译本中几个成语典故的译文为例进行分析。

1.1 “道”的文化内涵定位和翻译

“道”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念之一，文化内涵丰富，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各派名家的思想中所指意义都不尽相同。道家主要指客观规律、自然规律，儒家主要指仁政思想，法家主要指法治观念、法治规约。道在不同时代和上下文语境里的意思也可能不同。翻译时须结合时代背景和上下文确定原义，并选择恰当的外语译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有一句引用率极高的成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俄译本有两种译法：第一卷中译为Когда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Поднебеснаястановится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достоянием.（习近平，2014：233）其中“大道”译成общепринятыенормы（公认的规范或原则）；第二卷中译为ведеткобщему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юПоднебесной.（习近平，2017：207）其中“大道”译成ВеликийпутьДао，意为伟大的道路。如果说第一种译法还能够明白道的意思，第二种译法就比较抽象和模糊，外国人未必看得懂。研究典故原文得知该成语出自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是孔子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时提出的，意思是大道通行的时候天下为全体人民共有（王文锦，2008：51），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为天下所共有，因而可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人民日报评论部，2018：24）。孔子这里所说的大道非同一般的道，是道的最高境界——“大同世界”。此处“道”的具体含义应是儒家提倡的仁道，即以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体系生活中的体现，是治国做人的基本原则，施行大道是指儒家提倡的仁政治国。俄语путь意为道路，是字面意思，великийпуть（伟大的道路）具有抽象的意义，但难以让人联想到某种治国理念。按照上述对原文的分析，此处“道”的含义应是仁爱、博爱天下百姓的意思，与俄语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和гуманность的词义相近。按照这个思路，“大道之行”或许可以译成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на основе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я/гуманности或者управля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 помощью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я/гуманности（仁政治国），这个典故可改译为Управлениегосударствомнаосновечеловеколюбияведеткобщему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юПоднебесной.或者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 помощью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я ведет к общему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ю Поднебесной.

另一则成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在俄译本里的译文是Где есть вещи, там кроется.（习近平，2017：346）其中“道”用俄语拼音代替。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可以从上下文语境里领会道的含义，但是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译文自然不知所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凡有事物所在之处道理就存在（事物存在自有它的道理）。道指的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源或事物存在的理据和道理。我们试用俄语начала（根源、起源、基础、定理）来表达，将成语改译为Где есть вещь, там.

成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俄译本中译为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развивать свою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быть близким к народу, который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дурного и стремится к хорошему.（习近平，2014：233）其中“大学”译为высшаяшкола（高等学校），“道”译为истинная мудрость（真正的智慧）。据考证“大学”一词最早见于商朝甲骨文，为商朝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西周时期把学校正式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统称国学，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大学的教育内容主要以礼、乐、射、御为主，后世称为太学（古代“大”通“太”），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统称四书，是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著作。该成语是《大学》开篇的第一句，以凝练的语言集中阐释儒家修身治国的理想，意为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人民光明的德性，教育人们亲爱人民，使人们达到至善的目标（王文锦，2008：1-2）。笔者认为，此处的意义所指应在为人、处世和治国方面。道是宗旨、核心、要义的意思。“大学之道”既指为人的宗旨，也指处世的原则和治国的方法。这个成语作为《大学》的开篇讲的是修身治国的大目标，文章随后主要谈修身，即做人之道。因此，此处“大学”的意义应为为人、处世、治国的大学问，应译为великое учение（大学问或伟大的学说），把“道”译为основы（基本原理、宗旨、要义），即состоят в том, чтобы...如此赋予抽象的道以具体的文化内涵，外国读者或许能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1.2 “义”的文化内涵定位和翻译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中“义”是一个抽象概括且内涵丰富的道德范畴。孔孟之道都将义作为一种判断准则，从而对某个人的思想言论或者行为是否合宜进行判断，并指出恪守道义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是治国立身的准则，是儒家道义思想的根本。纵观历史人们对义的理解多集中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思想认为，人们所遵循的所有道德规范都是义，义保护的是整体利益，利指的是个人利益。义是第一位的，应当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俄译本里有关这方面的相关成语翻译得比较准确，如把“君子喻于义”译为Благородныймуждумаеттолькоо.（习近平，2014：237）把“君子义以为质”译为Благородныйчеловеквовсехделахсчитаетзаглавное.（同上）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译成Богастваиценности, полученные,дляменякакмимолетныеоблака.（同上：207）这些翻译都是比较贴切的。

