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英

(广西民族大学 预科教育学院，南宁 530006)

众所周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大力对外宣传和译介的重磅中央政治文献。《习》包含大量用典，其中英文版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英文版广受海外读者追捧。《习》对外翻译的成功，正逐步成为国内译界研究的热点。笔者2020年11月19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为“主题条件”检索出：自《习》第一卷出版以来，研究《习》英译的论文总数159篇，研究视角主要从文化翻译观、生态翻译学、功能目的论等展开，研究内容既有宏观层面的启示经验谈[1]、翻译策略研究[2]，也有微观层面的隐喻研究[3]，标题、注释等副文本翻译研究[4]，典故、文化负载词等中国特色话语翻译研究[5-6]。其中，《习》用典英译相关研究文章仅11 篇(含硕士学位论文5篇)，占《习》英译研究论文总数的6.9%，而研究《习》用典英译对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仅3篇)。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借用许氏“三化”论，对《习》用典英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对外构建和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之成因和手段做一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现状与问题

我国对外宣传(翻译)如何消除西方舆论偏见，在国际上构建良好中国形象，一直以来都是国内译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也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关于国家形象的核心概念，我们发现学界已达成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国家形象包括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前者即自我形象，后者即他者形象。二是国家形象具有多维性，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多方面。因此，中国国家形象可划分为中国政府形象、中国政党形象、中国领导人形象、中国文化形象、中国人形象等[7]70。三是国家形象的塑造分为自塑和他塑。自塑是指一国政府、机构和民众塑造的国家形象，他塑是指国外政府、机构和民众塑造的国家形象[7]71。

2020年9月15日，《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2019》)在北京发布。这是党的十九大(新时代)以来，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实施的第二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是其开展的第七次中国形象全球调查。本次调查在全球22个国家同步展开，受访者达11000人，新增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等热点话题，更加立体、全面地呈现出国际社会对2019年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8]。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有：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继续上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领域表现认可度均获提升、中国“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形象备受期待、共建“一带一路”获得更多海外认知与了解[8]，等等。

然而，该调查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形象分数为6.3(满分为10)，刚达到“及格水平”，且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仅5.3，低于前三年的5.6、5.4，呈下降趋势(如图1所示)；海外受访者认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方面是中餐(53%)、中医药(47%)和武术(43%)，而对孔子、儒家思想、文化典籍等中国文化精髓了解甚少；在中国执政党形象方面，海外受访者中仅有38%选择“全面从严治党”、28%选择“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且对“反腐败成效显著”“学习和创新能力强”等方面缺乏认知。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之路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文化形象、中国政党形象等对外传播亟待加强，文化软实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构建肩负和传播国家形象重要使命的政治文献对外翻译，已经有所作为，也将大有可为，必将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图1 中国整体形象得分[9]

二、《习》用典：分类展示国家形象

本文所提“用典”意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或有来历出处的词语”[10]，且以引号为标志的典故引用。据我们自建语料库数据统计，《习》包含大量用典，共计347次、321条(重复引用的同一条典故计为1条)，其中第一卷用典145次、第二卷120次、第三卷82次。因此，做好习近平用典的翻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构建和传播一个积极、健康、进步的中国形象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发现，习近平用典主要分为八大类，即治国治党类、天下情怀类、修身立德类、励志劝学类、信念笃行类、创新任贤类、人民至上类、生态辩证类。

治国治党类，是指通过用典来阐发治国原则、思想和智慧，表达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如“治大国若烹小鲜”“法者，治之端也”。此类用典79条，占用典总数的25%。天下情怀类，旨在表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情怀和崇高目标，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修身立德类，指通过用典阐明修身立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无论党员干部还是公民百姓，都必须修养心性、树立德业，如“德者，本也”“与人为善”。天下情怀类和修身立德类各占约15%。励志劝学类，即通过用典激励人心，振奋精神，规劝广大青年特别是党员干部勤学、好学、乐学。此类用典40条，约占12%，如“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信念笃行类用典，表现的是“四个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信念源于笃行，踏实苦干是信念的有力支撑。此类用典33条，约占10%，如“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创新任贤类用典，体现了创新驱动、人才为要的发展战略，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民至上类用典，既表达了习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挂在心头、念在心头的人民情怀，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的执政观，如“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生态辩证类，指通过用典表达人与自然相和相谐的生态观、科学全面地看待事物和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创新任贤类约占8%，人民至上类和生态辩证类各占约7%。

由此可见，《习》用典丰富，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从治国治党、天下情怀、修身立德、人民至上等八方面展示了一个全面、积极、进步的中国形象。