而在另一则成语“人不学，不知义”译为Есличеловекнеучится, оннебудет.（同上：255）其中“义”译为правда（真理、真相），意为人不学习就不能认识真理、明辨是非。该句出自中国古代蒙学课本《三字经》。如果从西方文明崇尚科学，探求宇宙真理的人文精神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个译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如果从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角度来看，这个译法就未必合适，因为儒家学说重点探讨治国修身的道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秩序和规则。此处的“义”除了伦理、道德、道义的意思之外，主要指知识和做人做事的道理，比较接近俄语нормаповедения，порядок，принцип的词义。此成语应该是说人要是不学习，就不懂道理，不懂礼数和规矩，改译为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не учится, он не будет.可能会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

1.3 “信”的文化内涵定位和翻译

“信”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道德范畴。在《论语》里“信”的含义一般有两种：一是信任，即取得别人的信任，二是对人讲信用。信者诚也，以诚实之为信，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相互守信。“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都有所涉及。在习近平用典里含有“信”的成语出现频率也非常之高。“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个成语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不讲信誉。俄译本将其译成Разве можно жить, не заботясь, чтобы тебе доверяли?（若是不在意别人是否信任自己难道能够活着吗？）（习近平，2017：207）显然这和原文的意思有些出入。因为这个“信”不是要取得别人的信任（чтобы тебе доверяли），而是对人要讲信用，做人要有信誉。基于用词简练的考虑，笔者大胆尝试用将其简译为Ненадеж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икуда не годится.

“言必信，行必果”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子路》，在俄译本里译成Слова не должны расходиться с делом.（同上）这个译法完全套用俄语的谚语，相当于汉语成语“言行一致”，俄罗斯读者当然一目了然，但却与原文意思不完全吻合。文中用典应首先使读者了解原文含义，如果外语里有相似的成语再作为进一步解释列出。“信”的含义是言语真实，信守承诺，有一些常见的译法都表达了原义，如Давши слово, держись；Взявшись за гуж, не говори, что не дюж；Дал слово–выполняй；Слова всегда верны, поступки всегда действенны等。

2 语构文化内涵的呈现重在“通”

习近平用典用词古雅，句式简洁，可谓言简意赅，深刻隽永。古汉语文字的典雅之美、文法的简洁之美、音韵的和谐之美是汉语文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语言文化价值最高层次的审美范畴。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在准确传达语义文化价值的同时呈现出古代汉语的形态美是译者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里仅讨论最基本的语义通达问题。通是指中外语句的功能对等，译文通顺，符合外语表达习惯。这是语构文化价值呈现的基础。做不到通，再优美的外语表达也是毫无意义的。

2.1 关于“达意”与“传神”

习近平用典很多带有比喻、隐喻等修辞性词语。这类表达的翻译应首先考虑中外语句功能对等，解决语义通达的问题，在原型模仿和功能代偿的基础上可以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国内中央文献翻译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深，总结出很多值得参考借鉴的翻译方法。比如，俄文翻译专家肖德强（2017）研究了习式话语中俗谚语的俄译问题后提出可以采取三种对应的翻译模式：一是等值对应，即在译语中能够找到与原文完全相符的成语形象；二是近似对应，即当译者找不到原文成语的等值物时，就要看译语中是否存在虽然与其所含形象不同，但却具有相同转义的成语；三是仿造对应，即在译语中找不到原文成语的等值对应和近似对应形式时，通过仿造外语的形象单位而形成译文。例如，“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译为Буйное цветение одного распустившегося цветка не создаст весны. Только когда расцветают все цветы, наступает разгар весна.（习近平，2014：351）译者竭力再现原文特色，但是译文显得繁琐。依据成语用词和文法简练的原则可以采用一些简化的译法，如Один цветок еще не весна. С одним цветком весна не приходит.又如，“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译为Для люде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общи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нет преград и расстояний.（同上：437）表达了原文的实际意义，但缺少了山海这个比喻，失去了原文的韵味。我们尝试还原其形象特色将其改译为Не преграды горы и моря, если мысли и цели едины. （Горы и моря не преграды, если мысли и цели едины.）

2.2 关于“意合”与“形合”

中国古代成语典故和诗词多采用排比、对偶等形式，韵味十足，朗朗上口，带有浓郁的汉语音韵之美和儒雅气质。曾经有俄罗斯汉学家在《三字经》的翻译中尝试用三个词对应汉语的三个字，但译文还是不能达到原作的效果。汉语和俄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要想在俄语里呈现汉语的音韵特色非常之难，也没有必要苛求。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相比用词更加凝练概括，以单音词为主，字与词不严格区分，有很多句子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的现象。而俄语是一个特别讲究词法、句法逻辑的语言，需要使用各种关联词语表达词语之间、句际之间的逻辑关系。翻译的重点应该放在准确判断原文的词性特点与把握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方面。以上述《三字经》中的例子来说，尽管俄语译文很难做到三个词对应，但需要把原句的逻辑关系表达清楚。在“人不学，不知义”的俄语译文中（человек не учится,он не будет знать норм и принципов жизни.）表示条件意义的副句前要加если，主句句首加语气词то，表示如果……才……的意思。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俄语译文中（Основы Великого учения...）主句谓语动词需要带间接格的指示词состоять в том（在于），与之相连的带有说明意义的副句前要有连接词чтобы，即состоят в том, чтобы的结构形式表达……（宗旨）在于……的意思。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俄语译文中（трое в пути, (то) один из них непременно может стать моим учителем.）需要在带有概括意义的条件从句前加连接词когда（口语用法，与если相近，表示从许多事实中得出结论）表达只要……就……的意思。

很难翻译的还有带“之、乎、焉”等虚词的成语典故，这些虚词基本都是表示语法关系的功能代偿词，需要译者仔细领会原文后才能确定它们的意思。翻译时有的虚词需要实词化，有的需要省略，有的需要转化成关联词语。成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中有四个“之”字，意思是懂得学习的人不如喜爱学习的人，而喜爱学习的人不如以学习为乐趣的人（人民日报评论部，2015：134）。“之”是代词，指代学习或学问。俄译文为Знающиеуступают тем, кто любит; любящиеуступают тем, кто наслаждается.（习近平，2014：552）能够感觉到译者在力求形合，几个“之”字都译成了俄语不定代词что-либо。但俄语这种不定代词的意义最不确定，表示随便、不分（безразлично что），或说话人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某种东西或特征。显然这个译文与原文意思不太符合。“之”的含义在译文里逐一列举会显得多余，需要考虑俄语表达方式的特点，将内涵意义翻译出来即可，可改译为Человек, умеющийся учиться, уступает тому, кому нравится учится. Желающий учиться уступает тому, кто счастлив учиться.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该成语肯定的语气，没有随便的意思，意合比强求的形合更重要。用учиться（学习）和уступать（逊于）的重叠使用力求表达“之”的叠用特点。

另一则《中庸》中的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用词和文法都十分简练，读起来韵感十足，极富古雅美感。句中的五个“之”字都是代词，指的是学习对象——各种知识，意为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详细地向别人询问，缜密地进行思考，明确地分辨是非，踏踏实实地去践行（人民日报评论部，2015：148）。俄译文Надо «изучать широкий спектр знаний, задавать вопрос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и вдумчиво размышлять, и продуманно претворять полученные знания в реальную жизнь.（习近平，2014：553）将“之”所指的内容或转化为实词“知识”（знаний）和“问题”（вопросы），或内化到动词размышлять中。虽然不能充分展现原文的音韵特色，但清楚地表达了原文的内在含义，是较成功的译文。我们将其进一步简化，并加上连接词чтобы明确内在逻辑关系，改译为Надо «получать глубокие знания, задавать вопросы, вдумчиво размышлять, чтобы полученные знания претворяли в жизнь».

五、结语

习近平用典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习近平论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用典翻译中需要高度重视文化价值观的阐释问题。语义层面的文化价值阐释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原文词义，语构层面需要深刻领会用典的文法结构和修辞特征。在对原文文化准确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翻译技巧，将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有机地融入到外语的形式之中，充分展现用典的文化价值观。只有这样的翻译才能达到深层思想和精神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是初步和片面的，文中观点和译文定有不妥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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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Xi Jinping’s Quotations

JIANG Ya-ming

As a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activity, translation fundamentally intends to boost communication of values. Cultural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intends to transfer the cultural values embedded in the source text based on the translator’s in-depth comprehension. Xi Jinping’s quotations reflect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culture with a strong flavor of humanism. The translation of Xi’s quotations on both semantic and syntactic aspects can help deliver the cultural values to the target audiences.

Xi Jinping’s quotations; values; cultur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315.9

A

1008-665X（2019）2-0012-09

2019-02-17；

2019-02-23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的认知与传播研究”（TJWYZDWT1801-01）

姜雅明，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