三、新时代政治文献对外翻译：创新理念，助推中国形象对外传播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那么，作为国际传播重要渠道的新时代政治文献对外翻译，如何提高传播能力、推动中国形象对外的有效传播？创新理念是关键。

长期以来，政治文献翻译坚持“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观，必须“紧扣原文，不得随意增删”[11]。这样的翻译观，历来成为政治翻译界的共识。不可否认，在此翻译观指导下，老一辈政治文献翻译家们成功翻译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政治文献，为政治文献翻译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正日渐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中，中国的一举一动更受世界各国的关注，其政治文献的受众群体较之过去也已明显不同。“一二十年前我们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图书，是给少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看的”[12]78，供他们作“档案文献”查阅[13]。因此，一直以来，在“政治正确”和“紧扣原文”的传统下译出的文献再生硬，这些读者也能接受。但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最大的区别是“读者、受众变了”,“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我们的受众迅速地增加，我们的译文面对的不再是少数外国专家，而是57亿外国人”[12]78。尤其近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更多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多的国家政要希望学习中国的治国方略，越来越多的海外大众希望了解中国的国情。鉴于此，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新时代政治文献翻译，有必要抛弃“紧扣原文”的陈旧观念，创新翻译理念，在坚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以通俗易懂、大众“想读”“爱读”的译文，“帮助不懂中文、却又渴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读懂中国、了解中国”[14]。

这一点，恰巧与许氏“三化”论不谋而合。从《习》用典诸多成功的翻译实例来看，时时可见许氏“三化”论的影子。许渊冲先生在继承和发展钱锺书“化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化”翻译方法论，将“化境”具体细化为“等化”、“浅化”和“深化”。“等化”即译文与原文信息对等，不增不减，实现手段包括正词反译、反说正译等，使人“好之”；“浅化”即译文信息弱于原文，即把原文形象、具体语言和意象化为一般性语言，实现手段包括减词、合译、一般化等，使人“知之”；“深化”即译文信息高于原文，译文与原文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意象上都与原文保持基本一致，略高一筹，实现手段包括加词、分译、转译、具体化等方法，使人“乐之”[15]94。许氏认为，“三化”的目的是实现“三之”，“三之”中的“之”指译文读者。可见，许氏“三化”论体现的是读者关照，这与新时代政治文献翻译的目标不谋而合：“时代不一样了，语言在变，受众在变，过去就是为了翻译而翻译，现在不一样了，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讲好的中国故事，而是把这件事说得圆满，说得动听，让人听进去。现在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就不能那么机械地翻译了”。[12]78“等化”可将中国故事“说得圆满”，“浅化”能使中国故事“让人听进去”，“深化”可将中国故事“说得动听”。当然，许氏“三化”论并非只重视读者关照，而置原作者于不顾，相反，他认为：“好的翻译注重两种文化的统一，达到译语优势和忠实原作的辩证统一。”[15]97“三化”就是在忠实原文内容精神的前提下，发挥译语优势，既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内涵，又让译文读者“好之”“知之”“乐之”。这与新时代政治文献翻译应在坚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以大众“能读”、“能懂”甚至“爱读”的译文满足读者需求，构建并传播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这一翻译理念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在当下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情境下，我国的政治文献对外翻译，要讲好中国故事，有效构建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采用许氏“三化”策略不失为有效助推手段之一。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使中国形象“走出去”，可用“等化”使人“好之”；使中国形象“走进去”，可用“浅化”使人“知之”；使中国形象“走深入心”，可用“深化”使人“乐之”。

四、《习》用典翻译：许氏“三化”论助力国家形象构建与传播

用典以独特的语言形式传递丰富的价值精神，代表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翻译过程中必须挖掘中国话语内涵，使译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达到情感共通和心灵共鸣。同时，政治文献中的用典是为用典人表达思想观点“服务”的，与纯粹的典籍翻译不同，译者在翻译政治文献用典过程中，须时刻牢记原文的用典目的，在上下文语境中对用典作出适切性翻译。若翻译处理不当，译文读者就无法“读懂中国”“了解中国”，中国形象就无法“走出去”，甚至有可能引起译文读者的误解，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众所周知，许渊冲一生翻译出版了120余部中华典籍译著，从一开始就将“为何译”定位为：“把中国文化引进世界”，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最终实现建设世界优秀文化的梦想[16]。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层面而言，许渊冲就是要通过翻译向世界传播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让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赢得话语权。这是许氏翻译思想的根基和出发点。

我们研究发现，《习》译者在中西文化之间“求同”的基础上，成功传译了用典的“中国话语内涵”，使译文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通和心灵上的共鸣，从而成功构建和传播了一个积极、进步的中国形象，不但使中国形象“走出去”，而且使中国形象“走进去”“走深入心”，这一点，可由许氏“三化”论加以论证(见表1)。

表1 《习》用典翻译方法统计

上表(表1)表明，《习》用典之翻译，恰当运用了许氏“三化”法，其各种不同的细节处理，都可从许氏“三化”论中得到诠释，不妨看几则实例。

例1：“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17]96

译文：“One should be mindful of possible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downfall in times of survival, and chaos in times of stability.”[18]120

例2：“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9]

译文:“The sharpness of a sword results from repeatedgrinding,while the fragrance of plum blossoms comes from frigid weather.”[20]

这是“等化”使“好之”。例1、例2译文几乎一字不漏，将原文内容和盘托出。例1用三个in times of再现了原文的“重复”修辞，既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又在总体上实现了译文与原文信息的全额对等。例2不仅内容与原文对应，且前后分句采用相同的“S-V-O”句式结构，sharpness和sword、from与fragrance、frigid押头韵，再现了原文古诗句的“形美”，增添了“音美”。

《习》中大部分用典所涉文化价值观是中西相通的，因此译者运用“等化”译法，在力求尽量保留原文形式特点的基础上，全额翻译原文内容，确保把“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讲圆满，满足译语读者期待，助推中国形象“走出去”。《习》译者采用“等化”法翻译用典高达194次，约占总数的56%，体现了译者在国家形象自塑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见表1)。

例3：“天地之大，黎元为本。”[21]79

译文: “In a country, the peop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22]83

例4：“莫用三爷，废职亡家。”[21]165

译文: “Give close kin official posts and lose your job and ruin your family.”[22]181

这是“浅化”使“知之”。上述两例中，译者经“浅化”手法，将“天地之大、黎元为本”缩减为“国以民为本”，而“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则将“三爷”淡化为close kin(至亲)，隐去文化空缺项，使译文读者“知之”。为讲好中国故事，助力中国形象“走进去”，《习》译者采用“浅化”译法，即通过减词和一般化手段把原文形象、具体的语言和意象，化为一般性语言，用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实现跨文化交际。在《习》共347次用典中，译者采用“浅化”法翻译的有71次，约占总数的20%(见表1)。

例5：“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17]125

译文：“In the face of all blows, not bending low, it still stands fast.Whether from east, west, south or north the wind doth blast.”[18]150

例6：“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1]317

译文: “The rich wine and dine, the poor starve and die.”[18]346

这是“深化”使“乐之”。例5通过“深化”手法，将原典译成两句，增加了原文形式所无、实则内容所有的not bending low(不弯腰、不低头)，使译文更加形象生动，具有“意美”；再者，炼词用字精妙，blows与low押/ʊ/韵、blows与bending、still与stands押头韵，fast与blast押尾韵，具有“音美”，可以说毫不逊色于原文，足以使译文读者“乐之”。

例6以“动”译“静”(wine and dine/大吃大喝,starve and die/挨饿致死)，发挥译语优势，充分传达了原文的“意美”；原文两个五字句，译文亦如此，精准再现了原文的“形美”；原文不押韵，译文wine and dine押尾韵/ain/，且与die押/ai/韵，具有“音美”。因此，译文读起来比原文更生动，不仅使译文读者“好之”“知之”，更能使其“乐之”了。

许渊冲认为，发挥译语优势的“深化”法，可以使译文比原文更深刻、更生动，达到“乐之”的效果。《习》译者在翻译用典过程中，所追求的不仅是让译文读者“好之”“知之”，还适当采用“深化”手法，使其“乐之”，努力使中国形象“走深入心”。《习》译者共采用“深化”法75次，约占总数的22%(见表1),足以体现译者团队充分发挥译语优势，为塑造立体、全面、积极的中国形象做出了孜孜努力。

图2为《习》用典翻译中“三化”用法对比图。

图2 《习》用典翻译方法对比图

五、结语

面对国际话语体系“西强东弱”的局面，译者团队深知《习》对外翻译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使命，“有着强烈的中国话语自信与话语自觉意识”[5]86，在充分理解用典原本含义和当下内涵的基础上，采用以“等化”为主、“浅化”和“深化”为辅的翻译方法，既注重用典所反映中国形象的自我构建，又重视“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既使译文读者“好之”，又力求使其“知之”“乐之”，为提升中国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时代对外翻译如何助力中国形象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走深入心”树立了典范。